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嫁”給了西藏

——西藏走筆四十年

高原祥云（中國畫） 韓書力

　邦錦美朵(選頁之十八)(中國畫) 韓書力

　　作為一名老西藏， 40年來，我的所見、所歷、所畫，從人到事甚至是事件不能算少，但多數(shù)過后并不思量，倒是一些很細微很普通的尋常小事，令我一直難以忘懷，并實實在在地支撐著我40年的高原堅守。

　　人們常說性格即命運、愛好即命運，其實也不盡然。比如我在25歲之前，是絕對想不到自己這輩子會與西藏有什么交集的。只記得20世紀(jì)60年代初，我和饑腸轆轆的同學(xué)們被同樣吃不飽飯的老師帶到民族文化宮，參觀了揭露西藏農(nóng)奴制的展覽，許多展品令觀眾觸目驚心，以致多年之后，我只要看到民族文化宮的照片，當(dāng)時那一張張又干又黑的人皮便在眼前晃動。當(dāng)然，那已是舊西藏的事了。

　　不曾想， 1973年深秋，命運之舟竟然將我從屯墾戍邊的黑龍江畔載到雪域高原，并且讓我心甘情愿地在這片高天厚土上生活與走筆了40多個春秋。我努力行走在西藏的大地上，見證了40年來西藏社會歷史的變遷。

　　毋庸諱言，那時的西藏，在多數(shù)人的心目中，還是荒寒貧困與落后的代名詞，遠非今日發(fā)達繁榮的西藏。記得那時下鄉(xiāng)深入生活，如果不能按飯點趕回縣、鄉(xiāng)招待所去買“老三樣” ——凍土豆、凍蘿卜、凍圓白菜的亂炒加“出土饅頭” (堿放不勻又經(jīng)反復(fù)蒸熱之故) ，就真只剩下攥著鈔票、糧票喝西北風(fēng)的份兒了。就連縣城獨有的貿(mào)易公司空空如也的貨架上，能吃的東西也只有一種過期許久的印度餅干。

　　即便就是這樣的物質(zhì)條件，我及我的同行們?nèi)允悄銧幬覔尩厣仙较锣l(xiāng)、走村進寨，深入農(nóng)牧區(qū)，深入邊寨寺院，并能自覺地做到與藏族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這幾乎成為那些年文藝工作者共同的準(zhǔn)則。那時的人大多都是一根筋，這是缺點更是優(yōu)點。反正幾十年下來，借助搭車、騎馬、徒步，我竟走完了西藏74個縣里的71個，至于區(qū)、鄉(xiāng)、村、牧場更無法記數(shù)了。從日記看，僅僅日喀則地區(qū)，至去年8月，我已有92次的下鄉(xiāng)記錄。

　　作為一名老西藏， 40年來，我的所見、所歷、所畫，從人到事甚至是事件不能算少，但多數(shù)過后并不思量，倒是一些很細微很普通的尋常小事，令我一直難以忘懷，并實實在在地支撐著我40年的高原堅守。

　　初到西藏，我的感受是這里真是無山不美、無水不秀，尤其是藏族同胞那雕塑般的形象，有如磁石般地吸引著我，仿佛有寫不完的速寫、畫不夠的頭像，終日都在亢奮中。那時，只要有好景致、好形象，選好角度一屁股坐下就畫，根本顧不上腳下是泥是水。有一次，好奇的孩子們圍攏一陣正慢慢散去，就在我一筆一畫地勾勒時，突然腰間被一塊飛來的石片撞了一下，開始我以為是哪個藏娃的惡作劇，但四處看看一個孩子影也沒有，只見兩三個女社員背著麥秸緩緩走過，其中一位用手比劃著我坐的地方，原來冰已被我焐化，棉褲濕了一大片。直到這時，我才領(lǐng)悟到人家的好意！再摸摸背后那片被太陽曬熱了的石片，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幾十年過去了，但我不曾忘卻那片“飛來石”的溫度。

　　“文革”后期，我的供職單位——西藏革命展覽館，還要經(jīng)常派業(yè)務(wù)人員到地縣搞農(nóng)業(yè)學(xué)大寨巡回展。為了能多畫點東西，我和同事們總是放棄招待所的“老三樣”而就近在老鄉(xiāng)家蹭飯，反正按規(guī)定每餐交四兩糧票三毛錢就行。今天在巴桑家，明天在頓珠家，所謂午飯就是清茶(酥油茶平時是喝不上的)和糍粑團，果腹而已。一次在次仁朗杰家搭伙，飯后整裝待發(fā)時，他的妻子笑盈盈地從廚房端出一盤煮雞蛋，不由分說地往我們的兜里塞，幾個小孩子目不轉(zhuǎn)睛地盯著我們推來讓去的雞蛋。孩子的目光，傻子都能懂。這盤雞蛋說不定就是這家人去供銷社換油換鹽的資本呢！盛情難卻，我們只好每人當(dāng)場吃了一個熱乎乎的農(nóng)家雞蛋，余下的留給了更需要營養(yǎng)的孩子們。事后很久，我仍在不斷地問自己，次仁朗杰夫婦為什么要如此隆重地招待這幾個來自內(nèi)地的或許再也見不到面的“不速之客”呢？

