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為什么有選擇地寫干校生活？
楊絳先生以105歲的高壽仙逝，各家媒體紛紛發(fā)表紀念文章，其中有不少談及她的《干校六記》（下引此書，略作“《六記》”）。陸建德認為《干校六記》“跟其他同題的回憶相比特別不一樣，蘊含著一種不怨不忿的力量。當年知識分子到鄉(xiāng)下去很不容易，需要克服重重困難。楊絳無論在什么樣的非常時期，都能夠看到生活中的價值，這讓人敬仰。”（《新京報》5月26日C04版）陳平原則說：“薄薄一冊《干校六記》，既不同于臧克家不明大勢，為五七干校唱贊歌的《憶向陽》，也不同于巴金直面慘淡人生、反思‘文革’慘禍的《隨想錄》，保持了特立獨行，但又不擺出對抗的姿態(tài)。所謂‘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悱惻纏綿，句句真話’，既是寫作風格，也是一種自我保護策略。脫離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處境，一味唱高調(diào)者，不太能體會楊絳文章的好處?！保ā缎戮﹫蟆?月26日C04版）也有相當數(shù)量的文章聯(lián)系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系，或明或暗、或激烈或溫婉地指責楊絳（還有錢鐘書）在書寫政治運動時避實就虛、避重就輕，對運動本身輕描淡寫，相反花費大量筆墨去寫趣聞軼事，甚至有人上升到知識分子人格的高度，指責其圓滑懦弱，明哲保身，等等。我覺得這些評論各自都有自己的道理，他們概括的楊絳書寫政治運動的方式和策略也是筆者認同的，但是筆者覺得與其就楊絳論楊絳（至多帶上錢鐘書），就單個作品論作品，不如把她和她的作品歸入一類知識分子中加以考察，分析其這樣書寫政治運動的原因。
楊絳先生的《干校六記》雖然是很薄的一個小冊子，才3萬多字，但名氣卻很大，特色鮮明。除了因為它較早嘗試書寫干校題材，除了作者的名聲外，大概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的寫作風格。此書雖然是寫知識分子干校勞動改造生活，而勞動改造又是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都經(jīng)歷過的富有中國特色的羞辱形式，也是很多作家，特別是右派作家反復書寫的主題，但楊絳先生的書寫有兩點值得注意：
首先就是記憶的選擇性?！读洝酚浟烁尚r期各種各樣的日常生活細節(jié)和趣聞軼事，比如養(yǎng)狗養(yǎng)貓養(yǎng)豬之類，唯獨不見政治運動的影子。什么階級斗爭、相互檢舉揭發(fā)、殘酷批斗打人等等方面的內(nèi)容，被盡力剔除（當然，偶爾也會露些崢嶸）。連作為干校生活中的家常便飯的政治學習也沒寫（比較一下同樣是回憶社會科學院干校生活的《無罪流放》《干校札記》，對比尤為強烈）。作者顯然是在刻意回避干校生活中的這些酷烈的政治內(nèi)容，把非政治化當成自己的自覺追求。就連同樣遠離政治的錢鐘書先生，對此似乎也有些微的不滿和調(diào)侃。他在此書的“小引”中寫道：
楊絳寫完《干校六記》，把稿子給我看了一遍，我覺得她漏寫了一篇，篇名不妨暫定為《運動記愧》。
學部在干校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搞運動，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兩年多的生活是在這個批判斗爭的氣氛中度過的；按照農(nóng)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運動的節(jié)奏一會子加緊，一會子放松，但仿佛間歇癥，始終纏住身體?！坝泟凇薄坝涢e”，記這，記那，都不過是這個大背景的小點綴，大故事的小穿插。
錢鐘書在這個“小引”中還指出，凡運動，總少不了三種人：受冤枉和批斗的，他們可能會寫出“記屈”“記憤”；第二種是一般群眾，他們雖然不是加害者也不是典型的受害者，但是卻難免是糊涂蟲或懦怯者（錢鐘書說自己就是后者，我估計楊絳先生自己也是）。這些人或者在盲信的情況下參與了運動，批斗了好人，或者因為懦怯而明哲保身，“至多只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他們在回憶時記愧是應該的；第三種是“明知這是一團亂蓬蓬的葛藤賬，但依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蘆案’”。這些人當然是最應該記愧的。
