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維保：中國現(xiàn)代文學想象中的流氓形象
一
地痞流氓，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它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群體，是“與社會主體文化相去甚遠的亞文化”。早期漢語中所謂“流氓”，就是指流動遷徙的人民，并無貶義。后來逐漸貶義化。社會學家完顏紹元先生寫了許多研究流氓的著作。他認為，流氓“是脫離了古代社會最基本的生產(chǎn)資料——田地，因此沒有正當?shù)臉I(yè)務可恃且又愚昧無知的社會底層成員；而作為流氓之‘流’的字義中，又可包涵或引申出向壞的方向嬗變以及放縱成弊等內容。合而言之，大致可以把‘流氓’一詞從詞義上界定為：特指脫離生產(chǎn)不務正業(yè)而在社會上游蕩，并以悖離傳統(tǒng)道德文化和破壞社會秩序為基本行為特征的不良分子?！逼鋵崳灰腥祟惔嬖?，就有反社會秩序，希望用叢林原則實現(xiàn)自己愿望的人。他們作為社會的牛皮癬，有的可能因為喪失了土地，而流落街頭，為非作歹；也有的家有良田千頃萬畝依然喜歡嘯聚山林，騷擾無辜百姓。
流氓一般都居無定所，喜歡到處飄蕩；游手好閑，好逸惡勞，不勞而獲；憑借自身的蠻力，好狠斗勇，打架斗毆，欺辱良善，欺男霸女，欺行霸市，橫行街市收取保護費，撬門壓鎖雞鳴狗盜；或設局賭博抽老千謀人錢財，或設計“仙人跳”坑蒙拐騙，買賣人口從中漁利。對這些流氓的稱呼很多，可以稱之為地痞，地賴子，潑皮，無賴，流氓，惡棍，混混，二流子，地頭蛇，坐地虎，土匪，馬虎、光棍，等等。各地方給其的稱呼也很有地方特色，東北人稱之為“胡子”，老北京稱為“拆白黨”，上海人稱為“白相人”，揚州人稱為“青皮”，蕪湖人稱為“二屌蛋”；而日本人則稱之為“浪人”。當這些人不敢生活在正常社會藏身于深山老林時，他們又被稱為“綠林好漢”。當然，流氓是泛稱，而深山中的流氓，最常見的名稱是“土匪”。
中國的流氓文化歷史悠久。有人考察商周時代，就有了流氓。其實在我看來，夏代肯定也是有流氓的，流氓是與人類社會相伴生的，只要稍微有點像樣的人群，就會有游離的邊緣人。據(jù)說春秋戰(zhàn)國時期流氓文化達到了鼎盛。那些春秋君子們，諸如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之流，就經(jīng)常到街頭巷尾，搜尋市井強人流氓地痞，收入幕府，將養(yǎng)起來，一旦政治上有個風吹草動，就將他們投送到前方。信陵君之類對流氓的豢養(yǎng)，鼓勵了流氓群體的壯大，而且有將流氓的聲名轉正的嫌疑，有將流氓從市井流民政治化的趨向。中國古代的皇帝中，至少劉邦和朱元璋都是市井流氓出身。流氓地痞，處世為人，沒有價值準則，沒有道德底線，更不要說忠孝節(jié)義了，行為無所顧忌，不擇手段；而知識分子卻瞻前顧后畏首畏尾，所以，在中國的歷史中，流氓地痞往往更能成事。三國時代，劉備這個賣草鞋的，就收羅了關羽和張飛兩個市井流氓，與他們結拜兄弟，利用他們去給自己打天下。還據(jù)有關人士考察，曹操也是雞鳴狗盜之徒出身。早年打架斗毆翻墻偷盜并沒有少干過。土匪、流氓，就是市井滋生出來的強人、歹人；有出身豪門的不肖少年，也有一般細民的子弟；有人是倚勢欺人，也有的是平頭百姓因為經(jīng)常受人欺凌而被迫加入流氓組織，尋求保護，從而把自己變成了流氓。民國時代東北地區(qū)的胡子，經(jīng)常是農(nóng)忙時為民，農(nóng)閑時為匪。土匪似乎就成了一種農(nóng)閑時的職業(yè)。而上海的青紅幫黃金榮、杜月笙更是將流氓做成了集黨政軍和娛樂文化為一體的大事業(yè)。
