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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勞燕》
來源:《收獲》微信公眾號 | 張翎  2017年10月20日10:48

威廉·德·瓦耶-麥克米蘭或者麥衛(wèi)理

或者比利或者其他

我的名字和綽號多不勝數(shù)。幾乎每認識一撥人,我都會得到一個新名號。

根據(jù)那張辛辛那提好撒瑪利亞人醫(yī)院簽署的出生證明,我的名字是威廉·愛德華·塞巴斯蒂安·德·瓦耶-麥克米蘭(William Edward Sebastian De Royer-Macmillan)。這個全名我一生只使用過三次,一次是在出生證明上,一次是在波士頓大學醫(yī)學院的入學申請表上,還有一次是在結(jié)婚證書上。除此以外,沒有任何人用這樣長的名字叫過我。即使是在八歲那年我偷了街角便利店的一小盒甘蔗糖,被店主告到家里,我父親把我叫到他的書桌前——那是通常我聽訓的地方,他也只喊我“威廉·德·瓦耶-麥克米蘭”——那已經(jīng)是他表達憤怒的極致形式了。我私下里試過,如果把我的全名不吃掉一個音節(jié)地念完,中間至少需要換兩口氣。

我的家人和美國的同學朋友都叫我比利(Billy),我母親則只用比利的首字母B稱呼我。我時常感覺我母親——一個需要照顧生病的丈夫和五個子女的家庭主婦,身上具備了一個數(shù)學家的天賦,她總能把生活中許許多多數(shù)學題一樣復雜繁瑣的細節(jié),一口氣簡化到根。

比利這個名字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時不時會出現(xiàn)前綴和注解。比如我在中學讀書時,同學給我的外號是“瘦子比利”( Billy The Bones)。當時我身高已達五英尺八英寸,算得上是個高個子,體重卻只有一百二十八磅。我做夢都想達到一百五十磅——那是校籃球隊員的最低錄取門檻,可是一直到畢業(yè),我都只能坐在場外的長板凳上,替場內(nèi)的隊員們搖旗吶喊?,F(xiàn)在你們應該理解了,為什么在月湖那塊草草地平整出來的籃球場上,我極少錯過任何一場球賽;而你們,則送給我一個綽號叫“籃球比利”(Basketball Billy),以和美國教官中的另一個比利相區(qū)分。我在月湖表現(xiàn)出來的對籃球的癡迷,只不過是在圓一個少年時代的夢而已。

在我二十五歲那年,當我準備啟程去中國的時候,我父母給我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叫麥衛(wèi)理——是從我的姓和名中各取了一個諧音。我是一個傳教士,在我的教會里,我的會眾管我叫麥牧師。但是附近村子里的老鄉(xiāng),就遠沒那么客氣恭敬了。每周三到教會門口領賑濟粥的那群人,管我叫“粥老兒”,盡管按美國標準我那時甚至還算不上中年人。而到我這里看病拿藥的人,當面叫我麥先生,背地里給我的雅號是“番醫(yī)”。領粥和拿藥的人,總是遠遠多過做禮拜的人,但我從不氣餒,我相信他們拿了上帝的好,心里遲遲早早會思想上帝的道。我很早就明白,在中國福音是要靠腿行走的,單靠嘴皮子不行。福音走路的兩條腿,一條是粥,一條是藥。當然,學堂也重要,可是學堂與粥和藥相比,至多只是一根拐杖。這也是為什么當年我在上海下船的時候,我需要六個挑夫來挑我樣數(shù)繁多的行李。那些個箱籠里,衣服和書只占了一小半,剩下的,全是我從美國募捐而來的醫(yī)療器械和藥品。

我父母是衛(wèi)理公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他們的傳教區(qū)域在浙江。他們沒有固定的教堂,他們是耶和華的行吟詩人。從浙東浙西到浙南浙北,他們的足跡幾乎覆蓋了整張浙江地圖。在他們的時間定義里,在某個地方住上六個月,就已經(jīng)接近永恒。由于這種顛沛流離的生活方式,我母親之前生下的四個孩子,一個也沒能活下來。在她三十歲那一年,她突然感覺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慌。他們可以忍受爬滿臭蟲跳蚤的床鋪,飄浮著厚厚米蟲的粥,釘著大大小小油布的漏屋頂,兩根竹竿搭建的戶外茅坑,但是沒有孩子的恐懼,卻超出了他們的承受極限。就在那一年,經(jīng)過無數(shù)輪的痛苦糾結(jié)之后,他們終于向母會提出了回國的申請。

回到美國的第二年,他們就有了我。接下來的七年里,我母親連續(xù)生下了兩個弟弟和一對雙胞胎妹妹。出于感恩,或許還有那么一丁點愧疚,他們把我,他們的長子,奉獻給了教會,就像亞伯拉罕獻以撒那樣。我作為傳教士的命運,其實在我尚未出世時就已定下——我在母腹里就已經(jīng)聽見了上帝的呼召。

可是我并沒有魯莽行事,我一直等到從醫(yī)學院畢業(yè),做完住院醫(yī)生之后才啟程去中國。后來發(fā)生的事情證明了這個決定的明智,或者說,這個決定的殘忍。

我父母在中國生活了十二年,回到美國后,每日里叨叨絮絮的,依舊是中國往事。我和我的弟妹們多次聽他們說過江南鄉(xiāng)下的農(nóng)民是怎樣漚肥燒草木灰種茶的;靠水的人家又是怎樣訓練鷺鷥捉魚的;生了孩子的婦女坐月子時吃的是什么食物;年成不好的時候,主婦們會在稀粥里加進什么野菜充饑……所以,在他們離開中國二十六年之后,當我步他們的后塵來到浙江時,我見到涉水的町步,過河的舢板,被孩童騎著走的水牛,滿坡盛開的白茶花,聽到那些乍聽起來像吵嘴似的江南土話時,我絲毫也沒有感覺驚訝。它們仿佛是我多年里反復出現(xiàn)的一個夢境,熟得不能再熟。

今天是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五日,距我們立下那個約定的那一天,已經(jīng)過去了整整七十年。七十年是個什么概念?對一只采蜜季節(jié)的工蜂來說,是五百六十多輩子;對一頭犁田的水牛來說,可能是三生——假若它沒有被過早屠宰的話;對一個人來說,幾乎是整整一世;而在歷史書籍里,大概只是幾個段落。

