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學》2018年第4期｜陳丹晨：我實在有點氣悶
原載于《上海文學》2018年第4期
“文藝女神不會喜歡……”
一
有一次，我問錢先生：
“錢先生，你看到香港報刊對你的報道了嗎？”
“說什么事？”他鋪開了紙，磨磨墨，正將筆伸在硯池里蘸著。
“說你有兩位夫人，還說楊（絳）先生死了……”
“哦！……看到了。還有說我有三個老婆……唉！這些東西都讓他們去說吧！愛說什么就說什么?！?/p>
“也有說他第一個老婆，也就是我，死了。后來又娶了一個楊絳……你看，我變成三位一體了?！睏罱{先生站在旁邊，溫柔地微笑著嘲諷說。
“我寫一篇報道去澄清一下？”我小心翼翼地問。
他放下了筆，眼鏡后面閃爍著機警、智慧的眼神看我一眼，接著就抱拳向我一拱手說：“謝謝！你可不要寫，你若要寫，下次就不歡迎你再來。”說完，他就埋頭去寫他的字了。
近來國內外朋友向錢先生索要墨寶的愈來愈多了。他的書法瀟灑飄逸，俊美而有風骨。過去外界只知道他是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學者，卻并不太熟悉他還是個書法成就相當高的書法家，只是近些年才漸漸為人注意。我寫了一本小書，也來請錢先生題寫書名，錢先生慨然允諾，一下子橫豎各寫了幾條。楊先生先接過來鑒賞、品評：
“有點斜了……不行……還是打格重寫吧！”楊先生一邊將那幾條書名遞給我，一邊又另找了一張紙，拿
起鉛筆和銅尺劃了幾道線，請錢先生再寫幾條。可以看出楊先生做事極細致嚴謹、一絲不茍。這樣的鑒定、打格、寫字的事情，也是他們經(jīng)常合作的。
記得有一次錢先生拿著新出版的楊先生翻譯的《堂·吉訶德》問我：
“你看，這字誰寫的？”
我看看書名，又看看錢先生的神情，遲疑地說：“你寫的?！?/p>
他笑著默認了。他笑得那么愜意而快樂，是對自己的題字滿意，還是給楊先生的譯著題字而高興，也許兩者都有。
這次，楊先生又拿著《圍城》笑著說：
“這是我寫的，寫得不好，我想到下次重印時，另寫一個。”
“我覺得寫得挺好的?！蔽液苷嬲\地說。
“不！字是他寫得好，寫得漂亮，我寫得笨。這兩個字我要重寫?！睏钕壬鷪詻Q而溫柔地笑著說。
錢先生又拿著《管錐編》問我：
“這是誰寫的？”
我又遲疑了。我覺得有點像錢先生的字，但又覺得不像。
“為什么？”錢先生問。
“好像這字秀氣了些，不大像你的字?！?/p>
錢先生笑了，指著楊先生說：“女人家的字么，嫩一些……”他的揶揄使楊先生忍俊不禁。
原來，他們兩位的著作經(jīng)常互題書名。錢先生的《管錐編》《圍城》等是楊先生題寫的書名，楊先生的《堂·吉訶德》《春泥集》以及不久前發(fā)表的《干校六記》都是錢先生題寫的。早在1946年，錢先生在《〈圍城〉序》中就說：“這本書整整寫了兩年。兩年里憂世傷生，屢想中止。由于楊絳女士不斷地督促，替我擋了許多事，省出時間來，得以錙銖積累地寫完。照例這本書應該獻給她?！钡钟X得，“隨你怎樣把作品奉獻給人，作品總是作者自己的?！币虼?，我想他們互題書名大概也正是他們幾十年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學術研究共同凝聚融和的藝術精粹和深沉感情的象征吧。
錢先生輕易不大贈人以書和字，我曾有幸得到他的贈書包括《圍城》《宋詩選注》等四種，楊先生的《堂·吉可德》等兩種。有一次，我向他索要《談藝錄》，他不肯。但他看我非常想得到，就說：“這樣吧！我給你寫幾個字。”當時我沒有立時請他寫。過了一些日子，在給他信中順便提起他還欠著這事，他在復信中就開玩笑地說：“屢承惠顧，均不能酬尊愿，抱愧之至！昨日得書，方知《文藝報》第一期，亦出嘉惠，感荷感荷！寫字贈書，有言在先者，決不賴賬，金釧兒所謂：‘是你的總是你的?！?/p>
錢先生是我極尊重仰慕的老師，盡管我沒有趕上錢先生在清華執(zhí)教的時代。當我進入北大讀書時錢先生已經(jīng)轉到曾屬北大的文學研究所工作。這些年那許多次的談話聊天不比上課更豐富更生動么？遺憾的是，我有私淑之意，卻不能學其萬一，所以應該說是一個不爭氣的學生。但是錢先生卻把我當成一個小朋友，從來極為親切隨和，說話寫信也是這樣頗多戲謔。
