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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朱維錚憶王元化
來源:澎湃新聞 | 整理/王啟元 陳特  2018年04月28日09:21

王元化先生(1920—2008) 趙昀 澎湃資料圖

元化先生做到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平庸的時代。1976以后,中國開始解凍,過程非常曲折。我贊成對于歷史有不同的看法。我還是那句老話,阿Q說得很對:“君子動口不動手?!眲涌诰褪怯兴枷胱杂?、言論自由,動手就是使用暴力。

我一再提出,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里邊記載,公元前221年,秦朝滅掉齊國,統(tǒng)一六國,那個時候圍繞著要不要分封,秦始皇的家族,特別是他的子弟們,在朝廷上有一場很大的一個討論,討論相當激烈。大家去看下《中國歷史文選》上冊所選的《秦始皇本紀》里面記載那個大討論。(《中國歷史文選》,周予同主編,中華書局1961年10月初版。朱維錚先生參與第一至三版的編選和修訂,其中第三版由朱維錚執(zhí)筆。該書作為高等學校文科教材,日后多次印行?!碚咦ⅲ?/p>

當時有個李斯,是荀況的學生,他又是被認作韓非理論的實踐者。李斯那時還是廷尉,他力排眾議,講了一條理由,說了非常簡單的一句話:“天下無異議,則安寧之術(shù)也?!边^去有人說,這個原則墨子早就發(fā)明了。墨子不是有“尚同”么,說的就是要保持一致。

所以我說,中世紀的統(tǒng)治學說的形態(tài),是不斷變化的,沒有什么一以貫之的傳統(tǒng)。如果說有不變的內(nèi)容,那就是貫穿在里面的一條主線,是不會變的。那就是:不管它是儒家還是法家,還是其他什么家的結(jié)合,統(tǒng)治術(shù)有一個傳統(tǒng),從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來看,就是“學隨術(shù)變”。這個現(xiàn)象,是不會變的,這是我八十年代就概括的。

我要講元化先生,為什么要先說剛才這些。因為在思想文化領(lǐng)域與學術(shù)領(lǐng)域,還有其他各個與思想文化有關(guān)的領(lǐng)域,自由是非常重要的。當然,自由是建立在人格獨立上。因此,我很贊成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上說的那兩句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边@是做學術(shù)的人最重要的兩條。我以為,在我們這個平庸的時代,在5月9號以前還活著的中國學者中間,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很少,而元化先生就是一位。

“還是這個王元化”

他比我大16歲,1920年生,去世的時候88歲。

我第一次知道他,是在“反胡風”運動的時候。我進大學的第一課就是批“二胡”,中文系重點批胡風,有一位賈植芳教授受牽連,他前不久去世;另外還有與賈先生相熟的中文系黨支書章培恒教授,那時他還是講師。因此我們文科的學生,政治學習有一個內(nèi)容,就是要學由周揚主持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這三批材料里點名的人物,很多都在上海,我從那些材料里面看到,有做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的彭柏山,還有一些著名作家。然后接著看,突然看到一個叫“王元化”的人。(“二胡”,指胡風和胡適。賈植芳,生于1916年,2008年4月24日去世。章培恒,生于1934年,2011年6月7日去世。周揚,生于1908年,卒于1989年,現(xiàn)代文藝理論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彭柏山,生于1910年,卒于1968年,建國后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之說恐記憶有誤?!碚咦ⅲ?/p>

我注意到這個名字,是因為三批材料里起碼有兩批都提到有他給胡風的信。按語我記得很清楚:“還是這個王元化?!蔽揖妥⒁獾剿?/p>

我進大學的時候,復旦只有四幢寢室樓,三幢男生,一幢女生,學生還不到兩千。有一個不大的食堂,我們在一起吃飯、一起學習時就談起來,說起王元化這個人。他當時不僅是新文藝出版社社長,而且很早就是一個理論家。聽說他有一本書,叫作《向著真實》。當時我們學校的圖書館很小,在相輝堂大禮堂草坪對面的一幢房子,我去架子上找到了那本《向著真實》,就偷偷地在晚自修的時候,去圖書館去搶座位,找一個角落,一晚把它給讀完了。(《向著真實》是王元化先生的論文集,作者署名為方典,由新文藝出版社初版于1952年,1955年遭禁?!跋噍x堂大禮堂草坪對面的一幢房子”即“奕柱堂”,今復旦大學校史館?!碚咦ⅲ?/p>

