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上趕巴扎的旅人們

《早市》（中國畫） 吐爾地·伊明

《和田玉》（中國畫） 李堯天

《集》（中國畫） 康書曾

　　巴扎：微縮世界

　　讓我們進入市場馳騁想象吧，

　　我已展示了琳瑯滿目的商品，

　　從哥本哈根直到東方的歐亞，

　　拱頂?shù)闹�廊排出宏偉的全景�?/p>

　　——安徒生：《詩人的市場》扉頁題詩

　　巴扎(Bazaar)源自15世紀的波斯語，就是市、街子、場、墟、巴剎、八雜、八雜爾、八柵、巴札爾、把撒兒、把咱兒、集市、市集；是驛站，是瀚海綠洲中人群的匯聚，是面對道路的打開，面對逗留的盛放，是大門外所有遭遇的事物、人情、禮節(jié)、經(jīng)驗，當然，還有緣分。

　　整個絲綢之路幾乎是由無數(shù)的巴扎串聯(lián)而成的一條商旅之路，而每一個巴扎都像是一個微縮世界，容納不同文化、不同族屬、不同經(jīng)驗與千差萬別消費需求的旅人們。新疆南疆綠洲上的巴扎作為絲綢之路貿(mào)易的若干節(jié)點，吸引著背井離鄉(xiāng)、千山萬水而來的“商業(yè)專家”“文化掮客”“冒險先生”們，他們深入到與“土著”的“跨文化貿(mào)易”行為之中。即便在新疆南疆最偏僻的鄉(xiāng)村里，起初也可能會因為一座清真寺、一個圣人墓或是一個鄉(xiāng)民們有志能識的處所，吸引大批的奉教者；隨后，商人與貨郎聞風而至；再后來，寺廟、圣地、奉教者以及商人們?yōu)楫數(shù)氐慕y(tǒng)治者、法庭、日常秩序、學校以及收稅人的出現(xiàn)提供前提，根據(jù)菲利普·D·柯丁的說法，上述人物出現(xiàn)的次序并不重要，關(guān)鍵在于各種專業(yè)化功能趨于集中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將成功促使城市聚落的形成。因此，你會發(fā)現(xiàn)今天新疆南疆的許多個鄉(xiāng)鎮(zhèn)，其名字最初都叫作“某某巴扎”。因為巴扎，行旅的人們終于找到了可以短期逗留的理由，并在巴扎逐漸轉(zhuǎn)向城鎮(zhèn)化的過程中，尋獲到可以長期居住的條件，瀚海闌干中，旅人們追著綠洲的巴扎跑，他們的停留、遷徙、離散與聚合竟然離不開對綠洲巴扎的尋找。歷史地看，即便今天，在城鎮(zhèn)化高度發(fā)達的城市，人們急著下班赴朋友的宴請，或者在上班的閑暇打開手機，瀏覽自己微信的朋友圈，急于捕獲各種有用的信息或是積累一定的談資，以期獲得兌換一定生活資料的籌碼，或者力圖獲得另一種生存資料的交換，信息時代的互通有無，究其內(nèi)心動因，又何異于漫長絲路歲月中，綠洲巴扎里四處趕集的旅人們？今天，高度城市化中熱衷虛擬社交的人們，分分秒秒守著手機微信的你我，又何異于同一時間序列中鄉(xiāng)村里爭先恐后趕集的老鄉(xiāng)們，抑或是歷史中翻山越嶺、鞭長駕遠，四處趕集的人們？的確，不論鄉(xiāng)村與城鎮(zhèn)如何各執(zhí)一端，今天與昨日怎樣此消彼長，除卻物質(zhì)空間遷徙的外部動作，我們本質(zhì)上都是“自我趕集”的旅人們。

　　還記得20世紀初期，3位來自英國，5次橫越新疆戈壁沙漠的英國女傳教士馮貴珠(依凡潔琳·法蘭屈)、馮貴石(法蘭西絲卡·法蘭屈)以及蓋群英(蜜德蕊·凱伯)，在她們的傳世之作《戈壁沙漠》中，真實記錄了新疆的南疆腹地多民族聚集的集市盛景。近一個世紀后的今天，在新疆喀什周邊鄉(xiāng)村及南疆各地的鄉(xiāng)村巴扎上，時間仿佛凝固一般，我們?nèi)匀灰姷竭@一幕幕百年前各族群人群熙攘的巴扎情景。

