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銳第一人稱童話：“我”的意義和局限

　　“童話”一詞在《辭�！分械幕�本解釋是“兒童文學的一種，經(jīng)過想象、幻想和夸張來塑造藝術形象，反映生活，增進兒童性格的成長”。一般我們印象里，童話是白雪公主，是海的女兒，是非人類，是擬人和想象，讓現(xiàn)實中的“我”出現(xiàn)在童話里，這并不稀奇，但若要游刃有余，處理得當，則是一件難事。

　　童話發(fā)展到今天，第一人稱的童話數(shù)量并不少，許多童話作家都嘗試讓“我”進入童話世界，也出現(xiàn)過一些品質很好的第一人稱童話作品。但它的難度也是不言而喻的：作為一種想象的藝術，童話的輕盈和植根在現(xiàn)實中的“我”的沉重某種程度上是相悖的，在現(xiàn)實和想象之間，在沉重與輕盈之間，如何開拓出一片更廣闊的空間，周銳為我們做了不懈的努力，并為讀者奉獻了一大批有分量的好作品。

　　童話里各種各樣的“我”

　　“我”以怎樣的面貌出現(xiàn)在童話里，“我童話”呈現(xiàn)出怎樣的審美效果，這是讀者第一關注的問題。在周銳的“我童話”里，“我”呈現(xiàn)出紛繁多彩的面貌。

　　首先是“我”身份的多種變化。

　　在周銳早期童話里，“我”更熱衷于一些醒目的標志。比如職業(yè)的不同：《眼淚失蹤》中“我”是演員；《古棋》中“我”是象棋協(xié)會的副會長；《廢城蠟燭》里我是去探險的學生；《我與一只蚊子的盟約》里“我”是一個駐外大使；《B我消滅A我》里“我”是個警察；《生日點播》里“我”是電臺工作人員；《宋街》里“我”是旅游局的職員……身份的不同帶來的是故事的差異化，象棋協(xié)會的人帶來的是與象棋有關的故事，探險的學生帶來的是探尋被風沙掩蓋的廢城的秘密；大使帶來了異域的風景；電臺工作人員帶來的自然是與電臺有關的故事……不同的職業(yè)帶來不同的體驗，這是顯而易見的。“我”的多樣職業(yè)化必然帶來故事的多樣化和新鮮感。

　　此外，年齡的不同亦是一個很好地規(guī)整“我”的身份的角度。在周銳的童話里，“我”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年齡的人，一是成年人，一是學生。成人帶來的是成人世界的故事，關注的是成人社會熱點，而學生的角度則必然帶來有點學校和孩子氣息的故事。比如《月亮上找到你的笑》，是個渴望和女孩子交往的男孩子，映射著學校里男生女生的交往；《我被槍斃三個月》則是一個英武的警察的視角，對應的故事是更成人的社會的有關法制的話題；《廢城蠟燭》對應的是生活中渴望冒險的男孩子的想象；《向明星進攻》則是當下追星一族孩子的寫照……

　　“我”的身份的標簽里還有性別的變化，男或者女，這也帶來敘事角度和敘事節(jié)奏的不同。

　　周銳童話里，時空的改變也帶來“我”的變化。在《拯救伶仃草》中，與未來的溝通就把“我”放在了一個更加遼闊的空間里。時空的改變必然改變當下的“我”的思考，并朝向作者設定的意旨走去。

　　可以說，在周銳的第一人稱童話里，職業(yè)的變化、時空的變化、性別的變化、年齡的變化，幻化出各種各樣的“我”，而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各種各樣的“我”里，還有一個更貼近真實世界里的“我”在童話里。這個更加自我的“我”在周銳1997年病后的童話集《出竅》中有更多的表達。這個我從當下的真實出發(fā)，投入更多的個體心理和感慨，在更大尺度的現(xiàn)實下進入想象，讓作品呈現(xiàn)出不一樣的面貌。比如《麻雀與空調》，作者上來就告訴讀者：“那時候，我剛動了手術，出院不久，每天起來少，躺著多。妻子上班去了，兒子上學去了，我就在家里望天花板。靜極了，聽見客廳里那盆植物一邊吸水，一邊長葉子�！痹谶@樣的境況下，“我”聽到了麻雀的話，并借麻雀的口來解釋了為什么我可以聽到他們說話了，“因為你病了。你們人，在沒生病的時候，對什么都不在乎，所以什么都感覺不到。非要到生起病來，而且輕病不行，一定要是重病。”作者平常地展開故事，不打算故弄玄虛，不愿意繞很多圈子，只是表達在這樣的一種心境下個體與童話的近距離或者說是零距離。而《手多手少》則是在一種對自我身體健康的擔憂下的一種童話式的調試，如果自己將失去一條手臂，那么“我”得怎樣生活？作家從自身狀況出發(fā)，想象著這個宇宙中還有獨臂星和三臂星，于是想象的過程變成自我心理調試的歷程，“我”最終帶領讀者一起抵達生命的堅強。