但是,在上帝的計劃中,七十年卻只是一眨眼的瞬間。

至今我尚清晰地記得七十年前那天里的每一個細節(jié)。消息最早是從你們營地里傳出來的。負責向重慶發(fā)送水文情報的報務員,最先從電臺里聽到了日本天皇的“玉音播送”。天皇的聲音沙啞哽咽,用詞和語氣一樣蒼老,文縐縐的似乎拐了很多道彎。“然時運之所趨,朕堪所難堪、忍所難忍,欲以為萬世開太平……”你們一開始幾乎沒聽懂。在聽了稍后的新聞解說之后,你們才明白那段話叫“終戰(zhàn)詔書”。其實,那東西有個通俗易懂的名字,就叫“投降書”,盡管通篇沒有找到“投降”二字。

瘋狂是從你們營地開始的,后來才像流感一樣傳染給月湖的每一戶人家。你們把被子和冬裝撕成條纏在棍子上,蘸著桐油焚燒,林子里到處是這樣閃動的火把,遠遠望過去,像著了山火。上帝憐憫你們,把這瘋狂的一天安排在盛夏,叫你們盡情胡鬧,卻不用去愁煩夜里睡覺的冷暖。后來全村的人都擁出來了,擁到你們練操的那塊空地上。平常那里戒備森嚴,閑人不可入內(nèi)。可是那天哨兵并沒有阻攔,因為那天沒有閑人,所有的人都是當事人。你們放鞭炮,干杯,狂喊狂跳,把遇到的每一個孩子都扛在肩上,遞給每一個男人美國香煙。其實你們更想親吻女人——你們大概有一陣子沒聞過女人皮膚和頭發(fā)的味道了,可是你們在重慶總部的頭,那個叫梅樂斯的人,給你們定過嚴明的規(guī)矩,你們雖然不全聽他的,卻也不敢太過造次。第二天天大亮了,月湖的人才發(fā)現(xiàn)他們的雞狗都沒有擔負起司晨的職責,它們都在前一天里喊啞了嗓子。

那天的狂歡一直延續(xù)到了半夜,待眾人散后,你們兩個人,你,伊恩·弗格森,美國海軍中國事務團的一等軍械師,還有你,劉兆虎,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訓練營的中國學官,還沒有盡興,就偷偷溜出來到了我的住處。伊恩帶來了兩瓶蘇格蘭威士忌——那是前幾天去七十里外的軍需處取郵件時弄回來的。就在我住處的那個簡陋廚房里,我們?nèi)齻€人喝得爛醉如泥。那一天沒人管得了軍紀,那一天連上帝也開只眼閉只眼,那一天犯的任何過錯都可以原諒。你,劉兆虎,說威士忌是天底下最難喝的酒,有股子蟑螂泡在尿里的臭味??墒浅粑兑矝]能阻攔得了你,你依舊把你的杯子干了一輪又一輪。后來,喝到半醉的時候,你就說出了那個建議。

你說以后我們?nèi)齻€人中不論誰先死,死后每年都要在這個日子里,到月湖等候其他兩個人。聚齊了,我們再痛飲一回。

那天我們都覺得你的建議很荒唐,你說的是“死后”,而不是“以后”。我們既不知道別人的,也不知道自己的死期,死后的世界對活著的人來說是一片無解的未知。現(xiàn)在我們終于明白了,你才是我們中間的智者。你已經(jīng)預見到隨著天皇的“玉音播送,”我們將很快各奔東西,我們今后的生活軌跡,也許永遠不會再有交集?;钊耸菬o法掌控自己的日子的,而死人則不然。靈魂不再受時間空間和突發(fā)事件的限制,靈魂的世界沒有邊界。千山萬水十年百年的距離,對靈魂來說,都不過是一念之間。

那天夜里,我們一邊喝酒,一邊相互擊掌握手,在嬉笑之間接受了劉兆虎的建議。當時我們都覺得那個日子還很遙遠,我們不可能完全認真。戰(zhàn)爭已經(jīng)結(jié)束,和平已把死亡推到了它本該呆的位置,那個位置離我們都還有幾步路。雖然我是三人中間歲數(shù)最大的,那年,我也不過才三十九歲。

我想到了我可能會是第一個去月湖踐約的人,我只是沒想到那個日子來得如此迅猛,我竟然會死在我們立下那個約定的三個月之后。

我認識你們的時候,已經(jīng)在中國生活了十幾年。我已經(jīng)能像一個當?shù)厝四菢幼匀绲厥褂每曜訆A花生米,熟練地系上或解開長衫上那些繁瑣的布紐扣,用一抑一揚的步子,相對輕松地挑著半滿的水桶走上幾里山路。我能講一口幾乎沒有破綻的當?shù)赝猎?,甚至能給老鄉(xiāng)解說官府布告上的大部分內(nèi)容。我給霍亂病患者做過臨終禱告,從叮過老鼠的跳蚤那里感染過斑疹傷寒,我被一場意外的火災困在屋里幾乎窒息,我曾經(jīng)歷過三天的斷糧窘境,我在杭州城里遇上空襲差點沒來得及跑進防空洞。最驚險的一次經(jīng)歷是在一次夜行中遭遇土匪。盡管我們(我和我的妻子珍妮)的穿著打扮與當?shù)厝藷o異,可是當他們迎面走過的時候,還是發(fā)現(xiàn)了我們是“番人”。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的荷包比當?shù)厝孙枌?。在刀尖的威逼下,他們對我們進行嚴格的搜身,最后發(fā)現(xiàn)我們居然一無所有。就是那次驚嚇,使得珍妮在不久之后死于小產(chǎn)。

可是每一次的險境,上帝總能為我找到一條狹窄的逃生之路。我沒有死于戰(zhàn)爭、饑荒、流行病,我卻死在了自己的手中。我在波士頓大學學到的那些醫(yī)學知識,幫助我救治過很多人的性命——盡管我沒能救活我的妻子。到后來我才意識到,那些被我救治的性命原來都是有價的,那個代價就是我自己的生命——我的醫(yī)術最終從背后捅了我致命的一刀。

在我們喝完那頓酒之后,你們很快就開拔去了上海和江蘇的幾個城市,協(xié)助國民政府維持秩序,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而我,卻在那個秋天乘坐杰弗遜號郵輪,踏上了回美國的路程。我母親來信說我父親病重,希望在臨終前看到多年未見的長子,那個被他獻在祭壇上的以撒。我是平民,不用像伊恩那樣排在積分制的長隊里等候復員回國的命令。我沒費多少周折,就買到了遠洋輪上的一個艙位。只是我最終沒能見到我的父親——他沒有死,死的卻是我。

