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子龍：改革文學的扛旗者
在中國當代文學塑造的人物長廊中，“喬廠長”——喬光樸無疑是其中最為著名的小說人物之一。1979年，蔣子龍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在《人民文學》當年第7期上發(fā)表。一時間，小說中這位主動要求到瀕臨破產的重型電機廠擔任廠長、并以鐵腕手段推行改革的喬光樸廠長，成了家喻戶曉的“大明星”。蔣子龍回憶說，當時甚至“有人貼出大標語歡迎我的‘喬廠長’到他們那里去‘上任’”?？梢姡瑔虖S長這個人物形象的出現(xiàn)是多么恰逢其時，寄托了當時多少人變革現(xiàn)實的熱切期待。在通行的當代文學史敘述中，“文革”結束之后，以追求城市和農村現(xiàn)代化為主旨的文學類型被歸為“改革文學”，而喬廠長則堪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蔣子龍也就順其自然地被視為“改革文學”的扛旗者。繼1979年發(fā)表《喬廠長上任記》之后，他筆耕不輟，1980到1982年間井噴式地創(chuàng)作了《喬廠長后傳》（《人民文學》1980年第2期）、《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新港》1980年第5期）、《開拓者》（《十月》1980年第6期）、《狼酒》（《中國青年報》1980年9月20日）與《拜年》（《人民文學》1982年第3期）等一系列工業(yè)題材小說，生動而全面地記錄了改革初期工業(yè)生產領域的變革歷程。
對現(xiàn)代大工業(yè)有著特殊興趣與深刻觀察的蔣子龍，不是從書齋里走出來的作家。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村子弟，也曾是參與繪制祖國領海藍圖的海軍士兵，更是一名曾經(jīng)長期奮斗在生產一線的車間工人。事實上，直至在文壇上“功成名就”以后的1982年，他才被調入天津市作協(xié)，成為一名職業(yè)作家。2010年，業(yè)已69歲的蔣子龍回顧道：“我現(xiàn)在常常集‘三老’于一身：‘老工人’、‘老兵’、‘老作家’。唯‘老作家’擔不起，我以為作家能稱‘老’，不是光靠熬歲數(shù)，成就最重要。‘老兵’則可以認領——1960年的兵，還不算老嗎？至于‘老工人’，領之泰然，且欣欣然。”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位為“老工人”，這并非只是自謙的緣故，而是發(fā)自內心的自我認同。由此我們也便明了，為何蔣子龍總是喜歡自稱為“工人作家”。在晚年的自述中，他沒有認領“改革文學”扛旗者的尊號，而是不斷強調工廠生活才是他寫作工業(yè)題材小說的活水之源?？v觀蔣子龍的創(chuàng)作生涯，不難發(fā)現(xiàn)正是有賴于極為豐富的工廠生活經(jīng)驗，他手中的筆才能夠緊緊地追隨時代脈動而起舞。
“工人作家”的養(yǎng)成
1941年，蔣子龍出生于河北滄州豆店村。童年的他看得最早和最多的“文藝節(jié)目”，就是聽村里的“能人”講神鬼妖怪的故事。在那聲波構筑的另一個世界里，他滋生了對文學的最初興趣。后來他又迷上了京劇和河北梆子，每到過年和廟會就跟著劇團跑，很多戲詞兒都能背下來。到了小學四年級，初通“識文斷字”的他，便迫不及待地做起了“念故事的人”。夜燈初上，他便趴在炕上給村民念故事。《三國演義》《水滸傳》《七俠五義》《濟公傳》等，都是他書場上的讀物。12歲進滄州城，14歲赴天津衛(wèi)。一個農村子弟在天津念起了中學，多多少少會受到一點歧視。1958年初，一向成績優(yōu)異的他在“整團運動”中成了全校重點“幫助對象”，受到了嚴重警告處分，原因是他有著“想當作家”的名利思想。突然遭此“莫須有”的罪名，生性倔強的蔣子龍自然是咽不下這口惡氣，他開始發(fā)了狠勁地寫稿子，想要真的發(fā)幾篇文章給批判者瞧瞧?？上冻龅母寮既缒嗯Ｈ牒?，對文學的首輪沖擊宣告“慘敗”。很快，他就從中學順利畢業(yè)，并死心塌地地進入了天津鑄鍛中心技術學校學習，他對現(xiàn)代化的機器設備和操作技術同樣有著強烈的興趣。從技校畢業(yè)后，他被分配到天津鑄鍛中心廠（后更名為“天津重型機器廠”）工作。此時的他把成為大工匠（即八級工）作為人生目標。只不過生活里不能沒有小說，每天不管多忙多累，蔣子龍都必須要翻上幾頁書。
