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絲路文學”及“多民族文學”的思考

　　對絲綢之路人們早已耳熟能詳：作為通商和文化交流的往還之路，按照一般以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作為“鑿空”的標志，它已有2000余年的歷史；作為一種命名，自19世紀70年代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絲綢之路”說以來，也將近一個半世紀了。但把“絲路”和“文學”直接組合在一起，尚屬新鮮。何謂“絲路文學”？它是以“絲綢之路”為題材或主題的文學，還是指“絲綢之路”這一廣闊綿長的地域范圍內(nèi)出現(xiàn)的文學？或者換一種說法，它是一個有自身特定內(nèi)涵的概念，還是一個包容廣泛的概念？

　　準確地進行定義或命名，總是很困難的，我們可以從一些具體文本談起。最好的例子或許應該是司馬遷的《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鑿空”通西域的記載出自此傳。司馬遷大致是以張騫的《出關(guān)記》為底本作此傳的，按照張騫出使的行程記載了漢武帝時西域三十六國(最遠處到中亞、西亞，大宛即中亞費爾干納盆地一帶)的山川、道路、物產(chǎn)、風俗和社會、政治、經(jīng)濟狀況，以及它們與漢王朝和匈奴的關(guān)系。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在絲綢之路上邁出第一步的歷史記載。盡管《史記》歸之于“經(jīng)史子集”的“史”部，但《史記》的文學性也是學術(shù)界普遍公認的，把它和“絲路文學”放在一起，應該無可爭議。

　　如果只說一個例子還顯得有些底氣不足，既然《大宛列傳》是基于記實的，不妨再說一個偏于想象的——《穆天子傳》。《穆天子傳》是公元279年出自汲郡魏襄王墓的竹書之一，為“小說家言”，有濃重的神話色彩。它以時間為序記事，注重人物言行的描寫，敘述了周穆王駕八駿西行三千五百里的所見、所感、所得，其與西王母相會及與沿途國家、民族的友好交往，折射出先秦時期東西或中外交通的狀況。這是張騫“鑿空”之前我們與西邊各民族交往歷史的神話表達。

　　以上這兩個例子是一種類型。另一種可以與之進行比較的類型，我想舉《絲綢之路詩選注》為例�？磿�名，《絲綢之路詩選注》很自然地會被認定是“絲路文學”；看其內(nèi)容，編者以絲綢之路為線，把與絲路沿線主要名勝有關(guān)的古今詩篇編為一集。只是詩選集中的很多作品，如王維的《華岳》、李白的《灞陵行送別》、杜甫的《秦州雜詩》之十二等詩作，都是古今詩人們敘寫抒發(fā)當時當?shù)氐娜�、事、情的，除了華岳、灞陵、秦州這些地名外，這些詩作與東西或中外的商貿(mào)、文化的交流往來基本上毫不相關(guān)。顯然，對界定“絲路文學”而言，除了地域的“范圍”之外，是否還應該有其他某些“范圍”的劃定是必不可少的呢？如果是，有哪些范圍？譬如，把它限定為某種題材或主題的文學又是不是合適呢？

　　我們每個接觸并面對這個概念的人，心目中的“絲路文學”或許是很不相同的。正因此，如何理解“絲路文學”的概念，不能不是我們首先要認真討論的問題。

　　在關(guān)于西部文學的敘述中，“多民族文學”的概念我們也經(jīng)常遇到。我們是多民族國家，我們的文學是多民族文學。《詩經(jīng)》有十五國風，大約凸顯的就不僅僅是地域的差異，從《詩經(jīng)》到《楚辭》，更清楚地顯示我們的文學自古就具有多民族的色彩。從古至今，各民族作家共同創(chuàng)造了我們中國文學的輝煌。在上世紀前半葉，最容易舉出的實例，就是我們不僅有魯迅、茅盾，還有老舍、沈從文……多年前，我和同事們寫了《西部風情和多民族色彩》一書，書怎么樣得由讀者去評說，作為撰寫群體之一員的我個人，比較滿意的是這本書的書名，并且很想以《地域風情和多民族色彩》這樣的書名寫一本20世紀中國文學史。近百年來，各民族的中國作家不斷在書寫著各自獨具異彩的篇章，應該在文學史中將這種多樣性呈現(xiàn)出來�？上�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力不從心，只剩下這個“想法”了。

　　雖然我只剩下這個“想法”，但面對“多民族文學”在今天的發(fā)展這樣的課題，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豐厚遺產(chǎn)，仍會對我們書寫今天的“絲路文學”帶來有益的啟示。

　　談到“絲綢之路”、“絲路文學”，我想，其中所蘊含的最突出、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新時期以來我們反復強調(diào)的一個詞：開放。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多是開放的，譬如自漢至唐，即使在動蕩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也是開放的。開放是與外部世界、與他人交往的需要，是認識世界、認識他人的需要，也是認識自身的需要。事實證明，沒有開放的精神就沒有絲綢之路的繁榮，沒有開放的精神也沒有多民族文學的繁榮。開放才促成交流，開放才促成比較。

　　沿古代陸上絲綢之路西行，從甘肅、寧夏、青海到新疆，最突出的就是沿路的石窟藝術(shù)，它們清晰地展示了東西或中外建筑、雕塑、繪畫以及音樂、舞蹈和文學(特別是宗教文學)在交流中相互滲透、衍變的歷史。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放開眼界大膽地拿來是促成各民族藝術(shù)相互滲透、衍變的重要因素。在一個時期里，我們說“拿來”，總是特別關(guān)注“同”，也因此特別排斥“異”。但在漢代、唐代，恰恰是“拿來”“異”促成了新變，譬如音樂方面的龜茲樂、西涼樂，它們沿絲綢之路吸收了大量外來“異”質(zhì)因素后東來，進入宮廷，風靡全國，而那些“異”質(zhì)因素在滲透的同時也在衍變、轉(zhuǎn)化，至今仍是我們音樂遺產(chǎn)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陸上絲綢之路所經(jīng)的西北地區(qū)是多民族地區(qū)，各族人民在幾千年里歷盡艱辛，共同開創(chuàng)出輝煌的歷史。在這個過程里，我們各民族相互之間經(jīng)歷了不同方式和層面的交流融合，同時又不斷豐富和完善著各自的文化積累，充實并磨礪著各自獨特的民族個性。求同是和睦相處的一個方面，存異或許是和睦相處更重要的一個方面。即理解“異”、容納“異”，以至于接受“異”，這才是真正的“和而不同”。多民族文學的繁榮同樣不是趨同的結(jié)果，而是存異的結(jié)果。各民族文學應該擁有自己民族鮮明的文化色彩，應該表現(xiàn)自己民族獨特的民族性格，這樣，我們的文學才可能以不同的地域風情和多民族色彩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