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鳩摩羅什》：學者寫作叩問文化傳統(tǒng)及其可能性
高校知識分子寫作現(xiàn)狀與學者寫作叩問佛教和文化傳統(tǒng)的新維度
學者作家徐兆壽新長篇《鳩摩羅什》，2017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說甫一面世，便廣受關注，帶給讀者和評論家不小的震動。
小說不僅成功塑造和還原了鳩摩羅什這位高僧大德——鳩摩羅什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著名的佛經翻譯家，同時也是大乘佛教引入中國的佛學大師，“在長篇小說《鳩摩羅什》中，作者身臨其境地描繪了一代高僧鳩摩羅什如何來到中國傳播大乘佛教的心路，第一次將佛教如何與儒道兩家融合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并走進尋常百姓精神生活的歷程用小說的方式揭示了出來”，而且還在資料極少的情況下栩栩如生地呈現(xiàn)了五涼時代的文化盛景；小說不僅還原并叩問了佛教傳統(tǒng)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而且成功實現(xiàn)了從2015年秋天完成的十二萬字的跨文體學術傳記《鳩摩羅什》，到能夠讓大多數人都讀懂的故事性、可讀性很強的小說文本的轉換。小說的意義和價值其實還遠不止于此，如果把《鳩摩羅什》放到五四以來的學者寫作，尤其新時期以來的學者寫作小說的脈絡和新文學譜系當中看，尤能發(fā)現(xiàn)小說獨具的價值和意義。
五四時期，小說作者，往往是將知識者、學者、作家身份集于一身的，魯迅以“表現(xiàn)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著稱的《狂人日記》，成為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偉大開端，《吶喊》和《彷徨》當中的許多小說，都更加顯示了思想家意義上的文學家魯迅——一個揮舞著啟蒙大旗，畢生致力于國民性的批判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建構與重構的先覺者和先驅者?！皞€性主義思潮和民主自由意識的催生，獨白式小說，包括日記體、書信體小說，曾經是五四作家最為熱衷和喜愛的小說形式。但是獨白的過剩，便使小說情節(jié)性大受沖擊，很多小說比如《狂人日記》根本無法還原為完整的故事或者改編為講求故事性、情節(jié)性的戲劇和電影。郁達夫、郭沫若、王以仁、倪貽德等人的小說，全以小說結構松散著稱，微末之小事，也要大發(fā)一通議論，甚至痛得死去活來，他們實在是在夸大并欣賞著、甚至津津有味咀嚼著自己的痛苦，以至于忘卻了小說的藝術?！弊骷覀儼ㄔ诖髮W執(zhí)教的作家的寫作，不太講究小說是虛構故事的文本和小說藝術，作家主體過多地融入小說敘事而傷害小說形式，在中國現(xiàn)代時期的小說當中曾經廣泛地存在著。像魯迅《狂人日記》《孔乙己》《故鄉(xiāng)》《在酒樓上》《孤獨者》當中，顯見小說與作家主體及其現(xiàn)實生活的內在和明顯關聯(lián)。錢鐘書更是典型意義上的學者寫作小說的代表人物，他在20世紀40年代初開始其小說創(chuàng)作，1946年6月上海開明書店刊行的短篇小說集《人·獸·鬼》收有《上帝的夢》《貓》《靈感》《紀念》四個短篇，次年曾在《文藝復興》上連載過的長篇小說《圍城》的單行本也得以出版?！霸谶@些作品當中，錢鐘書著力刻畫了一些三四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尤其是一些高級知識分子，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現(xiàn)代文學的人物形象畫廊。”學者作家寫作小說，目及所見，首先關及自己熟悉的知識分子題材以及現(xiàn)實生活，在中國新文學發(fā)展的源流當中，可以說其源有自，這在新時期以來的學者寫作當中就更加明顯和更多復雜面向。
