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題目的名字取自《雨花》的老主編葉至誠《假如我是一個作家》中的一句話：“你的靈魂你的外貌出現(xiàn)在讀者面前……然后，就真正的有了百花’?！币源藖砻枘〗K“探求者”四杰的魂靈應該是不錯的選題。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江蘇的一批青年作家就很不安分，不僅想從文學創(chuàng)作上搞一點與眾不同的新花樣來，而且想從文學理論上提出新的概念與口號，以展示出江蘇作家雄厚的實力，于是乎，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探求者”自發(fā)地亮出了自以為漂亮的底牌。的確，這個主張一俟亮相，得到了不少好評，甚至后來許多人在半個多世紀以后還時常提起這個事件，有人還以此來作研究生的畢業(yè)論文。但是，今天我在這里并非是探討“探求者”在文學理論上的主張，以及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更非是作甚翻案文章，只是想寫這四個已經(jīng)去世的“探求者”在我腦海中的片斷影像。我盡管是在江蘇作協(xié)里擔任理事時間最長的“五朝元老”之一，但是與“探求者”們交往并不深，有的雖然每一次作協(xié)開會都能夠見面，但是絕無深交。但是，距離產(chǎn)生美感，往往拉開距離的觀察反而會更加客觀一點。當然，我也會采信與之過從甚密者的說法，比如，我時常聽葉兆言繪聲繪色地談論這四位“探求者”的一些趣聞逸事，從一個孩童的眼光去觀察他們的舉止言談，一直到他用青年和中年的目光親自送走這四個親如“兄弟”（“多年的父子成兄弟”）的長輩，顯然，他的回憶與一些充滿頌詞的悼念回憶文章有所不同，而我卻更相信兆言的口述版本，因為許多人物性格中最深層的東西在平時是難以捕捉到的，只有在生活中才不經(jīng)意間流露出來，似乎聊天中的閑言碎語更加可靠真實一些。

作為一個與“探求者”四杰保持著一段距離的晚輩二流作家和學者，我寫下的生活片段和印象，或許與別人的不太一樣，但是，我的意圖卻十分明顯，就是試圖從他們的側(cè)影中看出他們在大起大落時代的種種生活行狀，或許能夠成為今天文人的一面鏡子。所以，我試圖用素描的方式來勾勒一下我所接觸和觀察到的“探求者”中已經(jīng)仙逝的這“四大名角”。也許我的素描在許多人眼里并不是那么傳神和準確，但是，倘若有可能讓人們看到他們性格的另一面，以及另一種深藏在心底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也就算是我的最大愿望了。

一

對陸文夫的印象倒是十分深刻。他的身材是四個人當中最好的，眼睛十分大。若不是常常瞪起眼睛看人，讓人感到一絲畏懼，他倒是一個輪廓分明的標準帥哥?？瓷先ニ且粋€慢性子的人，說話不緊不慢的，那夾雜著濃重泰興方言的，讓你不覺得他是一個一生中絕大部分時間都居住在蘇州的作家。然而，一旦他激動起來，眼睛睜大，并斜睨著看人，細長的脖子上血脈僨張，青筋暴突，就讓人陡然恐懼起來。當然，這樣的時刻極少，我們更多時候看到的是一個溫文爾雅的“陸蘇州”。

“陸蘇州”每天沒有酒是不行的。即便是會議上沒有安排酒，他也會拿出自備的酒來邀人同飲。實在沒人陪喝，他就獨斟。無酒不飯，成為他一生不可或缺的嗜好。有人說他是酒圣，倒是有些言過其實了。據(jù)我多次觀察，他喝得不多，且是慢酒，這一點也被葉兆言所證實。他分明是一個有節(jié)制的飲者，一俟到量，他就會戛然而止，所以，像我們這些常常在一起開會卻與之沒有深交的晚輩作家，就沒有見過“陸蘇州”醉過一回。