1960年，就在工廠生活剛剛開始的時候，蔣子龍應征入伍，穿上了海軍軍裝，并考取了海軍測繪訓練學校，光榮地加入到新中國領海繪制的事業(yè)中。按照他的話說，人生走到這兒，“從農村到城市，由城市進工廠，從工廠到部隊，經(jīng)過三級跳把工農兵全干過來了”。無巧不成書的是，在部隊期間，蔣子龍與文學的緣分居然更進了一步。當時的部隊成立了文藝宣傳隊，蔣子龍被認為是最會“搖筆桿子的人”，話劇、相聲、快板、歌詞，無所不寫，包打天下。這時的他把制圖當作自己的本職工作，文藝創(chuàng)作不過是“不務正業(yè)”。但當他親眼目睹一位農村社員因為他寫的詩而感動落淚時，他被深深地震撼了，開始重新看待手中的筆，更加敬重文學的力量。他和年幼時那個浸泡在“閑書”中的自己，再度相遇了。經(jīng)過長期練筆和不懈努力，他的小說處女作《新站長》終于在1965年的《甘肅文藝》發(fā)表。這篇小說源于真人真事，講述了一位氣象站站長在戰(zhàn)時狀態(tài)下不敢預報天氣，不想承擔責任，進而延誤戰(zhàn)機的故事。把真事化為故事，仿佛有什么力量在推著蔣子龍往下寫：“一打算寫小說，我認識的其他一些性格突出的人物也全在我腦子里活起來了，仿佛是催著我快給他們登記，叫著喊著要出生?！?從這篇作品開始，蔣子龍的創(chuàng)作模式已經(jīng)很明確了，那便是生活“逼”著他去寫下最真實的觀察和思考。
也就是在1965年，蔣子龍復員轉業(yè)，重回天津重型機器廠。不久，“文革”爆發(fā)，他退回車間，從工人一步步升為生產組長、工長、車間主任。在此期間，他陸續(xù)發(fā)表了《三個起重工》《弧光燦爛》《壓力》《春雷》等作品，逐漸成長為一個小有名氣的工人業(yè)余作者。1975年，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工作進一步深化。同年10月底，第一機械部在天津召開工業(yè)學大慶會議，落實中央鋼鐵座談會（1975年5月8日-10日）的工作精神，目的是“抓革命、促生產”。蔣子龍作為天津重型機器廠的代表之一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次會議令他眼界大開，許多知名大廠的老干部和老廠長齊聚一堂，令他產生了“一種久違的發(fā)自內心的感動和敬佩”，被各地工廠領導“抓生產”的事跡深深打動。他回憶道：“我當時正被大會上的一些人物所感染，經(jīng)歷了近十年“文革”的壓抑和單調，這種從骨子里被感染的經(jīng)驗是很新鮮的，身上產生了一股熱力?！?正當此時，復刊在即的《人民文學》稿源缺乏，編輯許以、向前專程趕來天津，找到了正在開會的工人業(yè)余作者蔣子龍，約他為《人民文學》寫稿。雙方一拍即合，蔣子龍的“熱力”終于有了發(fā)光發(fā)熱的機會。他在會議期間（此會開至11月初），便一氣呵成寫下了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小說中的機電局長霍大道是以出席會議的天津重型機器廠廠長馮文斌與另一位會上認識的南京汽車廠副廠長為原型。《機電局長的一天》發(fā)表在《人民文學》復刊后的首期，即1976年的第1期上，而且作為復刊后推出的重磅之作，被刊登在十分顯眼的位置。事后看來，正是這次機緣巧合的約稿，徹底改變了蔣子龍的文學生涯和人生命運。
1978年秋，蔣子龍在天津重型機器廠門口留影
筆尖上的改革風云
