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948年在浙江大學的演講到底講了些什么?
1948年10月18日，胡適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邀請來到杭州，下榻在西湖邊熟悉的新新旅館。19日，他在雨中游西湖，然后到浙大訪竺可楨，見到竺夫人陳汲等人。竺可楨約他20日中午在家里吃飯，因為其夫人多次說要在家里招待胡適。10月20日上午，杭州天晴，胡適雇小船在西湖上蕩了一會兒，再到孤山紀念林啟的“林社”，去看輔佐林啟辦學的高嘯桐遺像。在竺可楨家吃中飯時作陪的還有蘇步青、阮毅成等人。下午二點鐘，他在浙江大學體育館主講“自由主義”。
胡適日記中記載了他1948年10月在浙江大學演講之事，一共兩則。第一則為：
1948年10月19日。昨來杭州。昨日到錢塘江上看大鐵橋，坐汽車過橋；到蕭山境內，始回北岸。此是茅以升、羅英諸君所造。昨日歸途游六和塔。在湖上小游。今日下雨，到浙江大學，訪竺可楨校長，見竺夫人陳汲女士，見潘淵（企莘）、鄭海宗諸友。傍晚游虎跑。 第二則為： 1948年10月20日。上午天晴，雇小船在湖上蕩了一會兒，到孤山林社，看看高嘯桐遺像。下午兩點在浙大講“自由主義”。下午四點快車回上海。（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卷)，第720～72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這是一次很重要的演講。1958年12月16日，胡適與人談話中提及了當年他在浙江大學演講內容相關的細節(jié)，即他與康乃爾大學歷史學教授伯爾（George Lincoln Burr，1857～1938）就“自由與寬容”所進行的一次談話對他的影響。談話中伯爾教授的那句感嘆——“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Toleran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reedom）。這句話三個月后出現在胡適的《容忍與自由》一文（見本文文末附錄）中，這篇文章被殷海光稱為“近四十年來最偉大的思想文獻”。
1961年12月30日，離世前不久胡適，吃晚飯時他還和秘書胡頌平說起竺可楨的第二個太太是陳源的妹妹，“這位陳小姐，面孔圓圓的，長得很甜。我的太太對我說，如果她死了，她勸我娶這位陳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對她的喜歡。勝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學去演講，可楨是浙大的校長，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禮堂樓上。”
對于胡適這次在浙江大學演講的內容，胡適日記中沒有詳述，只說演講的題目是“自由主義”。
據浙江大學學生唐為根回憶，當年胡適來浙大講話似乎“不得人心”，“臺下學生不斷地出現哄聲四起”。不過，他的記述與當天竺可楨先生的日記不一致，竺可楨校長的日記記述說，聽講的浙大學生、老師有八九百人，大部分都是站著聽講的，但一小時二十分，很少有人退場的，“亦可知適之演講之魔力也”。他的日記中還說到胡適演講時流汗，“近來人甚肥碩，但演講時已汗流浹背矣，因下午相當熱也?！斌每蓸E與胡適都是庚子賠款余額的留美學生，胡適比竺可楨小一歲。
胡適這次講演沒有留下記錄稿，《國立浙江大學日刊》（1948年10月21日，復刊新58號）“校聞”一欄中有過專門的介紹。只是此日刊后未曾出版，現將這篇報道摘錄如下：
北大胡適之校長昨講“自由主義與中國”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之先生前日來杭，過訪本校竺校長，并參觀本校。本校當邀胡先生于昨日下午二時公開講演，屆時體育館內，師生聽眾，濟濟一堂。首由竺校長介紹，并謂胡先生二十年前，系本?；I備委員之一。繼胡先生于一片掌聲中起立，略謂本人向所提倡，皆在解決問題，非講主義，今此雖道主義，仍在問題索解。自由為義，在于由自，我國蓋有悠久之傳統(tǒng)。在希臘為自由為字，亦同中國，兼有名辭動詞兩用。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自衣食住行以至思想信仰，皆求自由作主，不須仰人。浙大三館，紀念陽明、黎洲、舜水三先生。陽明之反朱子，黎洲明夷待訪之錄，與舜水去國，老死日本，皆爭自由之表現。東漢，上虞王充（仲任）當神權之世，撰《論衡》八十余篇，一言以蔽之曰：“疾虛妄”，亦皆在求自由。