開會時無聊，我就觀察他在會場上抽煙的情形：將煙和打火機擱在桌上，而不像有些人那樣從口袋里摸出煙來，慢慢地抽出一支，在桌上蹾一下，點上火輕輕地吸一口，卻不像老煙槍那樣猛吸一大口，半天不見吐煙出來，而是在正常的呼吸中，從嘴角的縫隙邊，緩緩自然地飄出一縷縷淡淡的青煙。顯然，那是一種斯文的吸煙法，盡管他的煙齡很長，煙癮也還不小——看他不時去摸煙的頻率和右手食指與中指間被煙熏染的顏色來看，就可猜測他的煙癮大小了。在一縷裊裊上升飄忽的煙霧中，我仿佛看見了蘇州小巷深處的那一抹淡淡的陰郁和哀愁。

陸文夫之所以被人稱作“陸蘇州”，是因為他的成名作就是以蘇州“小巷文學”為題材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因短篇小說《小巷深處》而一炮走紅，后來這篇作品就成為“探求者”的代表作。過去，我在講課的時候，經(jīng)常用它與老舍的《月牙兒》比較，得出的結(jié)論就是：二者最大的差異性就是風格上的。絲絲入扣的江南水鄉(xiāng)氤氳飄逸著的那種綿綿不絕的意緒，浸入并游弋在你若隱若現(xiàn)的靈魂里，酥了骨頭，松了經(jīng)絡，尋覓不到的是癢處在哪，愁在何處。用三個字表達：奈何天！《月牙兒》雖然是老舍最富詩意的小說作品，也充滿著那種淡淡的哀愁，但是它像北方的天氣一樣，干燥而熱烈，與小巷里潮濕而陰郁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風格特征。我并沒有抬舉“陸蘇州”成名之作的意思，而是想說明，作品風格的形成是與作家的性格休戚相關的，所以，我一直認同布封的那句名言：“風格即人”！不疾不徐的性格最適宜江南水鄉(xiāng)柔情似水的人文地理環(huán)境。

其實，陸文夫倒是地地道道的蘇北泰興人，雖然在蘇州生活了大半輩子，卻仍然是一口純正的通泰方言。在四位“探求者”當中，陸文夫的“文官”頭銜最大，官至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全國第六、七、八屆人大代表，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等，正說明他們這一代江蘇作家在全國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陸蘇州”的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了井噴的狀態(tài)，其作品在文學界好評如潮，《獻身》《小販世家》讓不同層次的讀者受益。更令人驚奇的是他諷刺抨擊官僚主義的作品《圍墻》竟然被某省當作紅頭文件發(fā)往各縣市，也成為中國文場與官場的一件千古奇聞。其《井》與《人之窩》在文壇上也引起了很大反響。

他的《美食家》成為中國許許多多食客的美食指南。小說以主人公資本家朱自冶四十年的“吃史”折射出的時代沉浮本來是可以進入重大題材領域，作者偏偏就是要讓小說沿著揶揄輕松的小路走下去，讓其風格在各種各樣的“吃法”當中走進“美食的天堂”，成為作家寫美食除汪曾祺外的又一絕唱。

《美食家》使陸文夫“會吃”的名聲遠播文壇內(nèi)外。自那以后，陸文夫每到蘇州一家飯店用餐，廚師聞知陸文夫來吃飯，便有些惶惶然，大有班門弄斧之感，倘若做壞了一道菜，怕壞了自己的名聲。“陸蘇州”便成了吃遍蘇州的美食鑒定者。

“陸蘇州”中年以后在文場和官場均春風得意，其實，他平常的生活還是十分簡單的。只要每天有酒，有幾只小菜搭搭，他就心滿意足了。晚年，他竟在蘇州開了一爿“得月樓”的飯店，也是名聲遠揚，我們一干人去蘇州開會，都要去品嘗一番的。

陸文夫?qū)Ω鞯馗挥刑厣拿耖g小吃饒有興趣，走到哪吃到哪，大有吃遍天下的感覺?！靶腥f里路，嘗百口鮮”算是文人的雅癖吧。

陸文夫吃茶也十分講究，他愛茶，當然更愛上上品的好茶，有人說“因為只有陸文夫才不致委屈了好茶”。也算是他的一樁清高文人的雅好。

煙酒茶俱好，尤其講究其中的形式之美者，在文人作家圈里不是很多，陸文夫應該算一個吧?？墒欠婚g傳聞“陸蘇州”酒量奇大無比，故有人送他個“酒仙”的雅號，用他自己應景的半醉半醒的話說，“可以列入酒仙的行列”。但千萬別當真，如果是這樣，“陸蘇州”就不是那個慢條斯理的陸文夫了。