　　“我”在童話里的意義

　　各種各樣的“我”帶來各種各樣的故事，如果說這樣的設置主要是一種寫作技法上的嘗試，這樣的嘗試首先帶來的是閱讀上的親近感。

　　面對兒童的寫作，如何貼近孩子，讓孩子愿意接受，可能有多種途徑可以到達�！拔摇钡脑O置，首先是一種作家全身心投入的姿態(tài)和一種與孩子平等溝通的愿想，“我”愿意把“我”的事情講給你聽，“我”的真實可感讓讀者心理上放松，并勾起閱讀的欲望。在創(chuàng)作談《我，我，我》中，周銳用兩個例子來介紹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的效果：“如果你對別人說：‘外國有個人中了彩票，成了百萬富翁�！瘎e人不一定很驚訝。但要是你說：‘我在馬路邊摸獎，一下就摸到個一萬元。’不，你只說一千元，或者一百元，人家也會對你瞪大眼，‘真的？！’”接著周銳思考曲藝節(jié)目里第一人稱的運用和妙處，嘗試在童話里植入各種各樣的“我”。

　　無疑，這樣的“我”帶來了親歷性，親歷性帶來了親近感，這是“我”在童話里的第一層意義。

　　由親歷性帶來的，則是現(xiàn)實與想象世界的巨大反差而帶來的審美的驚異�！洞蹬４笸鯕v險記》以“我”的口吻來講戰(zhàn)爭中的離奇經(jīng)歷，殺死過鱷魚，騎過大炮，上過月球，見過奶酪島……所有這些夸張的想象離奇的情節(jié)都冠以“我”的親身經(jīng)歷，這樣的落差帶來更大的美學張力，讓讀者在開始的懷疑中進入，并被這樣的夸張和幽默吸引。周銳第一人稱童話里，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這樣的傾向于“荒誕”審美效果的作品�！豆牌濉分小拔摇币�把所謂的“正宗”棋藝發(fā)揚光大，和宇航員一直下著一盤只有將和帥的棋局，始終無法結束。這樣的夸張在現(xiàn)實里是絕對不可能發(fā)生的，但在童話設定的語境下，則成為一種必然。《賣身前后》里我和富翁交換了身體，成為超級大胖子，因為不鍛煉，富翁把健美運動員的身體很快又變成了一堆肥肉。這樣的假設都有它的合理性，沿著一定的合理性童話最大限度地拉大了反差，造成審美上的愉悅感。

　　“我”的故事貼合著現(xiàn)實，從現(xiàn)實的角度出發(fā)，必定給童話帶來思考和寓意，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是給好玩的故事增加了有分量的內核，是給童話帶來可資玩味的意蘊的�！蹲詈笠粋�冬天》是對全球氣候變暖的反思，帶著一絲傷感的氣息�！墩�救伶仃草》是對未來物種滅亡的反思；《森林手記》是對人與動物關系的深刻反思……反思帶來童話的深度，特別是當這些反思與有趣的情節(jié)、不同尋常的想象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其帶來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不能忽視的是，“我”的進入讓周銳童話在文體上的拓展更加明顯：小說、散文的因素大量進入童話，寓言的意義更加突出，這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傳統(tǒng)童話的概念。周銳的“我”一般不涉及動物，或非人類，他專注于一般意義上的人，發(fā)掘人性的力量，揭露人類的弱點，歌頌人心的善，為童話注入更多思考和深度。

