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荒誕，又如此真實——評李約熱的《我是惡人》

　　青年一代的廣西作家追求個性和奇異性，由此形成了廣西作家群與全國其他地界作家群頗為不同的風格。他們既有群體的異，又有個體的奇，他們的創(chuàng)作總能出奇不意，也屢屢出奇制勝。東西在上世紀90年代初嶄露頭角，他的小說怪模怪樣，出手不凡，藝術(shù)張力十足，語言與敘述直抵現(xiàn)代派的高地。同時還有鬼子和李馮，廣西“三劍客”立即形成一個沖鋒陷陣的陣容，給90年代寂寥的文壇增添了不尋常的風景，讓文壇刮目相看。 　　廣西作家的筆名與眾不同，比如東西、鬼子、光盤等，他們有膽略玩點自我反諷，他們與中國的名諱傳統(tǒng)抵牾，也與文壇盛行的自戀主義風格相悖�！袄罴s熱”(壯族)這個名字也有可能是暗仿李約瑟，那個極著名的科學史家；或許是自諷巴西那個著名的海港城市。但有一點是無疑的，李約熱也是要走奇異路線，他發(fā)表的一系列作品，比如《戈達爾活在我們中間》《涂滿油漆的村莊》《青�！贰独顗鸦丶摇返龋�都讓人覺得作者筆力矯健，卓爾不群，有一股韌性和擰勁。賀紹俊曾評價《戈達爾活在我們中間》說：“這是當時我讀到的最精彩的小說�！贝嗽挷凰憧鋸垼�讀過此小說的人，都會留下深刻印象。 　　李約熱的長篇小說《我是惡人》又一次表明他獨異的小說風格。小說主要講述一個叫馬萬良的人如何從一個普通正常的人變成一個“惡人”的故事。認為他是惡人的，主要是鎮(zhèn)上管理治安的黃少烈(黃公安)。小說另一條主線是黃少烈的兒子黃顯達，他竟然崇拜馬萬良的大兒子馬進。馬進以打架偷盜著稱，是一群孩子的“頭兒”。黃顯達要住進馬進家當馬萬良的兒子，并且跟馬進學做小偷。為了不斷證明自己與馬進是同一類人，他不惜干幾起壞事，證明自己的勇敢和能耐。這立即就與其父黃少烈構(gòu)成了諷喻關(guān)系，其父管社會治安，但管不了自己的兒子，并且兒子也要成為“惡人”。問題在于，在馬萬良家的人甚至野馬鎮(zhèn)上的人看來，黃少烈才是“惡人”，他一天到晚想著把人關(guān)起來。小說開篇就是馬萬良下論斷，“黃少烈是惡人”。小說在具體的敘事過程中，又是圍繞黃少烈要認定馬萬良是“惡人”來進行的。實際上，在圍繞黃公安羈押馬萬良的事件中，或者黃公安要實施的治安管理過程中，野馬鎮(zhèn)的人幾乎都變成了“惡人”，因為他們參與了投票關(guān)押馬萬良的活動，后來演化為參與毆打馬萬良的行動。 　　小說其實是提出一個嚴峻的問題，一個普通人是如何被看成惡人的，進而又是如何變成惡人的？很顯然，野馬鎮(zhèn)就是這樣一個場所，普通人都會變成惡人。尤其是在黃公安治理下，一些可以平安處理的事件，都會轉(zhuǎn)化為制造惡人的契機。從表面上看，小說第一主人公似乎是馬萬良，實則是黃少烈，他看誰都是壞人，都在該管制之例。馬萬良與黃少烈有家仇，“文革”中馬萬良父親被批斗，黃少烈上臺打了馬父一巴掌，“文革”后馬萬良對黃少烈嗤之以鼻，當面吐口水。直到有一天黃少烈想和他和好，沒想到馬萬良不買賬，要黃少烈到馬父墳上去下跪。更沒有想到的是，黃少烈掏出槍就頂在馬萬良的腦袋上。對于馬萬良的“敬酒不吃吃罰酒”，黃少烈說：“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小說敘述了馬黃二人的恩怨仇隙，聚焦于“文革”過后不久的1982年，實際隱含的主題則是反省“文革”和“文革”的痼疾——那種惡意相向、仇恨蔓延直至群眾運動和群體暴力是如何演化而來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尤其是現(xiàn)在的年輕人并不知道，廣西在“文革”時期是重災(zāi)區(qū)。