當前學者寫作，往往把題材集中在知識分子題材尤其高校知識分子題材?？梢哉f，20世紀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題材創(chuàng)作越來越明顯地向高校知識分子題材集中。如格非《欲望的旗幟》（1993），馬瑞芳的《天眼》（1996）、《感受四季》（1999），李劼的《麗娃河》（1999），南翔的《碩士點》、《博士點》（2001），李洱的《遺忘》（2002），張者的《桃李》（2002）、《桃花》（2007）、《桃夭》（2015），葛紅兵的《沙床》（2003），史生榮的《所謂教授》（2004）、《大學潛規(guī)則》（2010）、《教授之死》（2014），湯吉夫的《大學紀事》（2007），閻真的《活著之上》（2014），等等。但這類寫作已漸呈現(xiàn)這樣的寫作面向：被知識分子的現(xiàn)實境遇牽著走，停留于新聞化、紀實化的表層寫作，缺乏對生活的深入開掘與提煉；沉溺于知識領域的權力敘事套路，人物標簽化、符號化，情節(jié)奇觀化、荒誕化，導致趨于模式化的隱喻寫作等等。歷史維度和文化維度的欠缺，恐怕是高校知識分子題材小說越來越顯現(xiàn)出的弊病，也可以說是學者寫作的弊病。而高校知識分子題材寫作，一部分來自學者寫作，另一部分來自被高校收編的作家。我們知道，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鋒文學消退，先鋒作家紛紛轉型，相當一部分作家如馬原（同濟大學）、格非（清華大學）、王安憶（復旦大學）等先后進入高校擔任教授。但是，駐?；蛘弑淮髮W收編的作家的寫作，恐怕還不能稱作學者寫作。進入高校的作家與高校教授中兼職寫作的如湯吉夫（天津師范大學）、史生榮（甘肅農業(yè)大學）、老悟（中央財經大學）、李劼（華東師范大學）、朱曉琳（華東師范大學）、葛紅兵（上海大學）等人，共同匯成了高校知識分子題材的創(chuàng)作主體。近年作家與教授的合流，成為一個顯在的現(xiàn)象。但學者寫作，應該是學者兼事寫作，而且不應該僅僅局限于寫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盡管學者寫知識分子題材，似乎是現(xiàn)代時期以來的一個傳統(tǒng)，幾乎是學者作家難以繞開的一個傳統(tǒng)，徐兆壽本人在2014年同樣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荒原問道》，雖然更多留有先鋒文學遺跡和影響的痕跡，但是也是選擇了知識分子題材，全書以第一人稱“我”（陳十三）敘述，一個在“西遠大學”聲名是放浪形骸的詩人、學者，“西遠大學”的日常帶出的是高校學者的日常……但是，徐兆壽是一位學者作家，更是學者寫作的代表性人物，他沒用僅僅止步于知識分子題材和自己所熟知的高校生活，《鳩摩羅什》對于他本人而言，是有創(chuàng)作轉向意義的，或者說是一種重新出發(fā)；《鳩摩羅什》對于一直以來的學者偏于高校知識分子題材寫作，是有重要標新意義的。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和評論家已經注意到了學者寫作高校生活題材的陷于現(xiàn)實泥淖、表層寫作以及高度“同質化”等弊病，洪治綱在評價這些小說時，就曾不無憂慮地指出，“這些作品不僅在故事營構上具有極大的類同性，對高校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也過于臉譜化、戲謔化，而且非常突出地展示了作家們對當今高校教授生存狀態(tài)及其內心困境的浮淺認識”，他指出了其藝術形象“同質化”的弊病。其實，不唯高校教授藝術形象“同質化”，整個高校知識分子題材的寫作，已日趨“同質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兆壽的《鳩摩羅什》對于他自己和整個學者寫作小說，都是有著破繭意義的。從《荒原問道》對當代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叩問，到《鳩摩羅什》對佛教傳入和中國古代文化傳統(tǒng)的叩問，表現(xiàn)出他在當下知識分子寫作當中，主動選擇了難度很大的題材、主動面對巨大的寫作難度，都顯示了當下學者寫作的一個新維度和作家突破當下學者寫作多局囿在現(xiàn)實境遇書寫這一寫作瓶頸并且成功挑戰(zhàn)的勇氣。而且小說又同時向叩問佛教傳統(tǒng)和中國古代文化傳統(tǒng)兩個維度伸展，這與現(xiàn)代時期以來宗教體驗、宗教元素影響作家的寫作，又有著天然的不同。