二
楊先生說：“我們倆人今年都是七十歲了，不過錢先生是足歲，我是虛歲?！?/p>
如果從他們兩位外貌舉止看，至少都可以少看十歲。錢先生的深邃機智，楊先生的溫柔婉約，都顯得既是學者儒雅的風度，又保留著年輕時的靈韻健談。
很多人把他們看成是不問世事、幽居在書齋里的學者。其實，在平靜恬淡的表面下，隱藏著兩顆憂國憂民的火熱的心。試想，能夠寫出《圍城》《丙午丁未年紀事》的作者的心，又怎么可能對于現(xiàn)實生活是冷漠的呢？
每次，我去看望問候兩位先生，他們總是滿懷興趣詢問社會上的各種事情。他們也常常鮮明地直率地評論各種問題。
我曾經(jīng)請教錢先生：“為什么高等學術研究機關的有些學者不致力研究學問，卻喜歡計較追逐‘名位’，爭著當個什么委員，出席個什么會議，見個什么報……學者、學者，應該靠學問去贏得群眾的敬服，而不是靠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某些社會場合，發(fā)點什么慷慨的時論?！?/p>
錢先生指著我說：“小鬼頭?。∧阍趺吹浆F(xiàn)在還不懂：在中國，孔老夫子的名言到現(xiàn)在還是有用的，‘學而優(yōu)則仕’嘛！當學者，也還是為了想當官嘛！”
這話講得真是鞭辟入里。錢先生平日最厭惡那些在名利場加官場里混來混去的知識分子，滿口都是迎合別人口味的虛情假意，他罵他們是市儈、風派。有一次，他邊說邊比畫，說：“有的人不久前還激烈地表示要把某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現(xiàn)在又慷慨地表示要在這個人領導下意氣風發(fā)搞革命。有的人在學術問題上也是這樣翻來覆去，既要充當某個學問的權威，又去迎合政治風向把這學問說得十分不堪，來表示自己的革命。有的人在生活上錙銖必較，在對待外國人的態(tài)度上有失體面，缺乏一個大國學者的堂堂正正的風度?！?/p>
每當他生動地描述這些人物和事件時，他就顯得激動、憤懣，但又是機邃、幽默而尖銳，使我常常想起《圍城》中的某些人物和細節(jié)。因此，我就向他建議說：“你再寫一個新的《圍城》吧！這些材料足夠你寫的了?！?/p>
他卻安詳?shù)匦π?，搖搖頭說：“現(xiàn)在該你們去寫了。”
從這些憤世嫉俗的議論中，你能說他不問世事嗎？
錢先生正準備繼續(xù)寫《管錐編》，楊先生準備寫小說。錢先生不肯多講他的寫作計劃，只是說:“我現(xiàn)在要應付各方面的事，忙得很，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光做計劃沒有意思。還是我在《〈圍城〉重印前記》中說得對：‘開得出菜單并不等于擺得成酒席?！劻撕芏嘤媱潱霾怀梢矝]有意思。她——”他一邊說，一邊咯咯地笑得特別歡，戲謔地指著楊先生，抱拳作了一個揖，說：“她要寫小說。我說過，文藝女神不會喜歡像我這樣的老頭子，至于是不是喜歡老女人，也許有例外，這我就不管了……”
“我實在有點氣悶……”
這已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了，我曾經(jīng)寫過一篇關于錢鍾書先生的小文，刊載在香港《明報》上。但在寄稿之前，猶豫再三，還是把其中一段刪除了。這在當時雖是事出有因，事后心里卻總是不能釋懷。近日在寫這組關于錢先生的短文，想到這件事也不要再付闕如了。
事情是因批判電影《苦戀》引起的。1981年4月，北京一家大報頭版發(fā)社論，接著幾天又發(fā)讀者來信和批判文章。有些報紙以及《時代的報告》增刊跟進響應，后者甚至在王府井叫賣“號外”，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這是“文革”結束后第一次較嚴重的政治上“上綱上線”公開批判一部文藝作品。文藝界更是議論紛紛，文藝領導層也有很大分歧，有的主張讓作者修改后再考慮是否可以上映；有的認為根本沒有修改的基礎，主張立即進行批判。但是，電影只在文化界內部放映過幾場，一般讀者民眾不知怎么一回事，批判一開始就引起了強烈的反彈。