　　如若我們拋開時間，以空間為軸，把絲綢之路上的巴扎看成一個相對恒定的區(qū)域，或者將它恒定地還原為多民族地區(qū)跨文化貿(mào)易的交易地點，你將看到天涯海角、五湖四海、古今中外難以計數(shù)的旅人們，陸陸續(xù)續(xù)穿梭于人來人往的市集，你會看到如張騫、班超、裴矩、玄奘、法顯、馬可·波羅、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一些耀目的名字，還有更多無名的名字隱身于荒漠的星河，在不同的時間節(jié)點，他們排成一隊往來穿行于瀚海深處、絲路途中、綠洲市集之間。當然，我們還可以看到更前面逗留市集的人或許還會有神農(nóng)、軒轅、西王母、周穆王。一部新疆綠洲的商貿(mào)史，離不開行旅的路線、逗留的驛站與通市的處所，互通有無，從此地到彼地的行旅，這是支撐最古老的旅行的動因，所有偉大的旅行和冒險，其實質(zhì)都是商旅另外的變更形式，即便是有的放矢的“軍旅”也不過是一種更為強勢，充滿單向的文化輸出的“互通有無”。整個絲綢之路上的巴扎，為這些穿越邊界、“互通有無”的旅行者們提供中途之家，它收容這些探險家、商人、駱駝客、流浪者、流放犯人、和親公主、修女、比丘尼、朝圣者、傳教士、香客、盜墓賊、馬賊、觀光客、使臣……

　　一部巴扎貿(mào)易史也就是一部記述古往今來、天南海北、南來北往趕巴扎的旅人們的歷史，這些不知疲倦的旅人們，他們感喟于巴扎里相遇的際遇、交換的物資與分享的經(jīng)驗，在歷經(jīng)重重離心、分裂、遷徙、放逐的同時，重新找到自身的位置，相互揣摩心思，并分享擦肩而過道聽途說的諸多消息，他們作為“戈壁的耳朵”，找到了茫�；囊埃�孤旅之中理想的“諦聽者”。一如蓋群英所體會到的，沙漠戈壁綠洲上，巴扎里行旅的人們未嘗不像大海上航行的人們，不停靠于任何一方，他們對前途與人生的看法，的確在于對邊界的不斷穿越和“正在穿越”。

　　最初的“市”與最后的“市”

　　長長的商隊走過平原

　　步伐堅定，銀鈴奏鳴

　　他們不再追求榮耀和收獲

　　不再從棕櫚樹環(huán)繞的水井中求得安慰

　　——詹姆斯·艾爾羅依·弗萊克《通向撒馬爾罕的金色旅程》

　　“巴扎”是“市”，與“市”的區(qū)別恐怕在于它會容納更多歐亞文明跨文化貿(mào)易的行為，此外，至遲到元末明初，西域與中原才有了用“巴扎”替代集市的文獻記錄。

　　《說文》云：“市者，買賣之所也�！薄兑住は缔o下》云：“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薄睹献印す珜O丑下》亦云：“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這些對“市”進行的經(jīng)典釋義，無不說明“市”的本義指買賣交易和買賣交換的場所。早先是有市才有城，如今有城方有“市”。

　　遙想華夏大地最早的集市源自神農(nóng)、祝融，并一早便有稱作“朝市”的早市，與稱作“夕市”的夜市，其集市類型也取決于所聚合人群的諸多特點，為貴族、商賈與流民販夫所流連的市集各有不同，其共通之處都在于聚合物資，互通有無，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此后，華夏各地集市為城，趕集為約。有了市，遂有了市井、城鎮(zhèn)，百工技藝、行業(yè)作坊，又依據(jù)聚集人數(shù)之多少，遂有了大小城鎮(zhèn)之分，鄉(xiāng)村集市逐漸被城鎮(zhèn)里的商業(yè)區(qū)、步行街、時尚廣場所取代。

