現(xiàn)時代的中國書寫

——林建法編《2008年中國最佳中篇小說》序

　　讀書的時候，有一次在課堂上，不知道是由于怎樣的話題，謝冕先生很開心地說起一位前輩詩人在題贈給他的一本書中，尊他為“謝冕選家”。身為一位著名學者和著名的詩歌批評家，謝冕先生很特別地開心于被稱為“選家”，我想，一定是由于“選家”所從事的工作也有著特別的快樂和特別的成就感吧？林建法先生堅持數(shù)年、樂此不疲地編選小說年選，他在這樣的工作中，一定也同樣體驗了諸多這樣的快樂和這樣的成就感。我能想像他在每一年度的眾多作品中潛心閱讀、很細心地斟酌和遴選的勞作與辛苦，更能想像出他在這樣的辛苦中不時會有的發(fā)現(xiàn)的驚喜。我想，這種發(fā)現(xiàn)的驚喜，就是我所以為的“選家的快樂”了�！斑x家的快樂”由此而來，而選家的成就感，卻是由選本的意義與價值所奠定。在文學作品的傳播與接受、文學史格局的形成，特別是文學作品的經(jīng)典化過程中，選本的意義與價值是毫無疑問的。選家們的獨特貢獻與他們的重要性，理應(yīng)得到應(yīng)有的評價。這些年來，出版界盛行著文學年選的出版，這種在時間上與創(chuàng)作幾乎同步的編選實踐，實際上還是一種特殊的文學批評方式，它不僅是對上一年度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集中檢閱，還是對文學現(xiàn)狀的特殊與及時的引導與介入。正是在這樣的檢閱、引導與介入中，一個年度的重要作品得以確認，而一些值得重視的文學動向和重要問題也被編選者所突出與強調(diào)。所以我說，文學年選，其實還是一種反思，一種總結(jié)，一種對新的創(chuàng)作傾向與文學可能的揭示與把握。某種意義上，正是在這些很多方面，體現(xiàn)了一位選家獨特的眼光與關(guān)懷，也決定了一部文學選本的意義與價值。

　　對于中國來說，2008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1978年開始的中國改革恰滿30周年。在這個年份中，社會各界都曾經(jīng)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望與總結(jié)這30年的歷史性成就，形形色色的會議、儀式、電視節(jié)目、新聞報道和紀念活動，都在呈現(xiàn)和書寫著這30年的歷史記憶與中國現(xiàn)實。中國書寫，成為2008年的中國最為重要和最為廣泛的社會書寫實踐。但在這些面廣量大的書寫實踐中，甚囂塵上和占據(jù)主流性地位的，主要是那些對改革開放以來輝煌成就的激情敘述、樂觀總結(jié)和充分體現(xiàn)出信心與豪邁的關(guān)于“大國崛起”的自我想像，我們的文學所書寫的中國——這也許更加重要、更加獨特、也更加深刻的中國書寫——卻亟待我們及時地總結(jié)與呈現(xiàn)。也許正是由于意識到了這樣的問題與責任，林建法對2008年中篇小說年度遴選的最為主要的精神關(guān)切，才集中于作品中的中國書寫，集中于這樣的書寫所具有的獨特性、豐富性與深刻性。2008年，也許只有這樣的書寫，才能幫助我們接近真正的中國；也許也只有這樣的書寫，才能充分體現(xiàn)現(xiàn)時代的我們所應(yīng)具有的真正的中國精神與中國情懷。通過一個年度選本，非常自覺地尋繹和突顯文學知識分子不囿時流的精神立場，發(fā)掘和弘揚現(xiàn)時代的人們真正深刻的中國書寫，也許正是林建法在這個選本中所欲貫徹的編選原則和深遠用心。

　　一

　　在為林建法編《2007年中國最佳中篇小說》所作的序言中，[1]施戰(zhàn)軍曾用“中國敘事”這樣的說法來把握林氏年選的基本特點，而我在這里所使用的，卻是“中國書寫”這樣的說法。我在這里所說的中國書寫，主要指的是對中國社會和廣大民眾的精神、命運與生存的自覺書寫，這樣的書寫，應(yīng)該充分體現(xiàn)出文學知識分子所應(yīng)具有的真正獨立的精神意識與話語立場。當然，這樣的概括似乎有點過分的抽象與空泛，表現(xiàn)在林建法所選的具體作品中，顯然要更加生動，也更加豐富。

　　見證與回望改革以來的中國歷史與中國現(xiàn)實，是艾偉的《樂師》、葛亮的《阿霞》、魏微的《在旅途》和勞馬的小說《煩》所具有的共同特點。而這些作品中的見證與回望，大多又是通過對時代現(xiàn)實和歷史變遷中諸多人物的精神、命運與生存的書寫來完成的，其中既有突出的批判精神、悲劇意識與歷史感，也有令人動容的精神傷悼與人生反芻。

