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三兄弟的遺囑都說了些什么？

　　摘自：散木《舊日子，舊人物》花城出版社 2007年5月出版

　　1936年10月16日魯迅在上海逝世。魯迅逝世前立下遺言，一共有七條，即“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于紀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雹�

　　1965年4月26日，時已80歲的周作人自度將不起，也立下遺囑，其云：“余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為身后治事之指針。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消跡滅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愿，識者當自知之�！雹谟舛�年，周作人在“紅衛(wèi)兵”暴打下身故，時為1967年5月6日。

　　1984年7月29日，周氏三兄弟中最小的周建人在北京逝世，他在三兄弟中是做官做到最高的③，也是壽命最長的(96歲)。他在逝世前也留下了遺囑，即：“我身后的喪事要從簡，要改變繁文俗禮的舊習慣�，F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資金很寶貴，時間也很寶貴，不能因為辦喪事花國家的錢，不能浪費大家的時間。我死后不要開追悼會，不要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尸體交給醫(yī)學院供醫(yī)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去。偉大的革命導師恩格斯的骨灰就是這樣處理的。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學習他的徹底革命精神�！雹�

　　三兄弟的遺囑，除了帶了各自不同時代的特點以及他們共同的對生死的達觀之外，長兄魯迅，最見本色；二弟周作人則是“壽則多辱”地冀望銷聲匿跡，連同他的肉體和文字(除了翻譯。那本“對話”也即《盧奇安對話集》，是他晚年的遺作，直到他死后的1991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為什么他說這是他“五十年來的心愿”？除了是他長久的宿愿之外，西方文化源頭之一的希臘精神在這“對話”中反映出的“疾虛妄”，他以為正可與其同時代中國的王充《論衡》“一東一西遙遙相對”，此也是周作人身上嫡傳的文化精神)。至于三弟周建人，作為國家領導人，移風易俗是他的遺愿。他原來的專業(yè)是生物學，早就倡導科學，也關懷婦女、兒童。三兄弟都是“五四”后中國“人”(尤矚目于婦女、兒童)的解放事業(yè)的旗手，他們身上都有人的自由、平等的思想精神的流貫。

　　魯迅和周作人在遺囑中或多或少都提及自己身外的種種，比如對后人的遺訓、對文字的交代，周建人卻只說喪事。是不是這才是最徹底的唯物主義？

　　魯迅弟弟周建人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忠厚長者、恂恂儒者，這樣的人做官，倘褪去了鋒芒，可以如古人的蘇味道、婁師德、馮道、張干那樣明哲保身，不爭、無辯、去鋒，這好像不難吧。但事實證明，周建人身上有魯迅的骨頭，他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周建人去世后，柯靈先生有篇悼文說的非常精彩，他把周建人身上幾乎"完美無疵"的一面以及由此引發(fā)的他的思索說得淋漓盡致：

　　"權位是對人性最嚴酷的考驗。權位成為不少革命者生命的巔峰，自此就開始走下坡路，或者滑腳飛墮深淵。許多人坐上權力的黃金交椅，就會膨脹成為可憐可笑而又可怕的霸王。許多人在權位的透視鏡前面再也掩蓋不住自私、貪婪、卑污的靈魂。喬峰(周建人字)老人在荊榛遍地的長途中，恬淡自甘，施施然一路走來，到了楓林日晚，忽然因為積年的革命勞績，平步青云，被送上權位的高層，'霜葉紅于二月花'，先后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政協(xié)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他無意追求權位，而權位送上門來。境況的變化有若天壤，只有一樣絲毫未變，就是他的書生本色。"⑤