流氓，很多就是街頭混混，三五成群，說它沒有組織它又有組織，實際上就是零散的社會“莠民”。但也有的是有組織的。發(fā)端于清代一直延伸到民國的青幫、紅幫和哥老會，都有著嚴密的組織，甚至有著一套話語。在社會實際生活中，無論是從老百姓還是到官府，對地痞流氓的評價都很低，甚至恨之入骨。就是后來被稱頌很多的四川哥老會，也被當?shù)厝朔Q為“袍哥痞子”。還是馬克思看得透徹，他說：“流氓無產(chǎn)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有時也被無產(chǎn)階級革命卷到運動里來，但是，由于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于被人收買，去干反動的勾當?！?/p>
中國傳統(tǒng)文學一直是草莽英雄和地痞流氓的勝場?！稇?zhàn)國策》《國語》和《史記》等經(jīng)典史籍中經(jīng)常會為游俠流氓唱贊歌，將他們的流氓故事編寫成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后來的小說中，可以稱之為“流氓傳奇”的就是《水滸傳》了。在這部小說中，林沖、盧俊義、宋江這樣的出身儒家知識分子階層的比較少，絕大部分都是市井流氓潑皮無賴出身，比如李逵、魯智深、孫二娘夫婦、扈三娘的丈夫矮腳虎王英等。這些人游離于王朝統(tǒng)治的法律之外，占山為王，落草為寇，既叛逆官家，更攔路搶劫過路客商和百姓，三天兩頭下山搶掠大戶，殺人放火，綁票勒索；禍害百姓，騷擾百姓正常的生活秩序，也是家常便飯，更是他們的生存之道。這些人常與官府為敵，有反秩序的正面意義，但與官府為敵并不能說明他們就有了道德準則。那些能夠想到“均貧富”“茍富貴毋相忘”的人，其實少之又少。不管怎樣，《水滸傳》中的流氓還有俠義包裝著，而小說《金瓶梅》則將流氓們的嘴臉赤裸裸地呈現(xiàn)了出來。大商人西門慶用他的金錢和小恩小惠，把應伯爵、謝希大這些市井流氓無賴豢養(yǎng)了起來，聚集了起來，他們不但一起吃喝玩樂，而且為西門慶鯨吞別人的家產(chǎn)出謀劃策，或充當打手，訟棍。
但中國傳統(tǒng)文學卻喜歡將地痞流氓美化，在小說家和說書人的口中，他們往往被塑造成俠義英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究其原因大概就如同對待鬼神一樣，老百姓眼見得拿那些流氓惡棍沒有辦法，只好將他供奉起來，希望他別來禍害自己吧。歷史上很多流氓地痞就是這樣變成神的。也有可能希望有一種俠義英雄，能夠在自己遭受欺凌的時候，能夠幫助自己。即使是沒有這樣的人物，也制造夢幻了安慰自己。
中國古代小說，包括早期的部分史籍，無論是《三俠五義》《小五義》還是《封神榜》《隋唐演義》《楊家將》都充滿了流氓意識。這些小說的作者大多站在流氓的利益上說話，將他們的圈子意識和為兄弟兩肋插刀的行為，包裝成博及眾生的江湖義氣和俠義之道?！端疂G傳》中的武松拳打蔣門神，其實不過是替一個流氓（施恩）出頭，去毆打另一個流氓而已。他的所謂的俠義，就只是兄弟俠義而已，與天下公義和現(xiàn)代正義八竿子都打不到，哪有什么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理想主義。所謂的“存忠義之心”的“有道之盜”更是影子都沒有。
其實，如此的流氓英雄，在西方文學中也很常見，如英國文學中的羅賓漢，以及美國的現(xiàn)代好漢佐羅。其實羅賓漢就是從英國中世紀流氓形象蛻變而來的；而好漢佐羅，更是有著美國開拓西部過程中所涌現(xiàn)的白人流氓的身影和血統(tǒng)。
中國近代革命，由于有民族革命的性質，所以，那些有反清復明政治追求的黑社會流氓組織，如青紅幫，就成了革命的中堅力量，這也為黑社會在名譽上和文學想象中的洗白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但是，現(xiàn)代文學之所以“現(xiàn)代”，原因就在于啟蒙現(xiàn)代性的照耀，所以，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流氓形象又呈現(xiàn)出與傳統(tǒng)文化敘述不一樣的色彩。
