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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四十春秋鐵與火 八千里路云和月 ——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軍旅文學
來源:中國藝術報 | 朱向前  2018年11月16日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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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改革開放40年,我們都會不約而同地想起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軍旅詩歌,她正是新時期軍旅文學最初的濫觴。而軍旅詩潮洶涌奔騰的動力,則主要來自四個方面。

一是部分詩人超越慣常的軍旅詩歌思考視野和思維定勢,進入到社會的、政治的、文化層面的反思和批判,將軍人的職責與命運和國家、民族的前途聯(lián)系起來加以重新審視和觀照,勇敢地撥響時代琴弦的最強音,如李瑛的《一月的哀思》、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他們熱烈地呼應了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為軍旅詩贏得了新時期最初的聲譽和影響。

二是在思想解放運動的推動和南疆形勢的影響下,更多詩人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軍營內(nèi)部和軍人自身。或者在戰(zhàn)爭的背景下重新思考戰(zhàn)爭與和平(如“戰(zhàn)壕詩會”、《山岳山岳 叢林叢林》等),或者在和平的日子里重新尋找軍人的價值定位(如《三十天》等)。詩人的人性覺醒導致了抒情方式的根本變化,程步濤、杜志民、馬合省、賀東久、劉立云、史一帆等人在開掘軍旅生活更新的領域和更深的層面上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還有尚方、辛茹、阮曉星等女詩人則在軍旅愛情詩方面進行了嘗試和突破,為軍旅詩苑增添了新的風景。

三是80年代初崛起于西北邊陲的“新邊塞詩”代表人物周濤把一股粗放豪邁雄渾的大氣帶進了軍旅詩壇,在詩風上反李瑛而行之,它的近效果是帶出了一批豪放派,它的遠效果則是陸續(xù)產(chǎn)生了一批千行大詩,如馬合省的《老墻》、李松濤的《無倦滄?!?、王久辛的《狂雪》等等。

四是在詩歌形式探索上走得更遠的是80年代中期嶄露頭角的年輕一茬,如簡寧、蔡椿芳、李鋼(也包括稍早的李曉樺和更晚的姜念光、董玉芳以及貫穿40年的劉立云等)。他們基本甩掉了已成定勢的軍旅詩歌傳統(tǒng)的包袱,直接從西方現(xiàn)代詩歌藝術中汲取養(yǎng)分,追蹤著中國當代新詩潮的步伐,努力尋找詩歌本身的純粹性,給當代軍旅詩歌帶來了一定程度的革新與挑戰(zhàn)。

上述四個方面軍,也許還不能各自稱之為一般意義上的“詩群”,但他們的遙相呼應和交叉滲透確實造成了新時期軍旅詩壇多元并存、生動活潑的新局面,從而作為一個以國防綠為標識的總的群體,在改革開放40年中國詩歌的整體格局中,顯示出了它獨異的風貌和蓬勃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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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軍旅詩歌發(fā)軔之后,在思想解放、除舊布新的時代大潮中,一批以部隊新聞工作者為先鋒的報告文學作家脫穎而出成了弄潮兒。他們長期練就的政治敏銳性、思想概括力、深入扎實的采訪手段和倚馬千言的筆頭功夫,都在剎那間獲得了用武之地。錢鋼、李延國、江永紅、劉亞洲、袁厚春、徐志耕、大鷹等人頻頻出手,《藍軍司令》《奔涌的潮頭》《唐山大地震》《河那邊升起一顆星》《在這片國土上》《中國農(nóng)民大趨勢》《走出神農(nóng)架》《省委第一書記》《百萬大裁軍》《惡魔導演的戰(zhàn)爭》《攻擊,攻擊,再攻擊》《南京大屠殺》《志愿軍戰(zhàn)俘紀事》諸作屢屢轟動,接連獲獎,不但和同時期的軍旅小說創(chuàng)作打了個平手,在整個新時期的報告文學大潮中也處于領頭羊的地位。

