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莫言：仁者與智者
莫言的小說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其文學書寫植根于生命體驗，來源于對現(xiàn)實世界的深切感受，滿含對民族文化的思考與批判，與此同時，他小說中以“人”為中心的善惡書寫又是超越民族、超越歷史的。要理解莫言，便要理解其怪異奇譎敘述背后的大悲憫與大善。本文從莫言小說中的文學形象、善惡書寫、歷史意識等方面切入，作橫的對比與縱的分析，試圖讀懂其寫作意蘊中的殘酷、冷漠與其潛藏的溫熱與悲憫，并由此進一步反思當下文學批評的價值標準與文學傳播中存在的二元對立思維。
關鍵詞：莫言 《豐乳肥臀》 《生死疲勞》 悲憫
莫言是慈悲的，確切的說是悲憫的。這悲憫掩藏在日常的敘述和怪異的想象之中，透過苦難和罪惡的書寫，悲憫如地泉涌出，滲透周邊的一切，包括歷史和現(xiàn)實。而且莫言的悲憫不只是單向的同情，他更注重揭露封建傳統(tǒng)的罪，始終走在歷史深處，然后探出頭來向人們說豺狼說星星。夜深人靜時讀莫言的小說會有一種大恐懼，伴隨著黑夜，這恐懼滾滾涌來，不寒而栗；烈日炎炎時讀莫言的小說會有一種錐心刺骨的涼，陽光下的冷酷彌漫四周。我在此時，方能理解當年魯迅閱讀俄國作家安特萊夫的小說時的感覺。
如果選擇一個字來概括莫言小說主題的話，那就是善。莫言的善與宗教的慈悲情懷沒有太大的關系，他所有的苦難書寫都來自于心底的善。他的心中有來自于母親給予的與生俱來的善良，也有來自對于社會底層人同病相憐的深切同情，更有對于人類命運和滄桑大地的博大悲憫。他所寫的不幸苦難甚至罪惡都來自于現(xiàn)實世界感受，他的慈悲不是形而上的，是來自于自身的生命體驗，他把自己的許多體驗都化作了形象。
莫言書寫罪惡，本質上是對于善的追求。毫無疑問，莫言的世界是充滿憂郁的，這憂郁有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也有善的理想的幻滅，但這并不表明莫言就是一個悲觀者和絕望者。一切對于惡的否定都來自于對善的期待，最徹底的悲觀主義者往往是最大的理想主義者，這是被我們常常忽略的一個事實。否定不該如此的苦難和罪惡，就等于肯定了應該如此的美滿和善良。簡單的說，批判惡就是肯定善，無論是作家的內心還是人性的本質都是如此。
莫言的小說大多沒有徹底的惡人，甚至有的人在作惡時也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在作惡。然而，意識不到的惡才是最可怕的惡。這對于施惡者和受害者來說，都可能陷于一種麻木之中，從而放棄對惡的抵抗進而繼續(xù)作惡。比對于某個具體人的惡的批判更為深刻的是，莫言的小說揭示的是無意甚至是善意的惡形成的土壤和背景。這是一種封建文化之惡，而不是人性之惡。在這一點上他與賈平凹形成了一致。雖說不去揭示人性惡，并不等于他不去剖析人性。莫言帶著慈悲去剖析人性，慈是心性，是一種內在的本心，悲是外射的倫理情感。人無本心，一事無成。但是，僅限于此，無益眾生。獨善其身是小善，悲憫天下才是大善。莫言小說中的善，是始于本心而放之眾生的。小說中的人物有的是先天的善，是人的本性，例如上官魯氏對于孩子的愛；有的是后天的善，經(jīng)過現(xiàn)實的磨難和洗禮而發(fā)生的道德升華，例如余占鰲的民族大義。莫言小說中的世界風云變幻，天道滄桑，最后站得住腳的就是人性的善。它超越了歷史，也超越了人本身。