二
民國時期，社會動蕩，軍閥混戰(zhàn)，禮儀崩壞，亂兵、劫匪、流氓橫行無忌。城市中的商戶很少不被敲詐的，鄉(xiāng)村中被勒索的財主更是家常便飯。像老舍話劇《茶館》中所展示的流氓、特務、打手、亂兵肆虐市面的場景，也是民國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國傳統(tǒng)文學中所津津樂道的流氓們的俠義精神，在尖銳的現(xiàn)實中完全無影無蹤。人民的無助激起了新文學的對流氓們的鬼蜮世界的批判。
新文學以“反傳統(tǒng)”“反封建”為職志，信奉精英主義的啟蒙精神，對這種流氓橫行的殘酷現(xiàn)實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周作人等人雖都曾提倡所謂的“流氓精神”，但那不過是為了反傳統(tǒng)的臨時借用。其兄魯迅曾對上海的流氓文化做過研究，寫了諸如《吃“白相飯”》《流氓與文學》等文章對流氓文化現(xiàn)象進行研究。在他的小說中，更是將在傳統(tǒng)的俠義文學中精神抖擻的地痞流氓，一個個都被打回了原形，使之成為了猥瑣不堪的鄉(xiāng)間游民和社會渣滓。小說《阿Q正傳》中的阿Q，就是一個流于市面上的欺負弱小的無賴，一個雞鳴狗盜之徒。他游蕩于鄉(xiāng)野，寄居于土谷祠中，一有風吹草動，就要興風作浪，想與別人結伙，“革命，革命，同去，同去”，但別人并不搭理他。這樣的流氓也很孤獨，只敢騷擾像小尼姑這樣的女人，或者趁著天黑砸黑磚，或者偷盜一些衣物之類。在現(xiàn)代小說家中，老舍也是市井流氓表現(xiàn)得比較多的作家。小說《老張的哲學》中就塑造了流竄市井放高利貸敲詐買賣人口的毫無人氣的流氓老張。小說《四世同堂》中的女流氓大赤包一開始也是孤獨型的流氓，但后來她組織了“妓女檢查所”，有幾個打手幫忙，她就成為了有組織的流氓團伙的頭目。女流氓在現(xiàn)代文學想象中惟在老舍這得見。這些流氓地痞，完全沒有什么價值追求。除了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和性欲外，他們就是墻頭草，別人說要?；仕捅；?，而且是?；仕烙才桑粍e人說要革命他就革命，而且是革命急先鋒；日本人來了他們就是鐵桿的漢奸，抗戰(zhàn)勝利了他們就是愛國者。這些流氓在戰(zhàn)爭中就充當了話劇《茶館》中的亂兵甲乙的角色，逃跑之中，仗著人多勢眾手中有槍，敲詐盤剝，燒殺奸淫，完全沒有什么是非感和道德良知。所謂“老子打國仗”之類話語，都只不過是他們拿來敲詐勒索的口頭禪。這些流氓在鄉(xiāng)間市井呼嘯而過，騷擾百姓，弄得雞犬不寧，著實可恨，但一旦像阿Q那樣成為炮灰或著為更大的流氓所虐殺，又著實可憐。
但老舍又揭示了一個更為悲哀的事實是，流氓最終卻成為善良草民的出路。如《駱駝祥子》中的祥子，本是一個要憑著自己的勞動實現(xiàn)理想的實實在在的本份人，結果卻在社會的逼迫下墮落成了一個地痞流氓。老舍似乎在告訴我們，在流氓的社會里，不作流氓就活不下去。這就是流氓群體一直長盛不衰的原因。
在中國現(xiàn)代社會中，傳統(tǒng)的農(nóng)耕社會依然占據(jù)著絕對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上海、天津、廣州等地，現(xiàn)代商業(yè)文明蔚然成風。在上海這樣的都市，兩種文明雜交混雜，又對比鮮明到了刺目的程度。也正是在上海的十里洋場中，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有組織流氓團體實現(xiàn)了它的現(xiàn)代化轉身。