　　有漢以來，自張騫鑿通西域，“邊界集市”便興盛起來，當官方在西域進行探索，并不斷地向西域輸送使節(jié)、公主與軍隊的時候，中亞各民族也通過這些無名的“邊界集市”完成與漢朝之間形式多樣的民間貿(mào)易，中原漢人大多換得一些動物如馬、驢，異域奴隸以及各種各樣如犀牛角、象牙、龜甲、夜明珠、翠鳥羽毛這樣的奇珍異物，再有如芝麻、芫荽、豌豆、洋蔥、葡萄、安息茴香、黃瓜等果品菜蔬，而西域各民族則買進鐵制工具、布匹、糧食以及絲綢、漆器、玉制品等奢侈品。

　　唐朝時期，大量的進口食品、香料、化妝品與藥物從中亞引進，對此，謝弗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中有詳盡的說明，它們從絲路的諸多“邊界集市”上交易而來，此時經(jīng)由絲綢之路沿線的集市上引進的“胡床”(椅子)，深刻地改變了中國漢人的服飾、建筑、家居審美和生活習俗，由坐榻轉(zhuǎn)向使用椅子。更不用說，自漢至唐，大量的佛教經(jīng)文通過中亞商人及僧侶如安玄、安世高、竺法護、竺叔蘭、鳩摩羅什、法顯、玄奘等人穿越綠洲集市的旅行，陸續(xù)傳入。

　　宋朝失去了對中國西部邊疆的統(tǒng)治，陸路貿(mào)易逐漸被海路貿(mào)易所替代，絲綢之路上的綠洲城市慢慢被伊斯蘭教所征服，通往西方的陸上商路漸漸變得不再重要，而日漸興盛的航海業(yè)卻使宋朝通往東南亞的海上商道愈發(fā)重要，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使得宋朝出口絲綢、瓷器、漆器以及部分鋼鐵有了另外的通道。13世紀，當馬可·波羅經(jīng)兩河流域、伊朗高原、帕米爾高原，沿陸路絲綢之路，歷時4年來到元大都，并親見了泉州港口的貿(mào)易繁華程度，小小的海邊港口所集散的人群、貨物勝過他過去4年在歐亞大陸上任何一個集市上所見過的繁盛景象。

　　2012年秋天的夜風里，我坐在烏魯木齊二道橋大巴扎最后的夜市中，燈火輝煌，各色人等，不同的心事，同樣的時光交錯；各路年紀，不同的境遇，同樣的交際浮現(xiàn)。我突然想起在喀什市東巴扎里，我經(jīng)常去拜訪的一位維吾爾族商人所開的絲巾商鋪，這家店主在烏魯木齊、喀什、和田、庫車都分別擁有自己的分店，其絲巾既有新疆本地的羅布麻布、艾德萊斯綢，也有來自土耳其、巴基斯坦的繡花羊絨圍巾，他曾一度自豪地對我說，他家的絲巾店鋪，從伊斯坦布爾一直到喀什，聞?wù)呓灾��?013年，他開始在淘寶開店，實體店面陸續(xù)轉(zhuǎn)租；2014年，他嘗試在微信朋友圈開店，他的絲巾店鋪進入微店時代。城鎮(zhèn)化程度高的市鎮(zhèn)巴扎里，實體店鋪正在以驚人的速度逐漸被電商所取代。

　　時至今日，交易的處所正在以一種令人“潛移默化”理解并認同的方式逐漸消失，交易的行為卻永恒存在。信息網(wǎng)絡(luò)中，各種“電子集市”貿(mào)易興旺，淘寶上每日交易量的龐大程度，估計讓馬可·波羅也不知如何能夠形容。電商時代，海陸絲綢之路的集市、港口和碼頭全被整合進一個新的“市”——電商時代的“絲路集市”里。這個“市”會否也像我們所熟知的那個集市一樣——只不過也許不必經(jīng)歷兩千年的時間變遷——經(jīng)歷更短的周期更迭，由最初的市走向最后的市？

　　喀什噶爾的巴扎與伊斯坦布爾的巴扎

　　宋以后，用“巴扎”稱呼集市的表述，越來越多地為更多中原人所了解，越來越多的東西方旅人們，慕名去趕中亞西亞諸城的巴扎。從喀什噶爾到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爾)的路上，那些曾經(jīng)聚集商人、僧侶、使臣、探險家的巴扎如今也聚集著越來越多的觀光客。

　　在布哈拉(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巴扎上，倫敦商人安東妮·詹金森看到了印度、波斯、巴爾赫、俄羅斯以及來自中國的商隊，并罕見地記錄了醫(yī)生為患者抽取麥地那龍線蟲的一幕。