20世紀初現(xiàn)代文學的興起，宗教文化，包括傳統(tǒng)的和外來的，對新文學的創(chuàng)作實踐，是有著深遠的影響的。新文學初期即出現(xiàn)了冰心、王統(tǒng)照、葉圣陶、廬隱等渲染“愛的哲學”的創(chuàng)作群體。另一部分現(xiàn)代作家則是在對傳統(tǒng)文化的反思中與佛教和道教文化結下了程度不同的因緣，周作人、廢名、豐子愷等人的作品中明顯彌漫著佛教禪宗寧靜淡泊、清幽曠遠的人生境地和心緒；魯迅則是曾在《長明燈》《祝?！贰睹魈臁贰对诰茦巧稀贰陡呃戏蜃印贰斗试怼返纫幌盗行≌f中來持續(xù)揭露道教巫術對人的傷害和道教文化陳腐觀念的貽害之深，這種反思時至今日依然有效——郜元寶在《為魯迅的話下一注腳——〈白鹿原〉重讀》（《文學評論》2015年第2期），便是從反思道教文化的角度來重讀和重釋《白鹿原》的文章。許地山則是同時深受基督教、佛教、道教文化影響并竭力以文學創(chuàng)作闡釋宗教文化真諦的突出代表。從藝術取材方面看，現(xiàn)代文學選取有關基督教文化題材的作品偏多一些。取材于佛教文化的現(xiàn)代文學作品數量較少，較為突出的有許地山的《命命鳥》、施蟄存的《鳩摩羅什》以及周作人、廢名、俞平伯、豐子愷、夏丏尊等人的佛教禪宗趣味濃郁的作品；舉凡涉及宗教人物的，多是散文作品而非小說，如魯迅的《我的第一個師父》、老舍的《宗月大師》、夏丏尊的《弘一法師之出家》、郁達夫的《記廣恰法師》、葉圣陶的《兩法師》，等等?？梢哉f，無論哪種宗教文化影響下的現(xiàn)代以來的文學作品，鮮有去叩問宗教傳統(tǒng)和古代文化傳統(tǒng)的作品，多是演繹為作品中的一段現(xiàn)實的故事、一個人物的命運或者一種精神的內蘊，佛教對于現(xiàn)代以來的作家的影響，就更多的是一種心境、情思，甚至只是一個微妙玄秘的場景和思緒……而現(xiàn)代佛教刊物刊登的佛教小說，只是因意識到了以小說來進行弘法工作的便利，影響差不多僅僅局限于佛教界，小說藝術也往往是被忽略的。受梁啟超“小說界革命”和新文學影響，現(xiàn)代佛教刊物上發(fā)表的佛教小說，文言與白話雜陳，題材內容主要有三類：一是創(chuàng)作小說，二是佛化小說，三是宗教紀實小說。創(chuàng)作小說多反映救國救教和現(xiàn)代普通僧徒的日常生活；佛化小說是專為宣傳佛理而作的小說，往往借一個故事，或者托一個寓言來講一種佛理；宗教紀實小說主題也在于弘揚佛法，宣講佛理，但在題材上往往取之于佛教歷史或佛教經典，刊發(fā)的佛教雜志面最廣，有的也刊行了單行本。但是現(xiàn)代佛教小說有兩個明顯的趨向：一是以寫論文的方式來寫小說，反之也是以小說的文體寫論文；二是學習五四以后新文學的特長。但現(xiàn)代佛教小說作者多為佛教中人，對小說藝術的一種基本態(tài)度是：“小說只是一種佛法廣宣流布的利器，重要的是小說中的佛法，至于小說中的藝術，那是自然之中得之的，不應該由作者刻意銘心去追求?！庇墒侵?，這類佛教小說，恐也難以納入現(xiàn)代以來正統(tǒng)的新文學發(fā)展譜系當中去考察。
《鳩摩羅什》將取材伸向遠離知識分子現(xiàn)實生活題材的佛教高僧大德、伸向古中國的時代文化景況，不僅改變了當下高校學者寫作多限于高校知識分子題材的局囿、祛除了現(xiàn)實題材已趨于表層化和模式化寫作的嫌疑，而且對于現(xiàn)代時期以來宗教文化影響下的作家創(chuàng)作而言，都是一種續(xù)寫、改寫，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和價值并且毫無疑問會在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而F摩羅什》叩問古代文化傳統(tǒng)，在幾個層面展開，一個是在有限的佛教方面的書籍，還原佛教傳入和與本土文化尤其儒家思想交融的文化傳統(tǒng)；一個是還原西部、涼州的古代文化和人文傳統(tǒng)。叩問佛教傳統(tǒng)和回歸古代文化傳統(tǒng)的思想，在徐兆壽的內心是醞釀已久的，即便是在他筆力朝向高校知識分子題材、更多先鋒文學痕跡的《荒原問道》當中，已經多有流露?！痘脑瓎柕馈分小拔摇苯韬槔蠋熤谡f出“該到回歸傳統(tǒng)的時候了”（321頁），而且“我”致力于講授孔子以及儒家思想，儒家、佛教之外，道家、墨家還有《易經》等，都在小說當中多有涉及。《荒原問道》封底的那兩段話：“整整一年，我無數次地步行十里，一身熱汗推開經門，不管貢?；罘鹪谂c不在，我都覺得心里充滿了溫暖與空明的景象。