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伊斯坦布爾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

我依附于這個城市，

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奧爾罕·帕慕克

作家與城市是一個有趣的話題。福克納說：“打從寫《沙多里斯》（Sartoris）開始，我發(fā)現(xiàn)我家鄉(xiāng)那塊郵票般大小的故土倒也值得一寫，恐怕我一輩子也寫不完。這地方如同一座寶藏，展示著各式各樣的人物，我便是由此開辟了一塊自己的天地?！备？思{一生絕大部分時間在密西西比州的奧克斯福小鎮(zhèn)度過，這座小城的歷史與現(xiàn)實、風俗與人情、痛苦與困惑，皆成為其創(chuàng)作的靈感之源，于是有了一個五光十色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界。像?？思{一樣，很多作家都跟某個城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如帕慕克和伊斯坦布爾，喬伊斯和都柏林，老舍和北京，方方和武漢，以及陳荒煤和上海。

陳荒煤1913年出生于上海，取名為滬生，在霞飛路后面一直住到1925年，之后隨家遷往湖北大冶。1933年，陳荒煤肩負著特殊任務(wù)回到上海，先是參加劇聯(lián)的工作，在發(fā)表了《災(zāi)難中的人群》等小說后，順利地轉(zhuǎn)入到左聯(lián)，迎來小說創(chuàng)作的高潮，成為左翼文學運動的一股新生力量。雖然由于抗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陳荒煤于1937年離開了上海，先后輾轉(zhuǎn)于北平、延安、天津等地，但上海一直是他魂牽夢繞的地方——這里，收藏著他童年的記憶；這里，留下過他革命的印記；這里，成就了他文學的夢想。

在霞飛路與南京路之間

陳荒煤的家在霞飛路（即現(xiàn)在的淮海中路）后面，離大世界游藝場比較近。雖然那是上海的繁華地段，可他的童年是與貧窮、痛苦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的父親是一個革命黨人，曾在黎元洪部下當兵，參加過武昌起義，還參加了討伐袁世凱活動，失敗后逃亡廣東。陳荒煤隨母親留在上海，沒有父親的經(jīng)濟來源，加上兄弟姊妹多，家里生活十分拮據(jù)，常常要出去借錢，或去請母親的一些朋友來家里打麻將，靠打牌抽頭來周濟。

不過，陳荒煤貧窮的生活中，也有快樂的時候，而這份快樂，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母親的好友——謝阿姨。謝阿姨年輕美麗，性格開朗，常常大聲歡笑，是陳荒煤生活中的“快樂女神”。謝阿姨家有很多的書，有商務(wù)印書館林紓等翻譯的外國小說和《小說月報》；還有一個比陳荒煤小六七歲、長得像洋娃娃一樣的小女孩——小海。陳荒煤樂意去謝阿姨家玩，每隔兩三天到謝阿姨家里去一趟，待上一個下午或一個晚上，或者請謝阿姨帶上小海到他家里玩一個下午或晚上，度過了不少幸福的時光。

可是，好景不長，謝阿姨為了養(yǎng)活老母親和小海，無奈地嫁給一個比她大20多歲的老頭做填房夫人，搬離上海去了武漢。謝阿姨母女的驟然離開，對陳荒煤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不到一年時間，十來歲的陳荒煤就得了憂郁癥。為了防止憂郁癥發(fā)病，每次家人見陳荒煤臉色有些蒼白、悶頭不響時，就給他一二角銀毫，帶他到有很多書店和書攤的四馬路去逛。因此，他逛街的地點，大半就是從法租界的霞飛路直到南京路。這里有中外偵探小說、武俠小說、言情小說、筆記小說，神奇鬼怪，無所不有。這些形形色色的書籍，有的給他描繪了一個古老淳樸的世界，有的給他描繪了不少神仙俠女，但更多的書里，展示在他面前的卻是人與人之間的欺詐、冷酷、無情、殘殺，以及女人是一切罪惡的源泉的觀念，這些使一個天真的男孩感到迷惑、彷徨與震驚。