在文學“國刊”上發(fā)表作品，既讓蔣子龍名聲大噪，同時也把他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走向峰巔還是墜入谷底，往往只有一線之隔。從當時《人民文學》編輯部編印的簡報來看，《機電局長的一天》（以下簡稱《一天》）發(fā)表初期，好評不斷。據(jù)當時《人民文學》的編輯周明回憶，葉圣陶、張光年、陳荒煤等老同志都很喜歡這篇小說。但1976年前后的政治風向瞬息萬變，暗流涌動，政治與文學的關系又異常密切。《一天》發(fā)表不久以后，全國便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到了1976年3月，編輯部簡報上的讀者來信便有一半都認為《一天》存在嚴重錯誤。原因是這篇小說里的主人公霍大道不是“革命小將”和“新生力量”，竟然是一個“瘦小干枯的病老頭”，而更為重要的是，這篇小說沒有體現(xiàn)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因此被冠上了“宣揚唯生產力論”和“階級斗爭熄滅論”等帽子。3月15日，文化部部長于會泳召開了一次創(chuàng)作會議，蔣子龍到場參會。于會泳在18日的報告中指出，有些“壞小說”影響很大，傾向不對，作者應當勇于認識錯誤，主動回到正確路線上來。于會泳不點名批評的正是在座的蔣子龍。這次會上還決定讓蔣子龍在《人民文學》上作公開檢查。同時，為了遵照“以實際行動改正錯誤”的指示，蔣子龍還被安排參與了話劇《紅松堡》創(chuàng)作組，并寫出了反對走資派的小說《鐵锨傳》?！度嗣裎膶W》編輯部計劃把《鐵锨傳》和蔣子龍的檢查放到1976年的第4期一起發(fā)表。蔣子龍心不甘情不愿，寫出來的檢查始終不“合格”，后來幾經(jīng)修改，終于沒耽誤在第4期與《鐵锨傳》共同刊出。
未曾料到，因印刷廠機器故障和地震的影響，第4期延期了半個月才出刊。就在這短短半個月里，事情又出了岔子。新華社編印的《國內動態(tài)》清樣中編發(fā)了《一天》所引起的社會政治反向，引起了中央高層的注意。因此，批判《一天》的調門就越來越高，力度也越來越強，《人民文學》編輯部承受的壓力也非常大。不過，伴隨著“文革”走向尾聲，對于《一天》的批判也盛極而衰，逐漸不了了之。歷史和蔣子龍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文革”結束后，《一天》雖不是“大毒草”了，但他為了“戴罪立功”發(fā)表的《鐵锨傳》又成為被批判的對象，為此天津市委還成立了“蔣子龍專案組”。他回顧這段心驚肉跳的歷史時，只能自嘲道：“為一位業(yè)余作者單成立一個專案組，在全國大概只是我有這份福氣?！?/p>
這場轟轟烈烈的批判自然讓蔣子龍刻骨銘心。很長時間以來，他下定決心與文學告別，一門心思當他的車間主任。1979年春天，他因病躺倒在醫(yī)院里，手術的疼痛期尚未過去，《人民文學》的編輯王扶就冒雨前來慰問。王扶到訪，首先是為《一天》的批判事件致歉，而更為重要的目的則是想要“收拾舊山河”，再次向蔣子龍約稿！蔣子龍已經(jīng)兩年多沒有動過筆，憋了一肚子的話，對工廠的現(xiàn)實問題有著太多太多的見解和看法。他壓抑了許久的心再次顫動了，當時他的專案組還沒有撤銷，他就躺在病床上構思新小說了，摩拳擦掌想要通過小說干預現(xiàn)實生活。后來躺也躺不住了，就申請?zhí)崆俺鲈?，利用幾天休假時間便寫下了當代文學史上的著名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
《喬廠長上任記》發(fā)表在《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此時的時局早已與他發(fā)表《一天》的1976年大有不同：“文革”正式結束，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18-22日）也已召開完畢，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jīng)濟建設上來。不過，人們在具體事情上的判斷和認識還不完全一致，《喬廠長上任記》發(fā)表之后，便收獲了兩極分化的評價：一方面，天津文學界對它猛烈批判，9到10月間，《天津日報》上連續(xù)發(fā)表了四篇批判文章，總的觀點是認為這篇小說正面描寫了“文革”造反派郗望北，因而是反對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運動的；另一方面，北京的《文藝報》與《人民文學》編輯部則對這篇小說大加贊賞。