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民族作家的文學堅守——第三屆兩岸民族文學交流暨學術研討會綜述

　　8月22日至27日，由中國作家協會、臺灣藝文作家協會、新地文學發(fā)展協會主辦，《新地文學》雜志社、《民族文學》雜志社和大溪藝文之家協辦的“第三屆兩岸民族文學交流會暨學術研討會”在臺北舉行。以吉狄馬加為團長的大陸多民族作家、評論家代表團一行16人和臺灣的20多位作家、評論家、學者(其中包括11位臺灣少數民族作家)，參加了會議。26位作家、評論家提交了論文及文學作品，會議期間共舉辦了9場次的演講、研討、座談及朗誦等文學交流活動。大家圍繞兩岸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展狀況、少數民族作家的文化選擇、全球化時代民族文學的堅守與嬗變、兩岸多民族文學發(fā)展的差異性與共性、少數民族母語文學的獨特價值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研討，并且一起交流創(chuàng)作經驗，共敘文學藝術人生與民族文化情懷，極大地增進了兩岸作家的情誼，促進兩岸的文化交流和文學交流。

　　最大公約數：促進兩岸交流的新發(fā)展

　　自2012年首屆兩岸民族文學交流會舉辦以來，交流會便成為兩岸文化和文學交流的重要平臺，深受兩岸多民族作家、評論家的喜愛和期待，受到了中國作家協會和臺灣藝文作家協會、新地文學發(fā)展協會的高度重視。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兩岸文化交流的85歲高齡的新地文學發(fā)展協會理事長郭楓說，他和中國大陸的交往很密切，今年幾乎每個月都會到大陸。這樣奔忙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加強兩岸民族文化交流的進度�，F在兩岸經濟的交流已經到了深水區(qū)，下一步，文化的交流是促進兩岸交流的重要工作，而在文化層面上，文學是文化的精髓。他認為兩岸的少數民族文學是中華文學的奇葩。少數民族文學展現出來的人與自然的天人合一，表現出來的真誠、真情、自然、質樸、熱情等，有自身的獨特魅力。交流會由臺灣和大陸輪流舉辦，已經成為一個制度，促進了兩岸民族作家之間的相互理解，進一步深化了兩岸文學的交流合作。

　　彝族詩人吉狄馬加說，大陸與臺灣少數民族是文化同根、文化同源，臺灣少數民族也是大陸少數民族的一個縮影。我們之間的共同性遠遠大于差異性。比如佤族文化與泰雅人的文化之間有很多的相似性。不同的文化之間，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在一起都是兄弟姐妹，進行心靈的溝通，可以增進兩岸作家之間的關系，開闊作家的視野，促進兩岸的文學交流和文化交流。兩岸的文化交流，已經形成了良好的機制，還需要不斷完善，除了兩岸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出版、重要作家的推介，還需要形成一種合力，推動中國從文化大國向文化強國邁進，不斷提升大中華文化的對外影響力，使整個中華文化走向世界。這些都需要兩岸同胞的共同努力。

　　臺灣藝文作家協會理事長、小說家陳若曦說，大家都是寫作者，應該坦誠交流，優(yōu)點、缺點、寫作技巧等，無不可談，只要能提高文學創(chuàng)作，就是最大公約數。臺灣的少數民族族群人數不算多，但其文學創(chuàng)作富有成就，是臺灣文學園地里一朵亮麗的花朵。臺灣四面環(huán)海，最大版圖是高山，高山文化和海洋文化在世界文學版圖中也獨樹一幟。譬如寫到海洋，我們作家歌頌人和海洋的擁抱、共榮、共存，而不是現代文明長年追求的“人定勝天”、征服和利用海洋。寫到山，則凸顯人對高山的敬仰，對自然和萬物取之有道，處處和諧相處。這些作品也記錄部落傳統(tǒng)文化和現代文明的碰撞，哀嘆部落和文化傳承漸趨式微的危機。消費自然、破壞自然以致物種滅絕、地球暖化，這些都是全球的共同課題，我們少數民族文學在這方面的確有獨到之處。大陸少數民族，人數更多，相信作品也豐富多彩。每一次面對面互相切磋琢磨、互相鼓勵的機會都非常難得。