何以會如此？文學作品對此的揭示是十分有限的。作為土生土長的廣西人，李約熱顯然有他的一份責任。這部小說其實在提醒鄉(xiāng)村社會或社會底層的惡意生長是如此輕易，如此容易制造一群又一群的惡人。在這一意義上，《我是惡人》沒有把中國鄉(xiāng)村浪漫化，而是重提了魯迅的國民性批判的命題，警惕著國民的劣根性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重演。 　　其實，人、制度、習慣思維和事件成為制造惡人的基礎(chǔ)，李約熱的小說寫得淋漓盡致，并不隱晦。這個問題早就困擾著李約熱，此前在小說《青�！返慕Y(jié)尾，李約熱最后一句話寫下：“我不是一個好人�！蹦鞘呛艹镣吹姆词∈降淖载煛� 　　李約熱的小說敘述相當飽滿，始終保持一種張力，這是因為作者有能力制造戲劇性的情節(jié)。這些戲劇性合乎基本的生活邏輯，又怪誕奇異，它們充滿活力，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環(huán)環(huán)相生，如同一個不斷延伸的環(huán)外環(huán)。小說開篇戲劇性就十足，那時馬萬良在高處看到野馬鎮(zhèn)100個人搶磚的場面。這個時間連接小說結(jié)尾馬萬良跑出家門的時間。小說隨后直接從1982年的新年開始，這個新年是這場戲劇的開篇，這是一個戲劇性發(fā)生的時刻，外地來的一位江湖藝人賣跌打損傷藥，馬萬良應(yīng)表演者要求上前割了賣藥人一刀，結(jié)果釀成事故，賣藥人手腕幾乎被割斷。從這里開始，“我是惡人”成為所有在場人將要扮演的角色。小說中一個場景接著一個場景，每個場景都成為或大或小的戲劇性場景。當然，最重要的是整體性的戲劇性，“我是惡人”包含著強烈的反諷與悖反，是不是惡人？變成惡人，何以會變成惡人？小說留下諸多的思考。 　　李約熱的小說總是有能力把握人物的性格，他有足夠的技藝可以把人物性格稍稍扭曲一點，偏離一點正常的軌道，他讓人物超出常規(guī)秩序，讓他們走上“邪道岔路”。黃少烈和馬萬良，馬進和黃顯達，他們幾乎都有點偏斜，這使他們之間可以建立起戲劇性，建立起超出常規(guī)的新的可能性。其實李約熱的小說有非常棒的細節(jié)，他的那些偏斜怪異都可以做得頭頭是道、條條在理，這頗為不易�？纯瘩R萬良關(guān)在黑屋子里的狀態(tài)，他放出來之后眾人的表現(xiàn)，這些敘述讓人覺出生活的荒誕卻也感受到辛酸。甚至黃顯達住進馬萬良家也還能顯得合理和必然，這就是小說家的功夫。夜晚黃顯達竟然睡在地下，而且表示十分舒坦，人物的可憐可恨躍然紙上。黃顯達的所有行為都是對他爹黃少烈的嘲諷。小說就是去發(fā)現(xiàn)生活的不可能性，使之變成“新的可能性”，這就是小說的創(chuàng)造。李約熱做到了，做得很充分，這就可見其手筆不凡。 　　李約熱利用詭異、怪誕、黑色幽默去揭示生活的悲劇，揭示我們文化中被遮蓋的真相，去打開人性中被掩飾的痼疾。他的小說直擊人性的痛處，講述我們不愿看到的真相，如此荒誕，又如此真實。雖然李約熱依賴怪異和偏斜展開小說敘事的方式還有可商榷斟酌之處，但他直面生活、歷史和現(xiàn)實的勇氣無疑難能可貴。