城市里的黑社會流氓，當以活躍在上海洋涇浜的青紅幫名氣最大。現(xiàn)在大家都喜歡追溯青紅幫的歷史，津津樂道于其當年反清復明的義舉。但是，進入現(xiàn)代社會，作為地下黑社會的青紅幫已經(jīng)走上了地面，成為控制街頭腐爛經(jīng)濟的組織。曹禺的話劇《日出》，是一部以都市上海為背景的劇作，寫的就是黑暗社會。其中一個沒有出場的人物，就是黑社會老大金八。曹禺通過故事的演繹說明，他才是這個黑暗社會的最后的主宰，他不但控制著和操縱著城市里的諸如人口買賣和娼妓業(yè)，而且將那些表面上風光無限的銀行家們玩弄于鼓掌之上。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黑社會形象比較少，黑社會老大的形象更是鳳毛麟角，而這個金八就是佼佼者。還有一個具有海派黑社會底色的人物，是革命現(xiàn)代京劇《沙家浜》（歷史?。┲械陌c嫂。在劇情中，想一想假如不是黑社會，誰敢在蘆葦蕩的邊上開茶館，既然敢于在蘆葦蕩邊上開個春來茶館，肯定不是凡角。這個在蘆葦蕩邊上開茶館的老板娘，總是讓人想起那個在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深山中開人肉包子店的孫二娘。開茶館的黑社會，有著城市風情，有著江南風情，有著海派風情。阿慶嫂正是以黑社會作為掩護色從事地下工作，收集情報，轉運和庇護新四軍傷病員的。而她的對手胡傳奎，則是傳統(tǒng)小說中的草莽英雄，牛皋、程咬金、李逵似的傻人有傻福的草包福將。作者將城市里的幫派和山林中草莽土匪兩種不同格調的人物揉進了敘述中，顯得特別的喜氣和幽默。
現(xiàn)代文學的啟蒙價值觀之下，整個社會，尤其是知識分子，對黑道流氓的評價，完全沒有施耐庵那樣的高端大氣，而是把他們視如社會渣滓。
發(fā)表于三十年代的艾蕪的小說《南行記》中曾述及了土匪題材。集中的《山峽中》一篇通過一個外來者“我”的眼光展現(xiàn)了一個處于深山里的黑社會的組織形態(tài)，它的主要的營生——偷竊，以及他們的性格。小說中的黑社會組織雖然有著類似于《水滸傳》中人物一樣的名號，如夜白飛、夜貓子、小黑子，但這些人卻全沒有梁山泊好漢那樣的豪邁和殺氣，更沒有俠肝義膽，除了夜貓子有幾分野性的可愛之外，剩余的就只是幾分的神秘和窩囊了。艾蕪對于這個所謂的土匪組織，是抱著幾份同情的。而在林語堂的長篇小說《京華煙云》中，我們卻看到了黑社會組織的歹毒。小說中那個紅燈照女人，在逃跑的路上撿到了與家人走散的十多歲的女孩姚木蘭，她幾乎不加思慮，就將她轉賣了。販賣人口，這樣喪盡天良的事情，竟然是這些黑社會輕車熟路水到渠成的生意。假如不是姚木蘭命好，在轉賣中遇到了其父親的好友曾老爺，以后的命運當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這種黑社會組織的暗黑游戲，在李劼人的長篇小說《死水微瀾》（1935年）中得到了系統(tǒng)的演繹。小說的主人公羅歪嘴是天回鎮(zhèn)袍哥首領朱老大的大管事。他從小父母雙亡，流落江湖加入了哥老會。他統(tǒng)治著天回鎮(zhèn)，他“走官府，進衙門，給人家包打贏官司，包收爛賬”，“這真無異于說評書人口中的大英雄了。”他包養(yǎng)妓女，花天酒地，花錢如流水，一般人等無不側目。他甚至公開與自己的表弟媳婦鄧大嫂私通，完全不顧自己的表弟鄧興順的感受。其行為，在作者看來可能有現(xiàn)代戀愛的成分，但其實卻與《金瓶梅》中的西門慶的行止非常的神似，其道德水準也很難說有高下之分。哥老會成員王立堂在做渾水生意時失手將綁票的事主殺死，結果被抓獲。后來哥老會大首領余樹南在押解的過程中買通差人，用剛剛入會不久的小兄弟李老九掉包，最后再以錯抓錯捕冤案了結。而被害人馬家，眼見哥老會“搭了手，這仇永無報時，要打官司，只有自己吃虧，自然沒有話說?！绷_歪嘴、張占魁與妓女劉三金在天回鎮(zhèn)設局讓買小老婆的大糧戶顧天成在幾天之中賭輸了所有帶來的錢銀，還欠下一大堆的債務，幾乎搞得本來家境還比較富裕也比較體面的顧貢爺家破人亡，——老婆死了，女兒丟失，得了一場大病，財產(chǎn)被本家叔叔鯨吞。