按照錢鐘書先生自己說的這個道理，錢先生和楊先生雖然既不是典型的受害者，也不是典型的加害者，但記愧卻是必要的。然而我們始終也沒有看到楊絳先生記的愧，也沒看到她對于最應該記愧者及其所作所為的記敘。這樣的選擇性記憶書寫非常值得我們注意。
其次是敘事語調(diào)。此書敘事平靜從容、含蓄節(jié)制，胡喬木稱之為“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從中很難發(fā)現(xiàn)同樣經(jīng)歷過政治運動的老干部或“右”派知識分子的回憶錄中那種濃墨重彩的情感抒發(fā)和反思議論（“我抗議”“我控訴”“我痛心”“我冤枉”等等），而是始終像一個旁觀者那樣有距離地講述勞動改造時期的日常生活，波瀾不驚。這種敘事充滿了革命事業(yè)、紅色江山的外圍人士或旁觀者才能有的一種冷靜從容，在她的筆下，干校改造生活（比如種菜、鑿井、拔蘿卜等等）有時甚至不乏有趣和溫情。
最令人深思的就是這種旁觀者視角，始終與所敘之事保持距離。《六記》第一記是“下放記別”，寫下放干校時的別離之情，但卻沒有像其他一些回憶錄那樣一個勁兒地渲染悲情，以表達對摧殘人性和生命的政治運動的血淚控訴。作者寫到：1969年11月，楊絳本來打算和錢鐘書吃一頓壽面，慶祝錢鐘書虛歲60歲生日。誰知等不到生日錢鐘書就得下放了。聽到這個消息的楊絳自然心情不好。但從文字上很難看出來。當天中午，倆人在飯店吃飯時楊絳用雞湯泡了半碗飯，“但還是咽不下”（第3頁）。送別錢鐘書時候，有楊絳和女兒、女婿。而到楊絳自己次年7月下放干校時，就只有女兒一人送她，女婿得一因為拒絕捏造名單加害于人已在一個月前含恨自殺。這個場景本來是非常凄慘的。但即使寫到這樣傷心欲絕的離別場景，楊絳筆下的感情也非常節(jié)制、含蓄：“火車開行后，車窗外已不見女兒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讓眼淚流進鼻子，流入肚里?！?/p>
當然，沒有控訴不意味著沒有鋒芒，偶爾的、內(nèi)斂的鋒芒畢竟也是鋒芒，有時候這種鋒芒是通過我們并不熟悉的黑色幽默表達的。比如干校的目的是鍛煉知識分子，而在作者看來，“經(jīng)受折磨，就叫鍛煉?！保ǖ?頁）又比如寫到自己為錢鐘書準備行裝，“我補了一條褲子，坐處像個布滿經(jīng)緯線的地球儀，而且厚如龜殼”（第4頁）。再比如把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喻為“煉人”，說什么“顯然煉人比煉鋼費事”“煉人靠體力勞動”（第6頁），等等。還有《六記》中記到的埋死人場面，著墨不多但是卻有駭人的力量。這些文字中深藏在幽默冷峻中的抵抗、嘲笑、拒絕，是值得細細品味的，有時候比浮華的抒情議論更值得玩味。
還有一些楊絳風格的抵抗是必須通過調(diào)動你的知識才能體會的，比如《六記》第二記為“鑿井記勞”，寫到干校有一次演出一個關于鉆井的節(jié)目，“演員一大群，沒一句臺詞，唯一的動作是推著鉆井機團團打轉，沒一句臺詞，一面有節(jié)奏地齊聲哼‘嗯?。∴培。∴培?！嗯??！’……那低沉的音調(diào)始終不變，使人記起流行一時的《伏爾加船歌》”（第14頁）。這里暗藏的機鋒是：《伏爾加船夫曲》是揭示沙皇統(tǒng)治下的俄國人民水深火熱生活的歌曲，了解這點就知道這“嗯唷！嗯?。 币馕吨裁?。對于這里的“聲音政治”，當事人其實都清楚，大家不點破，只是“會意地笑”（第14頁）。
那些指責錢鐘書楊絳這類知識分子圓滑、懦弱、犬儒，不敢直接冒犯政治的人應該知道，并非只有金剛怒目才是戰(zhàn)斗，更何況在一個人頭攢動、人人爭先恐后涌上戲臺表演的時代，冷眼旁觀、盡可能不做先鋒已屬不易，偶爾通過自己的方式嘲諷幾句就更可敬了。
回到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楊絳為什么要這樣明顯有選擇地來寫干校生活？為什么會做到或能做到如此冷靜、從容？是因為心有余悸還是心如死灰？是因為怕惹是生非，還是為了明哲保身？還有，是不是因為本來就對自己時代政治不感興趣，視其為骯臟不潔？