　　青年一代的廣西作家追求個性和奇異性，由此形成了廣西作家群與全國其他地界作家群頗為不同的風格。他們既有群體的異，又有個體的奇，他們的創(chuàng)作總能出奇不意，也屢屢出奇制勝。東西在上世紀90年代初嶄露頭角，他的小說怪模怪樣，出手不凡，藝術(shù)張力十足，語言與敘述直抵現(xiàn)代派的高地。同時還有鬼子和李馮，廣西“三劍客”立即形成一個沖鋒陷陣的陣容，給90年代寂寥的文壇增添了不尋常的風景，讓文壇刮目相看。

　　廣西作家的筆名與眾不同，比如東西、鬼子、光盤等，他們有膽略玩點自我反諷，他們與中國的名諱傳統(tǒng)抵牾，也與文壇盛行的自戀主義風格相悖�！袄罴s熱”(壯族)這個名字也有可能是暗仿李約瑟，那個極著名的科學史家；或許是自諷巴西那個著名的海港城市。但有一點是無疑的，李約熱也是要走奇異路線，他發(fā)表的一系列作品，比如《戈達爾活在我們中間》《涂滿油漆的村莊》《青�！贰独顗鸦丶摇返�，都讓人覺得作者筆力矯健，卓爾不群，有一股韌性和擰勁。賀紹俊曾評價《戈達爾活在我們中間》說：“這是當時我讀到的最精彩的小說�！贝嗽挷凰憧鋸�，讀過此小說的人，都會留下深刻印象。

　　李約熱的長篇小說《我是惡人》又一次表明他獨異的小說風格。小說主要講述一個叫馬萬良的人如何從一個普通正常的人變成一個“惡人”的故事。認為他是惡人的，主要是鎮(zhèn)上管理治安的黃少烈(黃公安)。小說另一條主線是黃少烈的兒子黃顯達，他竟然崇拜馬萬良的大兒子馬進。馬進以打架偷盜著稱，是一群孩子的“頭兒”。黃顯達要住進馬進家當馬萬良的兒子，并且跟馬進學做小偷。為了不斷證明自己與馬進是同一類人，他不惜干幾起壞事，證明自己的勇敢和能耐。這立即就與其父黃少烈構(gòu)成了諷喻關(guān)系，其父管社會治安，但管不了自己的兒子，并且兒子也要成為“惡人”。問題在于，在馬萬良家的人甚至野馬鎮(zhèn)上的人看來，黃少烈才是“惡人”，他一天到晚想著把人關(guān)起來。小說開篇就是馬萬良下論斷，“黃少烈是惡人”。小說在具體的敘事過程中，又是圍繞黃少烈要認定馬萬良是“惡人”來進行的。實際上，在圍繞黃公安羈押馬萬良的事件中，或者黃公安要實施的治安管理過程中，野馬鎮(zhèn)的人幾乎都變成了“惡人”，因為他們參與了投票關(guān)押馬萬良的活動，后來演化為參與毆打馬萬良的行動。

　　小說其實是提出一個嚴峻的問題，一個普通人是如何被看成惡人的，進而又是如何變成惡人的？很顯然，野馬鎮(zhèn)就是這樣一個場所，普通人都會變成惡人。尤其是在黃公安治理下，一些可以平安處理的事件，都會轉(zhuǎn)化為制造惡人的契機。從表面上看，小說第一主人公似乎是馬萬良，實則是黃少烈，他看誰都是壞人，都在該管制之例。馬萬良與黃少烈有家仇，“文革”中馬萬良父親被批斗，黃少烈上臺打了馬父一巴掌，“文革”后馬萬良對黃少烈嗤之以鼻，當面吐口水。直到有一天黃少烈想和他和好，沒想到馬萬良不買賬，要黃少烈到馬父墳上去下跪。更沒有想到的是，黃少烈掏出槍就頂在馬萬良的腦袋上。對于馬萬良的“敬酒不吃吃罰酒”，黃少烈說：“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小說敘述了馬黃二人的恩怨仇隙，聚焦于“文革”過后不久的1982年，實際隱含的主題則是反省“文革”和“文革”的痼疾——那種惡意相向、仇恨蔓延直至群眾運動和群體暴力是如何演化而來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尤其是現(xiàn)在的年輕人并不知道，廣西在“文革”時期是重災(zāi)區(qū)。何以會如此？文學作品對此的揭示是十分有限的。作為土生土長的廣西人，李約熱顯然有他的一份責任。這部小說其實在提醒鄉(xiāng)村社會或社會底層的惡意生長是如此輕易，如此容易制造一群又一群的惡人。在這一意義上，《我是惡人》沒有把中國鄉(xiāng)村浪漫化，而是重提了魯迅的國民性批判的命題，警惕著國民的劣根性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重演。