我在佛堂跪拜，然后起來，在陽光下，我翻開佛經，誦讀起來。他們用梵語，我則用漢語。直到此世不在，彼世來臨。”“然后，在陽光西下時，我再徒步十里，一身熱汗推開校門。那時，已是彎月斜掛，星辰點亮。我坐在燈光下，拿起筆，寫下永恒的詩行。一個永恒的世界，一個現(xiàn)世之外的世界，矗立于身內。有一盞燈燃于身內，有一炷香，點在心上，有一剎那，有了出世的渴念?！眱H僅把《鳩摩羅什》理解為詮釋佛教經典和塑造佛教大德的小說，是遠遠不夠的，就像徐兆壽在《一切都有緣起——〈鳩摩羅什〉自序》中所說，他在那個學術傳記體的《鳩摩羅什》（2015）寫之前，已經“第一次深入地領會了佛教如何匯入中國文化并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而F摩羅什》就是用小說敘事文本，完整還原鳩摩羅什怎樣將大乘佛教傳入中國并且與儒家思想合流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的。
從《鳩摩羅什》這里，我們看到了先鋒文學對作家徐兆壽影響的消退，看到了作為虛構故事文本的小說與文化小說、歷史小說的一種交融，看到了古典史傳傳奇小說文體資源和筆記體小說樣式的有效借鑒和一種交融。“如果說我過去寫的很多小說、詩歌、散文都是給少數人看的，那么，這本書一定要走向民間。寫作的人物也決定了它必須走向普羅大眾。”這或許也可以看作是他對自己小說從先鋒派影響痕跡更重，到走向和回歸傳統(tǒng)的一種自覺與主觀心理動因。小說還原和塑造了“鳩摩羅什”這樣一個偉大和感人的佛教大德形象，同時也呈現(xiàn)了五涼時代的文化盛景。塑造栩栩如生、令人信服的古時佛教經典人物形象，再現(xiàn)古中國西部文化盛況圖景的詩性中國形象，對于作家的寫作能力——紀實性與虛構性的有效平衡與諧和，是一種艱巨的考驗，紀實性是要遵守的，翔實的史料材料是要仔細閱讀和借鑒的，但不能讓小說止步于佛教書籍的一種闡釋。單純地進行歷史的重現(xiàn)和再現(xiàn)，也并不現(xiàn)實，于是小說作為虛構故事文本的虛構性就顯得較為重要，具有了合適合理的虛構性、故事性，自然就有了可讀性，作家才能讓《鳩摩羅什》為大多數人都能讀懂、才能真正走向民間。而且，鳩摩羅什也遠非一個佛教人物形象，他身上，寄寓了作家徐兆壽學者的哲思、智性思考和對精神世界的辯難與追問。而《鳩摩羅什》最為感人之處，其中就有作家所作佛教匯入情況下的古中國故事的還原和智性的思考，其實又多是在文學性書寫維度打開。
紀實性與虛構性的有效平衡與諧和
叩問文化傳統(tǒng)，還原或者部分還原古代的時代盛景和古代文化，虛構出與地域有關的詩性古中國的故事，是當下有些優(yōu)秀的作家所慣會采用的一個藝術構思和小說敘事的角度、維度。比如，陳河的《甲骨時光》，他把大量的史料穿插在小說的詩性敘述中，詩性虛構出一個民國與殷商時期的中國故事。趙本夫《天漏邑》，虛構、還原出一個古今天漏村（邑）的中國故事，并且使這個虛構的故事充滿詩性的魅力。作家將文字學、考古學、古代文學、天文、地理、歷史與天馬行空、神秘瑰麗的想象結合在一起，塑造出一個謎一樣的天漏村，許多敘事場景真實與虛幻交織，既有紀實性，又有離地三尺的文學性，在一種看似不失寫實與紀實的天漏村當下的敘事——主要憑藉田野調查、考古發(fā)現(xiàn)等手法——之上，與古時天漏邑的戰(zhàn)爭、民生和日常生活打通，很多片段氣勢恢宏，神秘悠遠。
大量借用和援引古代典籍和紀實性材料，可以說是《甲骨時光》和《天漏邑》共同的特點。比如，陳河憑藉《詩經》里的短詩《宛丘》“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就塑造出了與貞人大犬相愛的巫女形象，寫出了一段最為傷感的愛情。但是細察就會發(fā)現(xiàn)，陳河對考古材料的倚重和借鑒，是更加凸出和明顯的。寫作之前，陳河仔細閱讀了李濟的《安陽》，上下冊的邦島男的《殷墟卜辭研究》、陳夢家的《殷墟卜辭綜述》、楊寶成的《殷墟文化研究》、郭勝強的《董作賓傳》，等等。所以你會發(fā)現(xiàn)，陳河可以較為自如地打開和展開殷商時期的古中國故事，而且并行的民國時期對甲骨文發(fā)現(xiàn)的“中國故事”可以在實際上分擔一定的敘事份額和比例，緩解作家書寫古中國殷商時期“中國故事”的敘事壓力——古中國的詩性形象和詩性中國故事，對于紀實性和虛構性都有著相當的要求，設想一下，如果通篇都是殷商時期的古中國故事，對作家紀實性和虛構性能力，就設置了更大的難度、需要作家作筆力和敘事上的重大調整。