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燁：他們?yōu)槲膶W添加了新的色彩——關于“七十年代寫作”

　　出生于七十年代的青年作家，大致上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開始寫作，這時的當代文壇，面臨著市場化的興盛、新媒體的興起等構成的強烈沖擊，文學期刊的生存日益艱難，文學出版向商業(yè)化傾斜，整個文化環(huán)境躁動不安；而在文學寫作領域，在剛剛露頭的“七十年代人”前面，有前幾代作家已經形成的權威地位和廣泛影響，而在他們的后面，又有以“80后”為主的青春寫手協(xié)同市場炒作構成的強勢追逼，這使他們面臨著前后夾擊的巨大壓力。但“七十年代人”沒有退縮，沒有放棄，他們在夾縫中尋求生機，在壓力中默默進取，經過這種在堅守中的成長，他們不但沒有被前輩作家所掩蓋、被后輩寫手所覆蓋，反而在堅持寫作中站穩(wěn)了腳跟，在當代文壇上占據了地位，并逐漸顯現(xiàn)出自己獨有的特點和優(yōu)勢來。

　　在現(xiàn)在的中國當代文壇，“七十年代寫作”已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存在，他們不僅人數(shù)眾多，群體龐大(經常發(fā)表作品并有一定影響的有50多位)，而且在藝術追求上以他們的銳氣、活力和新意，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中名副其實的一支生力軍。他們中的一些代表性人物，或者在全國性文學評獎中不斷獲得各種獎項，或者以好看又耐看的作品贏得廣大讀者喜愛，使得文壇內外都不能不重視他們和關注他們。

　　在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壇，屬于七十年代人的衛(wèi)慧、棉棉因為《上海寶貝》、《糖》等作品的所嚴厲處理，文學界隨之有人隨之跟進，用“美女寫作”、“身體寫作”等說法加以否定性的批評與批判，這件事也殃及了整個七十年代人的寫作。一些評論者先是簡單粗暴地把衛(wèi)慧、棉棉等人的寫作判定為“身體寫作”，然后又把她們看作是整個七十年代寫作的代表加以伐撻，因為“七十年代人”中女性作者居多，描寫愛情故事的居多，因而，整個七十年代寫作在一些評論者的描述中，就被整體的給予了“妖魔化”。事實上，衛(wèi)慧、棉棉不能作為“七十年代人”的代表和代稱，所謂的“身體寫作”只是她們的事情；她們的寫作是否就是“身體寫作”？即使是“身體寫作”，這種寫作有沒有其合理性？這些問題都是需要認真反思和深入探討的。

　　從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來的情形看，“七十年代寫作”是一個異常豐繁的創(chuàng)作群體，他們中的每一個都是卓具個性的，但從他們表現(xiàn)出來的個性中，我們還是能找到一些相似的地方，從而也有可能對他們的共同性特點作出一些評估。以我的觀察，他們有這樣三個方面的特點比較明顯，也值得關注：

　　第一，是看取生活時的帶有平民色彩的個人化視角。在“七十年代人”之前，中國當代文學寫作占據主導地位的，是“為人民代言”的群體性立場的寫作，比較典型的是已去世的陜西作家路遙，他在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里，經常會出現(xiàn)“我們”、“我們”的提法，表明他寫的不只是“我”，而是“我”和“我們”，他是為“我們”代言的。還有一些作家雖然不象路遙那樣明顯，但都多少帶有為“人民”寫作，為“我們”代言的因素，只不過更為隱性一些罷了�！捌呤�年代寫作”因為作者成長于由“群體”向“個體”、由“共性”向“個性”大幅度過渡的八十年代，重視個體、突現(xiàn)個性的成長印記就必然帶入寫作之中，使得他們的作品既成為一個時代個性彰顯的紀錄，同時也使他們自己的藝術個性得到充分的展現(xiàn)。而在他們普遍走向個人化的藝術視角中，那種平民的色彩和市民的意味也相當?shù)拿黠@。被他們寫入作品的描寫對象，常常很難確定其身份，有時是求學者，有時是小文人，有時是都市白領，有時是無業(yè)游民。這樣一些新的社會角色大量進入作品，使得他們筆下的生活充滿了流動性、鮮活性，乃至市民性、民間性。我覺得這種平民色彩的個人化視角，在滿含個性體驗的同時，給文學帶來了時代與社會的新生面，以及他們對這種新生面的新觀察、新感知。