　　散文化的表現(xiàn)在《出竅》中的許多作品里都可以強烈地感覺得到，前面的《麻雀和空調》是一例，《手多手少》中也是這樣的敘述：“我讀小學的時候，媽媽就常對我說：‘要好好讀書，才能考進好的中學；進了好的中學，才容易考上好的大學；從好的大學畢業(yè)，才會有好的工作。’我很努力地照媽媽說的做，好不容易在好的大學拿到了文憑，可這時出了點兒意外，在這意外中我失去了一條手臂�！边@樣的敘述平淡而真實，故事就在這樣的拉家常一樣的散文化敘事中展開，為了找到好工作，“我”來到獨臂星球，遇到另外的人，體悟到生命的真諦。

　　對于周銳童話的寓言性我們前面也有所涉及，像《黑底紅字》總結出一個深刻的人生教訓：要珍惜自己已經(jīng)擁有的，不能把健康作為交易；《阿牙》是對睚眥必報的行為的批判；《拯救伶仃草》是對自然生態(tài)的反思；《炒命》是對當下股民的反思……

　　文體上的這種變化在《出竅》等更加貼近現(xiàn)實的那個“我”的作品里有更突出的表現(xiàn)。在這一階段，作家因身體的原因，對自我對生命都有了與以前不一樣的思考，他從個人經(jīng)歷出發(fā)，找到幻想與自我之間的契合點，這樣的狀況下，文體的思考成為第二位的，散文的真實，小說的敘述，以及寓言的意味，都糅合在“童話”的名下，讓這一時期的童話呈現(xiàn)出一種特別的面貌。

　　“我”帶來的意韻層面上的局限

　　“我”為周銳童話帶來了清新的面貌和閱讀快感，同時，“我”也不是萬能的，“我”的嵌入也不可避免地在一些童話中顯示出局限性。

　　第一人稱的嵌入，因為和現(xiàn)實的貼合，有時候會拉扯到想象的飛翔，讓童話的想象缺少輕盈和自然，比如《阿牙》，講“我”的一個同事的故事，這個同事最大的特點就是“以血還血，以牙還牙”，他不斷遇到各種事，而面對各種人和事他都要睚眥必報，想著法子報復回去，尋得平衡。故事的一次次敘述之間是一種平行前進的關系，最后直達寓意：“老頭兒勸阿牙把字磨掉。‘沒有這些字笑起來會更好看。’”整篇童話雖然有極度的夸張，但情節(jié)都在“設計”的圈子里簡單進展，“想象”的因素退位到次要的地步。

　　“我”的角色設定，是基于現(xiàn)實而來的，周銳的第一人稱童話里，有許多童話涉及各種社會現(xiàn)象，剖析人性，反思人類的生存狀態(tài)等，有一個從現(xiàn)實中來的“我”的加入，無疑讓作者達成主旨更方便，而同時，因為方便，有些主旨就比較外露。《手多手少》兩次星球行，都非常明顯地聚攏在作者的意圖之下，《用獎杯吃飯的餐廳》有一些新穎的構思，給我們新奇的片段的想象，但最后的結局則在意料之中，而當我們被作者帶到這樣的結局的時候，其實是心有不甘的，因為我們只是被給了一點甜，然后就迅速地來到了結尾：只用獎杯吃飯是沒有辦法真正成為冠軍的。

　　具體分析個別故事，我們會看到第一人稱的“我”的設置有時候還沒有達到一種更貼合更自然的狀態(tài)。《阿牙》就是這樣，這個“我”處在一種無力的狀態(tài)里，不會對情節(jié)等產(chǎn)生直接的推動作用，“我”是一個旁觀者，為讀者講述他人的故事。這樣的姿態(tài)雖然可以拉近讀者，有一種親近感，但在具體的行文中，當我們把“我”去掉的話，基本上不影響故事的完整性，故而顯得很無力或者多余。

　　童話是緊貼著現(xiàn)實的飛翔，想象和現(xiàn)實如何達到更妥帖的糅合，這是一個有難度的話題。第一人稱的“我”無疑給童話作家周銳帶來更廣闊的表達空間，糅合著周銳童話好讀、有趣、有意味的特點，個別篇章里“我”的發(fā)揮沒有達到最佳的效果，可能也是在所難免的現(xiàn)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