我個人更傾向于認為，楊絳之所以這樣書寫記憶，包括不去觸碰政治運動，很可能是因為她根本不認為這些運動和自己有太大關系，更談不上重要。在她看來，這紛紛擾擾的政治是他們的政治，而非我的政治?！读洝返慕Y尾寫道：“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兩年，且別說人人企及的進步我沒有取得，就連自己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些。我還是依然故我?！保ǖ?4-75頁）人人企及的“進步”我沒有，也不屑于有。“回京已八年?，嵤職v歷，猶如在目前。這一段生活是難得的經(jīng)驗，因作此六記?！保ǖ?5頁）好像壓根就沒有把“改造”當回事，好像這一切只是一次有趣且難得的經(jīng)歷，戲中人還能看戲，只是因為從來不曾是主角。“瑣事”一詞點出了此書的內(nèi)容，“難得的經(jīng)驗”大概也是就其稀罕性而言，透著一股子觀賞意味：仿佛是異國情調(diào)般的難得。也就是說，楊絳把自己定位為政治運動的局外人和旁觀者（當然這是相對而言的，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楊絳畢竟不是、也不能完全處身這個運動之外，所以我說她是戲中人看戲）。
接下來的問題是：她為什么會這樣定位自己？戲中人看戲是如何做到的？對此，我想試著提出一種解釋，更準確說是一個猜測：這大概是與楊絳（也包括錢鐘書及其他同類知識分子）的家庭出身、年紀、經(jīng)歷、教育背景、政治身份，特別是他們與中國革命、與“組織”的關系有關。這是一個客觀論而不是主觀論的解釋或猜測。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比如“思想改造”“反右”“五七勞動”“文革”等等）中，都有大量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他們在文革結束后開始通過小說或回憶錄形式書寫自己經(jīng)歷的當代中國政治運動。其中主要有這么兩類（當然還有其他類別，在此略過）。
一類是30年代和40年代初出生的革命作家，大體上屬于李澤厚說的“解放一代”。這些人大多在解放前就參加了革命，堅定信奉共產(chǎn)主義，是中國革命的熱烈擁護者和謳歌者。他們風華正茂之時（20歲左右）見證了新中國成立，接著經(jīng)歷過50年代反右、大躍進、大饑荒，中年時期（30歲左右）經(jīng)歷過文革?！靶聲r期”開始大量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的時候大約40歲左右，現(xiàn)在年齡80歲上下。其代表性作家有王蒙、張賢亮、叢維熙等（大多為“右派”作家）。
就出身而言，他們中大家子弟不多（只有少數(shù)是地主資本家出身而后背叛自己家庭和階級投身革命）；就經(jīng)歷和教育而言，他們沒有經(jīng)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有些小時候接受過啟蒙主義思想教育，但對西方文化、啟蒙主義和自由主義所知不多。他們接受的主要是革命文化教育，其中很多解放前就參加了革命（所謂“少共分子”），早在延安時期（甚至更早）就基本放棄了啟蒙主義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因此，他們是革命文化和革命組織的內(nèi)部人，解放后更成為社會主義實踐的積極參與者和領導者，成為黨內(nèi)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主要是在文化領域）。當然，不同于純粹的政工干部，他們一方面高度認同社會主義新中國，但另一方面又是滿腔熱血、滿懷理想的知識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實踐中出現(xiàn)的某些現(xiàn)狀（比如官僚主義）有不滿，但由于身份、思想資源和利益考量等諸多方面的限制，又不可能從根本上懷疑革命，包括其理念、制度和組織。