我在上海等候船期的時候,住在一位同是衛(wèi)理公會派遣的傳教士家里。他的廚子背上長了一個火癤子,嚴重潰爛,痛苦不堪。其實我是完全可以袖手旁觀的,這里畢竟是大上海,不是偏僻的月湖,只要肯掏幾個銅板,就有無數(shù)家醫(yī)院診所可以就診。可是我的手術刀不干,它在我的箱子里發(fā)出了嗡嗡的抗議聲,于是我不得不為廚子施行切除手術。我的柳葉刀那天和我鬧了一個小小的別扭,這是我們之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齟齬——它穿透了我的橡膠手套在我的食指上割了一個口子。手術很成功,廚子的痛苦立刻得到了緩解。我的傷口也很小,幾乎沒流什么血,看上去完全無害。經(jīng)過簡單的消毒處理,第二天我按時登上了杰弗遜號輪。

到了晚上,傷口開始感染,指頭腫成一根蘿卜。我服用了隨身攜帶的磺胺藥物,卻絲毫沒有奏效。我當時不知道我對此藥過敏,也不知道歐美已經(jīng)有了更新的抗菌素,畢竟我從大學學來的醫(yī)學知識,已經(jīng)多年不曾更新。我每況愈下,傷口化膿到了必須用茶缸來接的地步。輪船正行駛在汪洋大海上,離最近的港口也有幾天的航程,駐船醫(yī)生建議立即手術截指。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情況的緊迫性,我猶豫了。促使我猶豫的原因其實很簡單:我未來的生活離不開這根手指。在我尚未踏上去美國的航程之前,我就已經(jīng)想好了歸來之后的計劃。我會在另一處鄉(xiāng)村設立一家?guī)в泻喴资中g臺和病房的診所,讓附近的鄉(xiāng)民不需為外傷感染和分娩之類的事跑百十里山路去縣城。促使我想到這個計劃的,不僅僅是因為當?shù)厝说母F困可憐處境。高尚的大道理之下,其實還是埋藏了一點點卑賤的私心的。我也是為了一個人——一個在我心中占據(jù)了重要位置的中國女孩子。

事后證明,我的猶豫是致命的。三十五個小時之后,我死于敗血癥。我的死,只在兩處有所記載,一處是在杰弗遜號輪的航海記錄里,一處是在衛(wèi)理公會的傳教史中,都只有短短的一行字。據(jù)說在我之前曾有一位叫諾爾曼·白求恩的加拿大人,也因在施行手術過程中手指受傷感染而死,但我們死后的境遇則完全不同。他死在合宜的時間合宜的場合,他從而被封為“以身殉職”的楷模,記載在中國一代又一代的教科書之中。而我的死,卻被掩埋在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中國內(nèi)戰(zhàn)等等的重大新聞里,成為塵粒一樣卑微的小事。

就這樣,我從一個對和平生活抱有溫馨憧憬的傳教士,變?yōu)榱艘粋€在兩塊大陸之間漂泊的幽魂。可是我并沒有忘記和你們定下的那個約定:每年的八月十五日,我都會按時來到月湖,靜靜地,耐心地等候你們的來臨。

今天是第七十次。

這些年里月湖村改過幾次名字,歸屬過不同的行政區(qū)域,它的分界線如同戰(zhàn)時某些歐洲國家的國境線一樣變換不定。然而對一個死人來說,時間已成定格,后來的變遷無關緊要,月湖已是永恒。

你已很難在月湖找到當年的舊跡。在我手中落成的那間教堂,后來被依次用作大隊辦公室,糧食倉庫和小學校舍。每換一個用途,外墻上就會換一幅壁畫,大門就會改涂一層漆。當年你們平整出來的那個籃球場和操練場,如今早已蓋成了密集的民居。當年美國教官的宿舍都已被拆除,覆蓋在那上面的建筑物,也已被拆過了兩輪,現(xiàn)在分別是一個干貨市場和一排小商品店鋪。唯一存留下來的是那個中國學員宿舍,劉兆虎曾經(jīng)在門前的空地上打過永垂史冊的一架。其實它也就剩了一個大致完好的門臉,推門進去,里頭卻被隔成了很多個鴿子籠似的小房間,早已不是當年的景像。所幸的是,對那些舊事感興趣的人尚未死盡,前幾年有人在那個院子門前立了一塊石碑。那石碑如今派了很多用途,比方說攤曬孩子的尿布,堆放新收下來的竹筍,或者張貼治療淋病梅毒的小廣告。可是無論如何我還得感謝它,假若沒有它,我真有可能會在這一片馬賽克鋪成的樓群中迷路。

我在這里孤孤單單地等待著與你們聚會,等了一年又一年。你們沒有出現(xiàn),就說明你們還活著,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我從未懷疑過你們會爽約,因為你們是軍人,軍人知道什么叫承諾。

在我空等了十七年之后,當我第十八次踏上月湖的土地時,我等來了劉兆虎。假如我的記憶沒有出錯的話,那一年你,劉兆虎,應該是三十八歲,而我則是永恒的三十九。亡靈的世界顛覆了活人世界的規(guī)矩,在活人的世界里,我長你十九歲,而在亡靈的世界里,你僅僅比我小一歲。死亡拉近了我們的距離。

你一下子認出了我,因為我已經(jīng)被死亡定格在我們別離時的模樣,而我卻怎么也認不出你來,直到你喊出了我的名字。你身個矮了一大截,很瘦。其實你來訓練營的時候就很瘦。當時所有的中國學員無一例外都是瘦骨嶙峋的樣子,你們的美國教官直犯嘀咕,說這樣的學生能行軍扛槍打仗嗎?很快他們就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判斷失誤——那是后話,但是你當時并沒有比其他的人更瘦。

然而那天,當我再次見到你時,我覺得用瘦來形容你簡直是一種矯情。你豈止是瘦,你幾乎完全沒有肉,你的皮膚是緊貼在骨頭上的,緊得幾乎可以看清骨頭的顏色和紋理。你的頭發(fā)幾乎掉光了,剩下稀稀疏疏的幾根,根本無法掩蓋你的頭皮。你的頭皮和你的臉色一樣泛著病態(tài)的蒼白,不過你看上去很干凈,說明有人仔細地清理過你之后才送你上的路。其實,你最大的變化不在身高,不在體重,甚至也不在頭發(fā),而在你的眼睛。我第一次見到你時你眼睛里閃爍的那團火不見了,只剩下兩個完全沒有內(nèi)容的深坑。