陸文夫先生卒于2005年，是“探求者”四杰中最后一個去世的人，壽命最長者也不過八十。

二

高曉聲剛過七十歲就離世了，同樣是1928年生人，1999年便匆匆走了。他倒是蘇南常州人，但卻是道道地地的一副剛從田里爬上來的老農(nóng)民的形象。

四十年前，董健先生讓我送一封信給正在《雨花》雜志編輯部改稿的高曉聲。那時的《雨花》編輯部真的稱得上是“高大上”，所在地是總統(tǒng)府內(nèi)走廊中段右側(cè)的幾間房子。走進里面的一個天井，只見一個其貌不揚、面龐黝黑的矮個老者穿著一件破破爛爛的白色老頭衫，正在自拉的塑料繩上晾衣服。我上前問道：請問高曉聲同志在哪？那老者掉頭看著我這個不速之客，不急不慢地問：你找他干什么？我說：南京大學的董健老師讓我送一封信給他。那老者操著濃重的常州方言說：好啊！我就是高曉聲。當時我十分訝異：在我心目中，高曉聲應該是一個十分儒雅且有書卷氣的中年作家；即使不帥氣，也不至于這般尊容啊?；仡^再想想，這可能正是他的樸實無華的品格吧。但是，后來發(fā)生的許許多多事情卻讓我對這位被某些評論家說成是具有“魯迅風”的大作家有了不同的深刻認識。

在“探求者”四杰中，高曉聲當右派的確是有點冤枉的，因為他是不談理論的作家，也曾經(jīng)公開說過，他從來就不看評論家文章的話。于是大家私底下議論，他真的把自己當成魯迅了，誰稀罕去評論他呢。說歸說，評論還是要寫的；寫出來，高曉聲還是每一篇都偷偷看了的。

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我最佩服的、他最深刻的作品就是《李順大造屋》和《陳奐生上城》，前者寫中國農(nóng)民的奴性可謂入木三分。后來高曉聲自己對塑造的形象做過一句精辟的注釋：中國是不能一天沒有皇帝的！李順大為了造房子被公社民兵吊打一夜，他想到的竟然是自己的皮肉筋骨居然這么不禁打，這種神來之筆倒是他幾十年探求作品主題思想深刻性的慣用手段。陳奐生在得到吳書記的特殊照顧時，跳坐沙發(fā)、不穿鞋子鉆進了雪白的被窩里的細節(jié)令人捧腹，這些細節(jié)的描寫，讓人想起了魯迅筆下的阿Q，難怪有人給他披上了“魯迅風”的大氅。

其實，我個人更喜歡的是高曉聲《錢包》《魚釣》和《擺渡》那樣的散文化的寓言體小說，那種寓言體小說無論從審美的角度，還是思想內(nèi)涵來說，都是非常精妙的上品之作?！跺X包》是揭示人性中因貪婪而形成的盲從意識，《魚釣》則是暗示一切玩弄權術者終究會被權術所困死。由此，我得出了這樣一個結(jié)論：這個貌似農(nóng)民的作家是一個很有獨到見地的思想者。這在高曉聲《七九小說集》的前言中已經(jīng)表達得十分明晰了：“擺渡人”通過渡船把人渡到彼岸，作家“不受惑于財富，不屈從于權力”！

高曉聲的思想不是用理性思維的文字來表達的，而是浸潤在作品描寫之中的，看似內(nèi)斂，其實卻是發(fā)散型的。只要你有一雙“內(nèi)在的眼睛”，你就不難發(fā)現(xiàn)其作品在堂奧之后，躲藏著的高曉聲那張本分老實的黝黑臉龐上露出的狡黠憨笑。

這個貌似農(nóng)民的作家，其實學歷和經(jīng)歷倒是挺豐富的，1947年高中畢業(yè)，1948年考入上海法學院經(jīng)濟系，1949年入蘇南新聞?？茖W校，次年畢業(yè)。先后在蘇南文聯(lián)、江蘇省文化局從事群眾文化工作，在《新華日報》文藝副刊任編輯。

