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與“實踐”交織的兒童文學研究
首屆國際兒童文學論壇暨第三屆中美兒童文學論壇：
“理論”與“實踐”交織的兒童文學研究
朱自強
2016年6月4日至5日，由中國海洋大學主辦的“首屆國際兒童文學論壇暨第三屆中美兒童文學論壇”于青島召開。中國的曹文軒、聶珍釗、朱自強、湯素蘭，美國的克勞迪婭·納爾遜、馬克·韋斯特、凱倫·科茨，澳大利亞的約翰·史蒂芬斯，日本的三宅興子等60余位學者出席了論壇。
2012年（青島）和2014年（美國），中國海洋大學分別與美國得克薩斯A&M大學、南卡羅萊納大學合作，主辦了首屆和第二屆中美兒童文學論壇，取得了良好的學術成果。為了進一步擴大兒童文學研究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中國海洋大學邀請了更多國家的學者參與會議。
為了加強中國兒童文學學科的理論研究，論壇將主題設定為“兒童文學：理論方法及其實踐”。研討分為“兒童文學與教育”、“兒童文學的歷史與現(xiàn)狀”、“理論與文本解讀”、“兒童文學比較研究”、“兒童文學文體研究”5個單元進行，共有19位學者宣讀大會論文。與會的全體代表圍繞上述議題，就大會論文所論述的問題進行了學術質(zhì)詢和討論。
正如論壇的主題所示，論壇發(fā)表的論文基本交織著兒童文學的“理論”和“實踐”來展開。
作為教育重要資源的兒童文學
在論壇的第一單元“兒童文學與教育”中，剛剛摘取國際安徒生獎的曹文軒發(fā)表了題為《兒童文學與語文教育》的論文，側重論述了“兒童文學成為小學語文主要文本群落的合理性”、“繪本——小學語文教材的重要文本資源”、“作為語文文本的兒童文學如何解讀”這三個問題。曹文軒談到，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曾經(jīng)省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閱讀環(huán)節(jié)，這便是對繪本的閱讀。在西方發(fā)達國家，一個中產(chǎn)家庭的孩子，會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閱讀上百本繪本。這些繪本，是大善、大美、大智慧之書。國外從事兒童文學寫作的人，許多人都與繪本有關。在看到問題的同時，曹文軒也提出了希望：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中國，繪本的好日子馬上就要到了——事實上已經(jīng)到了。成千上萬的繪本館，正如雨后春筍一般地在中國大地出現(xiàn)。作為語文課的一種，繪本教學正普遍興起。語文老師們對繪本的熱衷，正蔚然成風”。
李學斌的論文《試論兒童文學教學策略及其應用》開篇即指出，教學策略是隨著現(xiàn)代教育技術發(fā)展而引入的現(xiàn)代教學論概念，特指為提高教學實效性，而對教學任務諸要素進行系統(tǒng)謀劃并采取的具體措施，這一觀點體現(xiàn)出鮮明的語文教學論意識。上述兩篇論文顯示的是，在中國，兒童文學出現(xiàn)了被應用于語文教育的現(xiàn)狀。其實，這也是某種意義上的一種回歸，一百多年前，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奠基人周作人寫作《兒童的文學》一文時，就曾經(jīng)借鑒美國麥克林托克的Literature in Elementary Schools和斯喀特爾的Childhood in Literature and Art兩書的觀點，提出了兒童文學是“小學校里的文學”的觀點。