　　第二，是由清醒與懷疑的多重因素混合而成的冷峻敘事。如果說每一個文學人都是以自己已經形成的“系統(tǒng)”在面對生活和從事寫作的話，那么以五十年代人為主的文學群體大致形成了這樣的定勢：以浪漫的姿態(tài)看待人生，以莊嚴的姿態(tài)對待文學。這種“浪漫”與“莊嚴”共同作用于寫作之后，就常常會去捕捉重大題材，構筑“宏大敘事”；而“七十年代寫作”與此明顯不同，在他們那里，生活不僅是不浪漫的，而且是不規(guī)整的，那就象另一作家劉震云所概括的那樣，是撿拾不起來的“一地雞毛”。他們對于常常掛在我們嘴邊的“浪漫”、“理想”這樣一些看不見又摸不著的字眼，是持保留態(tài)度的，甚至是表示質疑的，他們更多的相信自己所經驗的生活，所產生的疑惑，因而，一般不盲目地歌頌什么，不抽象地暢想什么，只是冷峻異常地描寫他們看到的和感到的。因此，他們所描繪的生活現(xiàn)狀之無奈，常常真實得讓人尷尬；他們所表現(xiàn)的人物心境之無告，常常真切得讓人驚異。象丁天、馮唐的“都市成長”小說，象戴來、盛可以的“都市閑人”小說，都在描寫別樣的生活和別樣的人物方面，具有一種如“外科醫(yī)生”做外科手術一樣的冷峻和不露聲色。這樣的寫作，具有著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某些神韻。個中雖然缺了“宏大”與“嚴正“，卻也添了“細膩”與“冷峻”，。

　　第三，把游戲性的因素帶入文學寫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給文學減負增趣的作用。在我們的純文學或嚴肅文學的寫作中，可以看到游戲性的文字，但絕少看到游戲性的姿態(tài)。此前的作家大體都是如此，只有一個王朔是例外。而在“七十年代寫作”中，游戲性已成為一個普遍性因素。這在后起的“七十年代作者，如石一楓、阿乙，蔣一談等人的寫作中更為顯見。他們重“意思”，更甚于重“意義”；“好玩”、“有趣”既是他們生活中的口頭禪，也是他們寫作時的出發(fā)點。這種游戲性在他們的作品中，有時表現(xiàn)為人物與生活的相互戲弄，有時表現(xiàn)為故事與敘事的相互映襯，使得他們的作品因為具有某種反諷性、戲噱性和幽默性，而格外引人入勝和耐人尋味。在這種寫作的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種超越了“莊嚴”的方式，但依然有效又有力的文學旨趣，它擴展了文學的表現(xiàn)力與感染力，也增進了寫作的可能性與多樣性。

　　“七十年代寫作”從作者的身份來看，也有一些顯著的特點，那就是這樣龐大的一個寫作群體，有很多人即非體制內的職業(yè)作家，又非游弋于市場的文學寫手，他們中的多數(shù)是在不同的社會行業(yè)和文化部門就職，而又堅持純文學的寫作，并且穩(wěn)扎穩(wěn)打，孜孜以求。應該說，如果不是對文學抱有堅定的信念，不是對寫作抱有深摯的熱情，這樣的寫作不僅難以為繼，而且難以形成氣候。因此，他們是一個認真追求文學，并不講求名利，相對純粹的因愛好文學而從事寫作的一個群體。我認為，這是他們最為難能可貴的地方，這也使他們成為當代文壇最為寶貴的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