《向著真實》里面,有講到魯迅,還講“別車杜”?!皠e車杜”就是當時俄國革命以前,影響最大的幾個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合起來就叫“別車杜”。

他書里講的這幾個人、魯迅的作品,我很早在中學時候,就看得如癡如醉。車爾尼雪夫斯基有一本《怎么辦?》,中學里我也讀了,那時這本書剛剛翻譯出來,兩冊的,當然,讀得似懂非懂。這是一本以小說形式寫的政論,那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流放的時候。一直到現(xiàn)在,我認為這本東西需要讀,因為他提出的當時俄國專制主義下的問題,有不少依然有意義。我對別林斯基那些文藝不感興趣,但是我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書感興趣。等我看了元化先生的《向著真實》之后,就覺更很有意思了。(《怎么辦?》于1863年首次發(fā)表于俄國《現(xiàn)代人》雜志。——整理者注)

“向著真實”是每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有的追求

《向著真實》這本書的原版后來找不到了,往后元化先生送給我一本,就是文革以后,他重新修訂過的版本。

我給他說了,我說你有一個大毛病,你在新版里注了選文的寫作日子,但是你沒有注增刪了哪幾篇。他后來承認,這是個問題。我說,像我是搞歷史的,如果我要來研究你的歷史,就會用到你的《向著真實》,因為在反胡風以前,這書出過兩版,第一版五二年,第二版是五三年,兩次出版,篇目都有過調(diào)整,這個對研究者來講起來,就很重要。我這個學歷史的人,就希望從里邊看到你的思想的軌跡。

他后來說,這確是個缺點。我說:你寫前言多寫幾行字,就說一點,你抽掉了幾篇,又新增了幾篇,把這些篇目講一講,不就行了嗎。多不了幾行字,但是這對于后來研究歷史的人是很重要。研究歷史的人非常在意,你原先是怎么樣,后來是怎么樣。

我看了《向著真實》,覺得他受當時的俄國,特別是俄國革命以前的那些文藝理論的影響比較大。那一輩人通常都是這個樣子的。比如巴金,自己不僅僅佩服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就是俄國人,另外還非常欽佩赫爾岑。所以看元化先生的書,里面沒有什么可以作為罪證的東西。

那時候也不認識章培恒先生,章先生替胡風辯護,被開除了黨籍,自己受牽連,變成了“胡風分子”,我大約有點理解。因為章先生比我大兩歲,我相信他在讀這些人的作品時,感受一定跟我在讀元化先生《向著真實》時,是有點接近的。不過我沒有問過他對胡風怎么看。

從那以后,我不敢說自己在圖書館里偷偷念了一本“胡風分子”的書。但是他的《向著真實》以及這個書名,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我以為,這是每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有的追求。再后來,也不知道這些“胡風分子”的命運怎么樣。

1963年開始,要搞反修,在上海成立一個班子,叫做“學術(shù)反修”,機構(gòu)設在丁香花園,專門跟蘇聯(lián)學術(shù)界文化界論戰(zhàn),在這個里邊有一個歷史組,還有一個文藝組。跟文藝組的人聊天,知道有些人讀過一些古書,《文心雕龍》、《世說新語》等等,我問是誰教你們的?他們說,他們資料室里有一位“胡風分子”叫王元化。文藝組的年輕人來自上海作協(xié),領(lǐng)導叫這些年輕人去聽元化先生的課,中間有一個就是后來赫赫有名的戴厚英。(戴厚英,生于1938年,卒于1996年,作家,曾任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整理者注)

他們說到王元化,我忽然想起來,讀過他的《向著真實》。我才知道他已經(jīng)放出來了,而且在這個資料室里教人讀書。他后來就變成《文心雕龍》的專家,出版了一本《文心雕龍講疏》。

有人問我,王元化在什么學校教過書?。亢孟駴]有?那他的書怎么叫做“講疏”?我也不好說。之后很多年才漸漸知道,1966年以后的他,吃了極大的苦頭,被批斗得很厲害。

從聞名到見面整整二十五年

文革結(jié)束以后,大概是1979年,當時我剛平反。那時候,教育部要恢復文革以前的大學教材,要修訂《中國歷史文選》,因為周予同先生當時已經(jīng)癱瘓在床上,眼睛已經(jīng)瞎了,人也坐不起來,但頭腦還很清楚,所以指定我來修訂。(周予同,生于1898年,1981年去世,經(jīng)學史專家,自1945年起至去世一直任教于復旦大學?!碚咦ⅲ?/p>