　　臺灣詩人詹澈說，在歷史上，當人類的發(fā)展面臨問題時，少數民族文化總能為人類的發(fā)展注入新的活力。從現實意義來看，兩岸的和平才能帶來亞洲的和平、太平洋的和平。在這其中，除了要發(fā)展經濟，更重要的是要進行文化交流。因此，以長遠眼光來看，作為個人在創(chuàng)作的時候，是為個人的文學理想進行的創(chuàng)作；而作為一個平臺，文學創(chuàng)作是在做更具有長遠意義的事情，可以為兩岸的和平與人類的和平做出有意義的事情。

　　責任與使命：在文化覺醒中面向未來

　　吉狄馬加在會上作了題為“在文化覺醒中面向未來”的發(fā)言。他從三個方面闡釋了少數民族文化與文學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命運與價值。第一、當下無論是討論一個單一國家的文學，還是討論一個單一民族的文學，都離不開這個世界更廣闊的存在，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學都在經歷著全球化的考驗。在“全球化”的現實威脅下，保護和延續(xù)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變得越發(fā)重要�！叭�球化”所形成的強大的商業(yè)邏輯的侵入，不同地域與民族的文化(包括文學)遭到的商業(yè)力量的壓迫，依然是當今全人類保護文化(文學)多樣性急需解決的難題。只有真正改變了把經濟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文化倫理這一謬論，世界的文化生態(tài)和文學生態(tài)才會發(fā)生根本的逆轉，并朝著健康的方向繼續(xù)發(fā)展。第二、尊重和承認差異，是中國乃至世界處理民族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則。美國的民族問題和中國的民族問題，其可比性是很小的。因為從總體上看，美國是一個以移民為主體的國家，原住民印第安人所占人口比例微乎其微，而中國的各個民族都是古老的世居民族，就是幾個遷徙進入中國的外來民族，也已經有近千年的歷史，有的歷史還更長，早已完全本土化。只有認真面對這樣一個歷史和現實的真實存在，我們所有的決策和政策的制定，才會具有完整的科學性，每一項關于民族問題的政策，才會更符合中國的實際。第三、當前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展和繁榮，處于十分重要的歷史節(jié)點上。經過6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獲得了空前的繁榮和極大的發(fā)展，這是一代代少數民族作家文化覺醒的過程。眾多優(yōu)秀作品，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文學的寶庫，它們不僅是某個民族的光榮，也是中華民族當代文學的光榮。一大批杰出的少數民族作家自覺地把其文學的觸須真正深入到了其母體文化根部的最深處。他們一方面讓自己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一部分，另外在創(chuàng)作中更加關注民族的當下生存狀態(tài)，而且把自身民族的命運與全人類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在呈現文學民族性的同時，還極其高明地呈現出文學的人類性�？梢哉f，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造新奇跡在文化和思想上的準備已經基本完成。

　　與會少數民族作家結合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表達了對文學、對民族文化的熱愛與堅守。臺灣作家浦忠成說，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很長一段時間里，臺灣沒有講母語、方言的環(huán)境，但是自己的母語非常好，而且母親是部落頭人的女兒，講了大量的部落故事，使之認識自己的部落文化。臺灣少數民族族群有著悠久而獨特的民族歷史文化，他們的文學作品拉長了臺灣的歷史文化視野，而且他們生活所在的高山、海洋和山谷，都讓文學內涵更加豐富。兩岸民族作家需要互相了解，進行更深刻的交流。

　　臺灣作家卜袞·伊斯瑪哈單說，他熱愛母語寫作，感覺用自己的族群文字寫作時，心靈中最深刻的內容才得到更恰當、更得體、更完美的表達。他一方面使用自己的族群文字寫作，又用簡單的漢語翻譯出來，以方便跟漢語讀者進行交流。他認為，每個民族在世界上都有共通性，比如愛與真善美，作家就是要選擇最好的語言表現世界上人的共通性。

　　臺灣作家瓦歷斯·諾干著述甚多，各種文體均有涉獵。他于1991年創(chuàng)辦《獵人文化》，為了給雜志寫稿，跑了很多民族地區(qū)，獲取了大量的寫作資源。但他的作品并非都是以臺灣少數民族生活為背景，其新近出版的小說集《戰(zhàn)爭殘酷》主要關注到了第三世界，寫到了車臣戰(zhàn)爭，寫了巴勒斯坦，還有一篇寫“二戰(zhàn)”時期日本在東北的細菌戰(zhàn)。他認為，一個作家的關注點和視野應該寬闊一點，把普世價值寫得更廣一點。一個民族人口可能少，但是文學可以發(fā)揮最精湛的書寫模式，走到世界的前沿。

