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翰其人：以西方眼觀中國畫

　　“西方學者無論怎樣努力去研讀中國古籍新典，去和中國鑒賞家談話，以求徹底了解中國人看畫的方法，終究都是些外人。但是，外人的觀點或許也可以有些價值的�！�1982年，曾給高居翰帶來巨大聲譽的《中國繪畫史》在臺灣出版，在譯本序中，高居翰謙虛卻又準確地描述了終其一生的學術角色：通過一雙西方人的眼，來看中國畫。

　　正是這雙西方的眼睛，讓我們調整視線，重新關照自己的繪畫歷史，也正是因為這雙眼睛，高居翰成為了“最了解17世紀中國繪畫的美國人”。

　　“2013年4月，在錄制完《凝視過去》(Gazing into the past)系列講座后，高居翰閉上雙眼誦一首詩《別了，我的朋友》(Farewell, my friend)，作為和朋友的告別。

　　如今，我們能對高居翰說的也只能是：Farewell, my friend。他那雙西方人的眼睛已經(jīng)緊閉，但他帶給我們觀看的視角卻得以一代代存續(xù)。”

　　50年代 進入中國畫研究

　　1926年，高居翰出生于美國加利福尼亞，1950年獲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東方語言學系本科學位。其時由于戰(zhàn)時需要，他選擇學習日本，準備當一名戰(zhàn)地翻譯，后來時局發(fā)展改變了他的職業(yè)選擇，但在日本服兵役的經(jīng)歷和日文的修習都對他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

　　后來高居翰師從中國藝術史學家羅樾(Max Loehr)，修習中國藝術史。彼時中國畫研究在美國還處于邊緣的位置。但美國人收藏中國畫的黃金時代正在慢慢興起，美國普吉海灣大學藝術系教授洪再新便如此描繪1945年之后美國的藝術市場：“不僅現(xiàn)代派藝術如雨后春筍，蓬勃發(fā)展，而且中國繪畫也再次涌入國際市場，極大地豐富了各大博物館的相關收藏，并為各主要大學開中國繪畫的課程提供了新的研究資源�！�

　　高居翰也曾撰文描繪其時的歷史背景：從50年代開始，在美國，主要的美術館和私人收藏開始成形，在日本各個收藏的出版工作也有所改進，并對前去日本的學者公開，更為重要的是臺灣故宮博物院首次向學者開放，“1959年，我同一位攝影師前來遠東，選擇、拍攝此書圖片。在臺中的幾個月，我獲得了極大特權，在王季遷先生和李霖燦先生的陪同下，習閱了故宮的收藏�！�

　　于是，從歐美、日本入手，再借道中國臺灣，高居翰以此建立起其關于中國繪畫的圖像庫，步入了中國畫研究這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

　　70年代 他的研究視角讓中國學界大開眼界

　　由于冷戰(zhàn)的原因，高居翰直到70年代才和中國大陸有直接交往。1973年，高居翰隨美國藝術史學家組成的考古團隊訪問中國，1977年他又作為研究中國古畫代表團主席來到中國。中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聶崇正還記得第一次見到高居翰的情形，“應該是在80年代，那時最直觀的印象就是一個胖胖的老頭，當時他在美國學界研究中國藝術已經(jīng)有些地位，但我們因為被‘文革’耽誤，屬于無名之輩，等于要仰望人家。”

　　也正是在上世紀70年代中到上世紀80年代中的十年，高居翰進入了第一個學術巔峰。在這一時期，他于完成元代和明清前后期三部著作的基礎上，對整個17世紀的中國畫史進入了深入考察。其根據(jù)在哈佛諾頓詩學講座的講稿整理而成的劃時代著作《氣撼山河——17世紀中國繪畫的自然與風格》，便于1982年出版，并榮獲該年度美國大學藝術學會的最佳著作獎。

　　而高居翰的學術觀點也正是在上世紀80年代進入中國，并得以傳播�！八�是第一批被中國人閱讀的海外中國美術史學家，其時傳播最厲害的陣地是范景中老師編的《美術譯叢》，然后從上世紀80年代后半葉開始洪再新教授編了一本《海外中國畫研究文選》，其中高居翰的學術文章都是很重要的部分�！敝袊�美院藝術人文學院副校長高士明說，“高居翰的觀點還是引起了一些爭議和震撼，因為當時中國的美術史界并不習慣那樣去解讀美術史，那是一種非常不同的傳統(tǒng)�！�

