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瞻顏真卿《祭侄稿》，如同參加莊嚴的祭禮
最近幾年，日本東京國家博物館先后辦了兩個十分火爆的書法大展，一個是王羲之《大報帖》的展覽，再就是眼下的“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展覽，均因為各有爭議引起東亞文化圈的強烈反響，觀者如潮：日本收藏的《大報帖》是不是王羲之的真跡？這次展覽需要探討的是顏真卿是不是超越了王羲之？“澎湃新聞·古代藝術(shù)”（www.thepaper.cn）特約請劉正成先生帶來觀展體驗，他認為，通過這一系列展覽可以看出，回歸傳統(tǒng)是世界文化的大趨勢。
對于顏真卿《祭侄稿》的展出現(xiàn)場，他認為，策展方營造出具有悲劇精神的時空環(huán)境。展柜之前，既貼出唐朝安史之亂古戰(zhàn)場的實景照片，又有書法原跡放大印在血紅色的大紙條上，在燈光幽暗的展廳中，從開館到閉館總是密密麻麻的排隊觀眾，緩緩靜默移動，如同參加一個莊嚴的祭禮，觀賞經(jīng)典書法也實際上就是對古圣先賢致以文化意義上的敬禮。
顏真卿《祭侄文稿》在東京國立博物展覽現(xiàn)場 臺北故宮博物院 供圖
我是一個書法家，或者說我是一個中國書法史學者，我從我半個多世紀的閱歷來談一個文化層面的感想，提供大家思考。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著名的安田保險以3900萬美元買下了梵·高的《向日葵》，此事當時不僅在日本，也不僅在亞洲，而是在全世界引起了一個新聞風暴。要知道，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的書法根本不值錢，如沈尹默、啟功先生這樣的書法家也只能用毛筆來抄寫“大字報”，聽到這個消息的第一反應是天方夜譚！以后又陸續(xù)買入西方名畫，1990年，大昭和紙業(yè)公司董事長齊藤良平以1.606億美元，收購了雷諾阿和梵高的兩幅畫，其中雷諾阿那幅7810萬美元，梵高的《加歇醫(yī)生像》8250萬美元，創(chuàng)下當時油畫交易史上的最高價。這些個新聞風暴也有一個指標性的文化意義，即西方藝術(shù)占據(jù)了絕對主流的世界文化地位，東方藝術(shù)只是一個支流，中國傳統(tǒng)的書法藝術(shù)可能連支流也談不上！
近幾年先后在日本同一個博物館所舉辦的如此轟動的中國古代書法作品展覽，是否標志著這個世界已經(jīng)發(fā)生河東河西的變化了？東亞的本土文化、中國的傳統(tǒng)藝術(shù)是不是重新崛起了，甚至成了當今世界文化的時尚潮流？今天的年輕人怎么想我不知道，而我這樣經(jīng)歷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無可再低的低潮的老人，心里的確洋溢了一種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今天上上下下都在談“文化自信”，這不是“文化自信”是什么？這方面的問題我不想浪費大家時間而多談，我只想談談關于顏真卿是否超越王羲之的問題。
顏真卿，《祭侄文稿》（局部），758年，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常言道：“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蔽幕膬r值衡量是沒有量化標準的，任何比較方法都只能說明一個問題的某個方面而已。這次我會見了日本的策展人，他說2012年開始籌備時，曾經(jīng)考慮了一個展名“王羲之后的唐代書法”，立意是以顏真卿為代表的唐代書法是王羲之書法的發(fā)展。我說：這個展名和現(xiàn)在的展名其本意應該是一樣的，因為超越就是發(fā)展嘛！我又補充道，在北宋初年，對顏真卿的評價并不太高，所以宋太宗時王著主編十卷本《淳化閣帖》時二王占五卷，而顏真卿的作品一件也未選，什么原因？唐太宗定王羲之為“書圣”，而王著持有了初唐的主流觀念，沒有看見其后顏真卿對王羲之的繼承和發(fā)展。過了不到一百年，北宋后期的蘇軾看到了顏真卿對王羲之的發(fā)展。他有了一個著名的論斷：