近年來，由于兒童文學所具有的跨學科屬性，兒童文學研究得到越來越多的學科的關注。華中師范大學教授聶珍釗發(fā)表的論文是《兒童文學的教誨功能》，雖然同是論述兒童文學的教育功能，但與以往兒童文學界的學者討論問題的視角和方法有明顯不同。聶珍釗認為，兒童的出生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自然選擇只是賦予了兒童以人的形式，但是不能賦予兒童以人的本質(zhì)?？茖W發(fā)現(xiàn)在猴群或狼群中生活的兒童，由于沒有得到倫理教誨，盡管也保持有人的外形，卻沒有獲得人的本質(zhì)，即人的道德性。這說明，兒童出生后需要經(jīng)過道德的教誨才能完成從獸到人的轉(zhuǎn)化過程，只有經(jīng)過教誨，才能在道德上逐漸完善。童話、童謠、兒歌等為兒童寫作的文學，其目的就是為了對兒童進行道德教誨，通過教誨幫助兒童成長。
普林斯頓大學的陳敏捷發(fā)表了史料詳實的論文《民國時期對少年兒童的性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論文深入調(diào)查民國時期關于性教育的理論如何落實到兒童接觸的課本和課外讀物之上，通過查閱1911年至1949年間的學術雜志、課程標準、中小學課本和童書雜志，總結了性教育文獻的主導思想和意見分歧，評估了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在肯定民國時期性教育成績的同時，指出了“性教育理論難以付諸實踐”這一發(fā)人深思的歷史遺憾。針對民國時期性教育理論無法付諸實踐的原因，中國海洋大學朱自強教授回應說，這恐怕與五四落潮后的“復辟”有關，與周作人所說的在主張兒童本位的文學之后，會有“讀經(jīng)”發(fā)生這一狀況似乎相似。
在“兒童文學的歷史與現(xiàn)狀”單元，中國海洋大學教授徐妍在《魯迅如何確立中國兒童形象詩學的原點》一文中通過具體作品的研究提出，魯迅以小說、散文、雜文等文學形式率先創(chuàng)造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具有經(jīng)典中心的頑童與縮小的成人這兩種具有原型性質(zhì)的中國兒童形象，探索了中國兒童形象所內(nèi)含的美學原則與啟蒙思想，進而確立了中國兒童形象詩學的原點。
湖南師范大學教授湯素蘭則在《中國兒童文學：黃金時代的隱憂》中認為，“黃金時代”的中國兒童文學存在著6個隱憂：作家的寫作速度越來越快，寫作質(zhì)量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作家預設的讀者人群下移；兒童文學的本土化和國際化存在問題；兒童文學思潮、流派的消隱和個性化追求的缺位；圖象化與娛樂化帶來的淺薄化與反智化；多元價值觀背后的價值缺失。這一觀點引起很多與會者的共鳴，特別是她對作家們發(fā)出的“在普通和日常中發(fā)現(xiàn)生活的美，用心去閱讀世界上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和世界上的優(yōu)秀作家作品對話，去發(fā)現(xiàn)他們未曾發(fā)現(xiàn)的人性的秘密”這一倡導，可謂深刻而及時。
個案研究：美國學者的理論眼光
論壇第三單元為“理論與文本解讀”。引人關注的是，發(fā)表論文的4位學者不僅都是美國學者，而且4篇論文不約而同地都采用了運用某種文學理論進行個案分析的研究路數(shù)，可謂有理論有實踐。
得克薩斯A&M大學的克勞迪婭·納爾遜教授在論文《〈六十個老爸的房子〉中的母性思維》中提出，長期以來，女權主義理論家認為性別在某種程度上是流動的，隨著個體的環(huán)境和個性而改變。在美國，某些時代比其它時代更能接受這種流動性。納爾遜運用女權主義哲學家薩拉·拉迪克的理論探究德瓊的表現(xiàn)中國抗日題材的小說《六十個老爸的房子》，指出中國小戰(zhàn)士田寶在三個不同角色間來回轉(zhuǎn)換。當他為家庭掙錢時（此時他落難的父母未能掙得一分錢去買飯吃），當他表現(xiàn)得像游擊隊員口中所說的“中國優(yōu)秀小戰(zhàn)士”時，他充當?shù)氖?950年代美國社會分派的父親角色。