此一時期軍旅報告文學作家從精神上擁有了“籠天地于形內(nèi)、挫萬物于筆端”的豪情與魄力。作品內(nèi)容從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來說都是空前的,在題材上呈現(xiàn)出了多向度的選擇。他們不但關照現(xiàn)實,更加注重從歷史中挖掘經(jīng)驗教訓,不但細致描繪時代巨變在軍營中的影響和波動,更把筆觸伸展到了整個民族、國家的變化上,顯示出了宏闊的視野、深刻的理性思考以及囊括一切的創(chuàng)作野心和筆力。他們以“全景式”“卡片式”“問題類”等多種類型的作品結構方式和敘述手段,形成了全方位宏觀描述、大規(guī)模信息匯聚以及時空延伸等特色,一批作品成了此一時期報告文學中的典范和代表之作,并使這一生動活潑的文學品種,由附庸地位轉而蔚為大觀。

進入90年代以后,軍旅報告文學由興盛熱烈逐漸回落到平穩(wěn)發(fā)展。與此前相比,呈現(xiàn)出更為廣闊的全方位發(fā)展。突出表現(xiàn)在文體上傳統(tǒng)的人物型、記事體與全景式、集合式結構的并存,描寫對象的多樣化,對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真實再現(xiàn),顯示出作家把握生活的全新視野。一批稍后發(fā)力的軍旅報告文學新進作家如金輝、邢軍紀、中夙等人,從步履匆匆緊隨時代大潮到佇足沉思潛入深水作業(yè),從趕時效搶新聞到回眸歷史,取材的價值定位發(fā)生了變化,雖然作品的思考力量和批判色彩有所減弱,但各自形成了相對穩(wěn)定的題材領域或生活根據(jù)地。如李鳴生的“航天系列”、徐劍的“火箭軍系列”、王宗仁的“青藏系列”、黃傳會的“大清海軍系列”等等。視野的轉換或縮小不但體現(xiàn)了時代發(fā)展所具有的特點,而且保證了創(chuàng)作資源的豐厚與綿長。

進入到本世紀,隨著資本力量的無孔不入和文學的不斷邊緣化,報告文學也呈現(xiàn)退潮之勢,但就在這水落石出之中,少數(shù)大體量、高質量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家有如孤島聳峙,支撐住了軍旅報告文學的半壁江山。其中最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是“一大一小”。大是王樹增“非虛構”的宏大敘事,從《長征》《朝鮮戰(zhàn)爭》到《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他以一人之力,重新全面、系統(tǒng)、深入而藝術地還原中國現(xiàn)代革命戰(zhàn)爭史,既有高屋建瓴的思想穿透和恢弘的歷史場景重現(xiàn),又有細膩入微的人性理解和藝術肌理呈示,在贏得市場的同時,也成為了最受歡迎的黨史、軍史、國史教科書。小是余戈異軍突起的“微觀戰(zhàn)史”寫作,他以滇西為切入點,歷經(jīng)數(shù)年,梳理剔抉,洞幽發(fā)微,寫出了“滇西抗戰(zhàn)三部曲”(《1944:龍陵會戰(zhàn)》《1944:松山戰(zhàn)役筆記》《1944:騰沖之圍》),以海峽兩岸、日本、美國的戰(zhàn)斗詳報、電文、地方史志、新聞通訊、“三親者”回憶等材料為基礎,詳加辨析,互為參照,以逐日甚至逐小時為密度,生動細膩地描繪出令人無法想象的艱辛、繁難、殘酷的戰(zhàn)爭圖景,甫一問世,就獲得了業(yè)內(nèi)專家和無數(shù)軍迷的高度認可和熱情追捧。在此一領域,王、余堪稱雙璧,熠熠生輝,是當下軍旅報告文學的標志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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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總體比較而言,軍旅小說還是軍旅文學最強大的重鎮(zhèn),與改革開放40年對應,她的發(fā)展變化也大體經(jīng)歷了四個階段:一是上世紀80年代兩代作家在三條戰(zhàn)線作戰(zhàn);二是上世紀90年代軍旅長篇小說的潮動;三是新世紀軍旅小說的第四次浪潮;四是新生代在更廣闊空間的崛起。