　　做官，尤其是衣錦還鄉(xiāng)，魯迅生前有所謂"包圍新論"，是說"闊人"等等如何被左右的人"包圍"而陷溺不拔，周建人卻講究自律，首先自己平生素寒，自奉甚儉，不貪不拿，雖說官俸戔戔，那時還沒有提出什么高薪買廉，周建人也以方志敏"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zhàn)勝許多困難的地方"為同調，并在思想和生活上向中共五老(即董必武、謝覺哉、徐特立、吳玉章、林伯渠)看齊，哥哥的話也時常在他耳邊響起："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會被生活所累了。"甚至自己位居國家領導人，外出公辦可以坐專列("公務車廂")，他一直也"不敢"坐(直到90歲時一次去四川，由中央安排坐過一回)。"高車駿馬，顧盼自豪，是古人春風得意的境界，今人也未能免俗，機關團體濫耗公帑，競買豪華轎車，國務院三令五申也未能禁阻，喬峰老人則安步當車，怡然自得"(柯靈語)。此外，對伸手有所請托的，他也一概婉言辭謝，秉公而不徇私，因此，在他擔任領導的那些機關里，有人就不尊重他，甚至連他身邊的警衛(wèi)員因為跟了他顯不出威風，也不很聽他的話，他其實工作得很苦。

　　要說實權，應該是地方父母官的家鄉(xiāng)的省長一職。其時正是共和國"經濟浪漫主義"運動之后，以魚米之鄉(xiāng)竟哀鴻遍野，周省長自己清廉，眼里也容不下沙子，見聞官員強行征糧、營私舞弊、魚肉百姓便怒不可遏。碰到些百姓村民的冤案，周省長就認真，派人調查核實；法院徇私，他就打電話直通最高法院院長楊秀峰。如此等等，結果就惱了一些人，于是給他難堪，他也感到遇事掣肘，久之心情抑郁，于是多次上書中央的劉少奇，請求調回北京。

　　甚至，在他身為省長時，他還給毛主席上書，要為一個普通的女村民討一個公道，這在共和國歷史上恐怕是罕見的。原來，1960年大饑荒時，浙江臨海一個女社員饑餓難耐，偷吃了隊里幾個玉米棒子，被村干部發(fā)現后殘酷斗爭，至剝光衣服游街示眾。周建人聽了甚為震怒，因為從前他從事文化運動，主旨就是提升人權的，尤其是要解放和保護婦女和兒童權利的，怎么解放了還會有這樣的事發(fā)生呢？周省長實在想不明白，于是上書毛主席，要求采取措施，以杜絕此類事件會再次發(fā)生(這封信不知保存下來沒有)。1961年年初，他還給胡喬木寫信，胡將信轉給毛的秘書田家英，胡并請?zhí)锔昂贾輹r與周建人談話。此后周又給胡寫信，"著重談農村干部作風問題"，說的也是浙江遂昌、黃巖等縣的干部違法亂紀、對待農民群眾粗暴野蠻等等。于是胡給毛主席寫信，信中說："周建人同志說的問題，在別省也有，甚至還更嚴重，更荒謬。他的信態(tài)度懇切，語重心長。"毛澤東讀后在信上批示："此信及附信印發(fā)工作會議各同志。"⑥這個工作會議也就是此前"經濟浪漫主義"運動后糾左的一次重要會議，會上修改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對被錯誤批判的"右傾分子"實行了甄別平反，還承諾以后不再給人戴政治帽子了，于是周建人的幾次上書也并無大礙。后來周建人周建人(左)與葉圣陶兩位老人返京，九十多歲的老人了，甚至身體到了"已經對面不相識，認人只能辨別口音"了，他"形體完全與世隔絕，只靠聽覺保持藕斷絲連的維系，但心依然熾熱，口不甘緘默"，"對有些他認為違反科學的現象，還是忍不住要公開站出來說話"，尤其是"對婦女命運的關切也一如既往"。"報載東北某市有個婦女遭暴力強奸，一個身為廠長的共產黨員竟見而不救，他義憤填膺，上書黨中央，認為這樣的人必須開除出黨。重慶某縣有個小學女教師遭人毒打，當地政法機關反而包庇壞人，壓迫被害者，老人又仗義執(zhí)言，在報上揭露，同時和葉圣陶老人聯(lián)名給中央書記處寫信，幫她們伸了冤，平了反。老人逝世，消息傳到重慶，這一家人痛哭失聲，如喪考妣。"⑦當然，這又讓一些人很不舒服。周省長的老鄉(xiāng)柯靈先生后來為《周建人文選》作序，以為"人的價值觀，如果用真純和正直做法碼，喬峰(周建人字)老人是完美無疵的"，但是"這種人可以是忠誠的革命者，卻不可能成為城府森嚴的政治家"，因為"革命和政治常常又統(tǒng)一，又矛盾"。所以，周建人是國家領導人和社會活動家，嚴格地說還不能稱為是"政治家"。