　　艾偉《樂師》中那位服刑多年終得出獄的樂師呂新對于女兒呂紅梅的尋找，以及他在出獄后的社會經(jīng)歷，特別是他對女兒一家真實生活逐步深入的了解，實際上使他非常自然地扮演了一位典型的見證者的角色。二十年的刑期，使他的出獄成了對于現(xiàn)實人生與社會生活的重新進入與回歸。他與現(xiàn)實的遭遇，因此也成了見證。這二十年，占取了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的主要年份，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以及其中廣大民眾的人生悲歡與命運浮沉，許多都發(fā)生于這一個時期。無論是于誰而言，二十年的刑期都非同小可。而對呂新來說，他正是在服刑中由中年步入了老年，他的包括酗酒在內(nèi)的很多惡習都已在刑期糾正�！岸�十年的改造，讓他可以過簡單的生活了。只要能吃飽，他就可以活下去。他什么苦都能吃了”。他在內(nèi)心中，似乎已是確定無疑地以為：“他什么苦都能吃了”。但是他哪里知道，他的刑期并沒有結(jié)束？他的二十年的刑期甫才結(jié)束，新的刑期復又開始，而且在實際上，這一輪的苦刑更可能會使得他難以承受。

　　呂新的新一輪苦刑開始于初冬。正是在這樣的時節(jié)，他開始了對女兒的尋找�！俺醵�，滿大街都是落葉，風一吹，落葉滿天飛。空氣顯得干燥而清冷。這讓他有一種回到從前的幻覺。奇怪的是，從前的生活在他的回憶里竟有了安靜而溫暖的氣息。他的心里突然涌出一個念頭，他要找到女兒。他想看看她，至少應(yīng)該知道她生活得好不好。他抬頭看了看天。天色昏沉，像是要下雨了。一陣風吹到他的臉上，癢癢的。他意識到自己流下了眼淚�！边@樣的敘事基調(diào)低沉、凄清，卻也有著回憶與希望帶來的溫暖。但是隨著尋找的展開，他所看到的，卻越來越是他不堪忍受的現(xiàn)實，而他所體驗到的，也越來越是痛苦與絕望。一方面，他在已然陌生的省城中的種種經(jīng)歷——立交橋、歌舞廳、雜亂的廣場、地下室、黃德高、馬臉男人——都使他一一見證著社會現(xiàn)實的怪誕、混亂與險惡；另一方面，他在真正進入了女兒的生活后，所見證與回望的，卻是女兒二十年的艱辛和對他來說更加切身的殘酷現(xiàn)實。

　　在當下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中，女兒呂紅梅一家無疑處于社會的底層。呂紅梅們的生活，才是中國最為廣大和最為真實的生活。呂紅梅夫婦，一個是二十年來歷盡艱辛、母喪父囚的“孤兒”，一個是三十年前的對越戰(zhàn)爭中保家衛(wèi)國、英勇立功的殘廢軍人。他們的生活歷盡艱辛，他們貧苦、卑微、無告，面對這些，這不禁使“呂新的心中充滿了悲哀。現(xiàn)實就是這么殘忍，殘忍得讓人無法面對。他有一種深刻的無力感。他的存在對紅梅來說毫無作用，他幫不了她任何忙。他傷害了她，但他無法彌補她。他是多么無能�！ぁぁぁぁぁに�甚至覺得自己還是呆在勞改農(nóng)場更要好一些。也許一輩子不出來，紅梅會更安寧一點。他也會更安寧一些。這樣，也不用面對殘酷的現(xiàn)實了。”這就是在經(jīng)歷了新一輪苦刑后，呂新的最為深刻的感受。正是由于這樣的感受，他才在最后作出了近乎荒謬和令人難以置信的選擇：他試圖以搶竊銀行、故意作案的方式重回監(jiān)獄。當然，我們并不能根據(jù)呂新的選擇作出獄外現(xiàn)實反不如監(jiān)獄的簡單論斷，相對于社會現(xiàn)實的實際變遷，這樣的論斷顯然也過于極端，但是對作品中的呂新來說，他的選擇顯然又相當合理，因為這無疑源自于其自身最為切己的絕望與傷痛，源自于其無法面對的痛苦現(xiàn)實。如果我們硬是要將他的選擇視為是對這些年來的歷史實踐與社會現(xiàn)實特別是其中民眾生存的某種批判，那這種批判，顯然也只是他個人的。但是從創(chuàng)作主體的角度來說，這無疑是一種相當獨特和個人化的中國書寫。

　　但這樣的批判和這樣的書寫，在我們這個時代尤其珍貴。它足以揭穿、修正和擊潰那些主流性書寫的膚淺、虛妄與遮蔽，讓我們接近真正的中國，不失其職地顯示文學應(yīng)有的意義與尊嚴。在此意義上，艾偉的《樂師》無疑是一篇相當重要的力作。它以一種相當特殊的構(gòu)思方式對近二十年的中國歷史、現(xiàn)實以及其中廣大民眾的精神、命運與生存作出了獨特有力的個人化書寫。