時任《文藝報》編輯的劉錫誠便奉主編馮牧之名，寫下了《喬光樸是一個典型》，此文被刊發(fā)在《文藝報》“第四次文代會專號”上。劉錫誠在該文中指出喬光樸是新時期現(xiàn)代化建設中的闖將。其他支持者也有著類似的觀點，紛紛把喬光樸標舉為“具有時代精神的先鋒人物”（馮牧）、“四化的帶頭人”（宗杰）、“新時期的英雄形象”（金梅），等等。那么，為何北京方面會對這篇小說推崇備至呢？原來，“文革”結束后，“傷痕文學”中的哀怨情緒彌漫，暴露社會陰暗面的作品多，“向前看”的積極的作品少。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文藝界特別希望能夠出現(xiàn)反映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的文藝作品，特別需要能夠配合人民群眾恢復生產迫切心理的文藝作品。如此看來，《喬廠長上任記》的出現(xiàn)非常及時，開辟出追求四個現(xiàn)代化的嶄新創(chuàng)作主題，猶如“迎著春天里吹來的一股冷風而綻蕾怒放的鮮花”（宗杰）。最終，喬廠長被樹立為四化建設中的頭號“新人”，成為新時期的英雄形象。
爭議背后的“真意”
除了《機電局長的一天》和《喬廠長上任記》，蔣子龍的很多其他小說發(fā)表后也都曾引發(fā)爭議。比如1980年發(fā)表的《開拓者》中虛構了一位D副總理，激怒了不少人。再比如1984年發(fā)表的《燕趙悲歌》、1985年發(fā)表的《陰差陽錯》等作品也都曾招致或大或小的風波。這就給我們造成一個印象，蔣子龍始終站在改革的潮頭，是時代中的風云作家。正如蔣子龍自述，他的文學是“入世”的文學。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并不代表隨波逐流或是盲目地追求轟動效應。當時代的喧響散去，留下來的是蔣子龍對于那個特定時代的觀察與思考?！盃幾h”之外，尚存“真意”。
以他的代表作《喬廠長上任記》為例。這篇小說之所以能夠被銘刻在改革開放的歷史中，除去“時勢造英雄”的幸運，其中更為內在的原因是，小說憑借若干典型人物形象呈現(xiàn)出不同社會群體在時代轉型中的位置、心態(tài)、選擇與行動方式，提供了一幅轉型期的工廠“群像圖”。進而言之，《喬廠長上任記》不是“改革紀實”，不是事后被拿來論證改革正確性的論據(jù)，而是以文學的方式探討了改革初期現(xiàn)代大工業(yè)內部組織管理方式的調整及其帶來的人心震蕩，誠實而真摯地描摹出改革的動力與困境所在。
在“改革文學”中，還有一部重要的作品——柯云路的《三千萬》。這部小說以老干部丁猛對經(jīng)濟指標“三千萬”的核算作為故事主軸，塑造了一位具有責任感與開拓精神的老干部形象。乍看之下，《三千萬》與《喬廠長上任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蔣子龍卻曾坦率地指出他們之間的不同：
我跟《三千萬》的作者柯云路同志說過：《三千萬》這篇小說很好，但“三千萬”的數(shù)字沒有感情……最好是換另外一個角度，把“三千萬”作為副線，不要把人物的感情、糾葛都拴在“三千萬”上……我寫喬廠長，喬廠長改革的成敗與否，不影響喬廠長的感情，因為他的感情糾葛在他周圍的人，包括上級、戰(zhàn)友、對立面以及同他有過一段關系現(xiàn)在結成夫妻的人。而不在于他上任以后是否改變廠子的面貌。
需要說明的是，蔣子龍的小說里同樣也充滿了對數(shù)字和效率的崇拜，這是當時人們的共同意識。在這點上，他與柯云路沒有什么不同。1978年《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光明的中國》里就寫道：“建設的速度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經(jīng)濟問題，而是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彼俣群托食蔀榱私^對的時代關鍵詞。不過蔣子龍更進一步的地方在于，他能夠看到創(chuàng)造這些數(shù)字背后的人們。他不是要寫一個老干部出山后便“勢如破竹”、“馬到成功”的故事，而是要把老干部放回到工廠特定的關系場域中，以老干部的活動為主軸，描寫改革所帶來的人與人關系的調整、人與物關系的更新。具體到《喬廠長上任記》，以喬廠長為中心，串聯(lián)起一組人物，如此一來，改革故事便被他寫順了、寫活了。蔣子龍回憶說，《喬廠長上任記》里的人物是“跳到他腦子里”的，這些人物都有著現(xiàn)實中的“模特兒”——