故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也就是說，前面雖有屈原、司馬相如、陶淵明等等大詩人，但現(xiàn)在的詩歌高峰是杜甫；左丘明、司馬遷、班固等均是文豪，但現(xiàn)在的文章高手是韓愈；從前有顧愷之、陸探微，但現(xiàn)在的畫圣是吳道子。蘇軾當然是“二王”的超級粉絲，《西樓帖》中所刻拓的《文與可字說》等蘇東坡年輕時所寫二王風格的小楷，幾乎可以和二王亂真。然而他在此時沒有提到王羲之，僅僅提到顏真卿登上了書法至高之境。古今通人如蘇東坡，不可能否定屈原、司馬相如、陶淵明，也不可能否定左丘明、司馬遷、班固和顧愷之、陸探微這些詩、文、畫史上的古圣先賢一樣，去否定王羲之、王獻之，當然也包括張芝、鐘繇在內(nèi)這些書法古圣先賢。他在這里所談到的顏真卿，就是談到和書法藝術(shù)的古圣先賢一脈相承而登上一個時代新高峰的顏真卿。顏真卿既是王羲之書法最好的繼承者，同時也是最好的發(fā)展者和開拓者！
蘇軾，《行書李白詩卷》（局部），1093年，大阪市立美術(shù)館藏
蘇東坡站在藝術(shù)發(fā)展觀的立場來評價顏真卿的這個結(jié)論，一千年來幾乎已成定論。今天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所使用的這個“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展名，其實就是來源于蘇東坡的。倘若沒有蘇東坡這個著名論斷，敢談“超越”的人也許更是微乎其微了。李澤厚在他的《美的歷程》的“魏晉風度”中談到王羲之書法時用“人的主題”來命名這個章節(jié)，《蘭亭敘》中“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是從對抗、懷疑中對個體人生價值的肯定。談到杜詩顏字韓文時，李澤厚認為是在三曹詩歌、二王書法、六朝駢文之后的“盛唐之音”代表，顏真卿是新時代秩序的建立者。這次展出的《祭侄稿》、《爭座位帖》、《三表》、《自書告身》，以及《大唐中興頌》、《顏氏家廟碑》、《裴將軍詩》等均是一種通過個人命運所表現(xiàn)的“雄豪壯偉”的宏大敘事。如果從書體演變的視角來看，王羲之從帶著隸書痕跡的鐘繇“舊體”演變?yōu)椤鞍朔ā本銈涞摹靶麦w”，以《黃庭經(jīng)》、《樂毅論》等作品創(chuàng)立了小楷標準的話，顏真卿在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中楷的基礎上創(chuàng)立了大字唐楷的法則，從而成為宋以后一千年來取法的典范。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局部），628-630年，三井紀念美術(shù)館藏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局部），632年，臺東區(qū)書道博物館藏
顏真卿，《千福寺多寶塔碑》，752年，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這次大展對顏真卿作品大量匯集是前所未有的，其墨跡中除了《祭侄稿》外，《自書告身》是殊為難得的唐人大楷書作品。唐人楷書幾乎都在牌版中，罕有大楷墨跡傳世，僅有兩件如褚遂良《陰符經(jīng)》和顏真卿《自書告身》均被后世鑒家懷疑為偽作。這次有幸得觀《自書告身》墨跡深信其非顏真卿而莫辦，離開作品書法本體的價值判斷，僅以吏部尚書身份而抄寫關于有關自家任命公告的可能性來質(zhì)疑，可以從原件后面歷代名家題跋中鮮于樞、董其昌等大楷書真跡來反證：不管從筆法力度和氣息風韻均遠遜于本帖，可以說《自書告身》墨跡是顏真卿難得傳世的大楷書代表作。