　　與作品中的呂新一樣，艾偉似乎也是位“樂師”。他的小說，便是他所演奏的樂曲，是一首充滿著濃重的感傷、絕望與愧悔的低回動人的哀曲。呂新對女兒的一次次尋找與一次次接近，實際上就是艾偉對音樂中的“重復”藝術(shù)的借用。他讓這些往復不斷的尋找與接近重復出現(xiàn)，使得敘事旋律般地推進與展開，而作品的敘事語言，卻又是那樣的沉緩與克制，它與不斷重復的敘事一起，共同形成了作品哀婉動人的樂感。而這樣的樂感，又輝映、交織甚至籠罩于作品中屢次出現(xiàn)的肖邦的《馬祖卡舞曲》，更使作品充滿了音樂的氛圍。但是在另一方面，小說之中《馬祖卡舞曲》的意義與功能又遠不至此。她不僅聯(lián)系著呂新、呂紅梅和小外甥三代人的身世，更是他們的精神深處對于幸福的向往。所以說，她還是希望。她還是底層民眾在他們灰暗無告的生存中所看到的近乎惟一的光亮——“這是一首歡快的樂曲，音樂跳躍而歡鬧，有點俗氣，但又有一種浪漫氣質(zhì)。聽著這音樂，你會覺得有無數(shù)人聚在一起盡情起舞”。呂紅梅一樣的無數(shù)的人們，他們所生活的老街雖然“房舍破舊，道路狹小”，但是“此刻，這音樂把這安靜的老街照亮了”。也像是詩篇，艾偉在批判性地揭示當下中國呂新和呂紅梅們痛苦絕望的精神與生存的同時，也給了他們光亮，給了他們希望與安慰，雖然這光亮是那樣的隱約、微弱、遙遠和渺茫。

　　實際上，光亮離他們并不遙遠，她就在民眾的精神深處。葛亮的小說《阿霞》便讓我們相當真切地看到了這一點。和《樂師》一樣，《阿霞》也是一篇關(guān)于見證的小說。見證與回望，也同樣是這篇小說最為基本的精神姿態(tài)。

　　《阿霞》是一篇“外來者”的故事，主要寫的是大學生毛果在一家小餐館中實習打工的經(jīng)歷。正是在這次實習中，毛果見證了一群打工者的生活，見證了他們的艱辛、不易和他們之間相濡以沫的團結(jié)。打工者的生活是這些年來的很多小說都曾書寫過的中國現(xiàn)實。而《阿霞》的意義卻在于，它超越了很多同類題材作品中的所謂“底層寫作”，也超越了很多同時代作家的其他寫作，具有了文學最為可貴的精神品質(zhì)。在此方面，韓少功的評價很值得引述。韓少功認為，“葛亮的《阿霞》是真正感覺力強大的小說。一個‘缺根筋’的底層女孩，一種堅強、美麗、充滿隱痛的人生，被多少人排除在感覺之外，卻在葛亮的紙面上呼之欲出，其變化多端的形態(tài)和細致入微的內(nèi)心，被高精度地感受、捕捉、顯影、強化，并且最終給予簡潔的表述。這種得心應(yīng)手的造型筆墨，飽含著清鮮欲滴的感覺，只是它指向他者，不光是指向自我；指向貧賤，不光指向豪奢；指向本真，不光指向流行——從而與傳媒上大量的無病呻吟拉開了足夠的距離。給這篇小說戴上一頂‘底層文學’的帽子當然不算太難，但這顯然不足以描述它在我們心里的打擊和震波。這個作品對一般政治和道德立場的超越在于，它昭示一個人對藝術(shù)的忠誠，對任何生命律動的尊崇和敬畏，對觀察、描寫以及小說美學的忘我投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這個時代感覺僵死癥的療治者之一。諸多‘人已經(jīng)退場’、‘個性已經(jīng)消亡’、‘創(chuàng)作就是復制’一類的后現(xiàn)代大話，都在這一位年輕小說家面前出現(xiàn)了動搖”。[2]韓少功對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和小說技術(shù)的把握與分析，和他對《阿霞》在當下中國文學背景中的重要意義的突出強調(diào)與高度評價，無疑都相當精辟，但我還認為，《阿霞》的意義遠不至此。

　　前面我說過，《阿霞》屬于見證者的文學。它通過毛果的眼光與經(jīng)歷，不僅見證了我們這個時代底層民眾的艱難生存，更是揭示了他們精神的光芒。這樣的光芒，不僅存在于為了子女而歷經(jīng)磨難甚至是不顧尊嚴的阿霞父親的身上，也存在于性本純良但卻因為家庭的原因被迫竊款的安姐那里�！栋⑾肌分械墓び褌冸m處底層，但是他們相濡以沫、團結(jié)互助，而又不失基本的底線與原則，他們的靈魂，有著一種慈悲、溫厚和淳良的光芒，而這樣的光芒，同時還有令人尊敬的正直、誠實與尊嚴，我以為這在阿霞的身上，表現(xiàn)得最為突出。誠如韓少功所指出的，小說中的阿霞是一個所謂“腦子有病”的“一根筋”式的底層女孩，或者不如直接地說，她就是一個雖屬輕微卻又十分典型的精神病人。但她的病癥，卻主要是正直、善良、不諳世故的單純和絕無機心的誠實。如果我們在福柯的意義上來思考，那么在精神上患病的根本不是阿霞，而是我們。我想我們每一位讀者在讀到阿霞出人意料地對安姐的揭發(fā)時，都會生出驚愕的感覺并對阿霞的舉動作出“忘恩負義”的指責，而當后來，在我們讀到她拿出全部的積攢去看望病中的安姐時，又都會為自己前面的指責而羞愧不已。我以為正是在這樣的行動中，阿霞的品格迸射出了光芒。這是一種因為過分的世故而喪失原則的我們所一度忽視的光芒。這樣的光芒令我們羞慚，但也在本質(zhì)上真正維護了勞動者的尊嚴。仿佛是一記記響亮的耳光，小說中的阿霞時常會以她“精神病人”所往往特有的“出其不意”的言行抽打著人們，抽打著這個貌似正常的時代與社會。在這樣的意義上，《阿霞》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意義，就在于它以其相當獨特的方式對我們的時代作出了有力的精神批判。