當他摟著國光，給他洗澡，為他擋子彈，告誡它要舉止得體時（你不能叫……你不能跳上岸……我們得待在一起）時，他起的是拉迪克定義的母性行為的作用。在其他時候，他充當?shù)氖且粋€需要保護的孩子的角色，他哭泣，害怕，喚起成年人的渴望去喂飽他，給他洗澡，安慰他，保護他，為他扮演母性角色。納爾遜提問說，中文經(jīng)典文本中是否也存在這樣的傳統(tǒng)，對此南京師范大學的談鳳霞以黃蓓佳的小說《飛翔》作出回應，而朱自強則以邱勛的小說《微山湖上》的“丫頭”形象和金波童詩中的母性情懷作了回應。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授馬克·韋斯特發(fā)表的論文是《同湯姆·索亞一起演海盜：讀者-反應理論與游戲理論的交叉研究》。論文介紹說，讀者反應理論的部分代表人物認為，兒童常常通過設想自己為故事中的某個角色、或是處于與故事相關的情景或者場景，來對自己最喜愛的故事做出反應。韋斯特說，當代游戲理論學者針對兒童的假扮游戲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兒童在參與表演游戲時，往往會加入故事中的敘事元素。通過研究，馬克·韋斯特發(fā)現(xiàn)，湯姆對海盜故事的反應與當代讀者反應理論和游戲理論都有重要關聯(lián)，他認為，雖然馬克·吐溫寫作《湯姆·索亞歷險記》時，讀者反應理論與游戲理論尚未盛行，但他關于湯姆對海盜故事游戲化反應的描寫，卻早在這些理論家之前，就兒童對文學的反應問題進行了觀察并提出了許多關鍵觀點。”
與馬克·韋斯特認為兒童文學作品可以感性化地顯示重要理論觀點這一看法相印證，南密西西比大學的埃里克·L·特里布恩拉發(fā)表了論文《少年情欲、性話語和十九世紀兒童文學：愛德華·伯茨的〈法國戰(zhàn)俘：一個寫給男孩的故事〉》。特里布恩拉認為，盡管英美文學研究者記錄了成人文學讀物在性學發(fā)明中的貢獻，相對而言卻鮮有學者思及19世紀英美文化的性學建設中兒童文學所發(fā)揮的作用。懷著這樣的問題意識，他研究了愛德華·伯茨于1884年發(fā)表的兒童小說《法國戰(zhàn)俘》，提出這部小說是兒童“烏拉尼亞”（uranian，同性戀的舊稱）文學的一個罕見例證，并且認為，伯茨最早對男孩同性性欲研究做出貢獻， 他最早提出男孩同性情欲與青春友誼是一致的，并可能暗示著一種不尋常的心理狀態(tài)。特里布恩拉的論文，也許暗示了在某些問題上，兒童文學作品所具有的某種先鋒性。
得克薩斯州立大學教授瑪麗琳·奧爾森的論文《陳志勇〈夏天的規(guī)則〉的認知和認知分布理論研究》運用敘事的認知理論，探究意義建構（meaning making）是怎樣在繪本這種藝術形式上進行運作的。奧爾森介紹了馬克·特納關于“雙域認知故事”的文章中的假設：人類有一種基本的能力，可以同時激活兩種相矛盾的心智結構，并將這兩種結構創(chuàng)造性地組合成一個新故事。奧爾森將這一假設運用于《夏天的規(guī)則》的解讀，指出這個故事要求讀者在按照兩兄弟夏日活動順序來閱讀的同時，還要通過憶及我們的親身經(jīng)歷來理解這些活動。然而，文本之于圖畫的關系才是理解的初始點。奧爾森還在論文中寫道：“‘思維’能力不僅僅存在于大腦內(nèi)部，并且擴展到身體的其他部位或者一些諸如技術設備、筆和紙之類的東西上，據(jù)說這些可以促進我們的思維過程?！边@樣的觀點讓我們想到麥克盧漢的“媒介即信息”、尼爾·波茲曼的“媒介即認識論”等相關理論，對于理解繪本這種獨特地運用媒介的藝術形式具有幫助。
愛因斯坦的說，理論決定著我們所能觀察的問題。上述學者明晰地運用某個或某幾個理論來闡釋具體文本的方法，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國學者在交流中表示，這樣的研究很有啟發(fā)性，也很有學習和借鑒的價值。
兒童文學比較研究：植根民族土壤，加強對話
和“理論與文本解讀”這一單元的論文從微觀入手的研究路數(shù)不同，在第四單元“兒童文學比較研究”中，來自亞洲學者的4篇論文都采用了較為宏觀的研究視角。