這些人反洋教，視洋教為洪水猛獸，而恰恰就是他們的迫害把那些無處伸冤的人推向了洋教的懷抱。他們把那些善良的人逼成了洋教，又反過來被洋教借助官府鎮(zhèn)壓。雖然官府鎮(zhèn)壓哥老會并不是為了伸張正義，但是這些袍哥痞子被鎮(zhèn)壓又確實是罪有應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只有洋教還能對這些流氓的胡作非為有抑制作用。《茶館》中，當流氓團伙成員二德子，企圖訓斥和“管教”旗人常四爺?shù)臅r候，正是吃洋教的馬五爺?shù)囊痪湓挕岸伦樱愫猛L哪！”將常四爺解救了出來。無論是李劼人還是老舍，在書寫洋教與中國流氓之間的對立和博弈的時候，一方面要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去鄙視和排斥洋教，另一方面，又實在忍不住讓洋教去教訓那些欺辱善良的中國人渣。
這些有組織的地痞流氓，到底有無義氣？我以為，義氣當然是有的。但是，這些義氣并不是普適的，也就是說并不像上帝的光輝一樣可以播撒到每一個人身上的。平常的鄉(xiāng)間愚夫愚婦，大多懷有這種美好善良的愿望。但實際上，這些有組織的流氓，他們的義氣大多體現(xiàn)在圈子里，在他們的同伙之間。就如同李逵砍殺江州城的無辜市民，他的義氣就在于為他的哥們報仇雪恨?！恫桊^》中那個看上去很能干的流氓黃胖子，當松二爺向他求助的時候，他卻說“官廳兒管不了的事，我管！官廳兒能管的事呀，我不便多嘴！”全沒有《水滸傳》中的豪杰們的仗義和反官府的血性。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被欺辱的常四爺不是他的同伙。而且，在現(xiàn)代文學的敘述中，這些流氓甚至連兄弟義氣圈子正義都沒有?！端浪憽分械年懨志鸵驗榭瓷狭思伺畡⑷鸷屠洗蟮呐肃囩酃?，就與教民顧天成合作，出賣了兄弟羅歪嘴，導致鄧幺姑的興順號雜貨鋪被官兵查抄，羅歪嘴逃走。《三國演義》中的“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的兄弟義氣在現(xiàn)代作家的敘述中被撕扯得如深秋風中的樹葉一樣漫天飄零。
可以說，新文學在啟蒙主義的大旗之下，其文學敘述擊破了由中國傳統(tǒng)社會文學敘述所營構起來的行俠仗義的迷夢，展現(xiàn)了一個黑暗無恥的真實的地痞流氓社群。
三
“革命文學”是現(xiàn)代新文學的一部分，但作為一種高度政治化的文學，它對于地痞流氓的敘述，與一般意義上的新文學有有所不同。在現(xiàn)當代“革命文學”敘述中，革命文學家喜歡運用階級論對流氓社群進行階級分析，并對其進行分門別類及相應的政治策略上的分流：一部分流氓和土匪，因為政治上的反動，徹底淪落，受到了較之于一般意義上的地痞流氓更為嚴厲的政治打擊和話語涂抹；另一部分流氓和土匪，則因為政治上的進步和價值認定，或獲得救渡，并實現(xiàn)了政治上的質的飛躍。
中國現(xiàn)代紅色革命，繼承了“五四”的啟蒙主義傳統(tǒng)，對鄉(xiāng)村中的地痞流氓進行了負面的敘述。延安時期，革命政權就發(fā)起了“改造二流子”運動。二流子，“指不務正業(yè)、不事生產(chǎn)，以煙、賭、偷、盜、陰陽、巫神、蠻婆、土娼為生的人。”趙樹理小說《小二黑結婚》中的二諸葛、三仙姑，就屬于這樣的二流子。這些人顯然有的只是小壞，并不是真正的地痞流氓。因此，延安革命政權對于二流子是“改造”，而對于地痞流氓實行的則是堅決打擊的態(tài)度，尤其對于涉足政權的流氓，打擊甚為嚴厲。鄉(xiāng)村中的許多流氓，像《水滸傳》中的流氓集團一樣，他們并不僅僅局限于打家劫舍，而是有著自己的政治目標?！缎《诮Y婚》中的金旺和興旺兄弟，算不上是黑社會，只能與鄉(xiāng)村中的流氓地痞扯上關系。他們的父輩，曾經(jīng)是陰陽人，混跡于幾種政治勢力之間，干過許多傷天害理的事情，他們也沾染上了流氓習氣，而且，他們如同中國自古有檔次的流氓一樣，都并不僅僅是一般的土痞子，而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利用新政權建立甫定之機，當上了村干部，把持了基層政權，并利用政治權力實現(xiàn)自己的利益，欺壓善良的小二黑和小芹。結果是他們不但官當不成了，還被判了五年刑。由此可見，中共黨對于流氓地痞的政治訴求一直保持著高度的警惕。
