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致巴金信札兩封
李劼人致巴金信
李劼人致巴金信
珍藏于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書信中，有兩封是李劼人寫給巴金的，內容篇幅均不長，但是信息量很多，折射出李劼人1958年3月初和1962年1月底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情況，并談及友情、健康和物價水平等，該史料具有珍貴的研究價值。
1891年出生的李劼人和1904年出生的巴金相差13歲，而二人都有過早年留學法國的經歷，受過法國文學的熏陶，又同為川籍知名作家，在新中國成立后都曾為全國人大代表，每年的二三月份都有機會到京相逢，雖然一位身在滬地、一位留守蓉城，但二人惺惺相惜之感不在話下，僅通過以下兩封書信內容便可見一斑。
第一封信如下：
巴金兄：
剛由醫(yī)院檢查回菱窠，奉到二十八日手札并剪報。讀罷，不勝惆悵！我于二十五日午抵蓉。甫下火車，即聞廖靜秋死訊。明知其不起，仍悲淚欲滴。誠如尊言，她的生命力如此之強，而近代科學竟不能挽救于九死之中，令人扼腕之至！幸有《杜十娘》一片留傳人間（《思凡》才是她的絕唱，可惜未先拍出來?。直人S多前輩強多了。但前年寫申請時，得力閣下兩句抄辭動人，此功亦不可沒。我擬在一年內寫一篇《廖靜秋的平生》，以志哀悼，并用此鼓勵后輩，尊意以為如何？
回蓉后，仍時感厥暈心跳。承組織照顧，許我靜養(yǎng)，故得專心寫作。只是每天僅能寫出千余字，多則不支。昨日血壓高度為一八〇度，在我不算高，惟低度為一二〇度，都過高了些?，F在再度澈底（徹底）檢查中。煙酒仍未入口。在成都吃水果蔬菜都較北京方便。希望尊駕能再蒞蓉小住為幸！此祝健康！
李劼人 頓首
三月四日薄暮
此信落款沒有年代，而根據內容“即聞廖靜秋死訊”可以查對，該信寫于1958年。廖靜秋（1925年—1958年），川劇表演藝術家，是20世紀四五十年代有名的川劇旦角，1956年查患癌癥。同年在出席全國人大會期間，巴金、李劼人與沙汀聯名提交申請，呼吁將廖靜秋主演的《杜十娘》拍成電影，申請由李劼人執(zhí)筆，根據巴金的提議特別寫道：“現代科學固然不能挽救她的生命、減輕她的痛苦，但可以保留她的藝術?！边@一建議得到文化部的肯定，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把拍片的任務交給了北京電影制片廠。廖靜秋強忍病魔的折磨，終于在1957年底完成了我國川劇史上第一部彩色藝術片《杜十娘》，1958年初病歿。從信上看來，李劼人為廖靜秋的去世感到非常難過，惟一能聊以慰藉的便是此前與巴金、沙汀一道促成了《杜十娘》的拍攝一事，稱其藝術生命“又比她的前輩強多了”，使廖靜秋為川劇藝術留下了一份珍貴的遺產。李劼人在信中表示“要寫一篇《廖靜秋的生平》，以志哀悼”，其篇目并未為后世所見。而巴金即于1958年2月28日的《解放日報》上發(fā)表了回憶散文《廖靜秋同志》。
李劼人于1958年2月時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五次全會，期間一度心臟病發(fā)作，導致“體力不支”等健康問題，所以回成都后能“承組織照顧，許我靜養(yǎng)，故得專心寫作”，他在信中所提到的“寫作”，一指已經從1956年開始的《大波》的重寫工作，二是少量短篇及回憶文章。
此信還提到“在成都吃水果蔬菜都較北京方便”，此時全國還沒有進入“三年困難時期”，其家庭經濟壓力的影響尚未有明顯表現。
第二封信如下：
巴金老哥：
今天接到賜寄的《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史話》第六冊，非常感謝！得此，則此書變成完璧，將來于我參考時大為有利，感謝！感謝！
三月初在京晤面，還要面謝！同時，希望您不要忘記了前歲托購的三星牌蚊香，極愿三月在京當面交我，至請！至請！
拙著《大波》第三部，趕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寫完，現正復習資料，不日即將著手寫第四部了。
成都的物質生活開始好轉，黑市浪潮已被壓退，生活費用開始降低，不過要回復（恢復）到一九五七年的程度，似乎尚有待耳！知泛并聞，一切俟在京面談可也。
專此并頌
新年納福
李劼人 頓首
一九六二年一月四日
時間轉眼就過去了三年多，李劼人和巴金的友誼不斷，除每年開春在北京開會的見面外，平時更有不少書信往來，此信中巴金寄去的“《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史話》第六冊”，李劼人大為感謝，稱此書“將來于我參考時大為有利”，體現出李劼人重視史料，是在以史為據的前提下，再鋪陳故事、刻畫人物的寫作特點。
信中所及將為有利的那作品，也就是后面提到的“拙著《大波》第三部，趕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寫完”，可以明確李劼人改寫《大波》前三部的時間為1957年6月至1961年12月28日。此后至李劼人去世的1962年12月24日為止，其改寫的《大波》第四部未完成。
需要說明的是，《死水微瀾》和《暴風雨前》的改動內容相對均不影響原出版作品的整體內容，而《大波》的改動內容則由50萬字改寫了40萬字，基本是重寫。雖然同為《大波》之名，內容上幾乎是兩種風格，可以視為兩部作品。對于該作的重寫，巴金曾在《談〈秋〉》一文中提到：“我很佩服比我年長13歲的李劼人同志重寫《大波》的決心和毅力”，李劼人生命的最后五年半時間都在重改《大波》。2011年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李劼人全集》，同期收錄了1937年版的《大波》和1957年后改寫的《大波》，顯而易見的是，1937年版的《大波》是更為珍貴的。
巴金曾于1961年1月5日到李劼人的菱窠住所看望，同行的還有時任《四川省志》編輯委員會副主任的張秀熟，以及老朋友沙汀。李劼人和巴金相見的最后一面應該就是信上提到的“一切俟在京面談可也”，即1962年3月在北京的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而誰曾想，這竟是最后的面見。
李劼人的去世是那樣戛然而止，1962年12月25日，在李劼人病逝的次日，巴金在唁電中沉痛地說：“文藝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他不僅是一位熱血俠腸的好人，還是繪聲繪色的小說家，也可以說他是成都的歷史學家，他的小說豈止是成都的風俗志”，而最重要的是“過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筆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