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你來投考時的模樣。那時候,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訓練營剛剛在月湖村落成。所謂的落成,不過是從當?shù)亟枇藥滋幗Y(jié)構(gòu)相對結(jié)實的磚木院落作為教官和學員的宿舍,再平出幾塊農(nóng)田做練操打靶和運動的場地而已。把訓練營址選在月湖,是因為它離日本人和離海岸都足夠遠,有群山環(huán)繞遮蔽,受日機轟炸和日軍進犯的可能性比較小。但在這里落址不僅是因為遠,還因為遠得合宜。一二百公里的路程,月湖就能通往日占區(qū)和出??凇@是個步行可以抵達的距離。美國教官很快就發(fā)現(xiàn)了與瘦弱的體型相比,中國學員的腳力到底有多么強壯。美國人不是在字典里,而是在中國的行軍途中,才認識了“步行”這個詞的真正含義。必要時,從月湖步行出發(fā),可以在日本人的脊背上扎幾根叫他們拔不出來的刺,然后再安全撤回。畢竟訓練營的主要任務,不是正規(guī)作戰(zhàn),而是收集情報,騷擾軍心,讓日本人任何時候都處于膽顫心驚的狀態(tài)。

訓練營已經(jīng)配備了中國翻譯。遠在重慶的梅樂斯還不了解,偌大的中國雖然只講一種官話,卻有三千九百九十九種方言,尤其在南方,隔一個鄉(xiāng)的人,一開口就有可能進入雞同鴨講的境地。訓練營的招生范圍限制在附近的幾個區(qū),為的就是語言溝通上的便利。而重慶調(diào)派來的翻譯是個廣東人,他說的官話,只有他自己能聽懂。于是情急之下,美國教官就請了我來幫忙——我在方圓幾百里是個出名的中國通。就是在那一天里,我認識了你們。

你,劉兆虎,大概是跑了很遠的路來的,布褂子的背上結(jié)滿了鹽花,汗水正一顆一顆地滾下你的眉毛。你氣喘吁吁的,手里捏著一張撕下來的招生布告。你的中國考官提醒你布告是給大家看的,你怎么能一個人撕了?你想笑,可是你的臉繃得太緊,沒有笑容可以穿得透那樣的盔甲,結(jié)果你只是清了清嗓子,說“著急”。你那天話不多,你后來的話也很少,你的嘴是閘門,關的時候遠遠多過開的時候。

你的中國考官讓你在報名登記表上寫下你的名字。你寫下了一個“姚”字,又立刻劃掉了,接著寫了“劉兆虎”三個字。當時我覺得這個名字隱隱有些眼熟,卻一時想不起在哪里見過??脊儆謫柲慵依镞€有些什么人。你猶豫著,仿佛在進行一次艱難的心算,最后才說我只有一個老母親??脊賳柲阕R字嗎?你說差一個學期就中學畢業(yè)??脊僬f那你寫幾個字我看看。你將毛筆蘸滿了墨水,俯在桌子上,在一張質(zhì)量不怎么好的米紙上,一氣呵成地默寫了“國父遺訓”。

你的錄取資格在此刻已經(jīng)沒有太多的懸念,盡管你還需要經(jīng)過簡單的體檢。匆匆一眼就幾乎可以判定,你的身體基本健康。理一理發(fā),再好好地喂你幾頓飯,你應該可以集中精力受訓。

不過招考的步驟是嚴格按照重慶總部擬定的程序進行的,他們還有問題要問。

“你有什么特長?”他們問你。

你閉著眼睛想了一下,才說:“我會講英文?!?/p>

當我把這句話翻譯給伊恩·弗格森,你們的美國考官聽時,他明顯對你產(chǎn)生了興趣。學員中若有能講英文的人,對授課是個極大的便利。他就讓你說幾句聽聽。

你在腦子里把你的那幾個英文單詞慌慌張張地召集起來,排成一隊。那天你的英文口音很爛,舍去了動詞,把主語和賓語調(diào)換了個。我猜想教你英文的那個老師一定是說斯瓦西里語出身的,你大概想說:“我很高興認識你” (I am very glad to meet you),結(jié)果你說出來的卻是:“你很高興認我”(Youvery glad meet me)。伊恩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出來給你圓場,我對伊恩說:“聊勝于無?!?/p>

在后來的日子里,你的英文還是派上了一些很實際的用場的,那天你只是太緊張,發(fā)了臺瘟。

你窘迫得滿臉通紅。為了撈回一分,你從褲腰帶上抽出一樣纏著橡皮筋的東西——是彈弓。你舉起彈弓,抬頭尋找著天空中出現(xiàn)的任何一個可疑斑點。后來你發(fā)現(xiàn)了一只鳥。你收腹,斂氣,射出了一顆石頭。鳥兒應聲落地。

那是一只飛行中的麻雀,你不僅瞄得很準,而且你懂得提前量的原理。

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已經(jīng)在心里錄取了你,盡管他們還得問完最后一個問題。

“你為什么要來這里?”

你沒有回答,你只是看了考官一眼。就在這個時候,我看見了你眼睛里的那團火。

其實我在別人的眼睛里也見過火,投考訓練營的人眼里都有火,只是你的火和別人不同。你的火不是給人煨暖的,你的火豈止不熱,你的火是冰冷的,冷得像刀。你用這樣的火代替了回應。

你通過了體檢,成為了學官班的一名成員。他們發(fā)給你一身灰色的布制服和一雙布鞋。你胸前的布章上寫著“騰蛟”二字——那是你們的番號,下面印著一個數(shù)目字“635”——那是你的代號。從那天起,你不再是劉兆虎,你只是635。美國人的培訓計劃是保密的,學生不能使用真名,也不能和親友聯(lián)絡,不僅害怕泄密,也害怕牽累家人。那唯一一張能指向你真實身份的登記表,被鎖進了美國教官的辦公桌里。只是遺憾,在撤離月湖時,被千頭萬緒攪昏了頭腦的美國人,竟忘了把這張紙帶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就是這張紙,給你后來的一生帶來如此深重的災禍。

那時我們誰也沒想到后來的局勢會朝那樣的方向發(fā)展。

離你報考訓練營二十年之后,我再次在月湖與你相聚。那天是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在我認出你之后,我驚訝地拉住你瘦得像刀子一樣的手,問劉兆虎你怎么變成了這個樣子?到底發(fā)生過什么事情?你嘆了一口氣,說一言難盡。我上一輩子的事,需要另外一輩子才說得清楚。還是等伊恩來了,我一并告訴你們,我實在沒有力氣重復兩遍。

我沒有勉強你。我只是帶著你,沿著那條已經(jīng)變了很多還將變得更多的小路走著,很輕,很慢。我們的步子不是用尺,而是用寸來丈量的,我們怕踩碎那些變化之下掩埋著的星星點點舊跡。

我們看見學員宿舍的外墻上,有人用石灰水刷了一幅標語。我判定它是不久前新寫的,因為我早一年來的時候,看到的不是這一幅。這一幅字很工整,是一筆一劃都很均衡尖利的仿宋體美術字:“向雷鋒同志學習!”