綜之，中國史中，自老莊孔墨，中經阮籍、嵇康、范縝、韓愈，以逮宋明諸儒，為爭自由而仗義執(zhí)言，雖一人而往矣，精神皆至偉大。所惜者已往賢哲，過于漠視政治自由，遂致雖倡君主無為之治，而無術以致之。西洋史中，有盎格羅撒克遜民族者，去今不過百年，為政治自由，樹之范疇，于今世界受其利，一曰代議制度，一曰成文而可修改之憲法，一曰不記名投票。此雖淺近之論，而古今中外之人，忽之久矣。得盎格羅撒克遜民族而明之，自由之義，得以大彰。抑即在美，訪即夙昔嘗著自由歷史之教師者，行年八十，謂除自由之外，近更得一字，其重要相若，斯曰容忍（Tolerance）。而當今之世，實自由與不自由之爭，容忍與不容忍之爭。浙大于陽明、黎洲、舜水爭自由傳統(tǒng)之精神下，對此當前重大問題，應三思之云云。胡先生談笑風生，記取古今中外詩文史事，如數家珍，雜以詼謔，亦諧亦莊，聽之如飲醇醪。凡歷一時有半，掌鳴有如春雷聲中而畢。同學有邀胡先生討論者，胡先生以擬乘四時快車赴滬，約以再來云云。
另外，胡適此次在浙江大學的演講內容，在當年10月22日的《申報》上亦有簡要報道。報道全文如下：
胡適在浙大演講自由主義與中國
[中央社杭州廿一日電] 北大校長胡適于18日抵杭，廿日應浙大校長竺可楨之邀，假浙大健身房演講，講題為“自由主義與中國”。胡氏首先解釋自由主義為當今世界一種最偉大的運動，繼則詳述中國古代儒者之自由主義思想，自孔孟以下如王充、王安石、朱舜水、黃梨洲等先賢，其遺著中無不富有自由主義思想，故今之所謂“自由主義”者，實為中國之“土產而非舶來品”，惟雖有“自由主義思想”或“自由主義哲學”，而無政治環(huán)境上之自由，則社會仍無自由可言，中國即缺乏此種政治上之自由也。然而欲求得政治上之自由，則必須有一種容忍的精神與之相配合。然后自由主義始能有最完美的發(fā)揮。故今天中國要求自由主義之勝利，主要在爭取政治上之自由，與培養(yǎng)一般社會之容忍精神。
竺可楨校長的日記也只記載了胡適演講的大致內容（《竺可楨全集》第11卷，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
根據這些記錄，我們可以推測，1948年胡適在浙江大學演講的內容，大致包括了他兩篇文章的內容，即《什么是自由主義》和《自由與容忍》（參見附件一和附錄二）
在這些演講中，胡適主要談到，自由主義為中國固有產物，明代浙江余姚出生的三位大師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都提倡自由主義，東漢王充也是自由主義。但他明確指出中國的自由主義缺乏政治的自由，而且缺少容忍的精神，所以自由終不能達到，人民也沒能得到解放。
胡適1948年演講時，中國政局正面臨急劇變化的關鍵時刻。十余年后，胡適提到他當年演講時的情形： “勝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學去演講，可楨是浙大的校長，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禮堂樓上。你想，校長住在禮堂的樓上，他的一切行動都被學生監(jiān)視住，我就曉得他們是出不來了”。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245頁，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領袖的胡適，這時卻顯得如此“悠閑”，大談“自由主義”，并呼吁當局能夠對不同思想言論表現出大度寬容，其背后究竟?jié)撾[著怎樣的個人與時代的思想暗流呢? （參見段懷清《胡適1948年在浙江大學的演講及其他》,《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8月上半月期）想了解其此時的心境，可以閱讀歷史學家余英時的大著《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的相關部分。余英時以胡適的日記為依據，還原了胡適的溫情、堅韌、包容與擔當。
而胡適本人，似乎也處于一個重要的人生轉折點。1948年，胡適公開發(fā)表《自由主義是什么》一文。1948年12月4日的日記中，胡適表示了自己可能離開學術界直接投身政治的打算：“晚上公宴錢端升，主人是北大的行政首領居多，故我們大談。我最后說，我過了十二月十七日（五十周年紀念日），我想到政府所在地去做點有用的工作，不想再做校長了。不做校長時，我也決不做《哲學史》或《水經注》！至于我能做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卷)，第726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