對于人的價值和命運的思考，一直是莫言創(chuàng)作的一個母題?！渡榔凇吩谶@一點上最為生動和形象。在小說以奇特的想象構筑的荒誕的生命循環(huán)中，人的價值幾經(jīng)輪回最終被一次次粉碎。人在這種輪回中是沒有價值和定性的，無論怎樣變形都難以改變自己的命運?！敦S乳肥臀》的大框架是在敘述歷史，其實是在歷史中對人性進行檢驗，渴盼人性的回歸。將其和1950年代著名的“紅色經(jīng)典”馮德英的小說《苦菜花》對讀，更能看出二者的差異與價值。
《豐乳肥臀》本質上是以人為中心的歷史文本，把宏大的歷史主場微縮成山東大地一個母親和一群兒女生死相關的人生故事。作家的出身、小說的主人公、小說的場景和故事都與《苦菜花》極其相似，同樣的身份、同樣的地域、同樣的形象、同樣的故事，但是由于視角的不同，使這兩部作品成為兩種不同的歷史文本。前者是人性的視角，后者是政治的視角，而二者共同的亮點是偉大母親形象的塑造。《苦菜花》中的仁義嫂是英雄的母親，她的偉大具有政治的進步和民族的大義，這偉大表現(xiàn)在為了大義而讓自己的孩子作出犧牲；《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魯氏是平凡的母親，她的偉大具有平常母親的舔犢之情，甘愿為兒女而犧牲。她在饑荒之年，為了能讓孩子吃上一點糧食，先吞下豆粒然后回到家再嘔吐出來給孩子吃。這種難以想象的運糧方式無疑是受到了動物儲糧和反芻的啟示，而這種偉大的母愛不是通過道德的升華和政治的崇高所表達出來，而是回歸于動物本性，用生命的最原始的方式表達出來，便顯得格外真實和格外無私。文學的本質就是表現(xiàn)人性和人類的，母親為了孩子而嘔出偷吃的豆粒時，你不能不為這種達到了極致的母性而震撼。與此同時，你又不能不對于造成這種悲劇的社會現(xiàn)實產(chǎn)生聯(lián)想。《苦菜花》中的母親對于孩子是愛的，這愛是為民族情階級愛而甘愿奉獻自己的兒女，而且她把對兒女的愛擴大到對每一個革命戰(zhàn)士的愛，升華為對革命事業(yè)和民族新生的愛。當敵人逼她說出兵工廠埋藏機器的地點時，她為了保護兵工廠和設備，不僅自己忍受了一切酷刑的折磨，而且忍受著巨大的悲痛，眼睜睜地看著心愛的嫚子被敵人殘酷虐殺。這是在民族危亡時刻所表現(xiàn)出來的超越母愛的大愛！而上官魯氏與其相比，她對于兒女的愛自然本性的成分更大，甚至疏離理性，這在對于兒子上官金童的溺愛中表現(xiàn)十分明顯。上官金童是她唯一的兒子，在宗法倫理和自然母愛基礎上形成的愛最終使兒子成為了無用之人，而上官魯氏對此卻義無反顧，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平凡甚至平庸之愛。一個民族要壯大，我們希望像仁義嫂這樣偉大的母親越多越好，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們也得尊敬像上官魯氏這樣平凡的母親。
長期以來，對于平凡的人倫之愛和自然人性的表達往往不大被我們接受。小說中上官魯氏及其兒女們的悲劇人生是平凡的，人生在世，無害的平凡甚至平庸是否有存在和表現(xiàn)的權利，這是是否承認大多數(shù)人自然屬性價值的問題。而這種悲劇往往并不是他們自己的原因所導致的，是一種普遍人生。因此，從這種平凡和普遍中可以看到背后時代風云的變幻。
值得深入探討的是《豐乳肥臀》所表達的歷史觀問題。毫無疑問，小說的歷史觀與一般歷史教科書有所不同，對作品這一問題提出批評是有政治合法性和歷史合理性的。藝術創(chuàng)作是一種個人敘述，并不能構成對于主流歷史觀的顛覆。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①，“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②，而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一切歷史也都是個人史。歷史不只是單一的，個人史也是對于主流歷史書寫的豐富和補充。莫言的小說不是特意重構歷史，而是始終站在人性的立場上來看待歷史的風云變幻。
