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個人與社會進步

　　在今天的語境中來重讀路遙，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我們應該選擇何種方式？誠然，作為一個樸實的讀者，我們完全可以把自己放入到路遙的故事中去，感受高加林和孫少平們的喜怒哀樂，但這顯然不是一種具有“生產(chǎn)性”的閱讀方式。路遙并非一個以“故事”取勝的作家，任何一個稍微專業(yè)一點的讀者可能都必須承認，《平凡的世界》中的故事并非那么具有吸引力，而且有重復、拖沓之嫌疑，把我們裹挾進強烈的閱讀甚至一再重讀的欲望的，恰好不是這些故事，而是路遙小說展示的廣闊的社會風景和歷史內(nèi)容，以及無處不在的“敘事人”對社會歷史的態(tài)度、情感、議論，這些拓寬了小說的面向和容量。尤其可貴的是，路遙毫不掩飾通過文學去把握全部歷史和社會的野心和抱負，并把這些可能稍顯觀念化的東西落實于小說中的故事和人物，通過文學完成了一種社會的規(guī)劃和想象。這一切，可能正是我們今天重讀路遙的起點。

　　《平凡的世界》可以視作是對《人生》的“超越”和“克服”。我的意思是，在《人生》里面，高加林不過是一個樸素的個人，他試圖通過個人的歷險來改變自己的人生。但是路遙立即意識到了這種“個人”的局限性，一次新的社會互動的完成，不能僅僅寄希望于孤獨的個體和個人主義，更需要有一個新的“社會進程”。也就是說，個人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把個體納入到整個社會的互動過程中去，才能獲得進步。在1980年代，這一社會過程就是“改革”。《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改革的大書，《人生》的空間僅僅集中于“城鄉(xiāng)交叉地帶”，而《平凡的世界》的空間則拓寬到了市、省乃至全國，一個村莊的改革與一個國家的改革，甚至是與人類的自我革新聯(lián)系到一起，而個人的實現(xiàn)和完成也被置于巨大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里面。路遙的這種觀念在1980年代帶有某種抗辯的性質。事實是，在198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巨大的分化，在“新潮文學”的敘述中，個人的完成是通過與社會進程完全脫離的形式成就的。比如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18歲少年遺忘了自己的“歷史起源”，從一個嶄新的時刻開始去創(chuàng)造個人的歷史，最后，他在嘲笑和愚弄中意識到現(xiàn)實的規(guī)則，重又回到起點。在殘雪的《山上的小屋》中，個人的完成以更加極端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所有的他者和歷史都被認為是對個體的戕害，徹底回到個人本位的潛意識，拒絕一切外在的事物，成為殘雪救贖自己的方式。這些敘述遵循的是一種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敘事邏輯，它的一個基本的敘事模式是：個人——社會——個人。也就是個人進入社會，但是并不與社會發(fā)生互動，而是一種觀光式的旅行，最后又回到個人上來。與此完全不同的是，路遙的敘事是“個人——社會——社會”，后一個“社會”是對前一個“社會”的推進，個人最終不是回到個人，而是抵達一個更好更善的社會。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路遙與柳青等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寫作傳統(tǒng)之間的繼承關系。實際上，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可以視作為“改革時代”的“創(chuàng)業(yè)史”，不過在柳青那里，更好更善的社會即是正在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在路遙這里，因為“文革”的失敗，這種實踐已經(jīng)成為歷史。在此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路遙非常曖昧的態(tài)度，毫無疑問，《平凡的世界》的起點即是《創(chuàng)業(yè)史》的終點，路遙在作品中也一再強調“左傾”政治運動對于農(nóng)村發(fā)展的阻礙和反作用，但是，路遙卻對“革命”所遺留下來的人事保持了應有的尊敬和同情。他沒有簡單地去否定過去的歷史，歷史在路遙這里不是“落水狗”，而是一個與個體的命運犬牙交錯的結構。這也許正是路遙在今天還能激發(fā)我們的閱讀和想象激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