而《天漏邑》由于“古天漏村”是作家虛構出的，實際上并不存在完全實存的古天漏村的大量史料和材料，作家趙本夫很智慧地——“將追索天漏邑之謎——還原古天漏邑的詩性中國敘事與追索者的當下敘事以及抗日戰(zhàn)爭敘事自如嵌套、復雜密織，其中還對抗日戰(zhàn)爭敘事作了延伸——到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直到禰五常及其弟子們生活的當下——兩者在此得以綰合?！币簿褪钦f，小說敘事其實主要是宋源千張子等人的抗日戰(zhàn)爭敘事及其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之后幾乎是直到當下的生活敘事的延伸，與之相比占相對較少敘事比重的禰五常及其弟子的當下敘事的嵌套和綰合。一直滿懷期望想更多了解古天漏村之古中國故事的讀者，其實是對字里行間常常透露出的那個古天漏村充滿閱讀期待的，但這個閱讀期待并沒有得到滿足，這樣的希望與失望，其實是一直貫穿到小說結尾的。
2018年1月6日在北京大學采薇閣的“西部文化的傳統(tǒng)與當代書寫：徐兆壽長篇小說《鳩摩羅什》研討會”上，張曉琴曾經介紹小說由原本的兩套敘事結構的嵌套——鳩摩羅什和五涼古中國故事與當下“我”和“張志高”故事的嵌套，最終調整為將當下敘事撤出，單獨放在小說結尾，以“卷外卷”的形式附上。但她也提到了一條很有價值的史料：由于作家本人不在，她在將文稿發(fā)給出版社時，選錯了版本，所以令小說在325-331頁，仍然留了張志高、“我”現(xiàn)在生活一線的痕跡——正好釋疑了我在閱讀時候的疑問，小說第325頁到331頁，有“我”與“張志高”的內容，我讀時即覺突兀，但聽了她的解釋，就清楚了個中緣由。這是一個在再版時很容易解決的錯訛。聽了這些創(chuàng)作背景資料，我同時也為作家能夠作這樣的敘事調整，感到欣慰?！而F摩羅什》說到底是要寫好鳩摩羅什，那么當下的知識分子生活敘事，就是次要的甚至可有可無的、甚至可以作為創(chuàng)作談而存在，如果追求敘事的技巧而去反復作敘事的嵌套，實際上會大大影響鳩摩羅什和古中國故事與古代文化傳統(tǒng)的生動還原，反而可能會降低小說的可讀性和故事性。徐兆壽對敘事結構和敘事策略的調整，是明睿的，也是他從更加呈現(xiàn)先鋒精神的敘事，往中國傳統(tǒng)史傳、傳奇小說敘事的一種回歸和自覺調整。
即便是采用了合適的敘事結構和敘事策略，《鳩摩羅什》也遠沒有高校知識分子題材好寫。在紀實性與虛構性的有效平衡與諧和方面，難度不小。本來學者寫高校知識分子題材可謂輕車熟路，徐兆壽在《荒原問道》中很容易就打開了“西遠大學”的平凡日常，其他學者作家寫教授生活，差不多也全因對高?，F(xiàn)實生活的了解較多。生活積累豐厚，從來就是作家寫作相關題材作品的最可靠保障。我曾經指出，當下很多作家寫作面對的是他們不熟悉的生活或者說他們不了解故事背后所涉及的人與生活——僅憑想象、根據新聞素材來閉門造車式“虛構”故事，當然也可以說這樣的“虛構”是一種缺乏生活有效積累的、比較隨意地編造故事的“虛”構。而有的作家能夠在面對現(xiàn)實感很強、具紀實性的寫作素材時，能夠很好地解決紀實與虛構難以調和的矛盾，就是源自作家背后深厚的生活積累。這是像作家劉詩偉能夠出離那些作家改編新聞素材成故事易罹患的寫作困境的原因，也是如賀享雍那樣的基層鄉(xiāng)土作家，反而能夠最生動真實地寫出鄉(xiāng)村生活經驗，“當下鄉(xiāng)土小說的產量也可謂豐厚，為什么賀享雍的鄉(xiāng)村志小說就能很好地繼承和傳承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那樣的文學成就？個人的文學造詣之外，對于鄉(xiāng)村生活的熟知、深入、身在其中，是核心和關鍵的因素?！睂懯煜さ纳?，永遠是作家寫作的最可靠保障。那么，問題就來了，徐兆壽寫《鳩摩羅什》，這一遠離他實際現(xiàn)實生活的題材和素材，本身就標示了太大的難度。雖然是鳩摩羅什和五涼時期的古中國故事，同樣要在紀實性和虛構性上頗費一番思量。