　　到了20世紀(jì)80年代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西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改觀。我的新供職單位西藏文聯(lián)也有條件租一輛“解放牌”卡車送我們一行5人西行阿里，對古格王朝遺址藝術(shù)做破冰之旅。盡管車是舊的，司機多吉才19歲，是個新手，但我們?nèi)悦刻炫d致勃勃地追著太陽西行、西行，逢山越山，遇水沖刺，好不威風(fēng)。不曾想，在接近阿里地區(qū)的馬泉河中，車擱淺了，進退不得，因處無人區(qū)又是單車，根本無法自救。畫家巴瑪扎西與司機只得徒步返回幾十公里外的仲巴縣城求援，我們則留在河邊守車、打魚、撿柴，每天一包方便面地苦等。7天后的下午，巴瑪他們終于帶來了援兵， 21位藏族壯漢乘一臺翻斗車，伴著歌聲與汽笛聲一溜煙地飛奔而來！車還未停穩(wěn)，只見他們紛紛跳進刺骨的河中系鋼纜、挖輪胎，齊心協(xié)力地人推車?yán)�，折騰了好一陣，終于把“解放牌”拽上了岸。那種被救于水火之中的慶幸與激動，讓我們竟不知該如何感謝他們，任何語言都是蒼白的。機靈的小翟拿出僅剩的半包煙，阿布又趕忙翻騰出一把大白兔奶糖，我能做的只是為這21位救星們照了幾張當(dāng)時尚屬稀罕的彩色合影，然后便目送其返回縣城。他們當(dāng)中無一人提到錢，提到誤工費、汽油費。屈指算來，馬泉河擱淺已是31年前的事了，但我時時在回味、在咀嚼，那一車日喀則建筑二隊的老少師傅們，彼時彼境想到的一定是比金錢更為金貴的東西吧？

　　再回到1974年除夕，那是我與畫家龔鐵到西藏工作后的第一個春節(jié)。西藏革命展覽館顧問雪康·土登尼瑪同志怕我們佳節(jié)思鄉(xiāng)，特別邀請我倆去他家過年。雪康同志是一位貴族出身的藏族老革命，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即任西藏愛國青年聯(lián)誼會副主席，且藏漢學(xué)養(yǎng)深厚，是被譽為“西藏的天知道一半，地知道一半”的大學(xué)者。20世紀(jì)50年代，他曾率西藏青年參觀團進京，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領(lǐng)導(dǎo)的親切接見。和他相處交談，他那平靜的言語和那豁達的神情，時至今日仍句句在耳、歷歷在目；在人生低谷期，雪康同志身上沒有自憐與悲哀，有的仍是其一以貫之的達觀與并不容易做到的隨遇而安。

　　1980年，隨著民族地區(qū)各項政策的調(diào)整落實，雪康同志恢復(fù)工作，擔(dān)任自治區(qū)政協(xié)副主席。當(dāng)時，我正在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讀研。一次得知雪康同志來京開會，我受全家委托到西藏駐京辦事處去看望他，并約好第二天(星期天)來寒舍做客。次日一早，我領(lǐng)著雪康擠上5路公交車，直到前門才幫他搶了個座位。整整21站的路程，這位藏族高級干部竟是跟我有說有笑地往返于城南城北，雖然當(dāng)時的他原本一個電話就可以讓辦事處派小車接送的。事雖不大，但我正是從這件小事上讀出順境之時的雪康平和隨順的品格的。我以為這是藏民族的風(fēng)度，是飽學(xué)之士的自重，更是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使然。

　　類似的事例，舉不勝舉。不過我相信讀者朋友僅從上述幾例也可以大致領(lǐng)略到我在西藏40年來所處的人文環(huán)境的陽光與友善，所吸吮的高原地氣的溫潤與純?nèi)弧?/p>

　　1992年春，我專程去北京西郊拜望大病初愈的吳作人先生，并向他簡要匯報了西藏美術(shù)隊伍的情況。吳先生問我有無回中央美院的打算，我回答現(xiàn)在還沒有，再說那邊的工作、創(chuàng)作也讓我真得走不開。吳先生欣慰地說：“我看你就‘嫁’給西藏吧” 。細細想來，可不是嘛，我早就“嫁”給西藏文化了。就個案來說，我是自到雪域高原之后，才慢慢摸索到自己的表現(xiàn)領(lǐng)域和繪畫語言的，才慢慢懂得了“善取不如善舍”的做人作畫的道理的。因此，我視這片平均缺氧40 %的極地高原為自己的福地樂土，以致不知老之已至，樂不思蜀了。

　　記得300多年前的倉央嘉措寫過一首詩：

　　最好還是不相遇，如此便可不相識。

　　最好還是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40年前，作為一個普通的漢族青年，我遇見了西藏、西藏同胞與西藏文化，并得到了他們的護佑、接納與滋養(yǎng)，實在是三生有幸！如此也確定了我與西藏難以割舍的情緣。身在高原，多年來經(jīng)受大自然的洗禮與漢、藏文化的雙重加持，理應(yīng)眼界與心界更開闊、更坦蕩。我愿更加自覺地使用自己的生命長度，更加努力地在萬里高原上去追尋、去攀登那一座座圣潔的藝術(shù)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