　　高居翰所抱持的是一種“風格即觀念”的假說，“當畫家有意識選擇風格時，這選擇就別具他意，其中有附屬于風格的各種特殊價值，這些價值屬于地位、社會身份甚至思想或政治的制約，風格于是暗含了超越藝術限制之外的東西……一旦達到這樣的情形，繪畫史就在一些重要的層面上開始近似于思想史、社會史和政治史，許多命題也就開始相互銜接。風格成了觀念�！�

　　此外，高居翰極其重視“視覺命題”。中國史學界往往對文獻記載的內容更為敏感，但高居翰同樣重視視覺材料。在《氣撼山河——17世紀中國繪畫的自然與風格》中，他便用一章的篇幅探討明代畫家張宏的繪畫，通過比較張宏作品與同時代西方的版畫，他提出一個猜想，即張宏很可能接觸過歐洲繪畫，并進行了模仿。這樣有想象力的假說，讓不少中國學者聞之咋舌。不過洪再新在一篇文章中認為這是一本精彩的著作，高居翰在其中涉及了兩個問題，“一是明清之際西洋畫在中國畫壇的實際影響究竟有多大，二是證明這個問題憑什么材料最可信：語詞還是圖像？”

　　盡管有所爭議，但高居翰的觀點還是開啟了一批年輕人的視野。“我90年代到中國美術學院讀書的時候，對高居翰先生就很仰慕，他的著作都是我們的必讀書”，高士明回憶。他第一次見到高居翰則是1997年在中國美術學院舉行的第一屆潘天壽講座。高居翰作為潘天壽講座的首任教授，在杭州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講座。

　　講座盛況空前，為了維持秩序，組織者提前發(fā)了聽課證，以免過分擁擠，現(xiàn)場居然發(fā)現(xiàn)有學生為了進入現(xiàn)場做了假的聽課證。又因為聽眾過多，主辦方不得不將講座設為前后兩場，一場講座高居翰講兩次，幻燈片打兩遍，然后分別提問與答辯。“當時他講的題目是《抒情的漫游——中國和日本的詩意畫》，一系列三講，講了杭州南宋的詩意畫、晚明蘇州的詩意畫和日本江戶時代的詩意畫，非常精彩，他展開問題的方式，和研究中國畫的視角讓我和同學大開眼界�！备呤棵髡f。

　　90年代 他是一個慷慨的人，一個真正愛中國的人

　　此后高居翰多次來中國講學、交流。在高士明眼中，高居翰是一個真正愛中國的人，“其實所有的漢學家都是真正愛中國的，他們進入這些學科的時候，這些學科還處于非常邊緣的地位，不像今天很多學漢學的人可以在哈佛成為比較重視的教授，當年一定都是真的愛才會學。而高居翰這批人在美國的社會中把中國美術史變成了一門受尊重、受重視的學問，第一點是以前沒有人做到過的。”

　　高居翰的確將中國美術史推介作為自身的責任，在受聘成為1978-1979年度哈佛大學的諾頓詩學講座教授時他說：“我很榮幸主持諾頓講座，他不只是我個人的榮耀，而是對中國畫研究的稱譽。這發(fā)生在近幾十年內的成就，已使中國畫研究成為藝術史的一部分，堪與西方繪畫的研究競相媲美�！�

　　而高居翰的學術個性也讓洪再新印象深刻，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凡使用過高居翰在伯克利藝術史系辦公室的同仁，都不會忘記在他書架上那一冊冊待刊的講稿和論文。任何人都可以翻看，隨時可以提出批評意見。這種開放的心態(tài)，表明高居翰對時代和個人局限有清醒的認識�！�

　　高士明提到了高居翰的慷慨，“去年他將自己的藏書捐給中國美術學院，其實這是他的第二次捐書了，在我讀書，也就是90年代初的時候他就捐了一批書給美院理論系，其中有圖書、畫冊、雜志，很重要的工具書，我從中受益匪淺。”高士明最后一次見到高居翰是在2004年的春天。高士明去溫哥華做上海雙年展的新聞發(fā)布會，順道去拜訪了當時在溫哥華的高居翰，“他的思路還是非常敏捷、清晰，當時他已快80歲的高齡了，但開車的時候還飆車，讓我印象特別深�！�

　　看似勇往直前的高居翰，在去世前兩天的博客里表達了對死亡的感受�！八劳隼�擾著我”，他寫道：“我在這篇博文中想要表達的并不是對死亡本身的恐懼，令我恐懼的是無法繼續(xù)像現(xiàn)在這樣寫博客，無法繼續(xù)與親友們聯(lián)絡，無法繼續(xù)有創(chuàng)造性地工作，無法繼續(xù)做視頻講座——這被我視為自己晚年的主要成果。”(記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