在準備寫作階段，徐兆壽就閱讀了大量的資料，除了已有的積累，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閱讀佛教方面的書籍，這些書籍、史料和材料，支撐起了他小說紀實性的要素，像皇帝姚興寫給鳩摩羅什的書信《通三世論——咨什法師》，就出自《廣弘明集》（325頁），而羅什答姚興書，名為《答后秦主姚興書》（331頁），而不久他又收到羅什的《通三世》一稿，看過以后，不停地念著如下幾句：“眾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huán)。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學在，是以圣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彼淮騽恿?，想深諳其中佛法的玄秘，就專門去了一趟逍遙園找羅什一探究竟（332-335頁）。這種基于史料文字記載的虛構，可能就是《鳩摩羅什》寫作題材本身最為需要的一種虛構樣式。正因為距離現(xiàn)在久遠，在缺乏史料和材料情況下的虛構的寫作部分，難度就很大。《一切都有緣起》中講述了從2015年十二萬字跨文體著作《鳩摩羅什》——本是學術傳記，到大家都能讀懂、寫給大多數人看的小說的轉變。要實現(xiàn)這個轉變，必須注意小說藝術自身的要求——注意小說的虛構性、故事性和可讀性。這個轉變式的寫作，就遇到了非常缺少史料和材料的一個時間段——“于是，我重新開始寫作。但還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困難，這就是鳩摩羅什在涼州的活動。史料少之又少，民間傳說也幾乎沒有。怎么寫鳩摩羅什在涼州的十七年呢？”“資料還是極少?！庇谑?，“我做了第二個大膽的決定：虛構鳩摩羅什在涼州的生活，重新呈現(xiàn)五涼時代的文化盛景”，“最后的寫作難點便是如何解讀鳩摩羅什的兩次破戒”，當無以破解這個寫作難點的時候，“我開始閱讀羅什的一些筆記，閱讀他翻譯的佛經。當我讀完《維摩詰經》時，便有了重新解讀他的法門?！薄白詈蟮膶懽麟y點”，仍然倚重了現(xiàn)存的文字史料資料，當然還內蘊了作家本人對人性心理的理解。羅什與阿竭耶末帝的破戒（185-187頁），讀來確實生動、真實和達到了令人可以理解的敘事效果。兩次破戒的描寫，的確顯現(xiàn)了作家虛構能力和破解這樣一個寫作難點的能力。
且不說還有史料和文字記載、民間傳說欠缺的部分，就是材料充分的時候，如果一味照錄佛教書籍的記載，小說的敘述就會變得乏味和缺少可讀性乃至讓很多人看不懂，這時候就需要作家的虛構能力和文學性書寫的本領。即便是對佛理的闡釋和詮釋，徐兆壽也很少作直接的解讀和闡釋，而是轉換成一個個小說的情節(jié)、故事，變枯燥的佛理為生動有趣的故事情節(jié)。就像評論家張清華所講，若想實現(xiàn)佛學話語與小說敘述的有效融合，難度很大。由一般的小說敘述話語向有著巨量佛學性質的敘述話語的轉換，難度很大。而我要說，要讓佛學敘述話語轉變?yōu)樾≌f敘述話語，讓其變得好讀、生動有趣和富有哲理又有啟發(fā)性，顯示了作家徐兆壽有極好的虛構能力——虛構故事，但這虛構的故事，又因作家一直扎根西部的生活基礎（具體生活的日常，也是需要作家熟悉涼州生活與打開五涼時代日常及民生的虛構和文學性書寫的能力）和對于史料材料的尊重，而沒有蹈入虛妄和面目可疑。小說全篇，似乎都是對佛理與佛教和儒家文化融合的一種詮釋，但細心閱讀就會發(fā)現(xiàn)鳩摩羅什和小說全篇，其實熔鑄了徐兆壽作為學者的哲思、智性思考和對精神世界的辯難與追問。
學者的哲思、智性思考和對精神世界的辯難與追問
《鳩摩羅什》難道僅僅是為塑造佛教大德鳩摩羅什么？小說更重要的意義或許在于今天寫鳩摩羅什能給當下以什么樣的啟示和意義？鳩摩羅什是否僅僅是鳩摩羅什，還是他身上也寄寓了作家自己的很多精神思考和內容？果然，徐兆壽在《一切都有緣起》中訴述了自己的心得：“今天寫鳩摩羅什能給當世什么樣的啟示呢？說得再大一點，佛教甚至中國傳統(tǒng)文化能給今天的人類什么樣的啟示？能解決今天人類精神生活的什么問題？如果沒有什么啟示，寫作便毫無意義。于是，我在小說中引入一條副線，以便讓讀者諸君思考這個問題。當然，我只提供我個人思考的樣本?！?/p>
