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之遠與廟堂之高 ——記張元濟與蔡元培
“數(shù)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span>
——張元濟
在1894年翰林院的散館考試（庶吉士在翰林院學習三年后的選拔考試）中，有這樣兩個同齡人，一個考取第31名，留任翰林，另一個考取第36名，調(diào)到刑部。然而，他們的同事之誼并沒有因此而斷絕。幾年后，是1902年的冬天，當年調(diào)轉刑部的年輕人，如今棄政從商，又在盛宣懷先生創(chuàng)辦的南洋公學輾轉三年之后，最終選擇投身于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新業(yè)務。他叫張元濟。而當年那個留任翰林的同年好友，在數(shù)年后執(zhí)教南洋，后又協(xié)助商務印書館成立編譯所，提議編制教科書。他叫蔡元培。兩位同道好友，殊途同歸，在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近代歷史上，指揮起一首波瀾壯闊的文化交響曲。
“江湖之遠”與“廟堂之高”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是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名句，用來形容張元濟與蔡元培的某個側影，再合適不過了。只不過到了他們這里，民貴君輕，假若君改做民，自然也是貴的。
與“居廟堂之高”的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蔡元培相比，張元濟無疑是“處江湖之遠”的那個。
1902年8月15日，由管學大臣張百熙制訂的《欽定學堂章程》頒布，這一年為陰歷壬寅年，史稱“壬寅學制”?！叭梢鷮W制”是中國近代第一份以政府名義正式頒發(fā)的學校系統(tǒng)文件，標志著新學制的開端。
1902年冬，張元濟推薦蔡元培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當時蔡元培任中國教育會會長，創(chuàng)立愛國學社、愛國女學，公務纏身，不便就任。當時，“壬寅學制”方興，蔡元培便依勢提議編制教科書。三年后，袁世凱聯(lián)合張之洞上折，要求廢除科舉，通過新學考試選拔人才。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變革期。
其間，蔡元培在心系教育之余，為革命竭力奔走，建立光復會，后并入同盟會。而張元濟則在商務大展拳腳，為全國各地紛紛成立的新式學堂提供國文教科書。到了1906年，商務版教科書在清朝學部第一次選定的初等小學教科書目中，足占半數(shù)以上。后來，商務的教科書便從小學拓展到中學、大學領域，充分實現(xiàn)了張元濟“輔助教育為己任”的江湖夢。
1912年，蔡元培就任教育總長的時候，張元濟已在商務呆了近十年。不論是出版還是教育，是江湖還是廟堂，他們一心為民，則萬民歸心。
早年間，張元濟退守江湖，大隱于市，努力踐行“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教育理念。這意味著接受著舊式精英教育的張元濟，充分認識到教育領域的“兩極分化”，因而將目光轉向了普及教育，期望能夠普惠平民，開展基于教材出版、國史鉤沉和經(jīng)典譯作的公眾教育，達成教育強國的目標。
類似地，蔡元培在任職北京大學校長后，在精英教育上著力的同時，也逐漸明確了平民教育觀，認為“平民”的意義在于“人人都是平等的”。1919年3月23日，講演團在北京大學校長室召開成立大會，確立宗旨為：“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1920年1月18日，北大學生會創(chuàng)辦的平民夜校開學，為工人和貧民子弟提供受教育機會。
張元濟與蔡元培二人同在平民教育領域開拓探索，不論商務掌柜還是北大校長，都是垂范后世的杰出教育家。
“整理國故”與“兼容并包”
“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yǎng)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yǎng)成學問家之人格?！?/span>
——蔡元培
“整理國故”這一表達是由胡適先生提出，意在推動本國傳統(tǒng)文化的良性發(fā)展，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理清脈絡。胡適還說，整理國故不是復古守舊，而是一種“評判的態(tài)度”，并非對于新文化運動的反叛?！八枷胱杂桑嫒莶眲t是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殷殷期望。值得注意的是，“整理國故”與“兼容并包”并不矛盾，可以說是相輔相成，也可以說是根本上的同一件事。
“富于新思想的舊學家，實踐新道德的老紳士?！?/p>
這兩句話，是張元濟先生一生的精到寫照。兩對聽起來矛盾的詞語，高度融合在一個人的身上。
商務人張元濟首先是國學的傳承者。
1913年6月袁世凱為復辟帝制做宗教準備，發(fā)表“尊孔令”，次年舉行“祀孔典禮”，迅速掀起了一股尊孔復古的逆流。1915年，《新青年》創(chuàng)刊，標志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同袁世凱封建“孔教”逆流展開斗爭。
在此期間，張元濟沉浸于《四部叢刊》，網(wǎng)羅散佚，鉤沉國史。在當時看來顯得“保守落伍”“格格不入”的商務印書館，站在當代看來，卻是在做具有長遠歷史價值的事情。同樣的，胡適的“整理國故”也不免被少數(shù)激進派認為是復古逆流，著實是冤枉了。