相較于當代文學,軍旅小說有一點滯后,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雖然有徐懷中、鄧友梅、王愿堅、石巖等前輩作家發(fā)表了《西線軼事》《追趕隊伍的女兵們》《足跡》《秋雪湖之戀》等名作,但還是單兵作戰(zhàn),難成陣勢,其時新時期軍旅文學主力軍團青年作家群尚未發(fā)動。真正標志著新時期青年軍旅作家集團沖鋒的“信號彈”恰是1982年間朱蘇進《射天狼》和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huán)》兩部中篇小說一南一北的問世,這不僅宣告了新時期青年軍旅作家的集群崛起,拉開了新時期軍旅小說進入高潮的序幕,而且以此為象征,開辟了反映“和平軍營”和“當代戰(zhàn)爭”兩條戰(zhàn)線,昭示了一大批青年軍旅作家如劉兆林、唐棟、朱秀海、簡嘉、李斌奎、雷鐸、李本深、張波、何繼青、沈石溪、畢淑敏、王海鸰、劉宏偉等人在這兩條戰(zhàn)線大顯身手。待到1986年,莫言著名的《紅高粱》又開辟了第三條戰(zhàn)線“歷史戰(zhàn)爭”,引導了一批沒有戰(zhàn)爭經(jīng)驗的青年軍旅作家如苗長水、喬良、張廷竹等人寫出自己心中的戰(zhàn)爭。至此,80年代“兩代作家三條戰(zhàn)線”(一代作家即指“文革”后復出的前輩作家如劉白羽、魏巍、徐懷中、王愿堅、石言、白樺、葉楠、黎汝清、彭荊風、蘇策等)的格局基本形成,新時期軍旅文學也藉此進入全盛時期,掀起了新中國軍旅文學的“第三次浪潮”。

