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青創(chuàng)會代表鄧友梅：文學之路上的三個腳印

　　1956年，站在懸崖邊上

　　這一年，25歲的鄧友梅接到了北京文聯(lián)的通知——參加全國青年文學創(chuàng)作者會議。這時候，《在懸崖上》還只是個一閃而過的念頭，沒有動筆�！霸跁� 上受到鼓舞和啟發(fā)，我決定把它寫下來”。鄧友梅回憶說，大會的氣氛很熱烈，有種歡欣鼓舞的精氣神。茅盾、周揚等名家的報告，讓他既有一種親切感，又在思想 上得到啟發(fā)和幫助。無論是名家的報告，還是年輕人的發(fā)言，都圍繞著文學創(chuàng)作非常具體的問題，談思想，談結(jié)構(gòu)，談技巧，讓他直接想到自己的創(chuàng)作，該怎么寫， 該往哪兒發(fā)展。

　　在此之前，北京市的有關(guān)部門已經(jīng)先給北京的幾位代表開了個預(yù)備會，囑咐大家這個會議很重要，到會上要好好學習，“但是仍舊沒有意識到有這么重 要，到了會上很意外”。在會上，和絕大多數(shù)代表一樣，他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總理，“原以為總理很嚴肅，沒想到非常親切，平易近人，對我們這些年輕人像對小 朋友似的，沒有官味�！编囉衙氛f。

　　會議的細節(jié)鄧友梅已經(jīng)想不起太多了，雖然非常想配合我們的采訪，但是老人吃力地回過身去，也看不清歲月之河對岸的往事了，畢竟隔著半個多世紀的時光。

　　會議結(jié)束之后，鄧友梅寫出了《在懸崖上》。當時，他在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工作。1955年，從中央文學講習所畢業(yè)的鄧友梅認為“作家待在文化機關(guān) 里是不會有出息的”，要“深入生活，積累生活”，就要到工人中間去。他選擇了三建，想法直觀而簡單——“建筑公司，建設(shè)新中國”，這是一個可以為新中國揮 灑汗水的地方�！对趹已律稀返闹魅斯�“我”，便是建筑設(shè)計院的一名技術(shù)員。

　　《在懸崖上》帶給鄧友梅璀璨奪目的光環(huán)，但是，誰都無法預(yù)料，它也是一次告別演出。此后的鄧友梅被迫停筆22年。青創(chuàng)會的振奮，創(chuàng)作上的巨大進步，以及到火熱的生活中去的激情，剛剛點燃了鄧友梅的青春，他的人生，卻已經(jīng)另起一段了。

　　1978年，追趕隊伍

　　鄧友梅是在茹志鵑的鼓勵之下，才燃起了積壓多年的創(chuàng)作激情。

　　“有積蓄力量的時間，就一定有使用力量的時間。”《話說陶然亭》里的將軍在風雨如晦的年代依舊在內(nèi)心默默地積攢力氣，他怕有一天，國家和人民需要的時候，自己什么用處都沒有了。鄧友梅寫下這句話的時候，心情一定特別復(fù)雜。

　　“文革”后，45歲的鄧友梅作為“退休”人員回到北京，生活境況很不好。當年的老大姐茹志鵑來看他，聊了半天，鄧友梅要去做飯，覺得茹志鵑無事 可干，便順手把自己寫的一些閑篇拿給茹志鵑，讓她解悶。沒想到茹志鵑看中了寫陳毅元帥的一篇，敦促鄧友梅修改后發(fā)表。鄧友梅多年不寫作，改得并不順利。 “來來回回，重寫了好幾遍。其實，以茹志鵑的水平，她自己幫我改一下是很容易的，但是她一定讓我自己改�！编囉衙分�道茹志鵑的良苦用心，她就是要逼他磨掉 筆頭的銹跡，重新找到寫作的感覺。

　　這篇小說就是發(fā)表于1978年的《我們的軍長》，隨即榮獲1980年第一屆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鄧友梅的創(chuàng)作熱情重新被點燃了。《話說陶然亭》《追趕隊伍的女兵》等作品連續(xù)獲獎。

　　鄧友梅的青年時代，并沒有寫出多少作品，但是正如“將軍”所說：“革命者只有積蓄力量的時間和使用力量的時間，哪有供消磨的時間呢？”那些艱難 而痛苦的年輕歲月，終歸以另一種形式，走進了鄧友梅的作品——“天天和工人打交道，聽他們談天說地，給了我另一雙眼睛，那是普通百姓的眼睛，從他們的眼睛 看到的世界，和我們這些‘小知識分子’是不一樣的�！�

　　1982年，找到自己的路

　　復(fù)出后的鄧友梅一直琢磨創(chuàng)作上如何才能突破。他感覺到自己并不年輕了，可自己的優(yōu)勢在哪里？再把乏善可陳的故事交給讀者，他不甘心。這個時候， 很多老作家都“歸來”了，更年輕的作家也嶄露頭角了，鄧友梅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文學創(chuàng)作必須要有自己獨特的東西才走得通�！耙粋�很直接的比較，王蒙有他 的新疆，劉紹棠有他的京郊鄉(xiāng)土，我有什么？”鄧友梅打算寫他的老北京。

　　老人的書房里，擺放著形色各異的煙壺，還有王習三先生以鄧友梅夫婦的頭像繪制的煙壺。這是一種很奇怪的緣分。18歲的解放軍文工團成員鄧友梅， 朝氣蓬勃，雄心壯志，改造腐朽的舊社會應(yīng)該是他的使命所在。但是，鄧友梅卻被那些京城老玩意兒深深地吸引了�；蛟S，這是一位作家的文化直覺，看到那么多精 致的器具被亂七八糟地扔在舊貨攤上，鄧友梅感到了一種珍貴的傳統(tǒng)的消失，他的痛感是那么強烈。因為喜歡，他開始搜集、研究它們的傳承與歷史，對民間藝術(shù)和 民間藝人越發(fā)珍視。對“舊物”，對“舊人”，他自始至終就反對得不夠徹底——更多的是理解、尊重和反思。于是，有了1982年的《那五》，有了《煙壺》。 鄧友梅創(chuàng)造了屬于自己的“京味小說”。

　　從一位沒讀過幾年書的文工團戰(zhàn)士，成為一位風格獨具的作家，鄧友梅經(jīng)歷的坎坷波折不是一篇短短的文字所能容納的�；厥走^往的歲月，鄧友梅說，人一定要對社會有所貢獻才能生存下去，而自己所能貢獻的，惟有寫作，這是從自己能力出發(fā)的一個認真選擇。

　　難免要談到今天的文學，他說要有信心。他希望今天的青年作家也能珍惜自己的選擇，在紛擾的社會中沉下心來，體驗社會，認知社會，把文學當做事業(yè) 去追求。雖然讀書的人少了，但是要相信將來一定有固定的讀者群在閱讀嚴肅的文學作品。如果可能的話，他希望作家們最好有另外一份職業(yè)，盡量不要靠文學去謀 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