就在一次“學習貫徹中央工作會議文件精神”的座談會上，吳祖光有一個發(fā)言，說他出門時他太太新鳳霞叮囑他“今天無論如何不許你講話”，“絕對不要講話”，要汲取五七年的教訓。但是，他到了會場還是忍不住發(fā)了言。他認為某些批判文章“無論在邏輯的不通、內容的蒼白，和態(tài)度的粗暴上都是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再現(xiàn)”，“我甚至認為，現(xiàn)在發(fā)表這樣的文章，是給我們的黨抹黑，給我們的解放軍抹黑”。他希望“好不容易在付出無數(shù)血與淚的代價之后”，能有一個“合理的、友好的、沒有戒備的、暢所欲言的好的環(huán)境”，從而產(chǎn)生大批新的年輕作家和好作品。吳祖光的發(fā)言剛剛說完，就有人過來與他熱情握手，表示支持。吳祖光怎么也沒有想到，這個人就是錢鍾書先生。到了散會時，錢先生又走近去與吳祖光再次握手。這件事使祖光大為激動。
過了一些日子，在又一次會上，祖光講述了此事，說：“錢鍾書同志是一個非常有學問、有修養(yǎng)，也是我很敬佩的同志。他因身體不好，很少出頭露面參加這種活動。可是那天表示最熱烈的恰恰是他，我確實感到有點受寵若驚?！彼菑腻X先生的這個舉動來證明他的發(fā)言得到了有力的響應和受到鼓舞，也還可以看出他對錢先生的重視和高度評價。
我想，為什么錢先生僅僅一個無言的握手讓吳祖光如此感動。一方面是因為1980年代初，“解放思想”的口號鼓舞著人們，同時“文革”的陰影卻徘徊不去，“心有余悸”成了人們形容當時心態(tài)的最有代表性的詞。錢先生能做出這樣的反應也是極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正因為錢先生平日不介入不評說政治時事，難得有此表示更說明其內心之不可抑制的激動。
于是，在下一次我到錢府去問候時，很自然地談起了此事。我說：“錢先生您平時不大介入這類事，這次您怎么反應這樣強烈，引得祖光如此興奮？”
錢先生皺著眉頭說：“是這樣的。因為我不習慣在這種場合說話。但我實在有點氣悶。在這次會上，聽了許多人發(fā)言，只是聽到祖光的發(fā)言，才感到表達了我心里的意思?！苯又劦綄ε小犊鄳佟返目捶ǎ麤]有正面說什么對這個作品褒貶的話，但對批判文章用了一個英國人的譬喻，說：“現(xiàn)在有一種人對生活的態(tài)度是：不愿意把灰塵掃到屋外去，寧可掃在地毯下面，以為看不見就算沒事了?！?/p>
錢先生、楊先生雖然幽居書齋很少出門，但對外面發(fā)生的這類事件非常關心和重視。他們沒有看到電影，但特地專門找來登載《苦戀》電影劇本的雜志看。他們認為對一個電影不要再這樣搞大批判，可以好好地進行正常的分析和批評。楊先生早年就是一位出色的劇作家，寫過許多優(yōu)秀的劇作，對戲劇創(chuàng)作十分內行。她說：其實這個作品并不是很成功的，“很多方面是從概念出發(fā)的，有許多情節(jié)、細節(jié)存在漏洞和敗筆。思想、藝術都不算很好?！彼e了一些例子，“譬如其中有一處描寫主人公夫婦回到祖國進入中國領海時，他們的新生兒降生了，于是為孩子出生在新中國而狂歡落淚。作者不懂主人公坐的是外國輪船圣女貞德號，在船上出生的孩子就如出生在他們的領土上，而不在于領海是哪國的。但是，像現(xiàn)在這樣簡單地亂扣帽子，搞政治大批判是不對的。”
從這件具體事情也頗說明他們伉儷并非對社會生活冷漠，對政治時事不關心；他們是有自己看法的，是懷著熱情的。錢先生不滿意會場上許多發(fā)言言不及義的情況而獨鐘情于吳祖光，正是說明了他獨恃己見而不從俗。這也使我想起錢先生的老同學曹禺同樣是在會上對《苦戀》發(fā)言，說：看了這部電影，“氣憤極了，恨不得一頭把銀幕撞碎！”這種像似舞臺上夸張的戲劇性臺詞似的語言讓人感到矯情，顯然是迎合某個方面的一種姿態(tài)。張光年在他的當天日記中點評說：“曹禺發(fā)言激昂慷慨，是表態(tài)性的?！北M管我對曹禺老先生一直懷著極大的敬意，但從對同一件事他們同為清華同學出身卻作出不同反應來看，也表現(xiàn)了不同的為人，說明錢先生在那時有這樣的表示已屬不易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