　　這不是"政治家"的例子，如原省長的沙文漢被罷免后(黨內的"右派")，1958年請70歲的周建人出山當浙江省長，他幾次懇辭不遂而終于服從組織決定⑧，即他雖深感自己決非政治家而挺身上任，力求努力工作，以期不負所望，何況身為浙人，能為故鄉(xiāng)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也是好事。結果呢？"原以為請一位有文化素養(yǎng)的知名人士主持本籍省政是適宜的，結果卻反而造成喬峰老人和黨的距離"。⑨

　　周建人其實是身份不公開的共產黨員，但他很長時間是以愛國民主人士、魯迅弟弟、科學家的身份參加政治和社會活動的，這樣他比一般黨外人士要多一些信息，卻又比黨內同志少新中國成立前夕周建人夫婦等在河北平山

　　一些信息，就是"信息不對稱"，結果，大概與也曾做過省長的(似應是他的前任)沙文漢一樣，他們"太單純了"。周建人妻子王蘊如回憶說周建人"當省長對他是極不愉快的經驗"，因為他"不能適應政壇錯綜的棋局"。王夫人又說：如果黨員都像周建人，那就好了；柯靈則說：通過周建人的事例，"'君子可以欺以方'，我看到了現實的例證"。⑩

　　什么是"現實的例證"？周建人時常說："'認真'是我們共產黨人辦事的作風，共產黨辦事最講認真，我們每做一件事情都要認認真真，不可馬虎，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一樣認真。"所以，他甫到任，就到基層視察，傾聽百姓的聲音，結果他發(fā)現解放十多年了，人民生活并沒有多少改善，文盲也很多，至于干部素質更不敢恭維。他隱隱感到：黨內有一種居功自傲、好大喜功的風氣，家長制、一言堂抬頭，知識和人才得不到尊重，違反科學規(guī)律的事時有發(fā)生。他不勝憂慮，一有機會就傾吐意見，也不怕忤上和忌諱。他回到北京工作時，要警衛(wèi)拆除掉住所周圍的鐵絲網，以為這會影響到與人民群眾的關系，無形中與人民群眾隔離開來，因為他已經意識到：正是因為脫離了群眾，聽不到他們的呼聲，才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以及干部特殊化、吏治蛻變的根源。

　　據說魯迅遺囑中原先是要求孩子長大后"萬不可去做文學家或美術家"的，馮雪峰看了認為恐會引起誤會：為什么小覷"文學家或美術家"呢？所以魯迅又加了一個"空頭"的前綴，其實魯迅心里明白"文學家或美術家"是沒有太大作用的，即"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文學總是一種余裕的產物"，拿它和"政治家"去比，真是有云泥之判。周建人本來可以是一個道地的生物學家或科普作家，然而身不由己入了"政治家"的隊伍，結果就有上述的尷尬和不適，包括以他名字出版的那些有關回憶魯迅的書籍和文章(現在還在重版)，其實許多是他人代筆捉刀的，有的地方去真實的魯迅甚遠，因而影響不能算好，也是柯靈先生后來為之詮釋此背景："在'文革'的煉獄中老人經受的是另一種煎熬。'四人幫'不可告人的陰謀需要堂皇的旗幟，現成的偶像以外還要抬出一尊歷史的偶像，那就是魯迅。他們的鬼蜮伎倆是任意揉捏魯迅，利用喬峰老人的身份地位、和魯迅的關系，是更卑污的一手。老人那時已到八十開外，枯藤老樹，古道西風，生命的夕陽已經西斜，加以雙目失明，根本喪失了閱讀和寫作能力，而報上卻出現了由他署名的文章。這類文字不免招來白璧微瑕之感，但我們怎么能要求他對此負責呢？"

　　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