我們要理解，莫言作品的思想價值取向最終是為他的，不是寫自己和寫給個人的，他所作的是一種文化批判，是寫傳統(tǒng)中國人人性深處的善與惡，寫人生的苦與悲。他通過形形色色的人生觸摸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神經(jīng)末梢，然后一點一點的指給你看，讓你透過作家的平靜看到一副熱心腸，這種溫熱是隱藏在冷靜甚至冷酷的語言外衣后面的。如果有誰說，莫言是冷漠的，那我說可能就是沒有讀懂莫言。
如果讀懂了莫言小說的深層意義，所謂小說中的“殘酷”與“丑化”也就有了新的理解。在莫言的小說中，除了《豐乳肥臀》之外，可能最受責難的恐怕就是《檀香刑》了。一般大眾和批評者的核心觀點認為小說是在欣賞丑和殘酷。其實無論是從理論思考還是批評實踐來看，這種對于丑和殘酷的描寫是具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的。首先，文學的功能是多樣的，美化和丑化、歌唱和批判同樣是需要的，我們有太多的美化的文學，而缺少這種真實的丑化的文學。與小說相比，生活本身的丑不知道要嚴重多少倍。所以揭示丑惡是文學天經(jīng)地義的功能，這也是推進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方式。其實，懲惡揚善，一切推動社會向前發(fā)展的所有能量都是正能量。
其次，莫言小說的“丑惡”是一種表層敘事，作者立場隱藏在苦難和殘酷的后面，不動聲色地表達自己的價值偏好。有人說《檀香刑》作者是在欣賞殘酷，暴露出作者的冷酷。人們只是看到了趙甲對于殘酷技術的著迷，而沒有思考趙甲這樣一個怪胎是如何產(chǎn)生的。而作者恰恰是通過這一形象的塑造和眾人的麻木而揭示出封建專制文化對于人的毒害。在這一點上，我們最能看到莫言與魯迅在思想上的相通。
從思想價值取向來看，《豐乳肥臀》和《檀香刑》是莫言小說中最具莫言特點的互文性作品，善的極致和惡的極致都通過上官魯氏和趙甲的非常態(tài)行為表現(xiàn)出來。上官魯氏的母愛是善的極致，當母愛表現(xiàn)為動物層面的本能之愛時，可能是最純粹最本質的愛；趙甲的殘酷是惡的極致，他對自己的殺人職業(yè)的精益求精而習以為常時，就更能展示出極致的惡是如何泯滅人性的。小說對于趙甲刻苦鉆研的殺人技術通過不動聲色的精細敘述和日?；鑼懻故境鰜恚绾胃擅畹貧⑷艘呀?jīng)成為了一種藝術，而最令人戰(zhàn)栗的是這種惡的極致是通過精益求精的職業(yè)精神所表現(xiàn)出來的，而一切敬業(yè)和高妙都是為了實現(xiàn)封建刑罰的共同本質——如何使受刑者更加痛苦。而最為可悲的是，施刑者已經(jīng)意識不到這種罪惡，施行最殘酷的剮刑變成了純粹的技術美學。
殺戮在中國傳統(tǒng)敘事文學中往往是給予高度贊揚的，因為復仇始終是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母題?！端疂G傳》中武松、林沖、李逵的殺人無疑是一種正當?shù)牡懒x的復仇，但是過度的殺戮就使這種復仇沾有過多的血腥。在“血濺鴛鴦樓”中，武松由正義的復仇演變?yōu)闊o目的的殺戮：潛回張都監(jiān)家，先來到后花園墻外的馬院，遇到個喂馬的，割了頭，尸體踢飛。隨后翻墻進院里，來到了廚房，一看兩丫鬟在熬湯，一刀一個，結果了兩人。終于來到了鴛鴦樓，碰到了三個真正的仇家：張都監(jiān)、蔣門神和張團練在樓上吃酒吹牛。武松上去將張都監(jiān)和蔣門神砍翻在地，剁了張團練的頭之后，回過頭來將張都監(jiān)和蔣門神的腦袋也割了?？