黑社會和流氓地痞組織的政治化，是近現(xiàn)代政治的一大特點。老舍在話劇《茶館》中也展示了流氓組織的政治化。其中《茶館》中的小二德子、小劉麻子本來也就是流落于市面的小流氓，但是，他們后來傍上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沈處長，于是就成了一個政治流氓組織。他們組織“花花公司”，不但像傳統(tǒng)流氓那樣，壟斷娼妓業(yè)，欺辱善良百姓，而且從事政治偵緝和逮捕任務，成為政治特務。流氓組織、政治組織和商業(yè)組織的合流和公開化，是現(xiàn)代流氓社群存在形態(tài)的一大特點。孔厥、袁靜的小說《新兒女英雄傳》中財主的兒子張金龍也是個很能干很精明的流氓。他因為愛上了革命者劉小梅而加入了革命組織，但流氓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流”，他隨便亂跑，性情也流動不拘，不受約束，所以，他后來就墮落成了一個沒有道德底線的地痞，一個“狗改不了吃屎”的人渣。流氓的唯利是圖，決定了他們政治上的不可靠和動搖不定，對于這樣的人，革命政權的態(tài)度非常明確，那就是堅決剿滅。曲波的長篇小說《林海雪原》講述了東北剿匪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有著東北胡子特點的匪首座山雕、許大馬棒，聚集在奶頭山、威虎山上，相互勾結策應，山里山外布滿著爪牙拱衛(wèi)匪首，形成了一個令人生畏的組織嚴密的土匪系統(tǒng)。他們如一切的土匪一樣，偷雞摸狗，殺人越貨，嫖娼敲詐。這個土匪組織的不尋常之處在于，它不是一般的烏合之眾，而是高度政治化了的土匪。他們與國民黨的潰退兵勇沆瀣一氣，接受封賞，結成同盟，成了土匪和政治流亡者合流的政治軍事組織。其中的很多土匪，比如小爐匠，則既是胡子又是間諜；座山雕，則既是匪首又是國民黨的軍官。在國共政治對立的大背景下，這些政治土匪組織，不但其匪行在敘述上受到了充分的揭露和控訴，而且受到解放軍小分隊的毫不猶豫的剿滅。這種剿滅政治流氓組織的故事，在后來的電影《英雄虎膽》、電視連續(xù)劇《烏龍山剿匪記》中都得到了反復的演繹。
地痞流氓并不是天生就是很壞的，假如在政治上向善良正義的方向轉化，也是一股很不容小覷的社會力量，尤其是在政治大動亂時代。青紅幫和袍哥都在中國近現(xiàn)代民族革命、社會革命中起到過正面的作用。革命文學中，也有一些將地痞流氓和土匪勢力轉變?yōu)楦锩α康臄⑹?。就如同《水滸傳》將那些江湖強人“改寫”成俠義英雄一樣，現(xiàn)代文學也不乏伸向江洋大盜的黃金階梯。但最關鍵地還是，在這些所謂的流氓地痞的敘述為他們設置了道德倫理的底線，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就不再是真正的流氓了。
劉知俠的小說《鐵道游擊隊》講述的是一個在鐵路上抗日的游擊隊的故事。其中的人物“八大金剛”，如林忠和魯漢，都是仿照《水滸傳》中魯智深、林沖起的名字；他們的行為風格，也多少有幾分相似。而正是這樣的話語模仿，暗示了他們強人土匪的出身。但是，因為他們都出身于貧苦農(nóng)民家庭，又從事著抗日的活動，因此，他們就被“改造”成了游擊隊。這部小說的敘述很別致，原因就在于其一開始就將這些有土匪特征的隊伍敘述為抗日的游擊隊，為引導話語的誕生作了鋪墊。
