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鄉(xiāng)村美景，農民的疾苦更為重要——對話侗族作家袁仁琮

　　袁仁琮是新中國成立后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侗族作家，他從1956年19歲時開始發(fā)表作品，除“文革”期間受到沖擊而停筆外，多年來他一直筆耕不輟，特別是近10年來更是老當益壯，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血雨》《窮鄉(xiāng)》《難得頭頂一片天》《太陽底下》《夢城》，以及長篇歷史小說《王陽明》(修訂本)和《莊周》等。2014年，這位77歲的作家又推出了百萬字的反映從解放初到“文革”結束期間貴州侗鄉(xiāng)社會發(fā)展變遷的三卷本長篇小說《破荒》，今天，結合作品，追憶其走過的文學道路，對中國人歷史命運的感悟愈加深刻。

　　楊玉梅(以下簡稱楊)：每個作家都有特定的文化土壤和時代背景，您在1950年代就走上了文壇，這既得益于新中國的成立，估計也跟您所處的地域文化背景有關吧？

　　袁仁琮(以下簡稱袁)：是的。我出生的貴州天柱是個文化底蘊比較深厚的地方，清水江水路交通方便，隨著木材的外運和貨物的輸入，受湘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各種文化影響較深。我老家藍田碧雅村，山高谷深，四五百戶人家，卻有清末文秀才兩位，武秀才一位，還有一位貢生。我的啟蒙老師就是從山外請來的一位清末秀才，姓江，名中興，還是天柱籍北伐著名將領王天培的恩師。山里人喜歡書，盡管很窮，有書本、筆墨紙張的人家卻很普遍。

　　不過，我搞文學創(chuàng)作完全出于偶然。像我這樣出身貧苦的山里孩子能到縣城讀書，靠的是政府發(fā)放的援助金，鄉(xiāng)親父老和家人欣喜異常，我自己也是說不出的高興，有一肚子話想說。1956年暑假，我因病回到家里，沒法干活，便經常坐在河邊冬青樹下乘涼，胡思亂想。當時，我已經接觸一些文學作品，自己也想試試。沒有稿紙，就用白報紙密密麻麻地寫了獨幕兒童話劇《小花和尚看梨》，糊里糊涂地寄出去，想不到年底就發(fā)出來了，收獲50元稿費。那時候，50元可是個不小的數(shù)目，我們學校教師的月薪也不過50元上下，第一次嘗到用作品賺錢的甜頭，難以用語言表述。此后近60年的創(chuàng)作歷程，收獲更多了。文學能幫助人認識歷史、認識社會、認識人生，能給人以美的享受，從享受美中受到教育，凈化心靈。

　　楊：文學創(chuàng)作需要鍥而不舍的執(zhí)著精神。您堅持寫作一輩子，有沒有感覺創(chuàng)作資源枯竭的時候？

　　袁：我感到的是時間不夠用。創(chuàng)作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或者說是一種生命存在的形式，我注定要和文學相隨一輩子。我家里除了電腦、單反照相機，就是滿壁滿地的書。除了參加貴州省寫作學會(我是學會顧問)組織的采風活動，有了余暇便和妻子一起逛公園，親近大自然，放松一下。我熟悉不少農活，木工手藝不錯，還學了攝影，教了一輩子書，還鉆進故紙堆里，和古人打交道。想寫的東西真不少。

　　楊：新近出版的三卷本長篇小說《破荒》，在我看來，既具有歷史小說的深刻思考與總結回望，又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啟示意義。您在《自序》里也說了“中國人走到今天不容易”。在這樣一部厚重之作中，您想寄托什么樣的情懷？

　　袁：改革開放以來，思想解放，政治環(huán)境比較寬松，但不少人不理解改革開放，牢騷滿腹，怨天尤人。我覺得這里面涉及許多大問題。作為一個作家，我們要不要站得更高一些，胸懷更寬闊一些，看得更遠一些？要不要承認任何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發(fā)展都不可能一帆風順？有了挫折包括大挫折應該抱什么態(tài)度？我認為這不僅僅是作家應該想明白，也是全國人民應該解決的思想問題。否則，我們是無法輕裝前進的。這是我寫三卷本長篇小說《破荒》的出發(fā)點。

　　我出生于1937年，對本地解放前的許多見聞記憶深刻，對解放后貧苦農民翻身的喜悅、他們經歷的種種挫折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我親身經歷了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后期被當成壞人清查、批判。我早些年就想寫這一題材，但沒有找到合適的角度，時機也不成熟，沒有下筆。我鉆研了中國歷史，聯(lián)系世界上一些重要國家的發(fā)展狀況，發(fā)現(xiàn)沒有一個民族和國家是一帆風順地走過來的。我得益于這些研究，否則，視野和心胸都開闊不起來，無法站在高處看待中國從解放前幾年到粉碎“四人幫”這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無法得出“中國人走到今天不容易”這樣的看法。我相信這樣的看法是有利于社會發(fā)展的，能夠被絕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的。

