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土詩歌”與云南精神

　　一些詩人和批評家根據云南高原大地的本色，并按照地域特征，將云南的詩歌命名為“紅土詩歌”或“紅土地詩歌”。這種命名有其獨到之處，因此，當我要整體地論述云南的詩歌時，不妨借用這個名稱。

　　在云南，生活著近30個民族的人民，這使得云南文化具有多元、兼容以及和諧共生的特征。幾千年來，云南人晨耕暮歇、煮酒歡歌，區(qū)域地理的相對封閉使篤定、堅韌、自在以及詩意生活的傳統(tǒng)長期流淌于他們的血液。這種傳統(tǒng)構成了云南詩歌寫作的潛在背景。

　　云南當代詩歌出現過兩次大的創(chuàng)作高潮，一次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一大批軍人在歷經淮海戰(zhàn)役、遼沈戰(zhàn)役之后來到云南邊地。這些人中，有軍旅作家彭荊風，也有公劉、白樺、周良沛等投筆從戎的詩人，還有文學批評家馮牧等。這使云南的詩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迅速產生影響，并引起詩壇的關注。但是這些引領云南詩歌走向新中國詩壇的詩人群體中，當時并沒有一位有較大影響的云南本土詩人出現。這一時期的詩歌有著濃厚的時代色彩，對云南的奇異山川、民族風情以及一些作家的軍旅生涯的關注較多，但云南人敬畏天地自然、睿智于大形之外、寧靜于自我之心、奮發(fā)于夢想尊嚴的文化元素、精神本核表現得并不是特別充分。改革開放以后，云南詩歌掀起了又一次高潮。于堅、雷平陽等詩人的相繼出現，豐富和拓展了云南詩歌的空間。他們中的一些詩人有站在云南高原、放眼蕓蕓眾生的遼闊胸懷。他們是以一種象征云南高遠、開放、自信精神的全新面貌崛起于中國詩壇的。他們的寫作體現出了可貴的“云南精神”。

　　說到這里，有必要闡明什么是我所理解的云南精神。其實，云南在地理和文化上從來都不是絕對封閉的狀態(tài)。云南人對外界的渴望和對創(chuàng)新的追求并不亞于其他地區(qū)的人民。云南雖然僻處一隅，有時也能得時代風氣之先。比如，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數十萬滇西民夫用血肉之軀筑就了著名的滇緬公路和中印公路，使得中國內地的抗戰(zhàn)在捉襟見肘之時能夠維持半壁江山。在后來的滇西反攻期間，同樣是云南人依靠雙腳和雙手渡過怒江、翻越高黎貢，運送了上百萬噸物資，用汗水和生命支撐了中國遠征軍滇西反攻的各個戰(zhàn)場。是這些云南民夫和中國軍人的鮮血，使具有維護尊嚴和自由傳統(tǒng)的云南紅土之色更加鮮艷。然戰(zhàn)死軍人有氏有名，而死去的民夫無名無姓，但我們都不能否認，這些民夫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云南人。這應該可以總結為云南人開闊、高遠的高原胸懷和堅定、擔當的大山品質，也是云南人維護尊嚴、崇尚自由、無償奉獻精神的根本體現。

　　就是這種海的胸懷、山的堅定，孕育了影響每個云南人的云南傳統(tǒng)�；蛘哒f，是因為具有這種傳統(tǒng)，造就了云南人堅毅、自由和淳樸的品質。我認為，在這樣開闊和堅韌的文化土壤之上，才容易生長出真正的詩人，才容易出現撞擊時代之門的詩歌。

　　在任何時代，詩歌應該是一個民族集體精神和生活狀態(tài)的體現。在人們看來，于堅的重要性在于，他從對時代轉型的敏感入手，豐富了中國當代口語詩歌的表達。但我覺得，于堅是一位一直在內心歌頌云南這塊沉默的邊地以及他所見證的雄奇壯美的神圣高原的詩人。他的確是“一個選擇了承擔責任、作為現場存在的詩人”。他努力回到位于中國這個宏大變革中的具體的云南環(huán)境和故鄉(xiāng)，嘗試著回到世界文化時空中的中華文明故鄉(xiāng)。我認為是云南開放、包容、神性、擔當的力量在不斷推動詩人的前進和思考，他用堅持個性的決心和維護多元的精神，跋涉于回到故鄉(xiāng)的內心遷徙之路。于堅這位云南人的開放和創(chuàng)新精神，重新使云南詩歌迸發(fā)出詩的高地的迷人聲響。