日本梅花女子大學教授三宅興子的論文《英美兒童文學史在日本的接受問題——新文學史的構筑》在比較研究的視野下，根據(jù)自己撰寫《另一個英國兒童文學史》的經(jīng)驗，提出了“新文學史的構筑”策略：“一般都認為兒童書有‘教育性’和‘娛樂性’兩個方面，但在文學史的記述中卻一直沒有很好地關注這兩點。被排除在外的大眾兒童文學，從其特質(zhì)來看，與文學性高的作品同屬于一個文化土壤，如果這一點被認可的話，就有可能構筑一個新的文學史。不必將注重文學性的‘兒童文學史’與注重眾多兒童讀者的‘孩子們的書的歷史’這二者分開，只要意識到二者讀者層的不同，就可以架起二者的橋梁?！绷硗猓d子還認為，通過將外國兒童文學納入本國的文學史、構筑一個兒童讀者接受史，就有可能開啟未來的方向。
朱自強的論文《西方影響與本土實踐——論中國“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理論的主體性問題》認為，中國兒童文學在借鑒西方的現(xiàn)代性的過程中，不是造成了自身主體性的迷失，而是促成了主體性價值的實現(xiàn)。五四時期，以周作人為代表的“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理論是受西方影響下發(fā)生的，但是在本土實踐的過程中，“兒童本位”理論是具有主體性的，這種主體性的最大特質(zhì)就是面對“三綱主義”這一傳統(tǒng)所進行的思想革命。改革開放以來，對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的評價出現(xiàn)了兩種立場：有些學者修正了此前的全盤否定論，但依然認為，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是需要拋棄的兒童文學觀；還有一些學者則主張繼承周作人的“兒童本位”的思想，繼續(xù)將“思想革命”當作當代的題中之義。對此，論文提出了明確的結論，“兒童本位”論是歷史的真理?！皟和疚弧闭撛趯嵺`中，依然擁有馬克思所說的“現(xiàn)實性和力量”。朱自強強調(diào)，在中西方兒童文學關系這一問題上，“我對西方中心主義和民族主義或曰國粹主義這兩個立場一并反對，正因為如亨廷頓所說，冷戰(zhàn)后全球的主要矛盾是‘文明的沖突’，才更要主張兩者的對話、交流。”
臺東大學的游珮蕓的論文《“圖畫書”或“繪本”在臺灣地區(qū)風行的幾點觀察》顯示出與眾不同的學術視野，在較為詳實的現(xiàn)象梳理的基礎上，提出了“三點觀察”。首先是名稱——“圖畫書”與“繪本”混用共存的現(xiàn)象； 再則是成人讀者的參與；第三點則是與公民社會運動的連結。其中的第三點“觀察”尤其具有新意和啟發(fā)性：“現(xiàn)今的公民運動，必須藉由社群媒體的經(jīng)營與號召，picturebook所提供的圖像（有圖有真相）與簡短有力的故事，比任何兒童文學的其他文類，更適合這些社群媒體的傳播模式?！庇捎谥袊箨懻幱凇袄L本熱”之中，游珮蕓的論文引起與會者的興趣，鄭偉在綜合討論中就從社會語言學的視角發(fā)表了自己的意見。
談鳳霞的論文《跨文化對話的交織：論程瑋“聊天”系列中的文化敘事》研究的是程瑋于2011年到2014年創(chuàng)作的“周末與愛麗絲聊天”、“周末與米蘭聊天”兩個系列的文化小說。譚鳳霞文認為，綜合這兩個分別以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為核心并以對話兩相對照的“聊天”系列，可知作者對于東西方文化的態(tài)度是辯證的，其取向是：了解西方文化并吸納其中的精華，同時還要立足于自身民族文化之根。論文同時也提出，作為文化小說，畢竟本體還是小說，尤其對于兒童小說而言，引人入勝的關鍵多在于人物的“行動”。大片文化背景的鋪陳對兒童讀者來說可能會顯得有些單調(diào)寡淡，難以帶來閱讀快感。不過，程瑋轉(zhuǎn)而以優(yōu)雅的筆致營造充沛的美感來作為補足。
兒童文體學研究：致力于文學理論的建構
