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著，寫自己的心

　　上世紀80年代初，大地復蘇，千帆競發(fā)，一切都從壓抑的狀態(tài)中解放。我從師專中文系畢業(yè)，報名去了西藏。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聽說西藏很冷，家里給我做了一床10斤重的厚棉被，在棉被的四角，我讓彈匠師傅用紅色彩棉做了四個字——“四海為家”。這是我人生起點標明的心跡，母親看著掉淚了。

　　進西藏，我們走的川藏線，爬過高山還是高山，越走越荒涼，越走越頭痛，我寫下一首詩，它代表了我那一刻的心情：“我要是死了，就在荒野上倒成一具白骨，讓有靈魂的星子，隨意聯(lián)想一部悲壯的故事。我要是死了，就在雪峰挺一尊雪雕，給未來的攀登者，當一面指路的旗幟�！边@詩后來發(fā)表在《民族文學》上。

　　憤怒出詩人，孤獨也出詩人。到了西藏，我分到一個縣城當老師，平時忙的時候，忙得忘了所有。當學生走盡，特別是放寒暑假，整個校園只有我一個人時，無盡的孤獨和鄉(xiāng)愁時常吞噬我的心。當白雪皚皚鋪向遠方，當藍藍天空一只獨翔的鷹給大地一道孤影，當碧海星空傳來一陣陣寺廟的鐘聲，當那條緩緩的河流穿過視野流進了黃昏……此時，我似乎身處空曠的大漠，“蒼天傳來隱隱悶語，孩子啊，你是誰”。在異鄉(xiāng)的孤獨催發(fā)了我的詩情，《孤獨》《剝落的臺階》《尋求》《鄉(xiāng)愁》《夜飲》等作品就在那一時期誕生了。這些詩大多發(fā)在《西藏日報》和《西藏文藝》，也收進了我《人生歌謠》的詩集。

　　我從貴州到西藏高原，又從西藏高原到首都北京。靈魂總在浪跡中適應，又在適應中浪跡。到了大都市，不可避免地要經(jīng)歷人生磨礪……這也是尋找家園的過程。我時常忘乎所以地順著靈魂中的江河，點著星月，執(zhí)著而沉醉地棲居和流連于那夢中的家園。當然，偶爾也有機會真正回到我的家園侗鄉(xiāng)的懷抱。于是，在詩歌里，我寫在城里的感受，寫我的民族和家園。我的身心游走在都市和鄉(xiāng)村之間，吟唱著我的家園之歌。

　　幾十年，有點陸游的況味和心境，“位卑未敢忘憂國”。看到村里的地撂荒了著急，寫出 “共和國把稻穗和麥子刻在國徽上，讓糧食的光芒照徹人們躬耕的脊梁”；看到密云水庫的水少了焦慮，寫出“我的水庫瘦了，那些露出的山頭，像我母親枯瘦的顴骨，看著我的心由憔悴到痛”；發(fā)生地震了，馬上漫過悲憫的心情；侗族古寨被火燒了，痛惜得難以言表……遇到這些事，總要動心、動情，總要拿起筆來表達自己的感受。最近，紀念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發(fā)表了《京華英雄》《黃花頂之骨》等詩文，這都是被抗日英雄們的革命情懷深深感動，不寫，放不過自己。創(chuàng)作到現(xiàn)在，不管別人如何評價我的詩歌價值，我一如既往地堅持著。

　　就這樣，我走著，寫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