　　元代，撒馬爾罕城被周長5英里的深溝和高墻(帖木兒所建)環(huán)繞，從城門有路通向市中心，它的巴扎非常富有特色，它被建在市中心，是一個巨大的圓頂集市，有關(guān)它的記載初見于岡薩雷斯·德·克拉維約的筆下。這一時期，這些受蒙古人影響的中亞宮廷生活與街道上巴扎的生活細節(jié)，影響了許多詩人作家，馬修·阿諾德便是其中一位，他在《生病的布哈拉國王》這首詩中描寫了撒馬爾罕城內(nèi)集市的環(huán)境：“……可憐的人/在高高堆起的貨攤旁游蕩/他的腳下/就是雷吉斯坦廣場/他說：‘他很高興，他住在那里！’/穿著絲衣、貯存大米、各種水果和葡萄汁/還有彩色冰塊，為了度過旱季/‘就像櫻桃掉進雪里’”。詩歌中描述了布哈拉國王的宮廷果園中有從遠方移植而來的奇花異果，還有儲存雨水的水池。

　　愛德華·菲茨杰拉德在一首四行詩中同樣記述了撒馬爾罕街道巴扎上的商旅客棧：“想一想，這家破舊的商旅客店/晝夜在它的門口更替/一代又一代蘇丹怎樣隨心所欲/維持他命定的浮華……//我有時想玫瑰永遠不會開得那么紅/就像凱撒埋葬時流的血/花園中的每一朵風信子/從曾經(jīng)可愛的穗子掉落在她的衣裙中”。

　　即便是詩人奧斯卡·王爾德在詩歌《祝福你，女王》中也提及經(jīng)商的旅人們經(jīng)過撒馬爾罕城的情形：“……從那里繼續(xù)前行直到伊斯帕罕/這是個灑滿陽光的金色花園/滿是征塵的長長商隊/帶來了杉木和朱砂”。

　　提到前往撒馬爾罕的城市趕巴扎經(jīng)商最著名的詩歌仍然是詹姆斯·艾爾羅伊·弗萊克的《通向撒馬爾罕的金色旅程》，在這首詩中，作者寫道：“我們旅行并不僅僅為了經(jīng)商/熱風吹拂著我們煩躁的心/為了探求未知的渴望/我們踏上了通向撒馬爾罕的金色旅程”。

　　清朝末年，隨著清廷對邊疆統(tǒng)治的衰弱，新疆的莎車、喀什等絲路重鎮(zhèn)成為英俄在中亞“角逐勢力”的前哨，英、俄兩國分別在喀什噶爾陸續(xù)設(shè)立領(lǐng)事館，隨同領(lǐng)事館而來的英俄領(lǐng)事之中，除了帶來大量的外國居民之外，還有英俄兩國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與物質(zhì)細節(jié)，這些互為異國情調(diào)的感受，在喀什巴扎等公共空間引起了“外國移民”與“本地土著”之間更多的交流。馬噶特尼夫人經(jīng)常喜歡去逛喀什老回城的巴扎，而毫不在意當?shù)厝似鸪躞@異的眼光。

　　1895年，瑞典傳教士在葉爾羌建立差會站，在當?shù)貍鞲Ｒ�、施醫(yī)贈藥、開展救濟。19世紀，依靠俄英兩國在新疆南疆所設(shè)立的領(lǐng)事館、“中轉(zhuǎn)站”、接待廳，普爾熱瓦爾斯基、斯文·赫定、奧雷爾·斯坦因、弗蘭西斯·楊哈斯本、阿爾伯特·雷格爾、蘭登·華爾納、格倫威德爾、馮·勒柯克、伯希和、沙畹、伊斯沃思·亨廷頓……這些絲綢之路上的探險家、學者以及如喬治·馬噶特尼(馬繼業(yè))這樣的外交家們，不僅發(fā)現(xiàn)了埋在地下的寶藏、沙埋地下的廢墟、中亞沙漠下隱身的帝國與城市，他們還在像莎車、和田和喀什噶爾一樣的絲綢之路城鎮(zhèn)巴扎上發(fā)現(xiàn)了出售的古董、文物殘片以及大量的古文書。他們在新疆南疆巴扎上的驚人發(fā)現(xiàn)，為西方世界的“東方學”研究提供了最權(quán)威一手的資料。20世紀初，中國向這些西方的“盜寶者們”關(guān)閉了大門，俄英兩國在中亞的“角逐”隨著在圣彼得堡簽訂的《英俄協(xié)約》而于1907年正式結(jié)束，此后，絲路上的巴扎不再是探險家、政治家的樂園，卻依然沒有停止它接納行旅者的進程。