　　這樣的認識角度，對我來說，是一次自我認識的大超越，是思想的一次升華。

　　楊：“中國人走到今天不容易。”雖然這個主題在小說中并沒有直接表述出來，但是在閱讀中，我真的是讀到了這層含義。比如第一部作品《太陽從西邊出來》，開端特別生動詳細地描述了解放初期清河縣玉田鎮(zhèn)的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生活，令人觸目驚心，直到解放軍隊伍唱著雄壯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進駐玉田鎮(zhèn)，才讓人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您是從舊時代走過來的，對舊時代生活有切身的體會。這些年我們看到一些寫民族歷史的小說，往往美化了民族傳統(tǒng)生活的詩情畫意，而淡化了舊時代現(xiàn)實生活的矛盾與困境。而您這部作品還原了一個真實的歷史，再現(xiàn)了民族艱難的發(fā)展歷程，是歷史的真實記憶。

　　袁：舊社會的腐敗和不平等，滲透在每一個角落。當時，藍田是個只有一條街的小鎮(zhèn)，離天柱縣20多公里，離我家17公里，依然是侗族地區(qū)，但對于山里人來說，那里就是“大地方”了。小鎮(zhèn)上的人也認為自己是“大地方”的人，看不起鄉(xiāng)下人，稱山里人為“野佬”�！耙袄小笔歉鞣N鄙視的綜合，落后、骯臟、原始、貧窮、無知全包括了。

　　特別難以忍受的是窮困，我走幾里山路去上小學，早晚兩餐全是吃雜糧，中午只能帶兩個紅薯，大冷天穿草鞋。我父親是鐵匠，靠給別人打家什賺不了幾個錢。這是封建等級制度長期統(tǒng)治造成的痛苦。農民們生活在美麗的山鄉(xiāng)，他們并不認為山山水水有什么看頭，關心的是吃穿住和傳宗接代。一些作家進了城，過得好了，忘了家鄉(xiāng)人的痛癢，以閑人的眼光描寫農民并不感興趣的山水和風花雪月，是對農民冷漠的表現(xiàn)。我以為要關心他們真正痛癢之處，他們才可能真正得益。鄉(xiāng)村美景不是不可以寫，但比起農民的痛癢來，太次要了。

　　楊：《破荒》塑造的人物眾多，而且每個人物都鮮活生動。比如游龍庭這樣的黨的干部，沒有臉譜化概念化的描寫，而是從“人”的需求，從其精神生理、事業(yè)愛情與家庭生活等多方面來刻畫人物，真實可信。如此多的人物命運構成了生活的廣闊、內容的厚重、思想的深刻與人性的豐富，使得作品呈現(xiàn)出史詩風格。這樣的書寫需要足夠的耐心和毅力。您是如何駕馭這么多人物的？

　　袁：《破荒》有名有姓的人物有農民、老板、偽縣長、地主、教師、大中小學生、機關干部、解放軍、開明士紳等，計90余人之多，絕大多數(shù)有我熟悉的生活原型。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葉子，自然不會有完全相同的兩個人�！镀苹摹防锏娜宋锔饔懈鞯纳硎馈⒔洑v、性格、興趣愛好，以及說話的特點、待人接物的習慣。我都像尊重身邊的活人那樣尊重他們，沒有按照作者的意志強迫他們做這做那。不得不委屈他們的時候，我也盡量安排妥當，做到合情合理，不生拉硬扯。我寫過不生動、不豐滿的扁平人物，細想起來，是因為對描寫對象不熟悉的緣故。不熟悉，不能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勢必出現(xiàn)“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結果。

　　既然是藝術創(chuàng)作，當然有個將生活藝術化的提煉過程。不過，我的這種提煉，也是以生活為基礎的，不憑空想象。

　　楊：《破荒》充滿了濃郁的侗族文化韻味，但是這個文化韻味不在于表面的風尚習俗，而是體現(xiàn)在人物身上的民族精神，是人的寬容、正直、善良與和諧之美。

　　袁：寫民族性和寫人物一樣，重在內而不在外。善良正直、多情好客、堅韌不拔、外柔內剛是貴州少數(shù)民族的共性，是他們的集體無意識。侗族人普遍具有感情細膩、善于忍讓、講究和諧的特點。寫外在的地域風光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寫人，離開人物寫環(huán)境，寫得再細致入微也生動不起來，沒有靈魂。

　　缺乏民族性的作品是沒有根基的作品，猶如一棵樹，不是植根于深厚的土壤里，是無法存活的。當然，事物是多方面構成的，單有民族性而缺乏開放的眼光，也會成為井底之蛙，因而會使作品失去其普遍意義。

　　楊：《破荒》的價值值得我們不斷去探究，也期待著您繼續(xù)寫出新的優(yōu)秀作品。

　　袁：我現(xiàn)在正在寫長篇歷史小說《孔子》，我還想寫本論著《我讀孔子》，再寫一部反映教育領域生活的多卷本長篇小說。如果可能，還會繼續(xù)不斷地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