有人說他是起草《“探求者”文學月刊啟事》的人，也有人說起草者不是他，這筆歷史賬是隨著各個歷史時期形勢的變化而枯榮的，誰起草的并無什么意義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家一致贊同說“共同起草”似乎更準確一些。不過高曉聲同年6月發(fā)表了探索小說《不幸》，倒是“探求者”的一次文學實踐，所以他的定罪也就是鐵板釘釘?shù)氖虑榱?。受到批判，被劃成右派，遣送回鄉(xiāng)勞動改造算是從輕發(fā)落了。

看到如下的高曉聲小傳，我思考了良久：“一九五八年，高曉聲回到了家鄉(xiāng)武進縣農(nóng)村。這次真是‘回鄉(xiāng)更斷腸’，高曉聲是獨子，父母和他三口人。前幾年他為了專心搞創(chuàng)作，二十八歲還沒有結(jié)婚，當時那種情況下，誰肯嫁給他。鄉(xiāng)里人閑言雜語不少，說什么‘高家要滅門絕戶了’。高曉聲聽了，真是氣壞了。有個農(nóng)村婦女名叫錢素貞，竟然不嫌高曉聲的窮愁潦倒，也不怕高曉聲頭上還戴著的千斤鐵帽，就毅然地和他結(jié)了婚，一起度過了二十年艱難歲月。高曉聲筆下李順大、陳奐生的困境，高曉聲是親身經(jīng)歷過的。不久前，高曉聲自己對他的好友說：‘在一九六○年有三個月，我一天只吃四兩糠?！昀щy，十年浩劫，夢魘似的歲月終于過去了。高曉聲全家三代同堂七口人，父母倆老，高曉聲和他的愛妻錢素貞，三個孩子。自從《李順大造屋》得獎，高曉聲又被選為江蘇省的先進工作者，出席了省勞模大會。一九七八年夫妻倆人雙雙到南京，當時方之還活著。在葉至誠家中，方之見了錢素貞，他雙腳立正，深深地向錢素貞鞠了一躬，說：‘謝謝您，辛苦您了！’我想錢素貞同志是當?shù)闷疬@一鞠躬的?！氋v夫妻百事哀’，心酸往事也不必多說了。再說一點高曉聲最近的心情吧！高曉聲說：我現(xiàn)在是樂觀的人，是樂觀派。我樂觀，有四點：一、我能活到今天，就值得樂觀。二、從‘四人幫’的粉碎，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社會總是要前進的，‘四人幫’從某種意義上講好得很，它幫助我們認識了許多問題，而且可以公開講出來。三、我國經(jīng)過這么多年折騰，極左思潮沒有什么理論基礎了，也沒有什么精神力量了。四、我們多看看人民的生活，這幾年來，人民是高興的，我們也就應該高興了?！憋@然，這是對逝者的溢美之詞，死者為大的中國傳統(tǒng)道德往往掩蓋的是一個人真正的性格特征，人性的兩重性被千篇一律的悼詞所遮蔽。

也許，不是二十年回鄉(xiāng)勞動改造的經(jīng)歷，高曉聲會在城市里過上另一種生活，而在農(nóng)村，他接觸到的不僅僅是農(nóng)民的樸實，更重要的是，在饑荒年代里，在“文革”期間，農(nóng)民性格的另一面也深深地影響著他的人格成長。人一闊就變臉的習性不只在他的小說人物中活靈活現(xiàn)地描寫出來了，同時在其自身的生活中也有所流露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小轎車出行是一種地位顯赫的標志，許多“一戰(zhàn)成名”的作家都以此為榮，無車不行，尤其是重大場合下更是需要這樣的待遇。我們的高曉聲同志的出行就很講究這些派頭。據(jù)說好像是一次杭州的會議，住宿的賓館離吃飯的飯店最多只有一公里的距離，其他人都是隨會務組人員一起步行前往，而高曉聲先生卻非要汽車接送，這不僅讓辦會者難堪，他們無法對其他作家交代，同時也讓其他與會者憤憤不平?；蛟S，這才是中年以后，急于向社會拼命索取，討回二十年欠債的心理在作祟吧。當然，這樣的作家并不止高曉聲一人。