四馬路是書店的匯集地，是當時上海文明的中心，毋庸諱言，它同時也是一個龐大的“人肉市場”，是“妓女的世界”。（豐子愷：《舊上海》）沿著西藏北路走向四馬路一帶，在三馬路一些弄堂門口，每家樓房門口都在大門墻上掛著一盞長方形的電燈，明亮的玻璃上用紅漆寫著 “芳玉、艷芳、麗仙”等誘惑人的香艷名字。在大世界游樂場大門周圍，更是“野雞”成群。有一天晚上10點多鐘，陳荒煤逛完書店便漫無目的地跑到南京路上徘徊，忽然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女一把抓著他的胳膊，把他帶到一個僻靜的弄堂口，問道：“我可以陪儂到啥地方去白相白相？”陳荒煤被嚇壞了，給了她兩角錢的銀毫，還說了一聲“對不起”。第二天，陳荒煤感到很懊悔，恨自己嘴笨、膽怯、無用，恨自己本可以讓她到他家附近來，這樣就可以把姨母答應(yīng)給他的一塊銀元送給她。陳荒煤后來拿了一塊銀元，一連三天每晚跑到南京路新新公司大門口附近徘徊，希望再碰到那位姑娘，然而終究沒碰上。

第四天晚上，陳荒煤全家便乘著英國怡和公司的一條輪船離開了上海。這座被稱為“東方巴黎”，被稱為“造在地獄上面的天堂”的大都市（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它的聲光化電在汽笛聲聲中被拋在腦后，而有關(guān)這個城市的痛苦與歡樂、憂郁與迷茫、彷徨與懊悔，在歲月的流逝中慢慢沉淀為一種精神底色，將在若干年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重煥光芒。

從上海劇聯(lián)到“左聯(lián)”

1925年夏至1933年冬，陳荒煤主要是在湖北武漢度過的。他離開武漢的原因，在《懷念宋之的同志》一文中有明白的交代：“我1933年在武漢編《時代日報》副刊，發(fā)表了上海劇聯(lián)趙銘彝同志寄來的一篇通訊，詳細報道了上海左翼文藝界為了歡迎以法國著名作家巴比塞為首的國際保衛(wèi)武漢大同盟反戰(zhàn)調(diào)查團的示威游行的活動，處境困難，因而辭職轉(zhuǎn)到上海來工作的?！保惢拿海骸蛾惢拿何募ǖ?卷）》）

陳荒煤先是參加上海劇聯(lián)的工作。工作內(nèi)容很雜，包括和金山等到滬東一個民眾教育館演出，給戲劇業(yè)余愛好者上課、排戲，有一段時間還代替趙銘彝參加劇聯(lián)執(zhí)行委員會的工作。（參見嚴平：《燃燒的是靈魂——陳荒煤傳》）那時，國民黨白色恐怖猖獗，劇聯(lián)的活動十分危險。有一次，陳荒煤去上海郊區(qū)一個民教館排戲，剛下公共汽車，民教館的一位同志立即拉著他走上街頭，只說了一句：“你馬上回去，有人要找你！”還有一次到麥倫中學參加演出，還沒有開幕，忽然聽到禮堂里一陣騷亂聲，立即聽到輕輕的呼喊聲：“巡捕房來人了，快走！”然后就被人擁往學校后門送走了。有一次，陳荒煤參加大地劇團到南京演出，演出回來，全團在上?；疖囌颈徊叮魂P(guān)到年底才釋放。

從監(jiān)獄里出來，父親來信說家中有急事，要陳荒煤在指定日期前回家。陳荒煤趕回武漢，才知道父親為他謀了一個職業(yè)，但日期過了，錯失了機會。陳荒煤不想待在武漢，回上海又經(jīng)濟困難，正在這時，他收到了好友麗尼寄來的《文學季刊》和稿費。原來陳荒煤1934年第一次嘗試寫了篇小說——《災(zāi)難中的人群》，原只是想隨便找個刊物發(fā)表就行了，沒想到他的朋友麗尼把它寄給了巴金，后來便在《文學季刊》第三期上發(fā)表了。這篇小說寄出的時候，用的是他的學名陳光美，不料武漢反帝大同盟遭到破壞，一位領(lǐng)導人被捕，又發(fā)現(xiàn)了陳光美的通訊處，為安全起見，只好用了一個筆名——“荒煤”，后來這個筆名就一直伴隨著他，取代了學名的地位。

由于有了《災(zāi)難中的人群》的稿費，陳荒煤說服了家人，回到上海，開始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生涯，并相繼發(fā)表了《劉麻木》《拋包》《本份人》等小說。又因為有了創(chuàng)作的實績，陳荒煤于1935年春夏之交，順利地從劇聯(lián)轉(zhuǎn)入了左聯(lián)。

在左聯(lián)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陳荒煤認識了不少文學界的朋友及前輩：巴人、葉紫、周立波、徐懋庸、馮雪峰、宋之的、蔣牧良、魏金枝、葉以群、司馬文森等。在左聯(lián)的生涯中，對陳荒煤觸動最大的是卷入了“兩個口號”論爭，即左翼內(nèi)部掀起的“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的論爭。