　　和小說中的很多人一樣，阿霞的命運自然是悲苦的，她的處境也足夠卑微，而現(xiàn)實又無情地給她不斷帶來新的打擊。相對于正常的人生，相對于呼嘯前行的時代，她的結(jié)局注定是悲慘的，她注定只會是一個蟄居鄉(xiāng)間的村婦而被“遠遠地”拋棄在社會的底層和時代的“后面”。這正如作品在最后所寫的：“阿霞遠遠地在后面了”。她的注定遠去的身影，既讓我們心酸，也讓我們難以釋懷。葛亮的小說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它既是對時代與現(xiàn)實的批判與指控，也在向我們強烈地提醒與呼告：我們不應(yīng)該不顧念阿霞！不應(yīng)該忘記世界上還有很多像阿霞一樣的人們！因為一段見證，一段短暫的實習經(jīng)歷，作為一位年輕的知識分子，毛果那么早就開始回望了。正是在這樣的見證與回望中，毛果發(fā)現(xiàn)了阿霞，發(fā)現(xiàn)了像阿霞一樣的底層的人們。知識者和民眾之間的關(guān)系一直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中的基本主題和一種最為常見的敘事模式，見證、認同、悲憫······，這樣的故事，在葛亮的小說中，具有了新的時代性內(nèi)容。

　　二

　　在上面的文字中，我以較多的篇幅談?wù)摿恕稑穾煛泛汀栋⑾肌�。因為我認為，在2008年的中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它們是兩部不可多得的精品和力作。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兩篇作品還出自于兩位相當年輕的作家之手，這不能不讓我們感到特別的興奮與欣慰。

　　實際上除了上兩部作品，以見證與回望的精神姿態(tài)自覺書寫這些年來的中國歷史和社會現(xiàn)實，在勞馬的《煩》和魏微的《在旅途》等小說中，一樣有著相當突出的表現(xiàn)。勞馬的《煩》所寫的是一位叫做沙胡的哲學教授，在當前這樣“淺薄勢利的時代”中，即使他身處高等學府也顯得不合時宜，產(chǎn)生了“煩到了極點”卻又“只能忍受”的痛苦體驗。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回到了闊別二十六年的家鄉(xiāng)。但讓他震驚的是，“記憶中的家鄉(xiāng)完全變了模樣。存留于腦海浮現(xiàn)于夢中的小鎮(zhèn)街景已是面目皆非了”。到處是喧鬧，到處是嘈雜，到處是“花里胡哨”的所謂“繁榮”。而昔日的師友們也都運命各異，花樣百出。對于這位精通海德格爾的哲學教授來說，實際上他已沒有了家園。他在家鄉(xiāng)所體驗的，仍然只是“煩”。通過一次失敗的回歸，勞馬的小說在見證二十多年來的鄉(xiāng)土變遷的同時，從一個相當重要的角度揭示了這種變遷的精神后果。正是在對這種變遷的見證與回望中，勞馬的小說對我們這些年來的歷史實踐和社會現(xiàn)實作出了有力的精神批判與嘲諷。

　　在勞馬的小說中，“在旅途”的哲學教授沙胡所體驗的是日常的或海德格爾意義上的“煩”，而女作家魏微則在其名曰《在旅途》的小說中，同樣也寫了一位“在旅途”的成功人士李德明，但是李德明的精神痛苦，卻是不同于“煩”的落寞與凄涼。作為一位投資公司的副總，李德明的經(jīng)濟收入、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萬人欽羨的典范與夢想，實際上，簡直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卻在精神和情感上十分落寞：“這些年來，李德明偶爾就會‘落寞’來著，恍若一陣空穴來風，他心里突然就空蕩蕩的，像有什么東西在往下沉”。人生中途，在他功成名就的今天，他卻在重新翻檢著自己的人生：“他發(fā)現(xiàn)他這一生全錯了，已經(jīng)來不及糾正了”，“當年那樣一個沉著穩(wěn)重的青年，誰會想到，二十年后會變得這樣猴急焦躁？就仿佛他們每個人都在一條路上狂奔，這其中細微的變化，一年兩年看不見，待十年二十年猛一回頭看，那真是觸目驚心”。在一個孤寂落寞的長假，二十年來一路狂奔的李德明終于在思考：他的人生到底在哪里發(fā)生了差錯？正如他所進一步追問與自省的，“這些年他每走一步，都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可還是錯了；所以說這不是他的問題，錯是不可避免的，悲劇無論如何都躲不過”。在魏微的小說中，導致了李德明的悲劇的，只可能是他和我們所共同處身的時代——“外面是浩浩的時代的風，從遠古吹到今天”、“在他們的身后，是一個時代的富貴溫柔”······在小說中，魏微不僅書寫了李德明對自己近二十年人生的痛苦反芻，還很自覺地拷問了時代。在小說的開頭和結(jié)尾，作家特意書寫了兩段旅途中近乎荒誕和嘈雜混亂的場景，這樣的場景，顯然是作家所刻意尋找到的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象征和典型病相——要知道在小說中，開始部分的場景，實際上與李德明的故事毫無干系，無疑是作家的刻意安排。確實如此，還有怎樣的場景能夠更加典型地代表我們的時代呢？無論是魏微的《在旅途》，還是勞馬的《煩》，抑或是艾偉的《樂師》，都很特意和不約而同地書寫了這樣一種混亂嘈雜、荒誕不堪的時代景象，這樣的景象，正是我們時代的典型象征，也是作家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共同見證。我還應(yīng)該指出的是，這幾篇小說除了共同指認了我們時代的病相，它們所回望的歷史時期，也恰都是我國的歷史變革最為迅猛的近二十年，無論是呂新(《樂師》)，還是李德明(《在旅途》)和沙胡(《煩》)，他們所見證、回望與反芻的，都恰好是二十年來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以及其中的現(xiàn)實人生。非常明顯，這幾位作家都在以見證與回望的精神姿態(tài)相當自覺地書寫著中國，書寫著中國社會這些年來的歷史變遷以及其中蕓蕓眾生的精神、命運與生存，在那些“主流性”的中國書寫外，提供了別一種深刻的書寫。