有一天,我去周先生家,里面坐了兩位五十來歲的陌生人,兩位顯然是一對夫婦。之后互通姓名,男的說我叫王元化,另一位是張可,他的愛人。他給我介紹道,他是周先生的老學生,解放以前就聽周先生的課。我知道了,這位就是王元化。順便說一句,他夫人很漂亮,風度極好。她的祖父、伯祖父都是袁世凱時代的高官。尤其她的伯祖,就是著名的張一麐,做過袁世凱北洋政府總統(tǒng)府的秘書長。這就是我初見大名鼎鼎的王元化。(張一麐,生于1867年,卒于1943年,字仲仁,號公紱、民傭,愛國人士?!碚咦ⅲ?/p>

我記得那個時候正好“胡風反革命集團”剛剛平反,所以具體日子不記得了,不是七九年冬,就是八零年初。早在1955年,我就聞得其名,直到那個時候,我才認識他,從聞名到見面整整二十五年。我對他說,自己正在修訂大學文科教材,還有計劃為周先生編一部《經(jīng)學史論著選集》。元化先生就邀我到他家里去談談,從此成為忘年交。后來他做了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社長,不久以后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間,又成為一個著名人物。(1979年,王元化先生受邀至中國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最初負責“文學卷”編務,后任中國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領(lǐng)導小組成員,并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分編委副主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成立于1979年10月,1993年10月撤銷,更名為東方出版中心?!碚咦ⅲ?/p>

當時,周揚在一次包括文藝界在內(nèi)的全國性會議上作了一個長篇報告,內(nèi)容主要是講馬克思主義的。這篇報告就是元化先生參與起草的。他和王若水幾個人策劃,從執(zhí)筆起草到后來定稿,元化先生都參與其中。(1983年3月7日,在由中宣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校和教育部聯(lián)合舉辦的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學術(shù)報告會上,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做題為《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王若水,生于1926年,2002年去世,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整理者注)

這篇文章在理論界、文藝界引起震動,因為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根本問題。第一,人道主義是不是資產(chǎn)階級的東西?第二,馬克思主義在它的發(fā)展過程里邊,會不會按馬克思的辯證法所說的,經(jīng)過一定的條件,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異化,會不會這個樣子?如果真的徹底地堅持馬克思的辯證法,那么辯證法就是有一條:在某種條件下面,正確的東西會變成錯誤的東西。一種理論,它會走向自己的反面。

我本人也曾這為了這句話挨過批,因為在一篇反修的文章里面,我寫馬克思的辯證法時,說馬克思辯證法的本質(zhì),就是按照一定條件來講,一切東西都在轉(zhuǎn)化。所以,我特別引了恩格斯的話:真理向前跨進半步,就會變成謬誤。這是恩格斯的原話。而元化先生因為參與起草這篇文章,又受到?jīng)_擊。一個“胡風分子”,雖然平反了,就接著又弄出一個什么“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結(jié)果全國都批評,包括胡喬木都說,這個觀點是反馬列主義的。周揚受到很大的壓力。元化先生是起草者,當然也受到非常大的壓力。

當時如果可能的話,只要到市里面去,我就會盡可能到他家里去看他。因為看他的人很少嘛,我們還可以上天入地地談,談的問題不外乎是學術(shù)界和文藝界的問題,或者是我熟悉的歷史。

“城門入世,塵心入水”

那個時候,興起一股潮流,要搞“民主集中制”。機關(guān)領(lǐng)導干部,要大家來推選,民眾推選,然后由上級決定,這就叫“民主集中制”。

當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出缺,有幾位候選人要競爭,當這個部長。于是搞民意測驗,產(chǎn)生了一份六位候選人的名單,元化先生列在最后一名。六人的名單進行一次民意測驗,結(jié)果元化先生得了多數(shù)票。同時,當時上海文藝界沒有十三屆人大代表,所以把他選為上海文藝界的代表,出席十三大,后來就當了部長。大概時間是1983年。

元化先生本來是“門庭冷落車馬稀”,然而,他當上部長,立刻就是門庭若市。人家要問起來,他就用古人的一句話自嘲:“城門入世,塵心入水”。

他任部長以后,我就不去了。有一次開會他就問我:“你怎么好久不去我家了?”我當然不好說自己要避嫌,我就跟他說,我這個人生平怕官兒,所以不敢來。他馬上就說:“我算什么官?。课易鍪露??!?/p>