而有著明確的引導話語的革命文學敘述，是《橋隆飆》《杜鵑山》這樣的作品。將土匪改造成了革命家，最典型的就是《橋隆飆》。小說中所講述的對象是一支活躍在膠東半島的土匪隊伍。他們既打日本鬼子，又打蔣介石的部隊；既搶劫富商，又敲詐財主。他們“來了就打，打了就走”“又吃油餅，又要雞蛋，又殺小雞”，“爭霸三古鎮(zhèn)這塊肥地盤”。匪首橋隆飚“粗魯，莽撞，狂野，嗜殺，可是他重義氣，重感情；他常從個人的好惡出發(fā)，有時殘酷無情，有時卻也有高度的熱情。他對敵人，對兄弟，愛憎是相當?shù)姆置?；有情與無情之間，表現(xiàn)得也十分的強烈。激怒了他，抽刀就殺；感動了他，跪下就磕頭?！彼麄內缰侨∩骄V一樣，在漢奸狄邦隸隊伍耀武揚威地給日本人送貢品的時候，突然出擊，將其劫了。他們打仗時候的打扮也如同古代的戲曲中的英雄一樣，騎著高頭大馬，帶著關公、穆桂英、趙云、魯智深、李逵、秦瓊、楚霸王項羽、張飛、齊天大圣孫悟空的臉譜，穿著武生靠，背后八桿護背旗，腦后飄擺雉雞翎毛，背著大刀，手持雙槍。這讓我想起阿Q當年對革命的想象，銀盔銀甲三尖兩刃刀。在敵偽頑和共產(chǎn)黨八路軍多重政治勢力之間，他們處于自由的狀態(tài)。國民黨政權要爭取他們，八路軍當然也爭取他們。但八路軍的爭取，首先對其進行了革命階級倫理的論證。共產(chǎn)黨八路軍派出政工人員與此接觸，通過觀察，發(fā)現(xiàn)了這股土匪的與眾不同之處。他們雖然與威虎山上的座山雕一樣都是土匪，但是，他們的構成卻都是農(nóng)民、漁民；與座山雕不同的是，他們與國民黨日偽軍有著不可調和的仇恨，并拒絕接受他們的改編；而且，他們雖然為土匪，卻都是被惡人逼迫才落草成寇的。這可以從他們搶掠到錢財以后紛紛去買農(nóng)具可以看得出來。
同樣的戲碼在梁斌的《播火記》中再次搬演。白洋淀的土匪李霸泗，母親被惡霸強占，父親被殺害，家庭敗亡，跟隨母親到了土匪窩，長大后殺了地主惡霸，報了仇，也從此走上了江湖的道路，“他痛恨土豪霸道，同情莊戶人家”，“雖然當土匪，可一向殺富濟貧”，更沒有騷擾調戲婦女等舊土匪的惡習，因此，“可以團結改造”。評論家蔡翔注意到小說對于土匪修辭的變化，他說：“小說突出李霜泗的‘不沾財色’，而使其發(fā)揮了道德的完整性。倘從傳統(tǒng)的‘綠林’修訂（比如《水游》），李霜泗已經(jīng)是一條響當當?shù)挠⑿酆脻h。”曾經(jīng)的出身和為匪時的行為，為他們被引渡到革命者一邊提供了得以順利通過的橋梁。在樣板戲《杜鵑山》中再次得到了搬演。杜鵑山上聚集著一支農(nóng)民的隊伍，顯然，就是土匪。雖然他們并不如其他土匪那樣為非作歹，但也改變不了其土匪的性質。共產(chǎn)黨黨代表柯湘的到來，用革命的組織性，艱難地改造了他們的匪性，并最終將其變成了一支革命的隊伍。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在《林海雪原》《橋隆飚》還是《播火記》中，性生活一直都是衡量土匪救渡可能性的一個重要標尺。在《林海雪原》中，座山雕和蝴蝶迷這些土匪賣淫嫖娼，性生活混亂，所以被堅決的殲滅；而在《橋隆飚》《播火記》中，橋隆飚和李霸泗，不但不涉及賣淫嫖娼，而且，對于異性有著極其嚴格的自律，也正因為如此，打入土匪隊伍中的革命者看到了他們可以改造的原始素質。
四
當代“新時期”文學初期，文學中又重新出現(xiàn)了類現(xiàn)代時期的流氓形象。古華的《芙蓉鎮(zhèn)》中那個流氓王秋赦也有著阿Q的影子。在土改之前，他就是一個乞丐，干一些小偷小摸的事情。在被“革命”收編后，依然流氓本性不改，或者說流氓本性大發(fā)揚。他占著地主家的獨角樓，占著地主家的女兒，海吃海喝，專門欺辱善良弱者，充當當權者的打手和鷹犬。還有諸如《天云山傳奇》、《大墻下的紅玉蘭》等，則都出現(xiàn)了政治流氓的形象。因為這些形象的高度的政治化，已經(jīng)脫離了我們所要討論的亞文化的范疇，所以，本文不作討論。