　　當然，別一種深刻的中國書寫在遲子建的《布基蘭小站的臘八夜》、王安憶的《驕傲的皮匠》和葉舟的《羊群入城》等作品中，則又有著另外的內(nèi)容。這幾篇小說都寫的是“鄉(xiāng)土中國”。鄉(xiāng)土中國，一直都是中國現(xiàn)當代作家最為重要的精神關(guān)切和他們作品的重要內(nèi)容。鄉(xiāng)土小說，也是中國現(xiàn)當代小說中數(shù)量最多、成就最大、也最成熟的小說類型。但近年來，鄉(xiāng)土小說的創(chuàng)作卻出現(xiàn)了很多新的變化，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集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在城/鄉(xiāng)關(guān)系的背景或模式中來書寫鄉(xiāng)土的作品，比如表現(xiàn)“城/鄉(xiāng)沖突”或“鄉(xiāng)下人進城”的作品，就一直處于興盛不衰的狀況，至今仍然，是中國現(xiàn)當代鄉(xiāng)土小說史上這類作品出現(xiàn)得最多的時期。但就是在這樣的潮流中，遲子建等人的上述作品，卻展示了相當獨特的成就。

　　《布基蘭小站的臘八夜》和遲子建以往的很多小說一樣，散發(fā)著濃烈的鄉(xiāng)土風情。作家將十來個人物聚集在一個臘八夜的鄂倫春客店里，人物先后出場，形貌各異，各自有著獨特的性格與命運，這無疑是一種高難度的寫作。但就是在這樣一篇中篇規(guī)模的小說中，遲子建卻講述了云娘、順吉、劉志和一對為死去的兒子做冥婚的夫婦的故事。它們都是關(guān)于傷痛的故事：順吉的傷痛，來自于她打獵時動物的襲擊；而那對夫婦，卻是因為兒子的犧牲；作為一位薩滿的后代，繼承父親衣缽的云娘因為擅于通過作法來呼風喚雨、消災減難和主持正義，而被人們普遍地尊敬與愛戴，但在其內(nèi)心，卻有著難以盡數(shù)的傷痕和哀痛。父親的死、丈夫的死，還有母親的死，這些穿越歲月、深埋內(nèi)心的傷痛，至今仍使人“無不為之淚垂”······而構(gòu)成小說主要內(nèi)容的，卻是一個“罪案故事”，寫的是一位下崗了的叫做劉志的前林場工人因為貧困所致的盜竊，而盜竊的物品，只不過是用來度過年關(guān)的一袋面粉和一條豬肉。隨著小說對真相的揭示，我們發(fā)現(xiàn)了劉志令人震驚的艱難生存。正是出于對劉志的同情，警察老劉隱瞞了真相。但是老劉的寬囿，卻使過于憨厚和魯直的劉志羞愧得斬斷了自己的三根手指。而其斷指的成功再接，必須盡快趕到省城哈爾濱才能完成。但很不幸的是，鐵路的提速卻使得布基蘭小站不再有快車的停留，如何使劉志搭上呼嘯而過的快車，成了臘八夜的人們共同的焦慮······張新穎在談?wù)撨t子建的小說《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時，曾經(jīng)指出作家具有將“個人的生命傷痛和更多人的生命傷痛連到了一起”，從而使個人的哀傷擴展為廣闊生活的基調(diào)，變得更加厚重、基本與普遍的特點。[3]我以為這樣的特點在《布基蘭小站的臘八夜》中表現(xiàn)得同樣明顯。那么多的哀傷，那么多的痛苦，都在臘八夜的人們的互相關(guān)切中得到了撫慰，這正如順吉在作品的最后所感嘆的——這是一個“有神的夜晚”！