在鳩摩羅什身上，寄寓了作家本人很多的思考、辯難與追問——作為學者的哲思、智性思考和對精神世界的辯難與追問。這恐怕也是很多評論家想探尋鳩摩羅什和作家徐兆壽之間關系的問題。舍利弗如何修得天眼通以及鳩摩羅什與那個年輕僧人的辯難。僧人的辯難，還原了一個佛學故事：年輕僧人講，舍利弗路遇在路上放聲大哭的青年，青年說，我的母親得了不治之癥，醫(yī)生說一定要用修道者的眼珠為藥引熬藥，母親吃了病才能好……舍利弗一聽，略一思考，便說，我是修道者，我愿意布施一只眼珠給你……青年要舍利弗自己挖下眼珠，當舍利弗用力挖出左眼珠給青年，青年大叫道，誰讓你挖左眼了，我母親的眼睛是右眼，我要的是右眼啊……舍利弗下大力氣又把右眼珠挖了出來，遞給青年說，這下可以了吧？……這個青年把舍利弗的眼珠放在鼻子上聞了又聞，然后往地上一摔，說，不行……青年罵道，你是什么修道的沙門？你的眼珠這么臭氣難聞，怎么好煎藥給我母親用呢！他罵過之后，還用腳踩著舍利弗的眼珠……這不只是小羅什所經歷的一個年輕僧人所講佛經的故事，更是作家本人對佛學、對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種辯難和追問?！氨娚y度，菩薩心難發(fā)”，可能唯有“先重在自身的修行”了。舍得，舍得，舍不一定有得，而且憫人與助人之心，反而可能招致不可預料的背叛與傷害……作家無法提出現(xiàn)實的解決之道，或許只有回到佛學當中才能化解（16-24頁）。
《巴米揚拜師》里，法師收猛虎為弟子、度猛虎，吃人猛虎的前世今生，于當下，是否也有很多啟示？法師說，前一世里，它是一位將軍，曾立下赫赫戰(zhàn)功，但是，被自己最親密的戰(zhàn)友出賣，說他要圖謀造反，本來國王就覺得他戰(zhàn)功太顯赫，現(xiàn)在一聽此說，便立刻將他和他家人及所有親近的人都殺了，一共三百二十人。死時他立誓，來世一定變作猛虎報仇，加倍復仇。于是，此一世，它便化作猛虎，四處作惡，至今已經吃了很多人，我前幾日縛住它時，掐指一算，它已經吃了一百六十人。業(yè)報未了，同時，它的惡性已成，還將繼續(xù)吃下去……然后為它說法，向它開示，讓它看看它前世與今世的情景，它必定會有所醒悟……然后法師交代浮陀波利——你就是殺死猛虎前世將軍的一位軍人，本來也是要墮入地獄的，但你在殺死將軍一家人的過程中，目睹了宮廷的殘酷，便在上一世就出家為僧，一心拯救自己的靈魂。然后法師交代他，今天降服猛虎，其實我就在等你。也只有你為它說法，開示他，它才會真正收服其心，一心吃素，來生求得解脫……幾十年之后，當羅什在夕陽中聽到一聲呼喚，便莫名地向著西方張望尋找時——他看見一只猛虎在夕陽中向東張望，目光已溫柔無比，早已脫去野獸的兇猛，像一位兄弟。他伸出手，想拍拍它寬闊的額頭（38-47頁）。
《度化墨姑》對墨姑和羅什前世今生的探求，“做善事，信佛法，供養(yǎng)佛”，雖然看似是在闡釋一種佛法和義理，實際上對于當世的蕓蕓眾生如何重拾信仰、向善而為，都有著深刻的思考和啟示意義（166-179頁）?！胺鸾躺踔林袊鴤鹘y(tǒng)文化能給今天的人類什么樣的啟示？”“于是，我在小說中引入一條副線，以便讓讀者諸君思考這個問題。”所謂的“副線”，其實亦是鳩摩羅什寄寓了作家學者的哲思、智性思考和對精神世界的辯難與追問的另一種表達方式而已。《鳩摩羅什》是記錄高僧羅什的一生和他所行傳入佛教、宣講佛法和畢生修行的故事，但從頭到尾，托物言志、托人言志，無不內蘊了作家徐兆壽作為學者的哲思、智性思考和對精神世界的辯難與追問。
古中國故事的還原和智性思考在文學性書寫維度打開
2018年1月6日在北京大學采薇閣的“西部文化的傳統(tǒng)與當代書寫：徐兆壽長篇小說《鳩摩羅什》研討會”開始前夕，我在會場附近偶遇作家本人，寒暄之后，我特別講到的一句也是這個小說最打動人的地方之一，恰恰就在于它文學性書寫的層面——古中國西部故事的還原和有關佛教、古代文化傳統(tǒng)的智性思考，多在文學性書寫的維度打開。徐兆壽在《一切都有緣起》中也特地講過，“2015年秋天時，我終于完成了十二萬字的跨文體著作《鳩摩羅什》，里面有故事，有學術隨筆，有詩歌，也有學術考證……但有兩件事改變了我”，一件是給他家做飯的杜姐說“很好啊，我看著都想出家了”，但同時她又說“有很多看不懂”；一件是“最早的時候，我是把這本書作為一本學術傳記來寫的，只是給少部分人看的，但與杜姐交流完的那天夜里，我睡不著，便翻看《妙法蓮華經》，第二天清晨六點左右，我放下那部佛經時，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我要重新去寫，要讓大多數人能讀懂。這才是方便法門”。徐兆壽的結論是：“如果說我過去寫的很多小說、詩歌、散文都是給少數人看的，那么，這本書一定要走向民間。寫作的人物也決定了它必須走向普羅大眾。”
為了這個寫作的執(zhí)念和敘事動因，徐兆壽對于整個小說的敘事結構、敘事策略和如何形成有因果鏈的情節(jié)，肯定都重新作了考量。這無疑意味著先鋒派文學影響痕跡的消褪和寫作手法上向傳統(tǒng)的自覺回歸。而且，關于古中國西部故事的還原和有關佛教、古代文化傳統(tǒng)的智性思考，只有更多地在文學性書寫維度打開和呈現(xiàn)，小說才具有更好的、廣泛的吸引力，枯燥的說教是行之不遠的，不會有人流連于缺乏故事性、可讀性和文學性的小說文本。