這不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幅標語。在這幅標語之下,還壓著好幾層別的內(nèi)容。這面墻是月湖最長的墻,算得上是全村的門臉,隔幾年就會出現(xiàn)一些時興的字眼。前幾年是“人民公社好!”再早幾年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再往前是“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臺灣之下的那一層,才是你們訓練營的規(guī)訓。

哦,不對,我漏算了一層。在臺灣和訓練營規(guī)訓之間,還隔著一層“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

“還記得嗎?那個規(guī)訓?”我問你。

“每一個字?!蹦阏f。

我們倆就在落日的余暉里,一字一句地背起了規(guī)訓。你沒有任何遲疑停頓,也沒有漏掉任何一個字。我也沒有。我們都是嚴絲合縫。

你一字未錯是應當?shù)?,因為你們每天上課下課之前,都要以立正敬禮的姿勢,對著你們的中國長官高聲背誦一遍。而我一字未錯,應當是件稀罕事,因為我不過是個傳教士,我沒有入伍,我既不是教官,也不是學員。我只是那陣子和我的美國同胞走得很近,在替他們做著一些一個牧師也許不該做的事情。那時我每天都會在我的教堂和你們的營地之間穿梭行走,來來去去的,我就記住了你們的規(guī)訓。

長官看不到想不到聽不到做不到的,

我們要替長官看到想到聽到做到。

我們背完了,彼此對看一眼,不約而同地哈哈大笑起來。時間真是件奇怪的事,能把一切肅穆的外皮沖走,裸露出萬物荒誕的本質(zhì)。

我們就走到了我的老教堂門前。迄今為止它還是一鄉(xiāng)里最結(jié)實,密封采光最好的建筑物,所以沒人舍得拆它。只是大門上方那塊石匾上刻的“福音堂”三個字,早已被釬子鑿除。石匾上覆蓋了一塊桐油涂過的木板,中間用紅漆畫了一個五角星,下面寫著“紅星小學”。正值暑期,學校放假,校門里空空蕩蕩的聽不見讀書聲。大些的孩子們大概都在幫家里干活,只有幾個六七歲左右的小女孩在門口跳橡皮筋,口里念著:

一二三四五六七,

馬蘭花開二十一。

二二五六,

二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這是中國女孩子最流行的歌謠,我從來也沒搞清楚過里邊的數(shù)學邏輯,但只是喜歡她們的聲音。那聲音還沒經(jīng)過日子的揉搓,找不見皺褶和斑痕,脆得像風鈴。

女孩們一遍一遍地念著歌謠,手里的皮筋隨著歌謠一段一段地升高,從膝蓋到腰,到肩膀,到頭頂,每一個新的高度都在沖刺著筋骨柔韌度的極限。

有一個個子矮些的女孩子,終于被難倒了。在皮筋升到頭頂?shù)哪莻€高度時,她沒能跨過。因用力太猛而失去了平衡,一個趔趄坐到了地上。她的同伴并沒有去拉她,只是前仰后翻地笑成了一團。她很窘,嘴角一癟似乎要哭。

這時小女孩的姐姐,一個大約十三四歲的大女孩走了過來。她像是要下河洗衣,背上的竹簍里裝著滿滿一簍臟衣服,簍邊上用稻草繩拴著一根棒槌。姐姐把妹妹拉起來,拍了拍她褲子上的土。

“這點破事也值得哭?往后該你哭的事情還多得很。”姐姐說。

姐姐說這話的語氣不像是姐姐,倒像是母親。不,更像是祖母。

你突然停住了步子,你的目光落在了那個背著洗衣簍的女孩身上,久久的,一動不動。

我知道你想起了誰,可是我不能說那個名字。那個名字能叫天下起雨來,地生出痛楚。

從那次以后,我一年一度的月湖之行,就多出了一個伴。這些年里,我和劉兆虎一直在等你,伊恩·弗格森。

沒想到你這么能活,一口氣讓我們等了五十二年。

伊恩·弗格森: 戰(zhàn)友,雜役服,

不速之客,如此種種

我來了,幾乎沒有任何耽擱。假若此時你們在底特律郊外的那座墓園里的話,你們會發(fā)現(xiàn)寫著我名字的墓碑上,鮮花的顏色和水分都還沒有完全丟失。

你們大概注意到了,我穿的是我們在訓練營穿過的灰卡其雜役服。其實,我的箱子里還完好地保存著那件在上??p制的海軍服——那是我在中國的唯一一身軍裝。上海的裁縫們大概永遠也沒料想到,勝利的日子竟會給他們帶來如此源源不絕的財路。我們從進入中國的那天起,壓根就沒穿過正式軍裝。當我們被派往各地的訓練營時,梅樂斯下過命令,我們只能穿沒有軍帽沒有任何軍種軍銜區(qū)別的灰卡其雜役服。這樣,我們就免去了見到長官立正敬禮的繁文縟節(jié);更重要的是,萬一我們落到日本人手中,他們將無法獲取任何關于我們身份的信息。

一九四五年秋天,當我們終于離開窮鄉(xiāng)僻壤的月湖進入上海的時候,每個人的心都在期待中顫動。軍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上海就是上海。上海不是中國。”(Shanghai is Shanghai.Shanghai is not China)。上海把全世界的稀罕都裝下了,惟獨漏掉了中國。進入這樣一個都市,誰也不敢輕慢,我們都需要一身錚亮挺刮的新行頭,和一種踮著腳尖走路的姿勢。我們進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旅館前臺打聽到了一家歷史悠久的裁縫鋪,趕制了一身帶著領巾的藍色水手服,袖口裹著白邊,褲腿呈現(xiàn)著時髦的喇叭形,臂章上歇著一只威武的雄鷹,雄鷹腳下是三道鮮紅的尖杠——那是一等軍械師的標記。該我們登場的日子終于到了,外灘黃包車里時髦女子的眼光,不能永遠只屬于空軍和陸軍。