第一個到他腦子里報到的是冀申。冀申所代表的是極善揣度政治風向、精于經(jīng)營人際關系網(wǎng)絡的某些老干部形象。他們只會用突擊會戰(zhàn)的方式抓生產，而不會“用經(jīng)濟的方式管理經(jīng)濟”。談到公事，滿嘴“研究研究”，論起私事，則神通廣大。蔣子龍概括這類人的特征是“只會做官，不會做事”，他們彼此之間已經(jīng)織成了一個龐大的蜘蛛網(wǎng)，這張網(wǎng)是他們用權力、地位和欲望織成的。蔣子龍用心刻畫冀申這個人物，就是想要說明在建設四個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必須克服冀申們的阻礙。
第二個來報到的人物是石敢。石敢所代表的是因為“文革”而喪失革命熱情的那類干部。他們曾經(jīng)真誠地信仰革命，滿腔熱情，九死不悔。但在歷次政治斗爭中，他們的思想逐漸發(fā)生了變化，灰心喪氣了。蔣子龍為石敢設計了一個細節(jié)，那就是他在“文革”受批判時，咬掉了半截舌頭，成了口齒不清的“半啞巴”?？疹^議論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石敢需要被喬廠長這樣的開拓者引導，重新煥發(fā)對四化的熱情。
喬光樸是第三個逐漸清晰起來的人物形象。他雖然跟冀申一樣，同樣都是復出的老干部，但他敢于沖破原有的權力關系網(wǎng)絡，有魄力、肯實干，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他身上有著明顯的優(yōu)點，也有著看似冷酷，不近人情，不擅于處理對外關系等缺點。喬光樸的愛人童貞，是一位高級技術專家，其中寄托了當時對于知識分子和先進技術的重視。
除此之外，蔣子龍還大膽地描寫出曾是造反派頭頭的郗望北這個人物。當時各個工廠里都有大量“文革”期間提拔上來的“火箭”干部，如果把他們全部否定，勢必將對生產造成很大影響，并且加劇工廠內部的分裂。蔣子龍以很強的責任心，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郗望北這類干部經(jīng)過正確的引導，也可以為四化做貢獻。
總之，《喬廠長上任記》的篇幅雖短，但通過這幾類極具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勾勒出了當時工廠生活的總體圖景，較為深入地描繪了各個群體的心境與處境（相對來說，里面的工人形象比較模糊）。小說中喬廠長所面對的各種問題，諸如怎樣處理人情與科學管理的關系、怎樣面對冀申這樣的官場“老油條”、怎樣協(xié)調地方與中央的利益關系，等等，都是改革過程中面臨的真問題。透過這些真問題，蔣子龍最想寫出的是“人和經(jīng)濟社會的關系”，最想走進的是現(xiàn)代化生產條件下人的精神世界。正如蔣子龍所說：“創(chuàng)作的根須在生活里扎得越深，就越能細致感受時代動蕩給人民帶來了哪些社會的、倫理的、道德的、心靈的、外在的變化。” 《喬廠長上任記》既是立場鮮明的、剛強有力的，同時也是復雜的、糾纏的、暗流奔涌的。小說結尾處，喬廠長的成就感、孤獨感、迷茫感交織在一起，未來的改革將走向何處，他的心里并沒有現(xiàn)成的答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蔣子龍的文學終于成為了真正的“入世”文學，它沒有刻意渲染出一個成功學意義上的“神話”，而是“克盡本分”地做生活的觀察者。同時他又借由文學的超越性，對自己走過的道路進行思考與總結。