但有一件有趣的事,他一當部長,上海市委馬上成立一個思想工作領(lǐng)導小組,由夏征農(nóng)當組長。而在上海歷任市委宣傳部長里邊,不僅不是市委常委,而且連市委委員都不是的部長,就只有元化先生一個。他當了三年宣傳部長就卸任了。(夏征農(nóng),生于1904年,2008年10月4日于上海華東醫(yī)院去世。曾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部長、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碚咦ⅲ?/p>

某種程度上,我要給他說句公平話:元化先生絕對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自由化的人物,反而他絕對堅守自己的信念,他相信馬克思主義。

我聽到他卸任以后,立刻就去看他。就像過去的三年什么事也沒有發(fā)生,我倆依然還能像過去一樣海闊天空地討論學術(shù)界、文藝界的話題。

有一次,元化先生忽然問我,你看我這三年做的怎么樣?問題出乎我的意料。因為我是非黨員,你當時任部長,可是你讓我來評論,倒表明他這個人確實是不像一個官。然后我就決定實話實說:就我看起來,你做了三年部長,但是一件事都沒有做成。他說,你這話怎么說?我說你看,你一上臺就碰到“清除精神污染”,你自己寫了那么一篇就是周揚的那篇文章,結(jié)果就被當作“清污”的對象。你雖然是個宣傳部長,但剛上臺就碰到“清污”,你自己差點成為反面教材。做這個部長的時候還有一陣子去養(yǎng)病。

我說他一件事都沒做成,結(jié)果他聽了不響,很難過的樣子。我趕快補充一句,我說有一件事你沒做,就是“整知識分子”,這個就是一種功德。

他這個人堅持心口如一,再有就是與人為善

那以后,他還是非常關(guān)注思想界,關(guān)注學術(shù)界,關(guān)注文藝界,在不同的領(lǐng)域都有成就,但是他一直被看作異端。

元化先生退下來后,依然對學界文藝界很熱心。他牽頭組織了一個“上海市海峽兩岸學術(shù)文化交流促進會”,他擔任會長,我是常務理事,組織兩岸三地的學術(shù)文化交流。還有很重要一點,歐美的一些學者誰過上海,我們就請他到上海圖書館,或者是座談,或者做一次演講,這在那個年代非常難得。

后來即便不做部長,我到他那里去,要想安安靜靜地談一些話都很困難,因為還是很多很多人去找他。

我跟他長談最多的機會,是我們共同在國外開會的時候。比如,有一次我們到瑞典斯德哥爾摩,在那里去參加一個“當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國家、社會與個人”學術(shù)研討會,住在康有為曾經(jīng)住過的旅館里面。當時有幾位相熟的學者一道去,跟我最熟悉的是兩位,一個是我的老朋友孫長江,還有一位就是元化先生。(孫長江,生于1933年,首都師范大學哲學教授。1978年,時任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理論組組長的孫長江參與起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該文于《光明日報》刊出后,在全國范圍內(nèi)掀起有關(guān)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碚咦ⅲ?/p>

元化先生每天要散步,一散步就拽著我,我可以和他在海邊,每次都談一兩個小時。就在這些地方,我們真是海闊天空地談,包括他的經(jīng)歷、我的經(jīng)歷,談得很多,這樣的機會是很難得。

關(guān)于元化先生,我已經(jīng)寫了篇文章,你們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到明天就可以看見,在《南方周末》的閱讀版上,有一篇我的紀念文章。因為那天我本來從江西回來,托人帶話去給元化先生。我聽說他的身體不好,托人帶話說我這兩天太忙,要到江西去,從江西回來馬上去看他。結(jié)果我回來那天剛進門,一看報紙,一個訃告,5月10號那天知道元化先生去世了。當天回來以后,本來想寫東西的,欠了不少的稿子,結(jié)果東西也寫不成。所以那天晚上,我寫了一篇紀念的文章。(“我的紀念文章”,即《元化先生二三事》,刊于2008年5月1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碚咦ⅲ?/p>