別看高曉聲其貌不揚，他卻是新時期最早遇上艷遇的作家之一，八十年代坊間流傳的他與南方的一位女研究生的緋聞并非是空穴來風，那都是有名有姓、的的確確的真人真事，但是最后無疾而終的原因，恐怕只有少數(shù)幾個人知道。從中，可以看出《錢包》里人性的那一面。所以，那些自傳和傳記中的溢美之詞是不可信的，只有看到一個作家靈魂深處的東西，你才能看清楚他是在要什么。

高曉聲以他創(chuàng)作的名聲獲得了桃花運，直到他臨終前的那一段酷似“生死戀”的故事曾經(jīng)被許多人唾罵，也被許多人羨慕和慨嘆過。無論如何，那最后的一吻，既象征著這個現(xiàn)實主義作家心底深處藏著的那只浪漫主義的小貓，同時，也讓我們窺見一個飽經(jīng)風霜的老人對生命的渴望與“探求”。

活到一九九九年七十一歲的高曉聲的確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三

兆言告訴我，方之在四個人當中基本上是不喝酒的。我倒好生奇怪，一個這么有愁苦有浪漫情懷的人，竟然不喝酒，這在我欲寫的《現(xiàn)代文人與酒和煙的關系》一書中，顯然是個意外。再仔細推敲兆言的原話“方不能喝”，不能喝，卻不代表不喝，遂追問：“方下放時肯定是會喝酒澆愁的”，得到的是肯定式的回答。

好在他是嗜煙者，用兆言的話來說：“他們四個人都是抽煙的，四個人晚年都戒了。方之是臨死前才戒，我們上大學的時候，戒了，當時為了去南大講課，復吸，再戒，沒多久，就病故，是不能不戒了。方之戒煙最難看，難受的時候，讓我父親抽了煙，噴煙給他聞?！惫?，這是我聽說過的吸煙文人中最有趣也是最有性格特征的嗜煙者了?；蛟S吸煙就是奪取他生命的病理學原因，可是如果沒有煙熏下的思考，一個嗜煙者方之就不可能寫出《內(nèi)奸》的深刻性來，叼著煙卷的方之的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印刻在我的腦海里了。

方之是1979年10月22日去世的，而第四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隆重開幕，本來，如果不是沉疴纏身，他是應該出席這個會議的。我不知道臨終前的方之有無聆聽到那個被長時間的掌聲打斷的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在會上作的重要講話，可以想象，那時正是方之想大干一場的時刻，就像柳青在病床上哀求醫(yī)生救救他，再給他一年半載時間完成《創(chuàng)業(yè)史》的第二部那樣，可惜天妒英才，老天也沒有給方之最后的時日，把自己一肚子的素材寫成比《內(nèi)奸》還要精彩的篇章。所以我時常突發(fā)奇想：倘若再給方之三年的時間，他很有可能紅遍那個“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時代，那他會成為“探求者”四杰中坐第幾把交椅的作家呢？顯然，這個前提卻是不存在的。

當兆言和我談起方之在1960年代后期也做過“造反派”的時候，我先是一驚，而后也就不以為然了，“我父親是個右派，是那種老實巴交的右派，真心認罪，認栽，認倒霉。還有一些右派不認邪理，一有風吹草動便跟著蠢蠢欲動，譬如父親的難兄難弟方之先生，在‘文革’初期居然也成了造反派。他想為自己正名，結(jié)果被逼得真的玩了一次自殺?！保ㄈ~兆言：《很久以來·后記》亦名為《馳向黑夜的女人》）

做右派也好，做“造反派”也好，這就是那一代知識分子作家，尤其是小知識分子（方之似乎只讀過高中）的宿命，在政治運動的大風大浪中顛簸，在汪洋大海中認不清航標是常有的事情。

方之的青春并不是美麗的，因為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青春沖動，當然要受到政治風暴的無情摧殘。但是，寫作卻是一生不滅的欲望。有人說他是“一團火，一把劍”，那“火”是創(chuàng)作的欲望之火，那“劍”便是直指人世間迫害人性的政治。