那身在上海裁縫鋪里縫制的海軍服,一直裝在我的箱子里,跟著我走過了許多城市。它的顏色雖然有些褪了,藍卻依然純正,摸上去質(zhì)地依舊像銅板一樣硬實。即使在七十年之后,它的針腳和做工依舊還在替它的產(chǎn)地掙著面子。

可我卻是穿著那身灰色雜役服離開這個世界的——我在遺囑里已經(jīng)交代了我的社工。一個人活著的時候可能穿過百套千套的行頭,可到他死的時候,他只能穿走一身。我挑了這套毫不起眼的灰衣作為我的裹尸布,是因為它帶給了我關于平等和尊嚴的記憶。

我知道我讓你們久等了,但我畢竟還是來了,而且是在第一時間。請別用那樣的眼神歡迎我,我的同伴,我的戰(zhàn)友。

我活到了九十四歲才死。我活得太久了,難免會認識一些朋友。他們有的是我的同學,有的是我多年的同事,有的是因為共同的興趣而聚集的知己。我們參加過彼此的婚禮、孩子的命名禮、銀婚金婚慶典、以及各種其他聚會,甚至做過彼此孩子的教父母。我們把生活軌跡和情緒起伏交托給彼此,但不是生命。所以他們只能是朋友,而不是戰(zhàn)友。

我把“戰(zhàn)友”這個稱謂像東方少女的貞潔一樣保存著,不輕易送人。

當年我是美國教官,而你,劉兆虎,則是我班上的一名中國學員。按照中國師道尊嚴的文化傳統(tǒng),我們之間有著鮮明的等級鴻溝??墒且坏┪覀兺獬鰣?zhí)行任務時,所有的等級區(qū)分就變得毫無意義,因為我們的生命都懸掛在同一根脆弱的繩索上,你牽著其中的一段,我牽著另外一段,你的閃失就是我的閃失,我的也是你的。我們可以同生,也可以在頃刻之間同死。所以,我們得彼此守護。

記得那次夜行軍,我們行走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山路上,怕有伏兵,我們不能吸煙,不能發(fā)出任何聲音。你在我的肩膀上輕輕一拍,我就知道我的腳走到了危險的邊緣。這是你的國家你的鄉(xiāng)土你的山路,你知道我所不知道的地形密碼。你的一個暗號救了我一命,我若再踩出去一腳就有可能墜下萬丈深淵,粉身碎骨。我把性命托付給你——這是一種無與倫比的信任。所以,你是戰(zhàn)友,他們不是。

還有那次,我們收到可靠情報,運載著日軍重要軍需用品的車輛,即將在兩天之后的夜間經(jīng)過離我們九十多公里的鐵路線。我們長途步行抵達目的地,提前埋伏在鐵路線附近。日軍的貨物連日遭到偷襲,他們已經(jīng)學會了應對。他們把最前面的車皮空置,以防遭遇爆炸,而之后的車皮里才是真正的貨物。他們把戰(zhàn)線拉得太長了,他們的供應跟不上,所以軍需物資成了壓在他們神經(jīng)上的山巖。

其實我們的運氣也沒有比他們強多少,我們幾次都沒有成功擊中目標,我們甚至犧牲了幾名中國學員。我們沒再敢冒進,而是決定使用一款新式感應爆破裝置。這個裝置可以按照車皮的重量來決定是否引爆,日本人的空車再也不能哄騙過我們的眼睛。那天我們第一次嘗試這款“新式武器”,而操控那個玩意兒的人就是你,劉兆虎。你手里捏著那個引爆器,在等待我的一個眼神來決定引爆的時機和距離。我的眼神至關緊要,它不僅決定了能否準確地炸毀目標,而且還決定了掌控引爆裝置的人能否毫發(fā)無損地撤離。這是我,一個一等美國軍械師的特殊技能。

在我剛剛擔任你們的教官的時候,你們對遙控或定時炸藥毫無興趣。你們只喜歡手榴彈之類的近距離殺傷武器,因為你們要親眼看見血肉橫飛的即時效應。對你們來說,未親眼所見的戰(zhàn)果不能算為戰(zhàn)果,正如不敢豁出去的生命不能稱之為生命。我像一把釬子,一寸一寸耐心地鑿改著你們固執(zhí)的思路。我告訴你們,一個經(jīng)過特種訓練的士兵假如犧牲了,那是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只有活著,才能有效地消滅敵人;任何不能安全撤離的行動方案,都不值得一試。你們對我的看法不屑一顧,我成了你們私下議論中那個貪生怕死的懦夫。我的思維模式被慢慢接受,還是后來的事,因為你們終于嘗到了特種技術巨大殺傷力的甜頭。

那天,你,劉兆虎,蹲在我身邊,等候著我的一個眼神。你把性命毫無保留地交付給了我,因為我是你的戰(zhàn)友。

還有你,牧師比利。雖然你不穿我們的灰色雜役服,也不在我們的登記名錄之中,你沒有和我們一起參加過任何一次行動,可是,我依舊把你叫作“戰(zhàn)友”。

我們叫你“籃球比利”、“牧師比利”,其實你不知道,背地里我們對你還有一個稱呼,那就是“瘋狂的比利”(Crazy Billy),因為你不是我們在美國見慣了的那種正襟危坐,動不動就掏出上帝的震怒來恐嚇我們的牧師。你穿著當?shù)乩相l(xiāng)的長衫,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風風火火地行走在你的教堂和我們的營地之間。你怕長衫的下擺會纏進自行車的輻條中間,你就把下擺撩起來,掖進褲腰里頭,你已經(jīng)開始稀疏的頭發(fā)被風吹得像一朵盛開的蒲公英。你的自行車沒有剎車裝置,你只能靠倒騎來停車。你就是這樣在正騎和倒騎的頻繁交織中行走著你的山路。

你是牧師,而且行醫(yī),所以你的教堂里,終日走動著各式各樣的人,有教書先生、屠夫、茶農(nóng)、織娘、甚至有行乞經(jīng)過的流浪漢。你認識的人中,或許有一個人的妻舅,在縣城的大酒樓里當伙夫,而從那個酒樓里進出的,有青幫紅幫、地痞流氓、煙土販子;或許還有一個人的嬸子,在給某個日本防衛(wèi)軍官當廚娘,而當她把茶湯端上來的時候,會在不經(jīng)意間聽見一兩句不該聽的話;或許還有一個人的兒子,正在城里的學堂念書,而他的同桌,正是某個偽政府成員的公子,而那個公子,又恰恰是一個喜歡顯擺的饒舌小生。你總能用你狗一樣敏銳的鼻子,蛇一樣靈巧的簧舌,從那些人嘴里誘出各樣的信息,然后用你那輛正騎或倒騎的自行車,傳送到我們的情報官手里。所以,我們的定時炸藥,常常能在恰當?shù)臅r間里在恰當?shù)牡攸c引爆。

