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恩銘：從水族家庭走出的中共“一大”代表
中共“一大”代表鄧恩銘。 資料圖片
從水族家庭走出的中共“一大”代表
1月5日是中共“一大”代表鄧恩銘誕辰紀念日。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fā)后，濟南學生熱烈響應，鄧恩銘站在學生運動的最前列，和學生領袖王盡美成立了“勵新學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1年，濟南共產主義小組成立，鄧恩銘和王盡美代表濟南共產主義小組出席了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一大”。20歲的鄧恩銘，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輕且是唯一的少數(shù)民族代表。
成立“勵新學會”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1901年1月5日，鄧恩銘出生在貴州省荔波縣水浦村板本寨的一個水族家庭。他自幼聰慧懂事，6歲時，啟蒙于本城名儒蒙旦初開設的私塾；9歲進入荔波縣模范兩等小學堂讀書。
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賣國的《二十一條》，激起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怒。在老師的帶領下，鄧恩銘走上街頭向群眾演講，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和袁世凱的賣國罪行。他說：“抵制日貨要全國一致，上下一心，希望那些當官的和財主們應該首先拿出愛國行動來，在你們的餐桌上、宴席上取消海參、海帶（當時從日本進口）?！彼€將自己穿的一雙東洋襪子當眾燒毀。
1917年8月，鄧恩銘離開家鄉(xiāng)到山東濟南，在做縣官的叔父黃澤沛（名鄧國瑾，因過繼給姑媽，故改姓黃）家居住。1918年春，他考入濟南省立一中，開始閱讀《新青年》《新潮》《北京大學日刊》等進步刊物。當巴黎和會拒絕中國代表正當要求的消息傳來后，鄧恩銘和濟南人民一起發(fā)出了“我們的領土如果有一尺一寸的損失，都是我們的奇恥”的吶喊。
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fā)了。舉國上下風起云涌，濟南學生熱烈響應。鄧恩銘與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生王盡美一起，帶領廣大學生高舉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鄧恩銘被選為濟南一中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兼出版部長。他帶領同學參加山東各界在濟南召開的國恥紀念大會后，又組織學界罷課、宣傳抵制日貨、勸說商界罷市、砸毀反動報紙《呂言報》、到督軍府實施請愿等活動。
為擴大愛國運動的影響，鄧恩銘和學生領袖王盡美在濟南幾所中學串聯(lián)，以“少年中國學會”“覺悟社”為榜樣，于1920年11月21日成立了“勵新學會”。該學會會員達50多人，鄧恩銘被選為學會領導。
在此期間，鄧恩銘、王盡美等在濟南教育會門口掛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牌子，吸引了許多進步青年。他們經常在那里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介紹蘇聯(lián)情況的書刊，每星期集會一次，利用合法的講壇宣傳馬列主義。鄧恩銘還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號召大家“要有徹底的覺悟”，公開向封建制度進攻。1921年初，濟南共產主義小組成立。
中共“一大”最年輕的代表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中國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建黨的基本條件在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以及赴日、赴歐留學生中相繼成熟。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從歐洲來到上海，與從西伯利亞南下的另一位國際代表尼科爾斯基會合，很快又與陳獨秀離滬期間主持上海黨組織工作的李達、李漢俊取得聯(lián)系。共產國際代表建議及早召開黨的代表大會。
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的李書城、李漢俊兄弟住宅內開幕。“一大”代表13人中，有上海的李漢俊、李達，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留日學生周佛海，以及陳獨秀委派的包惠僧。陳獨秀和李大釗因公務在身未出席會議。當時，鄧恩銘剛剛20歲，是代表中最年輕的。
馬林、尼科爾斯基出席了“一大”開幕會議。馬林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第三國際增加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又多了一個親密戰(zhàn)友。
7月30日晚，中共“一大”舉行第六次會議，原定議題是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選舉中央機構。會議剛開始幾分鐘，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闖入。具有秘密工作豐富經驗的馬林建議立即停會，大家分頭離開。十幾分鐘后，兩輛警車包圍了“一大”會址。法籍警官帶人進入室內詢問、搜查，沒有找到證據(jù)，威脅警告一番后撤走。