1970年代后期，方之從下放地淮陰老家回到南京，身體已經(jīng)很不妙了，聽說他給自己訂了個五年的計劃：“我準備再做五年苦工。”他構(gòu)思出了十多篇作品，等待創(chuàng)作的井噴時刻到來。后來病重期間住進了醫(yī)院，在并不完全知曉病情的情況下，他對妻子李艾華說：“告訴我，我還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個月，我就馬上出院，把最要緊的事情做完……”

死于肝癌的方之享年只有49歲。倘若那時他不把大量的時間用來干另一件事情，也許，他能夠留在文學史上的作品可能就不止一枝獨秀的《內(nèi)奸》了。

有人稱頌方之把“他最后的精力花在南京《青春》雜志的創(chuàng)刊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力快要消耗盡了，他要把手里的火炬交給后面的年輕人，他要創(chuàng)辦一個發(fā)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笔堑?，《青春》成為當時紅遍大江南北的名刊，培養(yǎng)了大量的年輕作家，這功績是歷史牢記住的。但是，作為一個才華迸發(fā)的中年作家，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時刻，把寶貴的時間放在許許多多瑣事的辦理上，甚至打電報要巴金為《青春》創(chuàng)刊號寫稿也親歷親為。我就不知道這是他本人選擇的幸還是不幸，甚至是江蘇文學的幸與不幸呢？

后來，看到方之妻子的回憶文章，卻是很有感觸：“‘探求者’是他們幾個青年人一起討論的，當時他們很公開地討論，還去省委宣傳部請示，當時找的是艾煊，艾煊說這些青年挺有積極性。他們自己也覺得沒事。后來方之與陸文夫跑到上海去找巴金，巴金的意思就沒有太同意他們。當時空氣已經(jīng)比較緊張，我記得方之從上海回來就跟我說，原話記不得了，意思是：嘿，他怕什么，他怕，我們又怕什么。意思是我們是小青年。

“到受批判的時候，我記得《新華日報》頭條發(fā)的，標題是《探求者到底要探求什么》。于是給他們辦學習班，我在單位也抬不起頭。方之很坦然，覺得自己沒干什么壞事，還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后來他去八卦洲勞動了三年。在那里改造，種地，住在農(nóng)民家里。也寫點東西，但寫得少。三年后回來，不久又批判他，說方之為什么要寫《出山》，就是因為他自己要出山。反正是一到搞運動，他就是首當其沖的。

“后來‘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他寫了《內(nèi)奸》，評了個全國獎，但領獎時他已不在了，是我去北京領的獎。‘文化大革命’抄家抄到什么程度，來我們家是帶著大麻袋來的，書，寫字臺的抽屜里看到有字的，裝。如果當時一件件看，那抄家得抄多長時間啊，反正有字的就裝。最后我們家一片空白，我記得方之當時說：‘還說我們是知識分子，可我們家連個字兒都沒有了?！笔前?，一個連字都沒有的作家算什么知識分子呢？

方之是“探求者”中我最不熟悉的作家，只見過一回，記憶中大概不知是1978年的下半年還是1979年的上半年，中文系的包忠文和裴顯生先生請他來南京大學進行一次演講，有人指著那個比較土氣的人說，那人就叫方之。我立馬就肅然起敬，因為當時他的小說《內(nèi)奸》在國內(nèi)文壇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震動。小說甫一發(fā)表，我就和董健先生熱烈討論了這部小說的思想內(nèi)涵，預言方之將會是江蘇最有后勁的作家，會成為中國“五七戰(zhàn)士”中最有思想穿透力的代表作家。像他這樣下放到生活的底層，親身經(jīng)歷了當時中國農(nóng)村最艱苦生活磨難的作家，生活的積累如此豐厚，可謂厚積薄發(fā)之時，卻遭致天妒，實乃中國文壇的巨大損失。