　　其實，人、制度、習慣思維和事件成為制造惡人的基礎(chǔ)，李約熱的小說寫得淋漓盡致，并不隱晦。這個問題早就困擾著李約熱，此前在小說《青�！返慕Y(jié)尾，李約熱最后一句話寫下：“我不是一個好人。”那是很沉痛的反省式的自責。

　　李約熱的小說敘述相當飽滿，始終保持一種張力，這是因為作者有能力制造戲劇性的情節(jié)。這些戲劇性合乎基本的生活邏輯，又怪誕奇異，它們充滿活力，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環(huán)環(huán)相生，如同一個不斷延伸的環(huán)外環(huán)。小說開篇戲劇性就十足，那時馬萬良在高處看到野馬鎮(zhèn)100個人搶磚的場面。這個時間連接小說結(jié)尾馬萬良跑出家門的時間。小說隨后直接從1982年的新年開始，這個新年是這場戲劇的開篇，這是一個戲劇性發(fā)生的時刻，外地來的一位江湖藝人賣跌打損傷藥，馬萬良應(yīng)表演者要求上前割了賣藥人一刀，結(jié)果釀成事故，賣藥人手腕幾乎被割斷。從這里開始，“我是惡人”成為所有在場人將要扮演的角色。小說中一個場景接著一個場景，每個場景都成為或大或小的戲劇性場景。當然，最重要的是整體性的戲劇性，“我是惡人”包含著強烈的反諷與悖反，是不是惡人？變成惡人，何以會變成惡人？小說留下諸多的思考。

　　李約熱的小說總是有能力把握人物的性格，他有足夠的技藝可以把人物性格稍稍扭曲一點，偏離一點正常的軌道，他讓人物超出常規(guī)秩序，讓他們走上“邪道岔路”。黃少烈和馬萬良，馬進和黃顯達，他們幾乎都有點偏斜，這使他們之間可以建立起戲劇性，建立起超出常規(guī)的新的可能性。其實李約熱的小說有非常棒的細節(jié)，他的那些偏斜怪異都可以做得頭頭是道、條條在理，這頗為不易�？纯瘩R萬良關(guān)在黑屋子里的狀態(tài)，他放出來之后眾人的表現(xiàn)，這些敘述讓人覺出生活的荒誕卻也感受到辛酸。甚至黃顯達住進馬萬良家也還能顯得合理和必然，這就是小說家的功夫。夜晚黃顯達竟然睡在地下，而且表示十分舒坦，人物的可憐可恨躍然紙上。黃顯達的所有行為都是對他爹黃少烈的嘲諷。小說就是去發(fā)現(xiàn)生活的不可能性，使之變成“新的可能性”，這就是小說的創(chuàng)造。李約熱做到了，做得很充分，這就可見其手筆不凡。

　　李約熱利用詭異、怪誕、黑色幽默去揭示生活的悲劇，揭示我們文化中被遮蓋的真相，去打開人性中被掩飾的痼疾。他的小說直擊人性的痛處，講述我們不愿看到的真相，如此荒誕，又如此真實。雖然李約熱依賴怪異和偏斜展開小說敘事的方式還有可商榷斟酌之處，但他直面生活、歷史和現(xiàn)實的勇氣無疑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