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書面”：書法的核心是中國文化

——歐陽中石談書法

　　因錢曉鳴兄引薦，我與歐陽中石先生見過一次面，是在北京他那間并不寬敞的寓所，好像沒來得及說多少話，就插進來兩撥客人，我們便前客讓后客地告退了，所以談不上對他有什么深入的了解。但他那謙和儒雅的形象，卻如一本好書，至今仍時時會從我記憶中翻出，讀著得益。

　　不久前又接曉鳴兄來電，說近幾年他從“冷攤”上搜集到歐陽先生談論書法的文稿25種，即將編定付梓，征得歐陽先生同意，爰命我作序。并把那10多萬字的文稿發(fā)在了我的電子郵箱。我不敢推辭，卻又心生畏懼。因為30多年間涌出的當代書法論著，我向來只堪望洋興嘆，實在沒有能力認真拜讀，歐陽先生的自然也莫例外。所以有機會閱讀一下這部文稿，對我來說，也不失是一個好的學習機會。

　　1984年擔任中國書畫函授大學書法部主任、1985年創(chuàng)辦首都師范大學書法專業(yè)、1993年成為我國第一位書法博士生導師、1998年擔任我國第一位書法博士后導師的歐陽中石先生，幾乎是以他一己之力，對當代中國高等書法專業(yè)教育作出了突破性貢獻，令我心存敬仰。這部文稿中的相當多篇幅，是歐陽先生為函大撰寫的書法教材和授課筆記，不僅見證了他在當時突然涌起的書法大潮面前清醒的見識、從容的把握和無私的奉獻精神，而且體現(xiàn)出在培養(yǎng)目標、知識結(jié)構(gòu)和教學程序上與他此后所從事的全部高等專業(yè)書法教育的一貫性。因此，這部文稿比較完整而真實地記錄了近30年間歐陽先生熱情洋溢地投身高等書法教育的實踐經(jīng)驗和學術成果。

　　在藝術類院校中，中國高等書法教育的實踐，始創(chuàng)于1963年由潘天壽先生提出并主導、由陸維釗先生主持的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書法本科專業(yè)，該專業(yè)的創(chuàng)辦是經(jīng)過學院主管部委國家文化部正式批準設立的。繼則1979年由陸維釗先生(后由沙孟海先生)創(chuàng)辦了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書法方向碩士研究生班。前者進行了3年，招收了兩屆共5名學生，后因“文革”的發(fā)生而被迫中輟，而其強大的教授陣容(潘天壽、陸維釗、諸樂三、朱家濟、沙孟海、方介堪、陸儼少、陸抑非等等)，至今猶讓人嘆為觀止。由于這些老先生本身廣博的知識結(jié)構(gòu)和高超的學術水平，他們對中國傳統(tǒng)書法有著更加全面而深切的理解，因此在課程設置、教學安排上，都非常突出傳統(tǒng)文化的分量，書寫實踐上強調(diào)的則是基本功的訓練；沙孟海先生在主持研究生教育時，也語重心長地強調(diào)：“必須有一門學問做基礎，或是文學，或是哲理，或是史事傳記，或是金石考古”、“必須及早學會閱讀古書能力”、“正楷功夫應加重視”、“潘、陸二先生創(chuàng)辦這個專業(yè)，有遠大的理想”。這“遠大的理想”，對他們這些已到垂暮之年的人來說，純粹是一種時代的擔當，是一種歷史的責任感，沒有絲毫個人名利的思量。他們的教育重點是培養(yǎng)人材，培養(yǎng)真正合格的書法家，而不是創(chuàng)作幾件作品。人材的培養(yǎng)又必須靜得下心、沉得住氣，從方方面面打下扎實基礎，不可以心浮氣躁，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上У氖�，由于種種原因，他們的思考和實踐經(jīng)歷，并沒有來得及形成較為完整的理論成果。

　　然而可喜的是，浙江美院這些高等書法教學先行者的理想，在歐陽中石的這部文稿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積極的響應。因為在此之前，他曾認真考察過這些先行者的每一個腳印。

　　因此，歐陽中石的這部論稿，對當代中國高等書法教育，就具有非�，F(xiàn)實的意義和特別珍貴的價值。

　　書法是什么？在前人看來，這是心知肚明的，用不著下定義。中國古代學術也沒有下定義的嗜好，因為定義往往忽略了許多個別性和偶然性，否定了事物本身應有的模糊度，雖然看上去清晰，其實不見得準確。但當書法以專業(yè)化職業(yè)化的身份出現(xiàn)在當代學術領域以后，“書法是什么”就成了似乎無法回避的問題。記得學術界開始也曾經(jīng)有過一番討論，而最后仍宣示無奈，以“一書各表”而告終結(jié)。其中最簡便的一類表述，就是寫得好的毛筆字即是書法，而“寫得好”的標準又見仁見智，各執(zhí)其是，于是時風漸興，波瀾浩蕩，在當代書壇派生出種種奇特的“現(xiàn)象”來。若將書法作為單純書寫藝術的角度而論，這當然也無可厚非，因為它代表著相當一部分現(xiàn)代受眾精神消費的需求。但從書法教育、特別是高等書法教育的角度看，“書法是什么”的問題，卻是個直接影響到教育方向和培養(yǎng)目標的大問題。