80年代軍旅小說緊隨時代步伐,以思想解放為發(fā)動,匯入現(xiàn)實主義深化的主潮之中,在三個層面上急速向前推進。一方面是在思想深度上,一躍而過“瞞和騙”與“假大空”的屏障,向現(xiàn)實主義的幽深挖掘,正視“軍人是人”的命題,尋覓和平時期軍人的歷史定位和戰(zhàn)爭中人性的裂變與閃光,反思戰(zhàn)爭,在頌歌與悲劇的討論中摸索英雄主義與人道主義的辯證把握;二是在題材廣度上,從雪山哨卡到火箭基地,從女兵王國到受閱方陣,從將軍到士兵,從歷史到現(xiàn)實,從天空、海洋到陸地,展開了廣闊壯麗而絢爛的人民軍隊生活畫卷;三是在藝術形式上,繼承傳統(tǒng)而超越傳統(tǒng),立足本土又面向外域,在敘事結構、語言修辭和感覺方式等諸多方面不斷接受挑戰(zhàn),實行變革。80年代的軍旅小說完成了革命性突進,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膾炙人口的名篇和才華橫溢的優(yōu)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了努力與世界戰(zhàn)爭文學對話的追求,軍旅小說再度成為當代文學一個獨特和無可替代的組成部分,為新時期文學的繁榮進步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后,驟然加速的社會轉型帶來了文學的失重,更帶來了軍旅文學的失位,軍旅文學在文學環(huán)境的巨變中受到“政治語境淡化”和“商業(yè)環(huán)境強化”的雙重夾擊,面臨著“消解”的嚴峻挑戰(zhàn)。這種“消解”來自兩個層面,表層是經(jīng)濟的窘迫消解了80年代軍旅文學那種“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的耗資甚巨的集群動作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散兵游勇式的個人化的“寫作活動”。深層的消解則表現(xiàn)為軍旅文學作為一種有著特定內(nèi)涵的深厚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淡化,它牽涉到軍旅作家如何將一種政治的優(yōu)勢轉化為藝術的審美的優(yōu)勢及相關策略。辯證來看,當時來自“組織形態(tài)”和“觀念形態(tài)”兩個層面對軍旅文學的“消解”過程,其實也正是當代文學對軍旅文學的一個“融合”過程。挑戰(zhàn)與機會并存,淘汰與新生同在的雙向動態(tài)演進中,軍旅小說和作家隊伍出現(xiàn)了新的景觀。首先是一批崛起于80年代的青年作家,經(jīng)過十余年的文學訓練和人生歷練之后,藝術技巧、思想修養(yǎng)和生活積累都趨于成熟,開始躍進一個新的境界,創(chuàng)作重心從中篇小說轉移,先后創(chuàng)作出了《炮群》《醉太平》(朱蘇進)、《穿越死亡》(朱秀海)、《孫武》(韓靜霆)、《末日之門》(喬良)、《遍地葵花》(陳懷國)、《兵謠》(黃國榮)、《歷史的天空》(徐貴祥)、《突出重圍》(柳建偉)、《英雄無語》(項小米)、《亮劍》(都梁)、《我是我的神》(鄧一光)等長篇厚重之作,不僅彌補了80年代軍旅長篇小說“歉收”的缺憾,而且還使長篇小說取代了中篇小說成為了90年代軍旅文學的主要風景,初步實現(xiàn)了軍旅長篇小說繼“前17年”之后的再度繁榮。其次,是一批50年代前后出生的小說新人如閻連科、陳懷國、趙琪、石鐘山、李西岳、溫亞軍等人在80年代軍旅小說的輝煌日漸黯淡的沉寂中脫穎而出,為90年代軍旅小說的艱難啟動注入了生機活力,他們以更加個體化的“青春角度”切入當下的軍旅現(xiàn)實生活,以濃郁的自傳色彩和個人人生經(jīng)歷或心靈歷程,真實自然地流露與傳達出了行進在八九十年代之際的軍隊現(xiàn)代化進程中當代士兵的體驗和情感,并以此填補了前代作家在追蹤現(xiàn)實軍營生活方面逐漸“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證了反映軍隊生活的文學必須在不同的時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而通過農(nóng)家子弟入伍從軍折射出農(nóng)業(yè)文明與現(xiàn)代文明相碰撞的“農(nóng)家軍歌”則是一個階段內(nèi)新軍旅小說的“主旋律”。繼老一代長篇軍旅小說作家之后,新一代中年長篇軍旅小說作家日漸成熟,他們送來了長篇軍旅小說創(chuàng)作大潮的隱隱濤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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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初年,軍旅長篇力作《音樂會》(朱秀海)、《楚河漢界》(馬曉麗)、《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戰(zhàn)爭傳說》(周大新)、《我們的連隊》(陶純、陳懷國、衣向東)、《驚蟄》(王玉彬、王蘇紅)、《新四軍》(趙琪)、《一路長歌》(衣向東)、《士兵》(蘭曉龍)、《百草山》(李西岳)、《大院子女》(石鐘山)、《賭下一顆子彈》《坼裂》(郭繼衛(wèi))等等逶迤而出,連綿不絕。軍旅作家再次“突出重圍”,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已由濤聲隱隱的“潮汛”變成了“波濤洶涌”的大潮。溯流而上,如果以20世紀50年代中期如《紅日》《林海雪原》等標志當代軍旅文學的第一次浪潮;以五六十年代之交的《苦菜花》《烈火金剛》等標志當代軍旅文學的第二次浪潮;以80年代中期“當代戰(zhàn)爭”“歷史戰(zhàn)爭”“和平軍營”“三條戰(zhàn)線”鼎足而立標志當代軍旅文學的第三次浪潮;那么,新世紀之初長篇小說的空前繁榮可看成是當代軍旅文學的第四次浪潮。如所周知,雖說由于傳媒方式的革命和文學生態(tài)的變更,就社會影響而言,“第四次浪潮”(僅限于長篇文本)也許和前三次浪潮不可比擬,但可以比較的是,它和“前十七年”以長篇為主體的兩次浪潮形成了一種遙相呼應,而且從數(shù)量和質量上都是一種繼承、拓展和超越:它和以中短篇為主體的第三次浪潮構成了一種對比與補充,而且,從中短篇到長篇,本身就是一種發(fā)展、承續(xù)和深化?!暗谒拇卫顺薄敝谐霈F(xiàn)的軍旅文學作品,不僅可以在縱向的比較中顯出新的特質,而且軍旅文學有了一支成熟穩(wěn)定的長篇創(chuàng)作隊伍,他們當時年齡多在40歲至50歲左右,正富于春秋,經(jīng)驗老到,處于創(chuàng)作旺盛期,并有可持續(xù)的發(fā)展后勁;以這批作家作品為輻射,他們編劇、改編或被改編的電影、電視?。ㄈ纭逗推侥甏贰都で槿紵臍q月》《突出重圍》《亮劍》《士兵突擊》等等)熱播不衰,充分顯示了軍旅長篇(作家)雄大深邃的“酵母”作用,和它們借助影視傳媒成倍放大的幅員遼闊的覆蓋力量。以它們?yōu)榱咙c,帶動整個當代軍旅文學(包括雖然寂寞但仍舊默默前行的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和中短篇小說)一道匯入了波瀾壯闊的“第四次浪潮”,形成了新中國軍旅文學史上最為繽紛多元、氣象萬千的雄渾景象。