總之，蔣子龍的作品之所以會一次次地攪動風波，恰恰是因為它們刺激到了現(xiàn)實的痛處，觸碰到某些人的現(xiàn)實利益，并深度投入到對于現(xiàn)實進路的擇取中。今天翻開這些作品，爭議的聲音早已遠去，但其中對于時代和人的真切描摹，依然與我們當下身處的這個現(xiàn)代化、科技化、整個社會都越來越工廠化的世界密切相關，一脈相承?！皡s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借由文學的世界回顧“所來徑”，最為困難同時也最為關鍵的便是透過文字所敘述的表象，抵達背后的“真意”。
改革故事的B面
蔣子龍最為人熟悉的工業(yè)題材作品，大多是以工廠領導作為主人公。許多改革文學作品，也都是以領導的視角展開故事的。這非常好理解，在轉型關頭，當然特別需要有魄力、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帶頭人出現(xiàn)?，F(xiàn)代大工廠的領導人物，是“組織生產”的樞紐，許多復雜的矛盾往往體現(xiàn)在他們身上。因此，從寫作的角度來看，寫好領導人物，往往可以“提契全盤”，正如我們上文分析的《喬廠長上任記》那樣。蔣子龍工業(yè)題材作品的突出貢獻也在于，他十分自覺地描繪了一批具有開拓精神的領導干部形象，努力回應現(xiàn)代化對作家提出的挑戰(zhàn)，竭盡全力地去描繪現(xiàn)代大工業(yè)的組織方式及其孕育的新人、新道德、新觀念與新美學。雖然他并沒有做得盡善盡美，但有了這樣的創(chuàng)作自覺，使得他的工業(yè)題材作品在同時代同類型的創(chuàng)作中拔得頭籌。
如果說領導者視角構成了我們最為熟悉的改革故事，那么改革故事還有它的另一面，亦即普通勞動者視角中的改革故事。普通勞動者在社會轉型期的命運，同樣是改革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毛澤東時代，勞動者當家作主被視為國之根本。那么在轉型年代，勞動者的命運將何去何從？他們還有機會參與重大決策，還有自我管理的空間嗎？他們的個人命運、情感歷程又將發(fā)生哪些變化呢？那些曾經(jīng)有效的經(jīng)驗與傳統(tǒng)又將被怎樣處理呢？不夸張地說，沒有故事的另一面，改革故事將是極其模糊的。因為領導者只有在與普通勞動者的互動中，才有可能創(chuàng)造出新的生產工作模式。
細心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與《喬廠長上任記》幾乎同一時間，蔣子龍還發(fā)表了另外一篇短篇小說《晚年》（《新港》1979年第8期）。當然，《晚年》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遠遠不及《喬廠長上任記》。如果說《喬廠長上任記》講的是“老廠長的出山”，那么《晚年》講的就是“老工人的退休”。一進一退，映照成趣。具體來說，《晚年》講述了毛澤東時代的優(yōu)秀工人張玉田晚年不被青年工人和車間領導理解，直至被迫退休的故事。張玉田對于手藝的精益求精，對于工作近乎苛求的認真負責，對于工廠唇齒相依的深厚感情，在轉型時代顯得那么不合時宜。他的兒子為了繼承父親的工作，甚至不惜以“墮落”相要挾。張玉田的離廠，已成定局。他的退休，更是一代人退場的隱喻。退休之后，他生了一個月的病。小說里寫道：
張玉田得的是什么病呢？醫(yī)生說是氣血虧，要靜養(yǎng)，多吃補藥。老人自己心里可明白，他不是氣血虧，而是精神虧，思想空了。希望是人的精神支柱，沒有希望了還怎么活下去？對于他既沒有現(xiàn)在，也沒有未來，只有屬于老年的過去。這些天，他躺在床上就靠回憶自己過去那些過五關斬六將的事來安慰自己。但這種安慰連五分鐘也維持不了，又變成了深深的自責：“我為什么五年不寫申請，為什么五八年不寫申請？要是那時候寫申請不是早批下來了。我總說時間還有的是，離死還遠著吶。現(xiàn)在可好，稀里糊涂退休了，退休離死只差一步了。我和共產黨生死與共，摽著膀子干了三十多年，最后還得掛個白牌牌去見毛主席、周總理……”