“國防文學”的口號，據(jù)茅盾先生所說，是根據(jù)第三國際一些刊物（如《國際時事通訊》）上提出的口號照搬過來的。（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下）》）1934年10月2日，《大晚報》上發(fā)表了署名為企的《“國防文學”》，這是最早談?wù)摗皣牢膶W”的文章。到了1936年2月，對“國防文學”的討論已十分熱鬧了。先是附和的文章多，后來徐行的《評“國防文學”》（1936年2月22日《禮拜六》第628號）提出反對意見，胡風的《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么？》（1936年6月1日《文學叢報》第3期）則提出了一個新的口號——“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似乎要取“國防文學”口號而代之。據(jù)魯迅《答徐懋庸并關(guān)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所說，這個口號是他和馮雪峰、茅盾、胡風等商議之后提出來的。接著素與胡風、魯迅不合的周揚發(fā)表了《關(guān)于國防文學》一文，提出“國防的主題應(yīng)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主題的問題是和方法的問題不可分離的，國防文學的創(chuàng)作必須采取進步的現(xiàn)實主義的方法”。（1936年6月5日《文學界》創(chuàng)刊號）頗有非“國防文學”即“漢奸文學”、“你不贊成‘國防文學’，你就要擔負使中國文藝衰亡的責任”的味道。（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下）》）接著，魯迅、茅盾、郭沫若、徐懋庸等也陸續(xù)發(fā)表文章，展開“兩個口號”的激烈論爭。陳荒煤當時是周揚的下屬，他覺得在民族危機到了生死關(guān)頭的形勢，“國防文學”口號有利于抗日民族統(tǒng)一陣線，便在《文學界》上發(fā)表了《國防文學是不是創(chuàng)作口號》一文，提出“國防文學不僅僅是一個號召作家們組織的口號，而且也是一個創(chuàng)作口號”，“希望贊成國防文學的每一個作家把這一運動擴張起來，以作品去打碎那些對于國防文學污蔑的冷嘲的理論！”（陳荒煤：《陳荒煤文集（第4卷）》）

陳荒煤當時不知道胡風提出的口號是經(jīng)過魯迅、馮雪峰商議過的，他的文章并沒有反對魯迅的意思，只是坦率地表達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而已。事實上，陳荒煤對魯迅是十分崇拜和敬重的。他只見過魯迅兩次，一次是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宴請魯迅的宴會上，一次是在《作家》創(chuàng)刊后的一次宴會上。魯迅病逝時，陳荒煤懷著無比悲痛的心情連夜寫了悼文《青年人應(yīng)該努力》。兩天后，他又和左聯(lián)的人一起為魯迅送葬，并和麗尼冒著被捕的危險，承擔了護送群眾行列到達墓地的任務(wù)。魯迅逝世兩周年時，陳荒煤又撰文《老頭子——紀念魯迅先生》，提出要學習魯迅先生那種嚴肅、刻苦、不斷工作的精神，要以實際的行動來紀念這位偉大的死者。

回首左聯(lián)時光，陳荒煤心懷感激地說：“倘使說，我以后能夠從事一點創(chuàng)作和評論，對文學積累了一點點知識，對什么是革命文學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對無產(chǎn)階級文藝運動始終還保持著一種虔誠的信念和信心，那么，我不能不感謝那些最早使我踏入左翼文藝運動征途的同志們?！保惢拿海骸蛾惢拿何募ǖ?卷）》）正是左聯(lián)的同仁，把陳荒煤從絕望的生活中拯救了出來，讓他看到了無產(chǎn)階級文學的燈塔，并點燃了他文學創(chuàng)作的激情。

從“亭子間”走向文壇

自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同志們很多是上海亭子間來的”，“亭子間”文人便成了上海作家的專稱。由此李歐梵說：“一個典型上海作家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所謂的‘亭子間’?！保ɡ顨W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陳荒煤可能算不上典型的上海作家，但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卻是從“亭子間”開始的。

1933年，陳荒煤從武漢回到上海，先是寄居在同學的宿舍，后來就搬進了“亭子間”。周立波曾對“亭子間”有過細致的描述：“上海的弄堂房子采取的是一律的格局，幢幢房子都一樣，從前門進去，越過小天井，是一間廳堂，廳堂的兩邊或一邊是廂房；從后門進去，就直接到了灶披間；灶披間的樓上就是亭子間，如果有三層，三樓的格式一如二樓。亭子間開間很小，租金不高，是革命者、小職員和窮文人慣于居住的地方。”（周立波：《亭子間里·后記》）陳荒煤無疑屬于周立波筆下的“窮文人”，他跟呂驥、張庚住在一個“亭子間”，一個月的房租只要三四元，房東還管包飯。1934年，陳荒煤出獄后被父親叫回武漢，后又回到上海繼續(xù)創(chuàng)作。這次回來，陳荒煤是住在麗尼家后面的“亭子間”里。有一個不愁吃住的地方，他開始安心地創(chuàng)作。