相比黨外或無黨派作家，這些人是革命的“親兒子”、組織的“內(nèi)部人”。他們雖然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或別的什么，但與革命與“組織”其實分享著共同的價值觀，包括主義、信仰乃至思維方法，當然也包括各種共同利益。他們不具備不同于革命和組織之外的價值觀、思想資源和利益訴求。他們被打成“右派”實在是屬于“自己人”冤枉了“自己人”。
由于這種種原因，這些人在平反之后寫作的大量回憶錄和以自己的經(jīng)歷為素材的小說，其價值觀、思維方法乃至書寫方式、敘事模式，不同程度地依然受到革命意識形態(tài)話語和革命文學傳統(tǒng)的制約乃至控制。其創(chuàng)作熱衷于冤情申訴和忠誠表達，其核心主題模式分別有：“娘打兒子”論、“勞動拯救”論、“感謝人民”論、“壞事變好事”論，等等，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如：王蒙的《蝴蝶》《布禮》，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叢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張賢亮的《綠化樹》等等。由于價值觀、創(chuàng)作方法和敘事技巧受到革命現(xiàn)實主義文學（雖然有些也嘗試了意識流等現(xiàn)代派手法，比如王蒙）的極大制約，因此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認為，他們寫的“傷痕文學”是革命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另一種形式的延續(xù)，不過是把原來的反面人物（國民黨、地主資本家）換成了“四人幫”和極“左”分子（《大墻下的紅玉蘭》是這方面的典型，把四人幫對革命干部的迫害嫁接到國民黨還鄉(xiāng)團復辟），把原來的正面人物（工農(nóng)兵）換成了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干部。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品的情緒模式和敘事語調(diào)（因為和《干校六記》正好形成鮮明對比）：忠誠的革命干部被“親娘”冤枉后或反應激烈、痛心疾首（比如《大墻下的紅玉蘭》中的葛翎），或不知所措、六神無主（如《蝴蝶》和《布禮》中的張思遠、鐘亦成），因為他們是組織的親兒子，是革命的內(nèi)部人。他們不可能置身于政治運動之外來審視它，因為這就是他們的政治，他們在政治運動這場大戲中陷得太深，以至于不可能同時做一個看戲者?；蛘哒f，因為是親兒子和內(nèi)部人，他們對自己“冤情”的書寫就不能保持距離，就很難采用旁觀者視角。無論是自己的忠誠被懷疑，還是看到自己獻身的革命事業(yè)被“敗壞”，他們都無法不痛心疾首、呼天搶地、心急如焚。他們的敘事不可能從容，不可能冷靜、平淡，他們也不可能不直接去書寫和反思這個自己的政治運動，像旁觀者那樣去寫花花草草風花雪月趣聞軼事。更重要的是，他們寧可被組織冤死，也不可能背叛組織，恰恰相反，越是關鍵時候越是要堅信自己的清白，堅持自己的忠誠和信仰，藉此表明自己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江山的主人”，是娘的親兒子。必須堅決拒絕虛無主義，絕不自暴自棄，堅信組織會還給自己一個說法，一個公道，從而重建自己和親娘的母子關系。
與上述這類作家作品正好形成鮮明對比的，還有一類書寫當代中國政治運動的作家作品，這就是楊絳和她的《干校六記》《洗澡》《丙午丁未年紀事》，除此之外，還有季羨林和他的《牛棚雜憶》，鄭念和她的《上海生死劫》等。這類作家作品不多，但自成一類，不可小覷。他們在運動過后回憶和書寫那段受難經(jīng)歷時，其主題模式、敘述模式、風格模式等都與前面說的那類完全不同。
之所以把他們另列一類，主要是因為他們的代際身份、生活經(jīng)歷、家庭出身、政治立場和教育背景都很特別，這至少是導致他們的當代中國政治運動書寫顯得與眾不同的群體原因之一。