梅樂斯那個老頭子(雖然當年他才四十多歲)跟我們啰嗦過很多次,說我們的安全取決于與當?shù)匕傩盏年P系?!皫缀跞魏稳?,只要他能得到在這個地區(qū)的中國人的信任和保護,都能隨心所欲地穿過其中,或是繞道而行?!边@是他后來總結(jié)出的經(jīng)驗。作為一個已經(jīng)在當?shù)厣盍耸畮啄甑拿绹翈?,你告誡我們:美國人不僅不能冒犯當?shù)厝?,而且還要學會怎樣不顯山不露水地混在當?shù)乩相l(xiāng)中間。你教我們?nèi)绾未┲袊忌?,在褲腳上拴一根帶子,在我們的襪子外邊套上草鞋(我們還沒有習慣光腳)。你說我們的平均身高比中國人高出許多,為了在人群中間不惹人注目,我們要練習合宜的行走姿勢。最能暴露我們真實身份的,是我們步態(tài)和坐姿。你反反復復地告誡我們,要把肩和腰的重心放得很低,腿始終保持彎曲。你說我們要像當?shù)厝艘粯佑帽鈸艋j筐,而籮筐中用來偽裝的貨物,不能是米,不能是番薯,也不能是綠豆——這些東西都太沉,一筐我們挑不動,半筐又容易引起懷疑。最適宜的貨物是豇豆。曬干之后的豇豆很輕,可以裝滿一筐,又有空隙,能在底下不露痕跡地藏起短武器,抽取時也很容易。你甚至讓我們服用阿滌平,說它既能治瘧疾又能使我們的膚色變黃,更接近當?shù)厝恕D愕倪@個建議幾乎惹惱了我們的駐營醫(yī)療官,可是你知道怎樣用幾杯米酒把他的情緒擺平,讓他最終認同你的主張。

你知道我們想家。有一天,你聽到我們在詛咒廚子千年不變的豬肉絲瓜飯食,你鉆進我們的廚房,教廚子把刨木頭的刨子翻過來刨土豆,用當?shù)氐牟擞徒o我們炸了一盤幾乎可以和母親的廚藝媲美的薯片。

你的自行車杠上,永遠捆著一個被我們稱為“百寶箱”的小木箱,因為那里隨時會彈出各種各樣的瘋狂物件。一本厚厚的祈禱書,大概是里邊唯一一件一個牧師應該擁有的物品。剩下的,除了幾樣應急的藥物,可能會是一兩包駱駝牌香煙,一本撕壞了封皮磨卷了邊的《時代》周刊,一罐巧克力奶糖,一瓶科貝爾白蘭地,一袋哥倫比亞咖啡粉。你結(jié)識的那些三教九流朋友,為了感激你的免費診治,總有辦法從黑市里撈到那些我們得千難萬險地通過駝峰運輸線才能獲取的美國稀罕物件。你擁有了,卻從不囤積,往往左手剛拿到,右手已經(jīng)傳到了我們的教官宿舍。你的“百寶箱”里,有時也會藏著幾包避孕套——你看見過那幾個偶爾從我們宿舍進出的賣笑女子。你怕我們耐不住月湖的閉塞和寂寞,會違抗命令私下進城找樂子,惹禍丟失了性命——那陣子日本人在每一個參加秘密使命的美國兵頭上都掛了懸賞。與其那樣丟了小命,你不如讓我們呆在小窩里犯點上帝也會原諒的小過錯。每逢禮拜天,你看見我們穿戴齊整來到你的教堂做禮拜,你笑得像個老孩子。假若有人偷了一次懶,你也只是搖著頭,嘴里發(fā)出些說不清是責備還是縱容的嘖嘖聲。

你就是這樣天天為我們的性命和靈魂操著心,所以,盡管我們從來沒有一起上過戰(zhàn)場,你卻是我的戰(zhàn)友,而他們不是。

我知道你們已經(jīng)等了我五十二年。不,對牧師比利來說,你已經(jīng)等了我七十年。我理解你們的不耐煩,甚至慍怒??墒悄銈儜撁靼祝赖氖虏辉谖覀兊恼瓶刂?。正如當年牧師比利懇切祈求上蒼能夠讓你多活幾年一樣,我曾多次祈求上帝賜我速死。早在我七十二歲那一年,當我的妻子離我而去的時候,她就已經(jīng)帶走了我生命的熱情。而八十四歲那一年,我在浴室里摔了一跤,被送進了底特律的榮軍醫(yī)院。腦溢血,癱瘓,失語,卻沒有失憶。從那時起,我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醫(yī)院。在病床上,我一次又一次質(zhì)問上帝:為什么將我的身體打入死囚的監(jiān)牢,卻讓我的腦子享受全然的清醒和自由?可是命運的遙控裝置不捏在我手里,我無法掌控它的起爆時間。就像命運用早死來懲罰你們一樣,它用茍生來嘲弄我,讓我在病床上又活了整整十年。

我其實本來還可以再活一些年的。對于一個身上沒有幾根肌肉還聽從大腦使喚的人來說,我身體能量的消耗幾乎被壓縮到了極限,就像一盞芯捻得極低的油燈,雖然接近黑暗,卻還能燃燒很久。

假若不是那個不速之客的話。

那天,就在我已經(jīng)在榮軍醫(yī)院的慢性病房里居住了十年之后,我的護工告訴我,接待室里有一位名叫凱瑟琳·姚的女士,想進來探望我。我在腦子里搜索了一遍我還能記得的親友名單,里邊沒有這個名字。我的兩個兒子都已先我而去,而我的小女兒,已經(jīng)在十五年前和她的丈夫搬去了巴西的里約熱內(nèi)盧。這些年里幾乎沒有人光顧過我的病房,除了我的社工。所以那天,我沒有任何猶豫就同意了那個叫凱瑟琳的女人的請求。我太寂寞了,我很想和一個來自外邊世界的人聊一聊天,即便她是個陌生人。

那是七月接近尾聲的一天,潮濕,不合時宜地陰冷,連綿不斷的雨絲在玻璃窗上畫著一條又一條淚痕,窗外的大麗花如同莫奈的油畫般面容模糊。女人走進來,站在我的床前,默不作聲地看著我塌陷在枕頭上的骷髏般消瘦的臉。她戴著一頂精致而趕在季節(jié)之前的布帽子,穿著一件同樣精致也趕在季節(jié)之前的風衣。我無法從她的五官準確地判斷出她的族裔,或者年紀,只是那一縷從她的帽子里溜出來的灰白鬈發(fā),還有她在風衣里微微佝僂的身子,提醒我她已經(jīng)站在中年和老年之間的那個灰色地帶里。