顏真卿 ，《楷書自書告身》卷（局部）， 臺東區(qū)立書道博物館藏
這個展覽很難得地借到了蘭千山館舊藏的黃絹本《蘭亭序》，以及《大報帖》等墨跡，讓我們很容易記憶起整個東晉南朝時代的書法，這樣使我們得以從宏觀的藝術(shù)史眼光來比照匯集一堂的顏真卿大量作品，更清晰地看到從王到顏的變化與發(fā)展。以小字翰札書卷氣為主體的王羲之，到以大字碑版廟堂氣為主體的顏真卿，不管從作品的書體視覺形式還是精神文化內(nèi)容來分析，顯然既是一種繼承，又是一種超越。如果說唐太宗已經(jīng)一錘定音王羲之為“書圣”，那么蘇東坡的結(jié)論則可以稱顏真卿為“圣之時者也”！
褚遂良，《黃絹本蘭亭序》（局部），7世紀，臺北故宮博物院寄存
這次展覽還有博物館策展理念中兩個學術(shù)為公眾服務的亮點，其中一個是千古名帖《祭侄稿》陳列的儀式感。策展人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平成館中專門分隔出一個展廳陳列顏真卿《祭侄稿》，營造出具有悲劇精神的時空環(huán)境。在本帖展柜之前，既貼出唐朝安史之亂在河北定州即今天在石家莊附近的正定縣石門古戰(zhàn)場的實景照片，給觀眾提供一個對歷史故事真實性的想象空間。又從本帖中精心挑選出一些動人文句按原跡放大印在血紅色的大紙條上(并用圖解注釋文句出于本帖何處)，如同古代舉行喪禮時掛在空中的飄飄長幡，張揚生者對死者憑吊的神圣性和神秘感，讓人更容易進入藝術(shù)作品激動人心的語境中。這個燈光幽暗的展廳中，從開館到閉館總是密密麻麻的排隊觀眾，他們均被紅繩間隔出一層一層的人流緩緩靜默移動，如同參加一個莊嚴的祭禮，觀賞經(jīng)典書法也實際上就是對古圣先賢致以文化意義上的敬禮！
（編者注：昨天有現(xiàn)場觀眾反映《祭侄稿》展覽現(xiàn)場排隊人員較多，有東京國立館物館工作人員以紙杵在參觀者面前催促不休，如稍做停留，甚至以身體觸碰觀眾，有失禮貌。）
顏真卿《祭侄文稿》在東京國立博物館有專門設置的區(qū)域進行展示 樂震文 圖
另一個策展創(chuàng)意則是一種藝術(shù)普及教育的課堂。策展人精心挑出某一個字來，按先后秩序從這個字的結(jié)構(gòu)和點畫上，把歐、虞、褚、顏唐楷四大名家原字用動畫演示出變化過程來，讓人非常直觀地去理解顏楷是怎樣演變?yōu)榧浯蟪傻牡浞?。這既讓你看到了唐楷四大名家的時代共性，同時分辨出相互區(qū)別的個性。這種非常有效的教學式設想，立竿見影地誘導著觀眾，難怪服務大廳中大人小孩擁擠著購買字帖和習字文房用具。
宋代李公麟《五馬圖》（局部），11世紀，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宋代宋代李公麟《五馬圖》展覽現(xiàn)場
當然這個展覽中讓你興奮的熱點太多，真令人如入山陰道中，目不遐給。例如驚雷般問世的蘇、黃、米等北宋書法家好友李公麟的《五馬圖》，為了進入“黑老虎”的學術(shù)禁區(qū)而展示的著名的李宗瀚舊藏四寶名帖，為表現(xiàn)書體演變所展示日本平安時代即中國唐代的宮廷抄經(jīng)，以及同樣是唐代的《世說新書》殘卷、《古文尚書卷》、《說文木部、口部殘卷》、古琴曲《碣石調(diào)幽蘭卷》等，這些均是從日本各處搜集而來的敦煌遺書之外的難得一見的文獻與書法的日本國家文化財。我在這個短文中就難以逐一點到我之所見，并進而闡釋他們給予我的啟示了！
空海，《金剛般若經(jīng)殘卷》（局部），平安時代（9世紀），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