繼軍旅文學的“第四次浪潮”之后,以李亞、王凱、公元、文清麗、王棵、裴指海、盧一萍、朱旻鳶、王甜、曾皓、曾劍、李駿、魏遠峰、董夏青青等人為代表的軍旅作家“新生代”浮出水面,從業(yè)余走向專業(yè),從青澀走向成熟,漸次成為了軍旅文學的希望和未來。他們之中的佼佼者已經(jīng)在當代文壇初露崢嶸。“新生代”在成長之初緩解了新世紀軍旅文學出現(xiàn)的“孤島現(xiàn)象”,他們的創(chuàng)作成果大多體現(xiàn)在中短篇小說領域,數(shù)量可觀,并在質量上有著較高的藝術水準。“新生代”的成長環(huán)境決定了這些作家再難復制前輩們深切的戰(zhàn)爭親歷和磅礴的集體疼痛,也因此,他們的創(chuàng)作呈現(xiàn)的是從個體的角度切入生活,顯示出迥異于老一代軍旅作家的敘事范式和美學風貌,這既顯露出新世紀軍旅文學與其承接的“新時期”軍旅文學之間創(chuàng)作生態(tài)環(huán)境以及文學觀念的代際差異,也彰顯了“新生代”作家在新世紀語境下試圖構建獨立美學追求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自覺意識。顯而易見,“新生代”作家大多數(shù)有著廣闊的文學視野、扎實的文學訓練和一定的基層部隊生活經(jīng)驗,各自從熟稔的軍旅生活出發(fā),營造屬于自己的一方“營盤”,寫下了一系列暗含個人成長經(jīng)歷、富有個性化敘事風格的小說。然而,當“新生代”所描摹和繪制的“軍營現(xiàn)實”進入到一種過于私語化的境地而無法尋求突破時,他們筆下的軍旅生活的面目就稍顯狹窄了。作家們顯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近幾年,在完成了最初的對軍營生活的回顧之后,部分“新生代”作家主動突圍,在更為廣闊的軍旅文學土壤之上尋覓新的寫作資源,顯示出主動向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等軍旅核心價值觀的積極靠攏。

回首昨天,四十春秋鐵與火;展望未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今天中華民族迅速崛起,努力實現(xiàn)中國夢、強軍夢的偉大歷史進程中,我們尤其懷念新時期文學風云際會的歲月,特別是那些報告文學作家總是在重大事件發(fā)生的第一時間拍馬趕到,迅速采訪、寫作、推出作品,動則轟動,洛陽紙貴一時間,“無人不道看花回”。今天中國夢、強軍夢的故事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波瀾壯闊、精彩紛呈、激動人心!我們的軍旅作家們什么時候才能把她們寫出來,奉獻給這個偉大的時代、偉大的軍隊、偉大的人民呢?

我們熱切地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