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的,不地域的

http://134apc.cn 2015年04月10日07:15 沈 葦

  10年前我寫過一首詩《克制的,不克制的》。這里要談談“地域的,不地域的”。話題自然繞不過新疆和我的“移民”身份。

  作為一個“新移民”,在新疆生活26年之后,心靈的分身術終于在遠方有了一個地域和空間的載體。在對異鄉(xiāng)的持續(xù)書寫中,我正在一點點接近心目中的這個遠方。26年過后,我已從一個遠游者變成一個遠居者。某種程度上來說,自己越來越像一個“他鄉(xiāng)的本土主義者”了。

  在新疆這么多年,我從江南長子變成了西域養(yǎng)子。故鄉(xiāng)對我有生身之恩,新疆對我有養(yǎng)育之恩——兩個恩重如山的地方!在書齋與曠野之間漫游,聆聽異域教誨,向新疆的多元文明致敬,向各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學習,進而轉化為對自己的滋養(yǎng),是一個持久的過程。謙卑是這一轉換過程中必須經歷的課堂,謙卑是無窮無盡的。

  “移民”在本質上是被故鄉(xiāng)驅趕、并試圖與異鄉(xiāng)結合的人。26年過后,我才可以無愧地說自己是真正熱愛新疆的,愛她的豐盛與多元,愛她的文化差異性,愛她表面上的荒涼、骨子里的燦爛,愛這個“美的自治區(qū)”和她“啟示錄式的背景”。當有些人把新疆視為“麻煩”的同義詞,在情感上加以緊急刪除的時候,我愛上了她的痛苦和不幸、疲憊和莫測。

  盡管我像一株蘆葦把自己從水邊移植進了沙漠,盡管我期待有一天能集水鬼與木乃伊為一身,也盡管我已掌握了一點“江南—西域”空間穿越與切換的技藝,但我身上的“地域分裂癥”依舊存在。這就是江南與西域、潮濕與干旱之間的“分裂”。像一只澳大利亞袋鼠,在地域的兩極之間跳來跳去;更像一只破皮球,被故鄉(xiāng)和異鄉(xiāng)兩只腳踢來踢去。寫作,也惟有寫作,才是治療“地域分裂癥”最為有效的方法,因為寫作是對內心最好的縫補和彌合。但換一個角度來說,這種“分裂”并不痛苦,有時反而使我深深著迷。

  我曾提出過“綜合抒情”、“混血之詩”的詩學概念,其目的也是彌合“分裂”,實現(xiàn)更高意義上的綜合。我的寫作喜歡混搭,新出的《新疆詞典》增訂版(上海文藝出版社),111個詞條,用了十幾種文體,是一本混搭的書。我辦刊物(《西部》)也追求混搭:文學與文化的混搭、邊疆與內地的混搭、中國文學與世界小語種文學的混搭等等,即所謂“尋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學表達”;齑钗幕且环N絢爛的、有活力的文化,古絲綢之路如此,地中海如此,拉美亦如此。新疆是一個混搭地區(qū),自然的、人文的、民族的混搭,新疆文化是一種有活力的混搭文化。它看似一盤散沙,其實是多元一體、不可分裂的。

  常有人問:新疆是什么吸引了你、捕獲了你、留住了你?簡單來說,新疆之美首先在于她的差異性。人的差異性,社會的差異性,地域的差異性,才構成了這個世界的多元、豐富與活力。趨同就是死亡,就是把自己送進墳墓。新疆之所以令人迷戀,就是因為它保留了這種差異性——地理的、風土的、文化的、族群的差異性。它可能是差異性的殘留物,很脆弱,很邊緣,但不祛魅。差異性構成了新疆的大美。抹去了這種差異性,新疆就不成為新疆了。

  也有人問:是否存在一種“新疆精神”?我理解的“新疆精神”是一種“正午精神”、“正午氣質”,也即加繆所說的“正午的思想”(地中海精神)。新疆位于古地中海(特提斯海)的邊緣。歷史上,除卻地理和政治上與中原漢地的依存關系,新疆一直保持著一種“向西開放”的胸襟和姿態(tài),它能吸納和融入的東西比我們想象的要多得多。在新疆的現(xiàn)在時和過去時中,你常能感受到濃郁的印度味道、波斯—阿拉伯味道,乃至希臘—羅馬味道。因其文化“向西開放”的特征,我常能感到西域與希臘、地中海乃至歐洲的某種隱約關聯(lián)。在消失的特提斯海邊,西與東、近與遠、過去與未來,都融匯成一個整體,一種正午的此在。我想起加繆對虛無的反抗,他說:“如果說,古希臘人制造了絕望與悲劇的概念,那總是通過美制造的……這是最崇高的悲劇,而不是像現(xiàn)代精神那樣,從丑惡與平庸出發(fā)制造絕望。”(《置身于苦難與陽光之間》)“新疆精神”如果存在,就是一種加繆意義上的反抗虛無和死亡的精神。

  在我的詩歌和散文寫作中,地域性特征的確十分明顯。但要知道,當一個人坐下來寫作的時候,他是同時置身于地域、現(xiàn)實、歷史和夢想中的,爾后通過“詞的噴發(fā)”和地緣性轉喻,完成對地域主義的一次解放。地域性寫作不僅能提供克利福德·吉爾茲所說的“地方性知識”,呈現(xiàn)一種獨異的“深度描寫”,其寫作之極致,物與詞的轉換,恰恰可以構筑起能夠安妥我們靈魂的紙上家園。地域性是立足點,但不應成為寫作者的囚籠。從地域出發(fā)的寫作,恰恰是從心靈和困境出發(fā)的。在好的詩人、作家那里,我?吹剿麄兊摹暗赜蛐浴笔翘摶我粯,他們揭示了地域性掩蓋下的普遍人性。誠如波德萊爾詩云:“孤單而沉思的漫游者,/從普遍的一致中吸取獨特的迷醉!

  地域性寫作必須揭示被風景主義和風情主義遮蔽的地區(qū)真相。從早前的荒遠之地,到上個世紀初的西域探險考察熱,再到新世紀以來中國最具魅力的旅游目的地,新疆乃至西部,正在經歷一個被審美化、被消費化的過程,變成了一種“被”,它的主體性并未足夠顯現(xiàn)。那么,從文學表達與呈現(xiàn)的可能性來說,所謂的“打破地域”,就需要我們在深度與力度上下功夫。把思想錘煉統(tǒng)一,喚醒自己的主體性,強化獨創(chuàng)性,他者自我化,自我他者化,向內、向外同時挖掘……這些,都十分重要。打破地域也是打破封閉意識,打破寫作慣性。因為,在寫作者昏昧的主體性那里,地域性也是一片昏暗。

  “邊緣不是世界結束的地方,恰恰是世界闡明自身的地方。”(梭羅語)身處邊緣地帶的詩人、作家,需要保有一種有尊嚴的寫作。置身邊疆,遠離中心,旁觀潮流,不啻是一個很好的觀察與思考的視角。文學是人類最偉大的“接頭暗號”。文學是人學,而不是地理學、旅游學、民族學或者別的什么學。文學的立足點和超越性,注定了它是一種掘地三尺、又離地萬里的藝術——換言之,即:地域的,不地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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