　　但是在另一方面，遲子建對傷痛的書寫，卻又不止于此。在作品人物的種種傷痛中，她所更加著力的書寫，實際上是劉志的傷痛。而且更重要的是，她還對劉志的傷痛進行了追問。我以為在現(xiàn)實生活中，劉志的斷指悲劇本不該發(fā)生，就他的品格而言，他也絕不該發(fā)生盜竊的行為，但是在實際上，這樣的悲劇不僅已發(fā)生，而且在他的下一代——他的兒子豆瓣身上，出現(xiàn)了同樣的行為——豆瓣偷竊了孫鎮(zhèn)長保佑自己官運亨通的大紅宮燈。如此一來，作家就將對傷痛的追究擴展和深入到對社會現(xiàn)實的嚴厲批判，如果再聯(lián)系到作品中的老齊和順吉等人對于鎮(zhèn)干部的痛恨與反感，作家鄉(xiāng)土批判的意圖便顯得十分強烈。遲子建在這篇小說中的主要意圖，實際上就是揭示和書寫鄉(xiāng)土中國的現(xiàn)實傷痛，并且通過這種傷痛，進一步控訴和批判鄉(xiāng)土中國的某種現(xiàn)實。在這篇作品中，作家以其相當獨特的構(gòu)思將這種現(xiàn)實縮略于布基蘭小站的臘八夜，縮略于這樣一種非常特殊的鄉(xiāng)野時空，實際上寄予了相當深刻的社會內(nèi)涵——火車提速，這樣一個蟄居山野的布基蘭小站在提速中“成了火車線上的毒瘤”而被很當然地“切除”，快車不再在此停留。而“布基蘭”，這一薩滿教中神衣上的喇叭實際上便在發(fā)出這樣的呼喊：時代的列車再怎么迅猛，也不應(yīng)該忽略這里的人們，也不應(yīng)該忽略遍布和隱伏在鄉(xiāng)土中國最深處的巨大傷痛。這就是遲子建的《布基蘭小站的臘八夜》所作出的深刻和獨特的中國書寫。

　　在遲子建的《布基蘭小站的臘八夜》中，城市(哈爾濱)成了布基蘭的人們急于奔赴和難以企及的夢想。但是在王安憶的《驕傲的皮匠》和葉舟的《羊群入城》中，它卻成了鄉(xiāng)下人置身其中的生存現(xiàn)實。王安憶以其一貫的成熟老到和不失水準的從容，書寫了一位來自鄉(xiāng)土但卻謀生于大上海的小皮匠的故事，弄堂世界的日常生活仍然是作家的主要關(guān)切。在《驕傲的皮匠》中，弄堂里的人們或者是忙于生計，或者是飛短流長、勾心斗角。謠言、牌局、勾引、調(diào)情······仍然是作品的主要內(nèi)容。但是在其中，弄堂口的小皮匠卻很深入地介入了進來，并且在與爺叔的沖突和在與根娣的私情中體現(xiàn)出他道德的驕傲。在王安憶的作品中，小皮匠是一個類似于富萍(《富萍》)但卻比富萍更加結(jié)實的人物。他健康、明朗、沉著、自信，既有坦蕩的生命欲望而又不失道德上的克制與自持。在他的映襯下，弄堂里的人們不禁顯示出精神上的促狹與委瑣(比如金蓉，比如爺叔)。惟有根娣，這與小皮匠(根海)本自同根、同樣是來自鄉(xiāng)間的人物才得到了作家道德上的贊美。在目前大量的書寫鄉(xiāng)下人進城的作品中，《驕傲的皮匠》很顯然地別具一格。當然在同時，在內(nèi)容、風格和人物刻畫等方面別具一格的作品，還有本書所選入的葉舟的《羊群入城》。葉舟的小說為我們帶來了大西北的酷烈與浩茫。那種在風雪彌漫的廣場上平娃和周大世之間因為生計、性格和職守而展開的緊張對峙，那種對城里人的憤恨，特別是平娃和待宰的羊只們的一一訣別，都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悲劇氣氛，撼人心魄。

　　三

　　相對于鄉(xiāng)土小說，在中國當代小說史中有一個相當特殊也很重要的小說類型，那就是以機關(guān)或官場生活為題材的所謂“官場小說”，早期的如“百花文學”中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等，均屬于此。其實在新時期以來的中國小說中，這一類型的小說從未斷絕，有時甚至盛極一時，成為全社會的閱讀熱點。不過由于“機關(guān)”或“官場”在當代中國的重要性與特殊性，這一題材的文學書寫往往有著特別的難度，但其意義卻無疑又十分重大。實際上我個人一直以為，官場小說的真正前途，是要在加強其文學性的同時由對官場內(nèi)幕的熱衷揭秘轉(zhuǎn)化為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小說。實際上在世界文學史上，政治小說向來就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小說類型。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書寫絕不能忽視對政治領(lǐng)域的關(guān)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政治領(lǐng)域的文學書寫才是對當代中國作家智慧與才能的最大挑戰(zhàn)。