不管她改變了多少,我還是一眼就認出她來了,盡管距離那個我把她從我家門前趕走的秋天,已經(jīng)過去了整整二十三年。那時她還不叫凱瑟琳,凱瑟琳大約是她為了適應環(huán)境而改的英文名。這二十三年里,我沒有一天不在為那天的行為懊悔,我甚至覺得,我妻子的死和我的病,都是上帝對我持久而耐心的懲罰和征討。這二十三年里,我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她的尋找。我在報紙上發(fā)過尋人啟事,在電臺里播放過有關她的信息,我通過當年海軍中國事務團的戰(zhàn)友們,甚至通過中國的相關政府部門,一輪又一輪地打聽她的下落,可是都沒有用,她似乎已從世界上消失。

沒想到那一天,在我?guī)缀醴艞壪M臅r候,她卻把自己送到了我眼前。

“溫德哦,你真像,小溫德?!蔽铱邶X不清地說。

我驚奇地發(fā)現(xiàn),我右手的一個手指,在冬眠了十年之后,突然顫了一顫。

她竟然聽懂了。我看見她的眼窩里漸漸聚集起一股潮氣。她沒有掏出手絹或者手紙,因為她不想認領眼淚。她只是假裝整理帽子,把頭朝后略略仰了一仰,讓淚水順著原路慢慢退回。然后,她清了清嗓子,一字一頓地說:

“我不認識,什么溫德?!?/p>

她從她精致的風衣口袋里掏出一張印制得很精致的名片,放在我的床頭。她說她是華盛頓特區(qū)一家知名的華文媒體的記者,在抗戰(zhàn)勝利七十周年之際,他們要采訪一些在世的援華美軍,編寫一個紀念專輯。她是從國會的海軍中國事務團的舊名錄里找到我的名字的。

她的英文在這二十三年里已經(jīng)進步了太多太多,假如不把一個句子拖得過長,你幾乎找不出明顯的破綻,盡管她依舊還會把thank you發(fā)成sank you。她說話的語氣里帶著一個久經(jīng)沙場的新聞記者的干練,聲調(diào)結(jié)實平穩(wěn)得幾乎找不到一絲情緒的裂縫。她就像一枚大頭針一樣把我牢牢地釘在她的視線里,即使不說話,我也知道誰在掌控空氣。

我突然明白了她來這里的目的。她是要趕在我死之前,提醒我她知道我的下落,而且,無論我走到哪里,她手里永遠捏著我的愧疚。

解釋和爭辯都毫無意義了,我收拾了自己的情緒,讓她在我床前坐下。我讓護工來做翻譯,因為只有她聽得懂我因中風而變得古怪的口音。我告訴凱瑟琳,我的精力大概只允許我講一個故事。我的舌頭尚不能完全聽從我的使喚,所以我講得很慢。凱瑟琳打開了錄音筆,同時也仔細地作著筆記。有那么幾次,她打斷過我,讓我重復幾個連護工也沒聽清楚的詞。大多數(shù)時候,她低著頭,我看不見她的表情,只是從她變得粗重起來的鼻息里,隱隱聽出了她情緒的潛流。可是潛流始終沒有泛上水面,她從頭到尾表現(xiàn)得冷靜克制。

等我講完那個故事,我已精疲力盡,癱軟得像條抹了太多鹽粒的腌魚。

“那個叫溫德的女孩,你后來還有她的消息嗎?”

沉默了很久,凱瑟琳才問。

我搖了搖頭。

“記憶是一樣很脆弱的東西。”我說。

我說的是實話。

在我來到上海,換上那套新縫制的藍色軍裝,坐在美軍俱樂部里,舒舒服服地喝著久違的第一杯啤酒時,月湖就已經(jīng)成為往事。用不了三個月,甚至用不了三十天。

當我坐上從加爾各答返回美國的飛機時,一路上我也想起過溫德。與其說我想起了溫德,倒不如說我想起了牧師比利離開月湖時給我的忠告,盡管那時聽起來逆耳。牧師比利畢竟比我年長了十五歲,到底比我更近地聽到過上帝的聲音,他知道人性是怎樣一件千瘡百孔的東西。戰(zhàn)爭是一個世界,和平是另一個世界,兩個世界各自有門,卻不通往彼此。

其實淡忘也是彼此的。多年后我還在詰問自己:當年溫德是否在我淡忘她之前,就已經(jīng)先淡忘了我?否則她如何會一直沒有回應我的那封信?對于她的沉默,我到底應該感到遺憾,還是慶幸?

這時,護工站了起來,要給我量血壓。

“弗格森先生已經(jīng)很久沒有說過這么長時間的話了。”護工說。

護工的喉嚨里似乎含了一塊東西,嗓音渾濁喑啞——那是我的故事給她留下的傷疤。

凱瑟琳馬上聽懂了護工的提醒,站起身來,準備離開。

“別了,弗格森先生。謝謝你這個……令人難忘的故事?!彼f。

我注意到了她在尋找一個合宜的形容詞時遭遇的困窘。

我同時也注意到了,她說的是“別了”(farewell),而不是“再見”(goodbye)。

我和她都知道,她從這扇門里跨出去,我們就是永別了。

我從背后叫住了她。

“你會接受一個九十四歲老人的道歉,很可能,這是他咽氣之前的,最后一個道歉?”我嚅嚅地說。

這句話我是閉著眼睛說的,因為我無法承受她轉(zhuǎn)過身來的表情。我也無法承受這屋里所有東西的表情,包括桌上那個空了一半的水杯,房角上那只瞪著大眼睛的蜘蛛,還有百葉簾縫隙里堆積的那些陳年灰塵。

她依舊沉默,但我聽見了空氣撞擊在她身體四周發(fā)出的震顫聲。

“世上每一件發(fā)生的事,都有它當時的理由?!?/p>

終于,她說。

她走了,空氣在她身后安靜了下來。

她走后,我連續(xù)兩夜未能入眠。第三天夜里,我睜大眼睛望著窗戶上的百葉簾,一直看到它從深黑漸漸變成淺灰。當我聽到知更鳥在窗外的樹枝上發(fā)出第一聲唧啾時,我才終于合上了眼睛。

這一次,是永遠。

全文刊載于2017年第2期《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