今天,一位在我看起來非常真誠的,有自己堅定信仰,畢生追求真理,用他對自己的話來說是“向著真實”的朋友故去了。

作為一個老革命,他參加革命那一年,正是我出生那一年,他十七歲就參加民主運動,加入“民族解放先鋒隊”。他家庭是信仰基督教的,但是以后他投身于革命以后,就變成一個無神論者。有一點他自己也承認,基督教家庭養(yǎng)成的做人原則,誠實、寬容、寬厚、寬大,這些原則其實在他身上是存在的。別人只看到他總是堅持自己的意見,總是不肯低頭,所以認為他的性格很剛烈,其實不全是,他有兩面。他這個人堅持心口如一,再有呢,就是與人為善。這是我和他交往差不多有三十年的體會。

這樣一位先生去世了,我相信中國還是有人,十三億人口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起碼還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像我這樣。當然,我的水準沒有元化先生高,某些地方,我的見解未必如他。當然,他也有些看法,我不太贊成。比如說,他晚年講杜亞泉,我們兩個人從來不討論這個東西,因為他非常欽佩杜亞泉。他知道,我老早就寫過文章批評杜亞泉。因為我編過《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資料簡編》五卷,在編輯的過程里就提過。(杜亞泉,生于1873年,卒于1933年,字秋帆,號亞泉,近代科普出版家、翻譯家?!碚咦ⅲ?/p>

順便說一句,昨天上華東醫(yī)院去看了一下蔡尚思先生,因為曾經(jīng)我跟他合作過。

本來,跟他共事的時候我最怕去看他,因為剛一坐下,他就開始說話,氣也不喘,一口水也不喝,至少講兩小時。這位老先生其實是很有趣的一個人物。到九十歲還在洗冷水澡,頑強得不得了。有一次,我那個時候還沒有空調(diào),到他第一宿舍的家里去看他。我說他在哪?他家人說樓上,我就跑到樓上去。我叫蔡先生,再一看,他光著身子坐在浴缸里,前面放一塊板在那看書。我想這個度夏的辦法也不錯。(“第一宿舍”,指復旦大學第一宿舍,又名“廬山村”,位于國年路102弄。)

昨天,看了蔡先生,他本來是最愛說話的人,你只要愿意聽,他可以從早上給你講到晚上。本來,我去了,他應當可以和我不停地說話,結(jié)果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看得我很難過。蔡先生現(xiàn)在104歲,好像打破了復旦校領(lǐng)導所有的長壽記錄。(蔡尚思先生,生于1905年,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復旦大學副校長,2008年5月20日去世。——整理者注)

最近一段時間,我心情很不好。因為之前賈植芳先生剛過世,他是中文系,我和他不是很親密,但是很熟。我特別佩服他的思想的敏銳。你們有時間看看賈先生的《獄里獄外》一書。之后又遇到元化先生去世,昨天又去看了一下104歲的蔡尚思老人。

他可以算作我的一位重要的老師

好吧,今天就用了一半的時間來談元化先生。我想,元化先生就意味著一部中國的現(xiàn)代思想史,一個人從1936年,才17歲的時候,就參加革命,結(jié)果他在革命的征途上面,因為向著真實,一直堅持這樣。他的去世,現(xiàn)在應當是很榮光的。他在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文化界,擁有巨大的影響,而我不敢謬托知己。有人問我你怎么看他,我說他可以算作我的一位重要的老師。

有兩位老師對我影響極大。一位是我第一位導師陳守實先生,是他逼著我學習理論;第二位導師是周予同先生,是他把我拽著去做《中國歷史文選》的助手,結(jié)果使得我能夠在幾年中間熟悉了中國乾嘉學派以來音韻、訓詁、考證、辨?zhèn)蔚幕竟Γ趺礃訛楣艜鲎⑨?,怎么樣寫提要等等。所以遇到這兩位老師,我很幸運。(陳守實,生于1893年,卒于1974年,歷史學家,自1948年至去世一直任教于復旦大學歷史系。——整理者注)

另外,還能夠稱作難得的老師的,就是元化先生。他很平等待人,所以我們兩個人也可以說是忘年交,但是我不敢謬托知己,因為自稱是他“知己”的人,多的是。

我特別希望你們各位去看一看元化先生的書,倒不是《清園沉思錄》之類的作品。我特別請你們?nèi)タ匆豢此摹毒攀甏沼洝?。他寫這部日記的時候,就是準備發(fā)表的,所以有一些東西沒有完全記下來。比如說我所知道的,有一些犯忌的談話什么的,他就沒有記下來。但是你們可以看一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一直到上世紀末,歷史是怎么一回事,看一看我們學術(shù)文化界那時候是怎么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