工廠不僅是張玉田的工作場所，也是他付出過青春與熱血的地方。三十年兢兢業(yè)業(yè)的工作，讓他收獲了尊嚴、價值和精神支柱。當他得知曾經(jīng)的徒弟、如今的車間書記田福喜以為他遲遲不肯退休，是擔心退休工資比上班工資低時，張玉田感到受了侮辱，覺得自己被小看了。他退休后唯一的遺憾就是沒能入黨。他不明白自己沒能入黨是因為田福喜忌憚他的資歷，擔心自己在仕途升遷中遇到對手，而是發(fā)自內心地認為自己距離黨員的標準還很遠。張玉田后來因為偶然遇見工廠黨委張書記，并受到張書記的褒揚，田福喜才忙不迭地批轉他入黨。當田福喜盤算著如何防止張書記和張玉田的關系進一步親密時，張玉田卻在入黨的當晚徹夜難眠：
這一晚上，張玉田失眠了，但這不是由于愁苦和憋悶；而是一幕一幕地回顧過去，他嚴肅認真地檢查了自己的一生。
第二天早晨起來，老伴發(fā)現(xiàn)他的枕頭濕了一片。
時代不同了。田福喜作為工廠的基層領導，所有的工作只對上級負責，并且只知道苦心經(jīng)營個人前途；張玉田作為他的師傅卻自始至終地愛黨、愛廠，不斷地自我批評與反思，以期達到黨所要求的個人狀態(tài)。前者為“私”，后者為“公”；前者心中只有“事”，后者眼中總關“情”。但后者卻成了“落伍者”和“老古董”，被十分輕易地貶低、否定乃至拋棄了。總之，張玉田式工作狀態(tài)、精神狀態(tài)與生命狀態(tài)的消逝，是值得我們認真反思的。當新舊時代更迭時，前一時代留下來的精神財富是需要仔細辨析、認真守護的。當文學史牢牢地記住《喬廠長上任記》的時候，也應當為《晚年》這樣的作品留下一席之地。因為它記錄了普通勞動者，甚至是那些“落伍”的勞動者的寶貴品質，他們的寶貴品質本應是推進改革的積極力量。
這就是文學的價值所在。它不是抽象地論證改革的光輝與正確，而是打開了更為豐富的面向，將自己的觸角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關注不同階層的群體，從表象深入精神，從事件沉到心靈。論說至此，我們也就有可能理解蔣子龍對于“改革文學”扛旗者的美譽，為何總是頗多推辭。他總是強調，他在寫作的時候，絕對沒有“改革”這樣的框子引導他。而且城市工業(yè)改革全面推行的時候，他有意地將寫作對象從工廠轉移到了其他領域，停止了工業(yè)題材的創(chuàng)作，從曾經(jīng)帶給他名氣和榮耀的創(chuàng)作領地急流勇退。在他看來，“寫改革”是不可能的。因為改革是極為復雜全面的事業(yè)，無法預測和把握。他只是憑借著對生活的積累和觀察，依靠創(chuàng)作上的直覺寫下了日后被命名為“改革文學”的作品。他被正式調入天津市作協(xié)工作后，不再與心愛的工廠“日夜廝守”，工業(yè)題材的創(chuàng)作也就自然而然地終止了。幸耶？悲耶？
如今，已經(jīng)年過70的蔣子龍早已過了創(chuàng)作的巔峰時期。他認為自己的創(chuàng)作歷程明顯分為兩個階段：從1979年到1983年是第一階段。這期間以工業(yè)題材為主，情感基調是憂、思、憤，自覺地用文學承擔起現(xiàn)實的責任。他把真誠視為創(chuàng)作的生命，并總結道：“盡管這真誠有點沉重，有時鋒芒直露，對前途倒并未喪失信心，甚至對有些人物還投以理想的光焰。就這樣，形成了這一階段我的創(chuàng)作基調，或者說我已經(jīng)意識到自己的風格了，并有意強化這一風格，追求沉凝、厚重。跟文學較勁，努力想駕馭文學?！?第二階段是1984年至1989年，他逐漸感到自己不應當被工業(yè)題材局限，決心沖破工業(yè)題材的束縛，情感基調變得深沉、冷靜，開始走向更廣闊的現(xiàn)實生活。1990年以后，他更是隨心所欲地寫自己想寫的東西，不再想著駕馭文學，而是“舒展自如地被文學駕馭”。雖然此時的他早已不再是那個烜赫一時的話題人物，但他反倒認為自己的文學在最自由的時刻，才真正走向成熟。
《蔣子龍文集》十四卷本
2013年，《蔣子龍文集》十四卷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位曾經(jīng)挺立在改革潮頭的“工人作家”，既見證了時代的風云變幻，也收獲了自己更為完整的文學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