　　多位作家都談到自己早年走出去，多年后再回到自己的部落、回到自己的族群，通過寫作回歸自己的民族文化家園。臺灣作家夏曼說，他在外地學習工作16年后重返部落，通過自己的創(chuàng)作表現獨特的海洋文化，他的創(chuàng)作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島嶼、自己的族群。臺灣作家里慕伊·阿紀說，她開始只是以為自己是中國人，有一段時間甚至把自己的族群語言都忘記了。后來參加族群認證考試，收集很多泰雅人文化，了解自己族群的神話傳說故事，是寫作讓她慢慢走回自己的族群。臺灣作家亞榮隆·撒可努曾經是一名森林警察，參加過鎮(zhèn)壓族群反抗政府的活動，是寫作讓他回到了自己的部落，回歸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不但寫作還創(chuàng)辦了“獵人學�！保瑐鞒胁柯湮幕�。

　　堅守民族文化并非易事，但是作家們都有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臺灣作家巴代說，作家就是要給自己的族群留下一些民族文化的記憶。自己這一代還能傳承自己民族的文化，這一代不寫，下一代就沒有人寫了。年輕的“80后”作家沙力浪以母語布農文創(chuàng)作，他說自己用右手寫漢語，用左手寫母語，用漢語是為了跟更多的人對話，而用族語是對母親、對族群的責任。對他來說，用族語寫作很困難，因為他用漢語思維，寫作時需要轉換成族人的思維，他個人還停留在自己的部落尋找自己。羌族作家雷子說，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有多長，羌族文學的歷史淵源就能上溯到多遠。羌族是一個悲壯而頑強的民族，自己是一個幸運的羌人，是一粒在歷史長河中被幸運傳遞的那枚倔強的種子。古老的羌族文化是其創(chuàng)作的源泉，此生注定為民族而歌。

　　作家的民族文化認同也有一個形成、發(fā)展的過程。畬族作家山哈說，他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但是以前并沒有太多的民族身份認同，直到2009年參加魯迅文學院第十二屆高研班，55個少數民族作家通過4個月的學習和交流，有了關于民族文化的自覺，從此有意識地走進自己的民族生活，書寫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記憶。佤族作家袁智中說，正是因為民族文化面臨著全球化的危機，甚至是最終可能被同化的命運，所以作家更需要寫作，還要拍攝，做民族歷史文化的記錄者。繼第一部佤族歷史文化散文集《遠古部落的訪問》之后，她重返部落，力圖為佤族當下的社會生活及發(fā)展變遷留下真實而深刻的記錄。

　　關于文學的主流與邊緣問題，臺灣聯合大學教授、小說家王幼華說，不論什么族群，拿出最精彩的作品就是主流。壯族作家唐櫻說自己從來沒有邊緣感，她所屬的黑衣壯保持著比較原生態(tài)的壯族文化，其創(chuàng)作就是要將自己民族中美好的東西和獨特的文化介紹給讀者。

　　作家雅森·孜拉力在發(fā)言中介紹了新疆維吾爾族悠久的文學傳統(tǒng)和發(fā)展狀況。據統(tǒng)計，新疆目前維吾爾族作家有1.5萬人左右，100多個地、州、市、縣成立了文聯、作家協會等文學組織，專門刊登文學作品的雜志有21種，還有《新疆日報》等200種報刊設立了文學欄目，全區(qū)內11個出版社都有文學編輯部，99%的維吾爾族作家用母語創(chuàng)作。1950年以來，在新疆用維吾爾文出版的長篇小說超過300部，中篇小說集、短篇小說集幾千部，詩歌集好幾萬部，呈現出蓬勃發(fā)展的嶄新局面。

　　作家在文學繼承中更需突破和創(chuàng)新。臺灣作家啟明·拉瓦說，我們處在一種多樣化的文化環(huán)境之中。文化的傳統(tǒng)是否在變，文學的樣貌是否有改變，文學中的變與不變分別是什么，這都是作家需要思考的問題。藏族詩人剛杰·索木東近十年來傾心主編民間公益網站——藏人文化網，以此作為互聯網時代的藏族文學創(chuàng)作和傳播的平臺，帶動、培養(yǎng)了一大批青年作家的成長。他說，建設一支年齡結構合理、創(chuàng)作主題明確、創(chuàng)作體裁多元、團結協同奮進、發(fā)展態(tài)勢良好的作家群，還需要藏族作家繼續(xù)努力。在新媒體時代，作家還需要走出自己民族的土地，需要與其他民族一起分享這個時代，而不是回到幾千年前。土家族作家田耳說，面對“返回民族和走出民族”的論題，他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走出民族”是他本已具有的一種寫作策略或者說是寫作自覺，而“返回民族”，則是一個長期、艱難的過程。他將一直追尋這個過程，從而確證自身的存在，挖掘自身可能潛藏的種種可能。