繼《災(zāi)難中的人群》發(fā)表后，陳荒煤在“亭子間”創(chuàng)作了《秋》《茵茵》《長江上》《人們底愛》等小說，在不到3年的時間里，陳荒煤創(chuàng)作了20多篇短篇小說，出版了《劉麻木》《憂郁的歌》《長江上》三部短篇小說集，由此而成為小有名氣的作家。陳荒煤的小說，大多是寫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與平凡人物，以此再現(xiàn)3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的真實面貌。這正如有論者說的：“荒煤的小說，正是通過對普通生活和人物的真實描繪和獨特表現(xiàn)，廣泛而真切地反映出時代的社會現(xiàn)實，從而使其作品，為我們今天了解當時人民的苦難生活及其精神面貌，提供了一面鏡子?！保ǜ喏?、杜元明：《真摯的詩情 沉郁的格調(diào)——評荒煤短篇小說的藝術(shù)特色》）陳荒煤喜歡將自己的感情熔鑄到小說中，其與底層人物尤其是“孤苦者”同呼吸共患難，流露出濃烈的凄惋、郁悒的情調(diào)，具有濃郁的抒情色彩——這其實也是陳荒煤散文、報告文學乃至劇本的一個共同特色。

在“亭子間”的小說創(chuàng)作，讓陳荒煤獲得了進入上海文壇的入場券。陳荒煤在上海的好友，除了前面提到的麗尼，還有沙汀。陳荒煤跟沙汀是1935年秋天認識的，第一次見面就是親切的無拘束的長談，完了要走了，沙汀卻讓他坐下，叫妻子玉頎買兩角小洋的肉，讓陳荒煤吃了中飯再走。從此開始，每次他到沙汀家里交談后，總會聽到沙汀呼喚妻子去買兩角小洋的肉，而陳荒煤也不客氣地留下來，因為他喜歡吃玉頎的回鍋肉。

在上海，陳荒煤跟巴金也有較多的交往。陳荒煤于1935年認識巴金，那時他22歲，還是個無名小卒，而巴金是個大作家。剛開始，由于兩人年齡、身份、地位的懸殊，陳荒煤在巴金跟前不免有些拘束，所以交談不多。1936年春天，陳荒煤住在麗尼家里，后門就對著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大門。有一天中午，陳荒煤正在炒紅燒豆腐，巴金和麗尼正好從出版社出來，巴金穿了一身筆挺的西裝，剛要走，麗尼忽然叫住他，指著陳笑道：“荒煤的拿手菜，味道蠻不錯，你來嘗嘗！”于是麗尼用一個小盤子裝了兩三塊豆腐遞給巴金，巴金就站在后門口，穿著整齊的西裝端著盤子吃完了豆腐，還連聲說：“不錯，味道蠻好！”（陳荒煤：《陳荒煤文集（第3卷）》）陳荒煤真切地感受到巴金的平易隨和，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嚴肅、難以接近。后來，陳荒煤即便離開上海了，只要有機會到上海，就會去看望巴金，并且在做電影局長的任上，將巴金的《家》《寒夜》《英雄兒女》拍成了電影，也算是對巴老當年知遇之恩的報答吧。此外，陳荒煤在上海還跟茅盾、靳以、蕭乾、蘆焚、胡風、艾蕪、楊騷、聶紺弩、周立波、吳奚如、林淡秋、戴平萬、何家槐、歐陽山等皆有一定程度的往來。

對上海這座城市，陳荒煤有一種特殊的感情。1980年，陳荒煤在《人民需要一個創(chuàng)新的大合唱——悼念瞿白音同志逝世一周年》一文中說：“上海是我生長的城市，我貧困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是在這個城市度過的。1933年秋我又重新來到了這個城市，我依然貧困，但是我終于摸索、尋求，投入了左翼文藝運動，拿起筆作為戰(zhàn)斗的武器。雖然幾年間也有過幾次離別，我總把上海看做是我的故鄉(xiāng)，來來去去，最終總想回到上海。”（陳荒煤：《陳荒煤文集（第2卷）》）上海曾是陳荒煤的故鄉(xiāng)，是他心心念念的地方。

（作者單位：復(fù)旦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