胡適在浙大演講后的幾個月后，他就將與大陸永遠告別，開始“根株浮滄?！钡淖詈笥嗌?，從自再也沒有回到過大陸。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給美國國務卿的報告中說：“我常望胡適能夠像他30年前一樣，成功卓越地領導一場在自由與民主基礎上的‘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胡也表示，戰(zhàn)后他并沒有將自己的才華回歸到與他相宜的學術領域，對此他后悔莫及?！睍r間已經不等胡適了，他再也沒有機會了。不過，他選擇離開大陸時，也許根本估計不到當年在北京大學時，被他看輕的那位圖書管理員后來會發(fā)動了對他的批判風暴。
1948年，在南京的一個私人場合，錢昌照當面問胡適對共產黨的看法，他這樣回答：“毛潤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寫信給他，不要打仗。至于共產黨那里去，我不會。”他又說：“兩害相權取其輕，我愿意留在蔣的一邊。”1949年，錢昌照到北京，曾把這些話告訴毛澤東、周恩來二人。周恩來說：“胡就是這樣的人。我們對他并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會轉變的?！保ā跺X昌照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大陸發(fā)起批評胡適的運動，目標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響，當然毛澤東也很清楚胡適不是一無是處。唐弢在《春天的懷念》中回憶說，1956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出席全國政協(xié)會議的知識分子代表時這樣說：“胡適這個人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么？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轉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頁)
其實1948-1949年，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艱難決擇時期。1848年，國民黨節(jié)節(jié)敗退，而中國共產黨卻看到了提前到來的“革命勝利”的曙光，1949國民黨匆忙收拾殘兵敗將退守臺灣。而夾在兩黨之間的知識分子則被迫進行“留”還是“走”的選擇。留下，是主動迎接還是冷眼旁觀？出走，是臺灣、香港還是美國？據統(tǒng)計，1948年選出的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24位選擇了出走，占全部院士的29.6%，其中10位是人文組院士，占28位人文組院士的35.7%。很顯然，大多數知識分子選擇了留下。
1949年，胡風寫下長篇政治抒情詩《時間開始了》，喜悅與興奮之情溢于言表：“毛澤東！毛澤東！……你微微俯著身軀/你堅定地望著前方/隨著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勢/大自然的交響涌出了最強音/全人類的希望發(fā)出了最強光/……毛澤東！毛澤東！/由于你/我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感到了大宇宙的永生的呼吸/受到了全地球的戰(zhàn)斗的召喚“。
解放前，金岳霖罵參加民主運動的教授說：“共產黨來了沒有自由，中國都是你們這一伙人搞壞的”。解放后，共產黨真的來了，他卻不斷地“發(fā)現了奇跡”。他說：“人家卻真能使自己所夢想的民族翻身變?yōu)槭聦崳 薄斑@樣的黨，是中國從前所沒有的！”于是，他對共產黨的態(tài)度由疑懼轉為擁護，不僅全面認同馬克思主義，而且積極參與對杜威、羅素、胡適、梁漱溟、章伯鈞等的批判。后來，讀到金岳霖寫的一篇檢討后，身在美國的胡適感到十分不解，他寫道：“是不是毛澤東和他的政權已經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干凈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準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nb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