這次沖擊雖然沒有造成重大損失，但會議不能再在原址進行了。不得已，代表們轉到浙江嘉興南湖開會，繼續(xù)上海30日未能進行的議題，討論并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形成了黨的第一個正式文獻；討論并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因黨員人數(shù)少、地方組織尚不健全，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先建立了3人組成的中央局，并選舉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至此，黨的第一個中央機關由此產生。
由“團支書”成長為“黨支書”
1922年1月，鄧恩銘又與王盡美等人出席了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鄧恩銘回國后，到山東最大的淄川礦區(qū)開展工作，組建了中共淄博礦區(qū)支部。
1923年秋，鄧恩銘受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委派，到青島開辟黨的工作，籌建黨、團組織。他先與共產黨員王象午（又名王翔舞、王翔午）取得聯(lián)系，共同研究開展工人運動方案、建立黨團組織的建設等問題。
為取得一個活動的據(jù)點，便于開展工作，鄧恩銘找到了原在濟南中學的老師——時任膠澳職業(yè)學校校長王靜一。王靜一安排他住在學校里，并同意他去廣泛接觸學生，傳播革命真理。很快，這所學校成為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陣地。
不久，經王靜一推薦，鄧恩銘以《膠澳日報》副刊編輯之職為掩護進行地下工作，創(chuàng)辦了周刊《膠澳副刊》，負責編輯、撰寫文章，將斗爭鋒芒指向軍閥政府和剝削階級；他還利用這塊陣地，連續(xù)刊載了《列寧傳略》和介紹蘇聯(lián)十月革命的文章。
1924年元旦，鄧恩銘在《膠澳日報》新年增刊上發(fā)表《今日的感想》一文，公開揭穿了帝國主義及反動軍閥的真面目，并號召人民起來推翻反動統(tǒng)治。同年6月，鄧恩銘編寫了《青島勞動概況》一文，號召“被壓迫的兄弟們，努力團結??！我們要團結才有力量，有力量然后才能與資本家抗爭啊！”
鄧恩銘還積極建立與發(fā)展工會組織，先后發(fā)展10位青年團員。1924年11月28日，青年團青島支部成立，推選鄧恩銘為書記（當時的青島團支部隸屬團中央直接領導）。
根據(jù)中共三屆中央局擴大執(zhí)委會議決定，鄧恩銘組織召開黨員會議，成立了中共青島組，鄧恩銘任組長。青島組由黨中央委托濟南地委就近指揮。從此，青島人民特別是青島工人階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有了領頭人。
1925年2月，青島組改稱中共青島支部，鄧恩銘任書記。在膠濟鐵路和四方機廠工人大罷工后，從四方機廠團員和工人活動分子中，發(fā)展了傅書堂、紀子瑞等入黨。至此，中共青島支部已有黨員24人。
視死如歸 英勇就義
鄧恩銘領導全體黨員積極開展活動，在青島發(fā)動和領導了3次在全國有較大影響的大罷工，即膠濟鐵路大罷工和兩次紗廠工人大罷工。同年4月，鄧恩銘組織領導的青島紗廠等工人大罷工人數(shù)達到1.8萬人，形成了青島歷史上震驚中外的第一次罷工熱潮，引起了反動當局極大驚恐。通過罷工斗爭，青島市各工廠和膠濟鐵路沿線普遍建立了工會組織，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膠濟鐵路總工會和青島市總工會。
“該會在中國工人階級大受打擊之后，居然能起來組織工會，發(fā)展至1500余人會員，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如是評價。
青島工人運動的勝利和發(fā)展，激起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地方反動當局的恐懼和敵視。1925年5月下旬，日本紗廠資本家悍然撕毀工人簽訂的復工條約，并唆使地方反動當局封閉工會、迫害工人，釀成了震驚全國的“青島慘案”。
在此以前，鄧恩銘已受到敵人監(jiān)視，曾遭到扣留，后被“驅逐出境”。聽到慘案消息后，鄧恩銘不顧個人安危，立即冒險秘密回到青島，領導工人應變，幾次險遭不測，最后無奈再次化裝離開青島。
1925年8月，鄧恩銘任中共山東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領導全省的職工運動、農民運動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等工作。11月，他不幸被捕入獄，后經地下黨組織各方設法營救，才得以保外就醫(yī)。
1927年，鄧恩銘到武漢參加了中共五大和全國第四次勞動大會，并且到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講過課。
1928年12月，由于叛徒王復元出賣，鄧恩銘等17人被捕。至此，山東省委機關再次遭到破壞，鄧恩銘第三次被捕。面對敵人的殘酷刑罰，鄧恩銘毫不畏懼、視死如歸，在獄中仍然堅持領導同志們與敵人抗爭，先后指揮了兩次越獄，除部分同志脫險外，鄧恩銘、紀子瑞、朱肖等10位同志被捕回獄，被投入死牢。
1931年4月5日清晨，鄧恩銘等22人被押往濟南緯八路刑場。鄧恩銘昂首闊步，沿途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臨刑前，他高唱國際歌，連續(xù)不斷地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在敵人槍下，他英勇就義，年僅30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