他們大多是大家族（大地主、大資本家或民國政府高官）出身的知識分子，以出生于1910、1920年代為主（偶爾有出生于1930年代）。他們或經(jīng)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或深受其浸染。有留學經(jīng)歷，或接受了國內(nèi)教會學校教育，普遍受到西式人文主義思想、自由主義思想文化的熏陶，國學和西學的根底都很深厚。但對革命文化比較陌生，至少沒有化為他們的血液。從政治身份看，他們多為無黨派或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其中大量有右派經(jīng)歷。從職業(yè)看，這些人大多是大學教授，沒有進入革命機構，與組織離得較遠。因此對“革命”、對組織、對“江山”沒有組織內(nèi)部人那種“親娘-親兒”的深度糾纏。
但是他們的另一個重要共同點是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以及對國民黨的不滿和失望，這是他們1949年認同共產(chǎn)黨和新中國，選擇留在大陸或者歸國效忠祖國的根本原因。在楊絳先生另一部描寫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小說《洗澡》中，資本家出身的留洋教授許彥成說：“我只為愛國，所以愛黨，因為共產(chǎn)黨救了中國。我不懂什么馬列主義?！保ǖ?59頁）這些人不是革命或組織的“內(nèi)部人”“親兒子”，只是革命和組織的同盟者、合作者、同路人。本質(zhì)上他們屬于資產(chǎn)階級和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是革命的外圍分子。
楊絳大約就屬于這類知識分子。楊絳出身無錫書香門第，父親楊蔭杭是近代著名法學家，民國時期女教育家楊蔭榆的哥哥，青年時候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貒笠欢裙僦两K省高等審判廳長、京師高等檢察廳長。1920年移居上海，任《申報》副總編兼主筆。1923年遷居蘇州，任開業(yè)律師和自由評論家。楊蔭杭屬于受到西方教育、有愛國心、信奉啟蒙主義和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進步知識分子。楊絳先生本人解放前是東吳大學畢業(yè)，1932年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學習，1935年開始和錢鐘書一起留學英國和法國。1938年回國后一直在外語系任教，1949年新中國成立，調(diào)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在這個過程中，她沒有加入任何政治組織和黨派。從這個家庭出身、經(jīng)歷、職業(yè)和教育背景看，楊絳和錢鐘書先生都是與紅色江山、革命組織離得比較遠的人：我雖然生活在這里，但這個“世界”紛紛擾擾的政治運動與我無關，它發(fā)生在我的世界之外，不是我的政治。把楊絳、錢鐘書以及與他們有類似家庭出身、教育背景、政治身份的知識分子留在這個“世界”的是他們——這類知識分子還有很多——都有的愛國情。她自己說：“我想到解放前夕，許多人惶惶然往國外跑，我們倆為什么有好幾條路都不肯走呢？思想進步嗎？覺悟高嗎？默存（錢鐘書）常引柳永的詞：‘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覀冎皇巧岵坏米鎳膊幌隆痢簿褪恰蹅儭颉覀儭?。盡管億萬‘咱們’或‘我們’中人素不相識，終歸同屬一體，痛癢相關，息息相連，都是甩不開的自己的一部分?！保ā陡尚Ａ洝返?0-71頁）這種愛國主義和同胞骨肉之情與堅定的“主義”信仰“江山”意識當然是不同的。即使是解放后的改造，對他們其實也沒有起到什么真正的作用（《洗澡》把這點說的更加清楚）。楊絳自己說到，經(jīng)過了解放以來的“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當初了”（《干校六記》第71頁）。也就是說，連愛國主義也不如當初了。
這些人在平反之后也常常書寫自己的遭遇，但由于上面所述的這些差異，他們常常能夠從主流的或革命文化之外書寫當代中國的政治運動和社會主義實踐，也就是說，他們是革命文化和革命話語之外的另類。他們的書寫無論在主題模式、情感基調(diào)還是敘事模式方面，都表現(xiàn)出與“解放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的差別。