　　2008年，擅寫“機關(guān)”的范小青又發(fā)表了《暗道機關(guān)》這樣一篇中篇小說�！栋档罊C關(guān)》寫的是一位房管局私房科的劉科長因為蹊蹺于一處私房贖回案宗而千方百計地探尋事情真相的過程。故事的纏繞復雜和其中的層層迷障，很容易使讀者在疑竇叢生的同時，和劉科長一樣沉溺于對那處老宅中所謂暗道機關(guān)的追尋。小說充分顯示了范小青層巒疊障地設(shè)置迷局敘述故事的非凡功力。表面上看，這只是一個撲朔迷離、異常復雜的故事而已，但是在實際上，故事的背后卻潛藏著作家相當深刻的精神關(guān)切。我們絕不應(yīng)該簡單地沉迷于對故事的追索而忘卻對人物的關(guān)注�；蛟S正是預料到這篇小說會有如此接受上的危險，范小青才煞費苦心地刻意將小說的幾個部分分別名之為“劉科長”、“還是劉科長”和“最后的劉科長”。她正是想以這樣的方法提醒我們對人物的關(guān)注。甚至在具體的作品中，作家還很特意地為劉科長安排了這樣的心理獨白：“不錯，主角還是我。雖然不斷地增加著新的人物和新的事件，但他們不能取代我的主要角色的地位。他們多姿多彩，終究也只是扶我這朵紅花的綠葉······”。確實如此，作為一位機關(guān)干部的劉科長的精神性格與心理歷程，才是小說書寫的重點。

　　《暗道機關(guān)》中的劉科長是一個奉行著官場潛規(guī)則的機關(guān)干部，這在小說第一部分他關(guān)于自己如何與私房業(yè)主百般周旋的自我獨白中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在劉科長的官場心理中，懷彩衣的贖房行為顯然是令人費解的，因此他才費盡心機地去努力探訪事情的真相。但是他哪里知道，他一旦把官場盛行的心理規(guī)則推及和延伸到官場之外的懷彩衣們的世界，必定會處處碰壁。他哪里能夠真正發(fā)現(xiàn)他所臆想和虛懸的懷厚堂的暗道機關(guān)？他的窮根究底的不懈探尋的最后結(jié)局，只能是他的發(fā)瘋。對于劉科長來說，以懷厚堂或過云樓茶館為象征的懷彩衣們的世界，是一個他完全無法真正進入的世界。這個世界的安靜、古舊、神秘與悠閑，還有這個世界的價值觀念與文化氣息，不僅在小說中與劉科長的機關(guān)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還是對官場心理和官場規(guī)則相當有力的嘲諷、拒絕與批判。小說中的老宅并沒有什么暗道機關(guān)，真正的暗道機關(guān)，只是存在于官場，存在于像劉科長一樣的官場人物的精神暗處。范小青所揭示與批判的，恰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普遍存在的政治暗道與精神暗道。在此意義上，《暗道機關(guān)》無疑是對官場世界和官場人物的一種獨辟蹊徑的精神分析，它為我所期待和想像的政治小說提供了重要的文學經(jīng)驗。

　　相比于《暗道機關(guān)》，于曉威的《彌漫》所寫的并不是典型的機關(guān)和官場，而是一個叫化工檢驗所的半機關(guān)性單位，但其權(quán)力屬性與潛在規(guī)則，則與官場完全相同。與《暗道機關(guān)》異曲同工的是，于曉威的《彌漫》仍然聚焦于人物的精神心理。小說中的丁文森由于對潛規(guī)則的不予理睬或違背不斷遭到來自黑惡勢力的報復、威脅與恐嚇，加之以其婚姻方面出現(xiàn)的問題，他的生活中四處“彌漫”著緊張焦慮的精神氛圍，這種嚴重的精神恐懼和“不安定感”終于在最后導致了悲劇的發(fā)生。于曉威的《彌漫》非常獨到地揭示了由于對潛規(guī)則的違背所必然導致的現(xiàn)實壓力與精神后果，對于這種眾所周知的中國現(xiàn)實，于曉威的批判意圖顯而易見。

　　在這本年選中，林建法還選入了田耳的《掰月亮砸人》、北村的《自以為是的人》、何大草的《晚明》和陳希我的《罪惡》等幾篇小說。我以為這些作品之所以被林建法選中，都是因為它們在中國書寫方面的獨特性與深刻性，在于它們在此方面所充分體現(xiàn)出的文學的獨特力量。而且在同時，它們還各自以在題材取向、精神立場和審美風格等方面的諸多不同與前述作品的中國書寫構(gòu)成了相當深刻的“互文”，共同突顯出2008年中篇小說之中國書寫的豐富性、廣闊性與深邃性，也顯示出編選者林建法對現(xiàn)時代的中國書寫的深刻理解和精神吁求。

　　田耳的《掰月亮砸人》是一篇鄉(xiāng)土小說。丁帆教授曾經(jīng)以“風俗畫、風景畫、風情畫”和“自然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和神性色彩”作為鄉(xiāng)土小說的審美閾定，[4]我以為在這樣的意義上，這篇小說恰正是眾妙皆備，堪稱典型�！蛾�月亮砸人》繼承了中國現(xiàn)當代鄉(xiāng)土小說中的啟蒙傳統(tǒng)，將民國時期一個偏遠落后、封閉愚昧的貧困山村中的民間生存以澀悶滯重的語言呈現(xiàn)給我們，敘寫出一段慘烈絕望和色彩濃烈的鄉(xiāng)土悲情。作品中村人們艱難蒙昧的生存既讓我們扼腕哀痛，也讓我們生出怒其不爭的恨意與感慨。鄉(xiāng)土中國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和對民眾精神痼疾的揭示與批判，是這篇作品最為突出的精神關(guān)切。我以為在當下中國的精神背景上，田耳的寫作無疑是對啟蒙主義的話語重申。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書寫中，有一些最為基本的精神立場，必須堅持。