　　歐陽中石先生無愧是一位別具睿智的智者。在他1985年始執(zhí)書法教鞭時，就對書法提出了“文心書面”這一開創(chuàng)性的準確定位，而且他的高明之處，是定位而不是下定義。在這里，“文心”是內(nèi)質(zhì)，“書面”是表象，具備“文心”的“書面”，才是完整意義上的書法。所以歐陽先生在各種場合多次強調(diào)中華文化對書法和書法家的重要影響，再三告誡不要簡單地“拿著一張寫成的字叫做書法”。而“文心”的培養(yǎng)，又須“從持身到節(jié)操，從學問到閱歷，從氣質(zhì)到感情，從文采到筆墨，都在著力地孜孜以求”。落實到教學上，他要求隨著教學的深入，不斷提高對中國文化的學習和應用水平，譬如到博士階段，須“對古代的文化，特別是國學的主體內(nèi)容，要有比較深入的掌握，最好是能夠兼通其中的某個領域”、要把書法“當做一門學問來研究，構(gòu)成這門學問的核心是書法與中國文化”、“力求從文化的視角揭示出書法史的發(fā)展動因、規(guī)律”等等。落實到書法創(chuàng)作上，他則明確表示：“我不主張急于‘創(chuàng)’，在沒有真正地掌握‘書’的傳統(tǒng)精華及其規(guī)律之前，‘創(chuàng)’是沒有出路的�！彼�認為書法創(chuàng)作“最少應當包括所寫文字內(nèi)容的創(chuàng)作與書寫藝術的創(chuàng)作兩個部分”，文字內(nèi)容則應是“為國祚揚威，為山河增秀，為所仰頌德，為所寄抒情”。而且明確指出：“從這一點上看，我們距離古人遠矣，距離前輩大家遠矣……必須追而及之、過之，而不能另立標準”。歐陽先生把書法創(chuàng)作的標準說得如此不容含糊，不僅因為這已由全部中國書法史所證明，同時也出于對書法傳統(tǒng)的正確體認：他認定只有“歷史上有，而且一直流傳到現(xiàn)在，甚至還會在將來也要流傳的，這樣就是‘傳’而成‘統(tǒng)’。”切不可“把歷史上早已拋棄掉的破爛，我們再揀起來當作寶貝”。由此可見，歐陽先生“文心書面”的定位，內(nèi)涵十分豐富，對匡正時弊，推動當代書法向著更高的目標健康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導向意義。

　　盡管如此，歐陽中石先生也沒有忽視對“書面”的要求，而且在全書的篇幅中還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對某個帖的臨摹步驟，甚至某個點畫的用筆，圖文并茂，講述得具體入微。他特別強調(diào)選擇學習對象要“取法乎上”、要從臨摹入手、從唐楷入手、臨帖“第一是解決眼，第二是解決手”，以及“入帖”與“出帖”、“點畫”與“線條”等等的辨析，雖然許多是前人的經(jīng)驗，但作為書法教學的基礎項目強調(diào)出來，在今天還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在歐陽先生看來：“一切事物的成敗，都系于基礎之是否鞏固，習書自然也不例外。”

　　記得潘天壽先生當年曾多次講到：“我不是書法家，我只能算個書法的票友�！痹诮o我們講授《草訣歌》時，又說：“我不能教你們寫草書，只能教你們認幾個草字�！睆南壬�當時那肯切的語氣中，我體悟到的，似乎并不全是自謙的表白，而是以一種大海般博大的襟懷，向我們傳達著深重的矚望和寄托。

　　這次在歐陽中石先生《教“書”的一些想法》中，我又讀到這樣一段話：“我不是一個書家，只是一個教師。對于藝術，所知很淺。但是對于教學，多年的經(jīng)驗為我積累了一些基本的想法。我總想把經(jīng)過歷史、社會檢驗了的，證明是沒有什么問題的東西，引導著我的學生，總結(jié)整理出來，希望這樣做，往前能對得起我們的先輩，現(xiàn)在能對得起我們的學生，以后能對得起我們的后人……”如此鄭重的表白，我們似乎也不該簡單地認作先生的“自謙”而輕易讀過。

　　是的，書法作為中華民族一項優(yōu)秀文化藝術遺產(chǎn)，并不是任何一個獨立的書法人可能承載得起的。但每一個有責任心的書法人，都應該在這新時期的歷史接力中，把握正確的方向，面對未來的輝煌，認真走完屬于自己的路程。

　　我想，這也是歐陽中石先生這部書法論稿的真情寄托。因此我感動，相信還包括廣大的讀者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