后來，我才得知他的下放地在我當初插隊的地方的鄰縣，我沒有能夠在創(chuàng)作欲望十分強烈的青少年時代認識他，感到十分遺憾。

再后來，他的大兒子李潮開始創(chuàng)作，沒有博得大名就去經(jīng)商了。倒是他的另一個兒子韓東先是以一首詩歌《大雁塔》而聞名大江南北，再后來，他寫了許多小說，同時也是著名的“斷裂”事件的發(fā)起者。我想，他們的路數(shù)與其父完全不同，行事的風格和理念也相去甚遠，但是，沒有方之對他們從小的文學熏陶，他們絕對不會走上文學道路的。

其實方之是一個創(chuàng)作欲望極強的作家，被“罷黜”后還念念不忘要寫走在時代深處的作品，《出山》就是隱喻著他本人的欲望的影射之作。

方之是“探求者”四杰當中走得最早的，許多年輕作家根本就不知道這個人的名字。四十年后的今天，他至少還以一篇《內(nèi)奸》活在當代文學史中，這就足矣。

四

我反反復復考慮了很久，最后還是決定把葉至誠放在壓軸之篇。這絕不是以“探求者”四杰的文學作品數(shù)量和在文壇上的名聲地位來排序的，如果按齒序而論，出生于1926年的葉至誠應為首。首先，我考慮的是，作為一個為《雨花》雜志開設一年“山高水長”專欄作者最后一期的煞尾篇章，我以一個晚輩的身份來為《雨花》的老主編“送行”并作結(jié)，也是一種本分。其次，葉至誠是“探求者”四杰中唯一長期居住在南京的人，除了去過“五七干?！蓖?，他是省會留守者，無形中就成為一種精神和地理位置上的中心和樞紐。再者，在“探求者”四杰之中，我與葉至誠先生接觸是最多的。除了開會見面外，平時接觸也較多，尤其是當年我住在白下區(qū)小火瓦巷四十八村時，隔壁就是省京劇團宿舍，常常在小街上碰見笑面菩薩樣的葉至誠先生，他那憨厚樸實的笑靨永遠定格在我的腦海之中了。

誰都知道葉至誠是一個十分謹慎小心、性格散淡且豁達開朗的人，是一個笑顏彌勒佛形象和性格的好好先生，說他是“探求者”的骨干，這誰都不相信，但他又的的確確是卷入其中者，也算得上中堅，因為那時他年紀最長。

他的人品聲譽和文學光芒完完全全被其父親、妻子和兒子蓋得嚴嚴實實、密不透風。所以，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場合介紹他的時候無非就會用這三種語言表達方式：“葉圣陶就是他父親”或“他就是葉圣陶的公子”；“他就是‘錫劇皇后’姚澄的丈夫”或“‘錫劇皇后’姚澄就是他的妻子”；“葉兆言就是他的兒子”或“他就是葉兆言的父親”。他也常常用這樣的話來自嘲。

葉至誠是“探求者”中年齡最大的，但是活的歲數(shù)卻并不是最長的。他生于1926年，卒于1992年，在世也就66，按現(xiàn)在聯(lián)合國對人類年齡的劃分，他至多算是個中老年人吧。作為葉圣陶的次子，葉至誠應該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有更大的成就，即便是從事戲劇創(chuàng)作，也絕不會止于這一些作品。從他與高曉聲在1953年合作創(chuàng)作的錫劇劇本《走上新路》開始，他與別人合作出版的作品較多，讓人不禁懷疑他的創(chuàng)作能力。殊不知，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是非常有個性的，一如他的為人，文字樸實溫潤中透出的人性力量卻是能讓人落淚的?！吨琳\六種》是他去世后由葉兆言編輯的他的一本書，其中有許多散文隨筆是十分動人的。

《至誠六種》共六輯，分別為“自嘲集”“拾遺集”“探求集”“憶兒時”“記雙親”“學步集”，這是凝結(jié)了他一生心血的泣淚筆墨。

讓“親如兄弟”的兒子葉兆言潸然淚下的原因很多，我以為，恐怕像兆言這樣親近的人在其生前都未必真正理解像葉至誠這一類貌似好好先生的人在歷次運動中所受的心靈傷害，在他們心靈深處有著與常人不同的感受，在他們菩薩式的笑靨背后有著常人無法解讀的豐富內(nèi)心世界。看了葉兆言給《至誠六種》寫的序言，我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父親十分相似的心靈世界的鏡像。