　　這些年來，北村的小說一直都是我們不能忽視的精神存在。他總是堅持不懈地強調(diào)和提醒我們基督教的精神維度對于中國、對于存在、對于文學的重要意義。前幾年，北村以其長篇小說《憤怒》表達了對中國現(xiàn)實的“憤怒”，而《自以為是的人》所表達的，卻是對歷史的憤怒。在《自以為是的人》中，北村探究和書寫了一個“自以為是的人”——就是如同作品所說的，是一個不管別人的什么理想與原則，只是做自己認為是對的事情的人——在現(xiàn)代中國的悲劇命運。陳明達歷經(jīng)從“抗戰(zhàn)”一直到“文革”的現(xiàn)代中國一系列的重大歷史，在愛情、家庭、社會和重大歷史中的不斷受挫，使得這樣一個堂吉珂德式的理想主義者成了一個瑣屑平庸的男人——“那個曾經(jīng)自信滿滿、眼睛里閃著倔強光芒的男人不見了，現(xiàn)在他眸子里毫無神采”。而他在最后對周文怡的寬囿與陪護，他對愛情的真正忠誠——這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自以為是”終于導致他眾叛親離，非常悲慘地懸梁自盡�！白砸詾槭堑娜送�往下場悲慘”！陳明達的形象經(jīng)常使我想起中國現(xiàn)當代歷史中的那些“不合時宜”的人們，那些堅持個性、忠于良知的悲劇性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這篇作品仍然具有北村所一貫的基督教的精神關(guān)懷，但比以往要遠為含蓄與弱化，如此一來，陳明達的自殺就不只是在宗教意義上對這個世界的整體性棄絕，而是對歷史罪衍的進一步追究與控訴，我以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作家對基督教精神之精神限度的清醒。

　　不同于《自以為是的人》對現(xiàn)當代中國的歷史書寫，何大草的《晚明》則寫的是明王朝末期的歷史景象。宮廷世界的陰慘詭異、青樓歡場的曲終人散和末代帝王無力回天的絕望與陰鷙落寞，加之以起義大軍的兵臨城下所造成的肅殺與緊張，交織成一幅具有著強烈的祭奠氛圍的末世圖景。何大草的小說并沒有渲染歷史悲情，他對注定敗亡的晚明，并沒有表現(xiàn)出特別的惋惜與同情。這也許是因為，任何一個王朝的滅亡其實都有其咎由自取的原由，林建法之選入這一篇小說，興許也是要提醒我們對中國歷史的書寫絕對不能簡單化地渲染悲情，特別是在當前這樣的王朝故事屢被講述、帝王將相廣受尊寵的文化語境中，我們的歷史講述和書寫，一定要保持必要的清醒。

　　仍然是頗有深意的是，林建法的這一個選本還選入了陳希我的《罪惡》這樣一篇域外

　　題材的小說。在這篇作品中，“中國”或“中國人”被置入世界背景中來返觀與拷問。小說

　　通過一群在日本打工謀生的中國人間的明爭暗斗和愛恨情仇，通過一樁似乎是沒有具體兇手

　　的酒吧中毒案件來反思和批判我們“窩里斗”及缺乏罪惡感和自我反省的國民性。正如小說

　　中的一位日本警察所洞悉與責問的：“好像你們中國人互相都仇恨著。那個店里的人，互相

　　之間都有仇恨。因為有仇恨，所以都覺得是別人的錯，毫無自責之心”，“誰都覺得自己沒有

　　責任，可是誰都是罪惡一環(huán)，于是就造成了大罪惡。怎么就沒人想到罪惡到我為止呢？”正

　　是由于這樣的責問，小說中的歐陽才有了大一段關(guān)于中國社會無處不在和綿亙不絕的罪惡問

　　題的深刻思考。這些思考的批判性指向，相當準確地針對了“中國”或“中國人”的惡劣根

　　性。因為有了《晚明》和《罪惡》，林建法的這一選本所呈現(xiàn)的中國書寫才更加深厚，更加開

　　闊，更加具有突出的世界意識與歷史眼光，它們也和這里的其他作品一起，昭示出我們這個

　　時代的中國作家并沒有放棄對“中國”的自覺書寫，并沒有放棄他們對“中國”的應(yīng)有承擔

　　和文學應(yīng)有的尊嚴，也很充分地顯示了現(xiàn)時代中國書寫的多維向度、多方面的實績和將具有的豐富可能。

　　[1] 施戰(zhàn)軍：《中國敘事與中篇小說》，《當代作家評論》2008年第1期。

　　[2] 韓少功：《葛亮的感覺》，《天涯》2008年第2期。

　　[3] 張新穎：《從一個選本看二○○五年中篇小說》，《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1期。

　　[4] 丁帆：《中國鄉(xiāng)土小說史》“緒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