經(jīng)歷過戊戌變法的張元濟，并非全然一個保守派。受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沖擊的張元濟，帶領商務印書館度過了一個轉型期，對介紹西方文化到中國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在商務印書館，張元濟主持編譯了多種西方社會科學和文學著作。嚴復先生翻譯的《原富》、《天演論》，林紓等人翻譯的《伊索寓言》及眾多歐美文學作品，都是其中的鎮(zhèn)館之作。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張元濟帶領下的商務印書館，聚集了各方能人異士。不單有像他自已一樣飽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舊學家，也有像杜亞泉先生這般“反其道而行之”的學者。
杜亞泉，會稽傖塘（今屬浙江紹興上虞）人。杜亞泉原本醉心西方文化，但隨后接踵而來的世界戰(zhàn)爭令他猛然驚醒，重新審視中西文化，認識到中國文化的優(yōu)越性，提出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彌補西方文化遺留的問題。這與當時中國社會普遍的聲音背道而馳。1918年4月，杜亞泉在商務創(chuàng)辦的《東方雜志》發(fā)表《迷亂的現(xiàn)代人心》，對執(zhí)迷于西方文化救中國的思想進行了激烈的批評。
不難想象，張元濟掌管的商務印書館，因為杜亞泉這等人物的存在，曾受到陳獨秀先生等新文化倡導者多么猛烈的抨擊。五四運動前后，商務印書館持續(xù)出版文言文書籍，一度遭受冷遇，以致向遠在北京的蔡元培求助。此后，張元濟厲行改革，對商務實行了“大換班”，投身到白話文運動中，吸納借鑒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精神?？墒?，這一切并未影響他對《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中國古典著作的校勘出版，可以說是“整理國故”運動的一個側面。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張元濟也是一位“兼容并包”的學界翹楚。
談到學界翹楚，自然少不了蔡元培的名字。翁同龢講他“年少通經(jīng)，文極古藻”。后人對他的評價，或是“學貫中西，術通文理”，或是“博通中西，領袖群倫”，無外乎一位學富五車的教育領導者。不惑之年，自費留學德國萊比錫大學，成為飽受儒家文化熏陶，同時又具有世界眼光的學界翹楚，蔡元培獲得了珍貴的跨文化學習經(jīng)歷和交際能力，決定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學學術氛圍。
二十世紀初葉的北京大學一度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也是五四運動的發(fā)祥地。
1919年青年學潮爆發(fā)后，學術界受到波及。6月15日，蔡元培發(fā)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師生極力挽留，蔡元培答應繼續(xù)做，但只做北大師生的校長。
自此以后，蔡元培充分發(fā)揮了“領袖群倫”的本領，將“兼容并包”的自由思想之種播撒到北京大學師生乃至廣大社會群眾的心中。
自1920年起，李大釗先生在北京大學先后開設“唯物史觀”、“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課程，系統(tǒng)介紹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1922年1月，北大研究所改組，成立國學門，任沈兼士為主任，導師有劉半農(nóng)、周作人、胡適、林語堂等，兼職教授有王國維和陳寅恪等，以及一些外國學者。
此外，由蔡元培等人發(fā)起成立于1913年的歐美同學會，以“修學、游藝、敦誼、勵行”為宗旨，在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期間，對中外學術交流起到了非凡的作用，從始至終奉行了海外游子的愛國主義精神，直至今天。
1919年至1921年，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受邀在北大講學。1920年至1921年，英國哲學家、數(shù)學家、邏輯學家羅素在歐美同學會等地舉辦講座，系統(tǒng)介紹了相對論及其他哲學問題。諸如此類的學術交流活動，吸引了社會各界人士廣泛參與，在民間掀起了一輪又一輪西方文化學習狂潮。
由上可以看出，“江湖派”張元濟與“廟堂派”蔡元培在保持著幾近半個世紀的友誼之余，在出版界和教育界各領風騷，二人無疑都極力踐行了“整理國故”與“兼容并包”的具有跨文化眼界的愛國主義思想。
“非為現(xiàn)在，功在將來”
今天，是五四運動紀念日，是中國青年的節(jié)日；是個舊話題，也是跟隨時代不斷演進的新話題。
2018年是戊戌年，戊戌變法“二甲子”。二甲子以前，兩個而立之年的中華學子，帶著青年的銳氣和壯年的韌勁，一步步成長為攪動風云的文化大家。
2019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年。一百年以前，兩個年過半百的文化大家，承前啟后，銳意改革，終將無愧于天地、萬民、己心。
二甲子也好，一百年也罷，時間已經(jīng)給予我們階段性的回應與答復。
每個人都是青年，曾經(jīng)是，當下是，將來也是。
中國是青年的中國，曾經(jīng)是，當下是，將來也是。
只有保持著青年的精神，勇于參與時代大潮，不懼艱難險阻，中華血脈才能真正得以傳承——“非為現(xiàn)在，功在將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