苻堅迎戰(zhàn)慕容沖之時，對于當年他將十二歲慕容沖和十四歲清河公主雙雙帶進宮來的回憶，很有將明清古典英雄傳奇的文體資源加以借鑒、繼承和轉化的影子，但又不僅僅停留在古典傳奇小說以情節(jié)取勝的層面，文學性書寫的筆觸直接細致入微進入了人物的心理層面，“很多年之后，她始終不明白，就是那一剎那，改變了她全部的心境與命運。她真心喜歡上了他，而他也喜歡上了面前這位青春才發(fā)芽的少女。這種變態(tài)的心境使他長期無法自我解讀，但他知道，面前這位少女徹底地占有了他。他對皇后和其他妃嬪竟然視若無睹。”（163-165頁）《度化墨姑》一節(jié)對羅什度化墨姑的描寫，也以文學性書寫維度取勝?！读_什破戒》（180-189頁）也筆力細膩深致，對場景描寫掌控有度，對人性心理的描寫入情入理?！栋斯种畾憽芬还?jié)，作家充分展開了文學性的想象和呈現(xiàn)文學性書寫的維度（231-239頁）?！短焯萆轿虻馈穼τ诹_什等人在寡婦村一段經歷的描寫，頗有《西游記》“女兒國”一段的韻致和意趣?；腥婚g，讓人誤以為讀的是古典小說中的段落（265-281頁），等等。小說《鳩摩羅什》以情節(jié)取勝——中國傳統(tǒng)小說的一個典型特征，以故事性、可讀性引人入勝。
即便是小說虛構的部分，也往往有來自作家平素的生活積累的方面。文學性的書寫，同樣要在平素的生活積累和作家自身的文學造詣雙向呈現(xiàn)和打開?！犊驮跊鲋荨芬痪碇?，“阿竭耶末帝一聽，好奇地問道，什么是行面和轉百刀？”：
下人說，行面就是前一天要把面和好，或者是今天上午就要把面和好，再把面放到暖和一些的地方行（醒）好，然后到中午時就可以拉成很精很精的面，做得好一些，一條面就可以盛一碗，拌上酸湯臊子，很香的，我們這邊招待人都是這個。如果在定親時，男方家里就要看女方能不能做行面，做得怎么樣，做得好，基本上就行了，做得不好，男方就可能會給媒人說不行的話了。所以行面就是定親的面，是鑒定女兒家能不能嫁出去的手藝活了。轉百刀面則是把面和好，到吃的時候才切，把面先切成一半，放到一起再切一半，將它們都合起來，沿著邊緣來切成細細的小拇指長的面條，煮熟后拌上做好的菜，或酸湯臊子，可香了。我們這里的人大多都是種田的，若苦了一上午，中午能吃一頓酸酸的轉百刀面，則猶如神仙一樣。
羅什聽得笑了起來，說道，涼州果然是好地方，連吃的都這么考究。我中午要到將軍府上去吃，你中午就給公主做行面吧，晚上你做頓轉百刀我嘗嘗。（224頁）
讀到這里，不僅會為這日常性細節(jié)所透出的文學性，倍覺饒有趣味，而且會不由得會心感嘆這一句“涼州果然是好地方，連吃的都這么考究”，哪里是鳩摩羅什的話？分明就是作家徐兆壽本人的心里話，作家如果缺乏對平素日常生活的細致觀察和缺乏對涼州飲食嫁娶等民風民俗的了解，恐無以提供這樣真實、生動的生活細節(jié)，虛構五涼時期鳩摩羅什在涼州十七年的生活，斷然離不開對當下涼州生活日常的觀察、了解和積累。而風景描寫，更是小說文學性書寫打開的一個層面和維度：“羅什看見這里的植被基本上與龜茲的差不多，而且胡楊樹很多，此時正好是胡楊林最好看的時候。一片片胡楊與一片片秋水相遇，分外美妙。一路上到處都是農人們在放牧牛羊。有些還騎著驢和騾子。天空中盤旋著巨大的鷹，時而俯沖下來，像是看見了地上的某個獵物一樣，但又剎那間盤旋而上，直到高天上，成為一個虛無的小黑點。”（206頁）這樣的風景，恐怕是古時的涼州和今日的涼州都會有的吧？
前面已經講過，《鳩摩羅什》內蘊了作家徐兆壽作為學者的哲思、智性思考和對精神世界的辯難與追問。但這一切，不是僅僅和簡單停留在佛教教義和佛法的枯燥宣講上，作家都是作了文學性的敘事轉換的，而這一切文學性的敘事轉換，都讓小說遠遠超越了學術還原佛教文化和古代文化傳統(tǒng)的層面，讓徐兆壽的新長篇能夠從以前寫作只是“給少數人看的”，到“這本書一定要走向民間。寫作的人物也決定了它必須走向普羅大眾”——實現(xiàn)這一敘事動因和敘事目的的轉換。《鳩摩羅什》在學者寫作層面、在佛教文化影響之下的小說寫作層面，它的價值和意義目前看來都是獨一無二的，而把它放到新文學發(fā)展的譜系當中去看，就更加能夠發(fā)現(xiàn)這個小說的意義和價值，走向民間和進入文學史，是這個小說價值的真正體現(xi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