　　1931年，蓋群英、馮貴石姐妹來新疆傳教，在5次出入新疆的戈壁沙漠之后，對新疆的戈壁、荒野與巴扎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她們在《戈壁沙漠》一書中，詳細描述了舊絲綢之路北線上戈壁灘以及綠洲城鎮(zhèn)巴扎上的見聞。這期間，當然還有大名鼎鼎的歐文·拉鐵摩爾和他的妻子艾麗諾爾赴新疆度蜜月的行旅，他們由烏魯木齊到吐魯番，再沿絲綢之路北線到達伊犁、阿克蘇再赴喀什噶爾。

　　1932年，瑞士女作家艾拉·梅拉特與彼得·弗萊明結(jié)伴開始了她的新疆之旅，在喀什噶爾被稱作“秦尼巴克”的英國領(lǐng)事館里，她遇見了來自瑞典傳教團的修女洛維沙·恩瓦爾女士，她們之間有短暫愉快的相處。在喀什噶爾，她最大的消遣就是逛老城的巴扎，她還指出當時的喀什噶爾民間，四處充滿著“間諜熱”的輿論氛圍。

　　的確，無論古今，巴扎的存在都為新疆南疆綠洲城鎮(zhèn)的鄉(xiāng)民們提供了別樣的生活狀態(tài)、生存信念與人生價值，他們作為造訪新疆綠洲“后繼行旅者”的“前任旅人們”，最先被戈壁上的綠洲所收容，并通過設(shè)置巴扎，收容更多的旅人們。

　　2007年7月上旬一個靜謐午后，我第一次嘗試趕喀什疏勒縣的巴合齊鄉(xiāng)巴扎，我在喀什市色滿賓館(19世紀的俄領(lǐng)事館駐地)內(nèi)的約翰露天餐吧逗留，從我那天落座的位置正巧可以看見正對著約翰餐吧的方向，花木扶疏處重新粉刷修葺過的前俄國駐喀什噶爾領(lǐng)事館，怎樣的歷史交錯，時空顛簸，當年的俄國領(lǐng)事館，現(xiàn)在的中國式餐吧，一樣賓客盈門，通宵達旦，暢談不休，德國人、俄羅斯人、法國人、荷蘭人、意大利人、英國人、美國人、土耳其人依然在這條路上走，依然在那雕梁畫棟、蕾絲粉簇的房間住，只不過身份角色早已被歷史糾正回應(yīng)有的秩序，他們作為行經(jīng)喀什全新的行旅者們，偶爾駐足，留下無限神往的數(shù)聲驚嘆，回蕩在約翰餐吧露天的回廊里，復歸于沉寂。

　　2013年10月的某一天，我坐在伊斯坦布爾卡帕勒恰舍巴扎的角落里，讀起安徒生在《詩人的市場》一書中，提在扉頁上的這首詩，突然有一種恍如隔世的蕭索之感。這個大巴扎里有60多條街巷，4400余家商鋪，2000多個作坊。1841年，安徒生開始了他從丹麥至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和黑海的漫長旅行，當年4月下旬，他來到這個巴扎，后來在《詩人的市場》一書的《市場》一篇中，他用動人的筆觸描述了伊斯坦布爾大巴扎的昔日盛況。

　　從新疆的喀什噶爾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趕了一場萬里迢迢的巴扎，恍然覺得，趕巴扎的行旅，越走越孤獨，越走越靜默，在巴扎里人群鬧熱之處，我既存在于周遭人聲鼎沸的喧鬧里，又置身無人能解的荒僻之中，不得不逆游歷史去尋找理想行旅者。

　　(作者為學者，作家，筆名伽藍，新疆大學人文學院影視藝術(shù)系主任，其專著《巴扎志》即將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壓題圖為作者在新疆喀什塔孜洪鄉(xiāng)巴扎拍攝維吾爾族老鄉(xiāng)散集的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