新時期文學中的流氓敘述，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向后轉”的傳統(tǒng)化。也就是采取類似于《水滸傳》式的流氓話語和流氓道德來講述流氓的故事了。
當代香港有著為數(shù)眾多的以流氓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其中大多數(shù)醉心于黑社會壯懷激烈的打打殺殺，黑道社團內的江湖義氣和血腥成長。如電影《古惑仔》就講述了黑社會洪興成員陳浩南、山雞、大天二等人的江湖事業(yè)。電影《新龍門客?！穭t講述了龍門客棧中的兩幫流氓之間（東廠與忠良之后）的神奇的虐殺。電視連續(xù)劇《上海灘》主要也講述的是上海灘流氓許文強、阿力和馮敬堯等人的流氓事業(yè)。假如不是設計了三角戀愛（許文強、阿力與馮敬堯的女兒馮程程）的橋段，增加了敘述的人性因素，它可以說只是一部純粹的流氓敘述。再有《洪興十三妹》講述由十三個女流氓組成的黑幫社團“洪興十三妹”的街頭喋血故事，其中黑幫女大佬和“刀疤淇”讓人印象深刻。這些敘述的共同特點是，用江湖義氣和流氓價值觀來講述流氓的故事，對流氓組織及其嗜殺行為，取欣賞的態(tài)度。這樣的價值取向，也出現(xiàn)在金庸的小說中。在《射雕英雄傳》《鹿鼎記》《神雕俠侶》等小說，其中的英雄大俠，大多邪教氣息濃厚，所謂的正氣也多是江湖中的爭強好勝的恩怨而已。這種香港流氓片，一般從兩個方面來肯定流氓及其組織的行為，一是將流氓分為好流氓和壞流氓。在好壞對比的修辭中，肯定好流氓。此種敘述終究脫離不了江湖氣和流氓氣，也就是俗稱的“流里流氣”。二是從人性的角度來肯定流氓組織及其行為的敘述。在大陸新時期的眾多土匪題材的小說中，也大量存在。大陸仿港的黑社會影片《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莫言的《紅高粱》、紅柯的《西去的騎手》等極度張揚暴力，美化土匪，將土匪的殘暴殺戮凸顯為一場人性的狂歡，演繹成了一場令人頂禮膜拜的人性儀式。這種原始主義話語，顯然是反現(xiàn)代文明的，雖然它被創(chuàng)作者作為拯救民族和人性萎縮的強心劑，但它依然難脫獸性的反人類本質。
在當代的流氓敘述中，也許是創(chuàng)作者感受到了流氓獸性的反人類性質的荒誕性，敘述者往往又通過民族國家情懷來對流氓進行救贖和合法性包裝。如《上海灘》中，敘述者就通過民族危機中兩代流氓的價值分歧，給許文強這些新生代流氓的過往罪惡進行清洗，將他們由無原則的流氓集團轉化和洗白為一種正義的力量。類似的還有《霍元甲》。這部電視劇將霍元甲、陳真這樣的幫會流氓，放到反日的民族主義背景之下，將其從一個市井爭強好勝的流氓，提升為民族英雄。而金庸的小說，當然也走的是同樣的敘述套路。小說中的什么丐幫，什么華山派，什么明教等等，其實都是民間的流氓組織。他們大多都是有組織的，分門分派，以幫主、教主為頭，再以家法作為幫規(guī)；他們游手好閑，逞強好勝，打架斗毆，彼此任性斗氣。敘述者有意在修辭中運用“省略”“過濾”或者“美化”手法對這些流氓日常中的偷雞摸狗行為和對一般百姓的傷害，放置于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等民族苦難的背景中，讓他們在浪漫游走的同時，憂慮一下國家民族，從而順利地為流氓惡棍涂上一層層誘人的燦爛釉彩。大陸的土匪小說也經(jīng)常重復這樣敘述路徑。在莫言的小說《紅高粱》《豐乳肥臀》中，當兩幫流氓正在火并的時候，日本鬼子來了。于是，他們都掉轉了槍口，共同對付侵略者。敘述者用一件“兄弟鬩于墻外御其辱”的儒家道德外衣，把這些殺人越貨的江湖惡徒裝扮成了人見人愛的民族英雄。
將流氓組織及其流氓行為進行符合道德的理想主義的粉飾，古已有之，雖然今天稍有不同，但也相去不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