論壇研討的第五單元是“兒童文學文體研究”。其中，伊利諾伊州立大學的凱倫·科茨和中國海洋大學何衛(wèi)青的論文探討的是兒童詩歌文體理論。凱倫·科茨的論文《“看不見的蜜蜂”：一種詩歌理論》借鑒了海德格爾的解放詩學理論、拉康的轉(zhuǎn)喻與隱喻理論、克里斯蒂瓦的符號域理論，以及露絲·伊里加蕾的女性闡釋觀點，以童詩《風兒不要來》為例，進行了理論整合式的闡述。何衛(wèi)青的論文《童稚性及其在當代漢語童詩中的藝術表現(xiàn)》認為，童稚性是童詩區(qū)別于一般詩歌的一個標志性美學特征，它首先是一種詩歌創(chuàng)作的理想審美圖式，是一種以兒童似的、新鮮的、陌生的、第一次的感知世界、把握世界的能力。寫作童詩，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去捕捉兒童看待世界及其萬物的方式。其次，童稚性也是童詩寫作的一種藝術構思方式（具象化、泛靈化、游戲化），有著具體的文本體現(xiàn)。兩篇論文，前者側重演繹方法，后者側重歸納方法，均有獨到的發(fā)現(xiàn)。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喬·蘇特里夫·桑德斯的論文《“歷史學家究竟如何工作”：論兒童紀實文學》，反對“將權威的事實性（authoritative factuality）作為定義紀實文學價值的惟一特征”這一普遍傾向，而是采取“歷史是對過去的價值和意義的詮釋，而非過去本身”這一立場，強調(diào)與“權威的事實性”不同的“問題”意識，致力于一種新的紀實文學理論的建構，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論壇突出了對繪本藝術的關注和研究。紹興文理學院的王黎君的論文《論本土圖畫書的中國美術元素》通過結合作品分析所進行的細密的論證和闡釋，提出本土圖畫書的創(chuàng)制中對于中國美術元素的借鑒是常見的藝術策略。寫意和工筆的中國畫技法的吸納，年畫、剪紙等民間美術形式的使用等等，都為本土圖畫書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的藝術形式和表現(xiàn)語言。
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的史蒂芬斯的論文《家庭電影與跨文化觀視的科技文化進程》指出6個關鍵性（或有重疊）的電影策略：概念性隱喻（或意象模式）的運用；情感投射；轉(zhuǎn)喻，特別是轉(zhuǎn)喻對比；認知映射和電影空間的相互關系；社會生態(tài)學下的映射空間；常見技術（放大、特寫、長鏡頭、漸隱等）的應用。史蒂芬斯認為，當這六點在一部電影中得以展現(xiàn)，便會產(chǎn)生一種跨文化現(xiàn)象。他在論文中特別說明，自己的論述是理論上的觀點，指出本應該會發(fā)生的卻事實上很少發(fā)生的現(xiàn)象，透露出該論文具有的理論前瞻性特點。值得一提的是，史蒂芬斯和凱倫·科茨的學術著作《兒童小說中的語言與意識形態(tài)》和《鏡子與永無島：拉康欲望及兒童文學中的主體》已經(jīng)出版了中譯本。
論壇決定，將在2018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和中國海洋大學在美國的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市共同舉辦“第四屆中美兒童文學論壇”。
在中國兒童文學努力走向世界的進程中，兒童文學學術研究的國際化，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這個意義上，“首屆國際兒童文學論壇暨第三屆中美兒童文學論壇”無疑是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學科建設意義的一次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