父親非常熱愛寫作，這是他一生的志向。整理遺作時，我忍不住一次次流淚。首先是為他的認真。父親的字仿佛印刷體，一筆一畫交代都很清楚。他總是沒完沒了地抄寫，要仔細辨別，才能確定哪幾頁才是最后的定稿。我知道抄寫有時也是一種被逼無奈，他想通過這種近乎笨拙的方式，進入自己要寫的文章。作為一個寫作者，他排除干擾的能力實在太差了，以至于大多數(shù)時間，都處在想寫而沒有寫的狀態(tài)。

父親有很好的寫作基礎，少年時就出手不凡，曾獲得朱自清先生夸獎。經(jīng)過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反右，經(jīng)過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七十年代末，已是一個五十多歲小老頭，他的《假如我是一個作家》又得到冰心先生的贊揚。這些夸獎和表揚，都有確切的文字記錄在案。

父親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能痛痛快快地寫出一大堆東西。作為兒子，作為聊天對手、傾訴的對象，我常聽他說起要準備寫什么。想法很多，文章也寫得很好，可是遲遲不肯動筆。有時候已經(jīng)開了頭，寫著寫著半途而廢。他留下來的文稿，有許多小標題，標題后面連要寫的字數(shù)都計算好了。我一直覺得兩組文章沒寫完太可惜，一是記錄祖父那輩的老人，譬如本書中的《記錫琛先生》，還有就是他的那撥好朋友，那些被打成右派的難兄難弟。

這本書的名字父親生前就定下來，當時省作協(xié)有書號，答應為他出本書，父親很認真地編，一次次跟我討論書名。后來沒了下文，為這事他一直很郁悶。父親過世后，我屢次想到把遺作印出來，可是也碰了幾次釘子。父親生前很反對花錢買書號，覺得這是對自己文字的一種羞辱，是水平不夠的表現(xiàn)。這當然有些書呆子氣，然而這想法多少也影響了我。有一次，我對堂姐小沫說，實在不行的話，花錢就花錢吧，我必須對父親有個交代。

現(xiàn)在這本書終于可以出版，沒有花錢買書號，為此我感到很激動，父親地下有知，也會十分感慨。十五年前，汪曾祺先生來南京開會，在夫子廟狀元樓的電梯里，他很認真地對我說：“你父親的散文，我都看了，很干凈，沒有一個多余的字——”很多人都跟我說過父親的文章，常常是一種贊美語調(diào)，而我沒有一次不是內(nèi)疚，因為父親的遺作還沒有成書。

父親為文和為人一樣，都很至誠，都是用心血筑成。窺一斑而見全豹，收集的六種文字，雖然包括一生，更多一頭一尾，大部分是粉碎四人幫以后，而“學步集”卻是一九四九年以前。感謝黃育海兄主動向我提起了這本書，更為難得的是，他也很喜歡父親的文章。同時還要感謝杜晗，她是責任編輯，擔負了大量具體工作。轉(zhuǎn)眼父親過世十七年了，謝謝他們幫我完成未遂的心愿。

2009年10月20日 河西

冰心先生說：“今天我正在閱讀一本《未必佳集》，是葉至善同志兄妹三人自謙之為‘習作選集’的，里面好的文章不少，但是在‘至誠之頁’中有一篇特別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假如我是一個作家》。我在六十年前寫過一首詩，用的也是這個題目，可是我的意境就比他的狹仄多了！我只是要‘我的作品’，能夠使人‘想起這光景在誰的文章里描寫過’，‘聽得見同情在他們心中鼓蕩’，‘當我積壓的思想發(fā)落在紙上時’，‘我就要落下快樂的眼淚了’。至誠同志卻要努力于做一件今天并不容易做到的事，那就是‘在作品中有我自己’，他說‘我……你……他的作品’都以‘你的靈魂你的外貌出現(xiàn)在讀者面前……然后，就真正的有了百花’?！?/p>

汪曾祺說葉至誠的文字“干凈”“沒有一個多余的字”，雖然有所夸張，卻也是他幾十年來“為他人作嫁衣”的一種報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