　　優(yōu)化與互補：民族文學研究的新視角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凝結著不同民族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內涵的碰撞。民族文學的個性與共性、民族文學與主流文學的互相滲透與區(qū)別、文化的多元與融合等，是與會作家、評論家探討的主要問題。評論家賀紹俊在發(fā)言中說，我國是多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歷史，在這塊土地上，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盡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疆界，但多民族的交往，使不同的文化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任何政治或軍事的疆界阻止不了的。在以往文學史敘述中處于正統(tǒng)位置的漢語文學，是不斷地從少數民族文化中汲取營養(yǎng)的。說到當代文學，更應該考慮到多民族文化交互影響和相互吸收的因素，因為在現代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的屏障和阻隔被空前地打破，這種影響和吸收更加頻繁，又更加如潤物細無聲似的潛在。他以王蒙、范穩(wěn)、李興葉為例闡釋了三位作家如何分別受到了維吾爾族、藏族、蒙古族文化的影響，說明中華文明是多民族文化不斷交融互補的結晶，而漢族文學潛在地受到了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

　　評論家譚五昌認為，少數民族詩歌不但在民族文化上具有新鮮感，還有思維上的新鮮感，它們是對中國詩歌格局的優(yōu)化，是對中國詩歌的豐富。他以吉狄馬加和瓦歷斯·諾干的詩歌創(chuàng)作為例，闡釋民族詩人文化身份的固守與自覺超越，不僅要有自覺的民族文化意識，還要有人類意識和世界普世意識，實現地方經驗、本土經驗與人類意識、世界眼光的有機融合。

　　評論家張未民談到，民族文學要彰顯個性，又要超越個性，尋求人類的共通性。研究少數民族文學和中國文學，需自覺地把握中國文脈，以中國文脈的歷時和共時線索，昭告中華文化的審美精髓，統(tǒng)領不同區(qū)域、不同地方、不同層次、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體現出中國文學的“中國特色”和整體風貌。漢語(中國的共同語)的背后，有著多民族的語言實踐和共同創(chuàng)造，漢語的身份不僅是漢族的，更是“中國”的，是中國各民族的共同的語言創(chuàng)造和想象。故而，漢語文學也并不單純是漢族文學，還包括少數民族作家用漢語書面語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

　　評論家趙志忠掃描了20世紀少數民族作家文學取得的輝煌成就，描述了中國少數民族作家長期生活的歷史文化氛圍，認為具有獨特的經濟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和與眾不同的自然景觀是產生風格獨特、具有世界意義作品的基礎，也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走向世界的資本。21世紀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將會有更大的發(fā)展，面向全國走向世界是民族文學發(fā)展的必然，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責任。

　　評論家趙晏彪探討中國少數民族電影的現狀與國際化策略，認為要大力提倡電影主創(chuàng)人員學習、研究本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關注民族的歷史和現實生活，在了解中國文化獨特優(yōu)勢的基礎上，自覺地去發(fā)掘中國文化的魅力并努力加以電影化的表達。近年來我國少數民族電影在表現少數民族風俗和風情上已經做得很好，怎樣表現少數民族人民的心理發(fā)展和每個民族特有的信念支撐，才是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在今后發(fā)展中需要解決的瓶頸問題。

　　臺灣科研院校的專家學者對兩岸少數民族文學也給予了熱情的關注。臺灣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黃季平從彝族語言及文化的多元闡釋了彝族當代文學的多樣化發(fā)展及多彩圖卷。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董恕明以奧威尼卡·露斯、夏曼·藍波安、瓦歷斯·諾干三位少數民族作家作品為例，從作家的現實關懷、民族情感、思想境界、題材選擇等角度論述文學寫作的種種可能性。

　　周春塘、應鳳凰、魏貽君、蘇葉、林啟超、陳學祈等作家、評論家也參加了此次會議。在閉幕式上，郭楓說，兩岸的文學交流必須從交流跨越到合作的層面，我們必須和不同的單位、不同的地區(qū)進行合作。合作可以更加密切地促進我們的關系，可以將兩岸的力量聯合起來一起工作。相信兩岸文學將會有更加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