也許正因為與革命、與組織之間的距離，由于本來就沒有過高的期待和熱切的骨肉認同，因此對于自己的遭遇，也并不顯得特別出乎意料，受到挫折時也沒有特別強烈的反差感和失落感，不顯得激憤難平、呼天搶地，更沒有為自己娘親、為江山著急擔憂的那“第二種忠誠”（像王蒙筆下的張思遠和鐘亦成，叢維熙筆下的葛翎，魯彥周筆下的羅群就有，這些人都是政治運動的主角，“江山”的主人，即使被打成了反革命也仍然以“主人”自居）。相反，作為局外人，他們的心態(tài)比較平和，因此也就有了冷眼旁觀的可能。在敘事方法上，他們常常采取“局外人”“旁觀者”的視角來書寫政治運動，即使在書寫自己的苦難經(jīng)歷是，敘事風格也依然冷靜、平淡、從容，甚至不乏幽默（幽默的前提恰好是距離）。在主題模式上，他們基本上不表現(xiàn)忠誠主題（局外人無忠誠可言）、勞動拯救主題（《干校六記》盡管帶著黑色幽默寫了一些勞動軼事，但絕非把它寫成拯救方法），甚至沒有冤情申訴（冤情申訴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內(nèi)部人的專利）。更沒有什么“江山意識”“親兒子意識”，或“娘打兒子”的怪論（本來就不是娘？）。從另一個角度說，冤情申訴的最后目的是通向承認和和解，回到組織和“江山”，修復母子關系，和解達成之后則欣欣然從怨刺派轉為歌德派，而局外人反倒能夠把自己的距離堅持到底。
中國20世紀是一個革命（主要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世紀，而革命的最大遺產(chǎn)就是新中國的建立，包括新中國的制度建構、社會實踐和關于它的理論表述。這是中國對世界獨特“貢獻”（姑且不對這個詞作價值評價）。我們可以捫心自問：什么是特屬中國、其他任何國家不可替代的東西？大約也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踐，無論是它采用的運動模式還是它建立的制度模式、文化模式、意識形態(tài)模式。因此，不管是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還是中國的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都必須研究/書寫這段歷史、認識并反思這段歷史，才有可能對世界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對世界文壇做出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深刻書寫和反思當代中國政治運動是中國作家不可推卸的歷史重任。
但不得不承認，相比于20世紀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踐的波瀾壯闊、舉世無雙，20世紀和21世紀的中國文學相形見絀。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20世紀的革命史，特別是解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史的書寫和研究，還存在很多不足。很多作家回避這段歷史，穿越到遙遠的古代或虛擬世界去尋找靈感；或者就是熱衷于對當下中國消費主義的淺表化書寫，而唯獨避開既非遙遠得虛幻、又非貼近得媚俗的共和國30年的歷史。我堅信：如何理解和書寫這段歷史，無論是對一個作家個人，還是對整體的中國文學而言，都至關重要。回避這段歷史書寫，當代中國文學決不可能成就自己的偉大。
但這段歷史的書寫又是困難重重的。除了環(huán)境的因素外，還有一個原因是缺少書寫這段歷史的個人條件。這些條件包括：比較深刻地經(jīng)歷過中國革命，對這段歷史有親身經(jīng)驗；但與此同時，又要有良好的文化修養(yǎng)和豐富的思想資源，具有不同于革命文化、革命文學的資源，具有站在革命之外來進行反思和書寫的思想能力和文學修養(yǎng)。很遺憾的是，隨著老一代作家的相繼逝去，仍然能夠?qū)χ袊锩?、中國的政治運動進行寫作的作家，已經(jīng)越來越少；而出生于所謂“后革命”時代的那些八零后九零后一方面是不了解這段歷史，另一方面沉浸在消費主義的浪潮中不能自拔，普遍缺乏書寫這段歷史的興趣。
（作者為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