　　可以說，于堅、雷平陽等詩人的相繼出現，使“紅土詩歌”確立了在中國詩壇的地位。我同意雷平陽“是以誠懇的地方性視角，有力地抗拒了世界主義的喧囂”的觀點。云南的質樸傳統(tǒng)和詩人在云南長山大水的生存背景，使他對云南的艱難困苦體驗至深，并時常被云南的堅強品質所感動。他對故鄉(xiāng)的悲憫、觀照和熱愛比任何人都顯得熱烈、深沉和真摯。雷平陽詩歌中的云南大地，是一個神圣的祭壇，他的內心一直在朝拜這片土地，并基于土地之根，不斷審視變化的時代。大地的圣壇就是人性的圣壇，在這個詩人重建的精神圣壇之下，他的詩歌姿態(tài)甚至可以放得比一棵青草更低。而就是這種一低再低的姿態(tài)，使他的詩歌彰顯出可以撞擊天地人心的愛的恢弘氣勢。他的愛，在我看來并不偏執(zhí)。雷平陽對云南大地和紅土高原上形色匆忙的普通人群惜愛和關注的指向，和云南人善良淳樸、與人為善、敬畏天地自然的傳統(tǒng)精神更為貼近，詩人的寫作和訴求的理想與“堅定、擔當、務實”的大山品質更為貼近。

　　對于云南詩歌而言，于堅、雷平陽等詩人仿佛當年的遠征軍一樣，在中國詩壇進行了一場遠征。這種遠征，也像當年的遠征軍戰(zhàn)士一樣，帶著故鄉(xiāng)泥土的味道，從自己的故鄉(xiāng)出發(fā)，又力圖回到自己的故鄉(xiāng)。只是這種遠征，并無腥風血雨，而是完成于自己的心路歷程。由此我有理由相信他們的詩歌所包含的愛和觀照，已經超越了詩歌本身的意義，進而上升至一種可以核定的精神場域和可以感觸的人性之光。

　　云南是中國多元文化并存的最為豐富和典型的地區(qū)之一。云南燦爛的區(qū)域文明，以及和諧棲居的族群，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和處世之道。生活在這里的眾多民族，既能固守從祖先那里傳承千年留下來的文化之根，又能去除惟我獨尊和獨斷專行的心態(tài)。這體現了一種文化自信、文化自覺和文化包容。這種傳統(tǒng)成就了云南開闊、包容的精神，使每個云南人本身也變得豐富和動人，這種和諧共處的理念，是我們應當推崇和維護的文化意義上的差異性自由，也是云南傳統(tǒng)和智慧應當得到世人尊重的理由。

　　云南人對外來的一切總體傾向于謙卑、承認與接納的態(tài)度。他們尊重并學習外界的一切，以此來豐富自身，在承認和接納之中，又從不缺乏審視和批判精神。我曾經將這種現象稱為“文化的批判性接納”。也許只有這種批判性接納的文化傳統(tǒng)，才可能孕育出既能堅持個性、又能維護多元的紅土詩歌和文化滇軍精神。而所有這些構成了云南詩歌的底色。

　　在紅土詩歌的發(fā)展過程中，少數民族詩人的力量和貢獻同樣不容忽視。在公劉、白樺等軍旅詩人掀起云南詩歌創(chuàng)作第一高潮時，也有云南藏族詩人饒階巴桑的存在。饒階巴桑創(chuàng)作的《金沙江邊的戰(zhàn)士》等詩集，與云南的文化背景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那個時期還出現了白族詩人曉雪等少數民族詩人，至今仍然影響深遠。

　　在于堅、雷平陽等詩人推動紅土詩歌發(fā)展的第二次創(chuàng)作高潮期間，同樣先后出現了阿布司南、魯若迪基、哥布、人狼格、聶勒、柏樺、柏葉、密英文等云南少數民族詩人，他們的創(chuàng)作大多出于文化自發(fā)和意識自覺，為紅土詩歌實現內涵豐富化和精神多元化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進入21世紀以后，在云南建設文化大省和文化強省的號召推動下，又涌現了艾傈木諾、泉溪、扎西尼瑪、老六、愛松、塵埃、唐果、阿卓務林、溫酒的丫頭、陳衍強、曹翔、胡正剛、王單單等一大批各族漢語詩人。

　　至此，組成紅土詩歌的多位元素和不同層次、不同背景的詩人群體“成型”，基本形成了既有在精神上關照故鄉(xiāng)的總體指向、又有豐富多元的創(chuàng)作風格的云南詩壇格局，形成了既有領軍掌旗之人、又能包容詩歌萬象的云南紅土詩歌特色。因為多元文化傳統(tǒng)和生存背景的存在，紅土詩歌又能有效突破“集體英雄主義”的圓周，文化尊重與包容傳統(tǒng)形成了和而不同的云南詩歌生態(tài)群落，這種良性的氛圍將使云南漢語詩歌的創(chuàng)作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想，當生長在紅土高原的詩人們具備了“高遠、開放、包容的高原情懷”，錘煉了“堅定、擔當、務實的大山品質”，當我們能夠在高處放開胸懷、能夠在低處看見紅土高原的圣光，紅土詩歌必將對引領、歌頌、豐富和勘正云南精神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當我們重新翻開云南近代歷史的泛黃書頁時，所有的云南詩人，都有理由為云南精神驕傲和感動，并如同我們共同的歷史一樣，緊緊凝聚在一起。(李貴明(傈僳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