从芯朴腥猓染瞥匀庵?，蘸了尸體上的血，在墻上瀟灑的寫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雹鬯麥蕚湎聵菚r又遇著兩個隨從上樓，于是砍翻一個，割了另外一個頭。隨后又遇到夫人，仍然是迎面砍翻。其后的一幕令人戰(zhàn)栗：他去割夫人的頭時，發(fā)現(xiàn)刀都砍鈍掉了，頭割不下來了，竟然執(zhí)著的又去換把刀，終于把頭割下來了。在樓下走時，看到唱曲的玉蘭帶著兩個隨從，便上去把三人也給捅死了。下了樓來拴門，又看到兩三個婦女，上去也給捅死了。殺戮完成，武松最后說道： “我方才心滿意足?！雹軓倪@段血淋淋的描寫中可以看到，武松的殺人已經(jīng)遠離了復仇的界限，變成了一種嗜血的本能欲望，在本能欲望的迷狂中帶有強烈的自豪與快感。而“智深拳打鎮(zhèn)關西”中，作者詳盡細致的殺戮描寫同樣充滿了一種自得和愜意。而這段文字多年來一直是某些中學語文課本中的經(jīng)典范文。某版教材在選文后面的“課后練習”中竟然列出表格，將魯智深的三拳細致分列——第一拳：味覺（味）；第二拳：視覺（色）；第三拳：聽覺（聲），讓學生依次按照文中的血腥描寫來進行填空！面對那些未成年的學生，這種殺氣過重的語文教學的最終結果可能就會培養(yǎng)孩子的戾氣和冷酷。不可思議的是，前些年根據(jù)小說改編的電視連續(xù)劇《水滸》中插入的主題歌——《好漢歌》，成為了全民傳唱的“金曲”。當人們聽到那句“該出手時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唱詞時，是否想到這如果成為一種現(xiàn)實時，自身和社會將會是一種怎樣的場景？要知道，武松、林沖、李逵、魯智深這些人是作為堂堂正正的英雄好漢而被歌頌的。在這些描寫中，殘酷描寫不僅成為一種藝術場景，而且成為了一種道德榮耀。當過當殺人成為了一種崇高的倫理之后，殘酷也就變成了美麗的詩?！短聪阈獭分汹w甲的殘酷與武松等人的非法行為不同，他的殺人行為是一種合法的職業(yè)，法律上他不僅是無罪的，而且是有功的。這最終只說明一個邏輯：邪惡的封建制度和法律是會改變人性的。讀莫言的《檀香刑》，你也會感到一種精致的殘酷描寫。趙甲精湛的剮刑技術在莫言的筆下細致入微，絲絲入扣，劊子手簡直進入了一種忘我的境界，而觀眾的喝彩更將受刑者的痛苦變?yōu)樽约旱目鞓?，于是殘忍和血腥都被淡化，罪惡退到了幕后，所剩下的就是一種展示和欣賞，這是一種何等的生動和深刻！但是，莫言與《水滸傳》作者和編導者最大的區(qū)別是，他描寫殘酷而否定殘酷，不是像前者那樣，描寫殘酷而歌唱殘酷，二者的描寫相似而立場不同。十分深刻的是，莫言沒有明顯表現(xiàn)出對于趙甲個人品行的過多指責，而是日?；厣踔梁侠硇缘孛鑼懰穆殬I(yè)行為，詳盡敘述他的不易和辛勞，而其平靜的背后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制度的惡和文化的惡。比較而言，封建傳統(tǒng)文化的惡比制度的惡更具有殺傷力和腐蝕性。當人們意識不到這是一種惡的時候，實質上已經(jīng)從制度的惡轉化為文化的惡了——這種文化之惡人人有責，文化之惡需要殘酷也制造殘酷，最后人人都是施害者又都是受害者。這驗證了我以前的一個判斷：中國封建社會千百年來所有罪惡的根源只有一個，那就是對于人的不尊重。個人的殘酷并不可怕，自然規(guī)律會結束這種罪惡。封建文化的殘酷則是禍害無窮的，也是無救的，因為它鼓勵殘酷，最后培養(yǎng)的是群體的殘酷并且延續(xù)和加大這種殘酷。這在魯迅《狂人日記》中已有表達：封建禮教吃人傳統(tǒng)代代相傳，連孩子都被親娘老子教會了，成為了一種慣性的殘忍，這就是文化之惡。魯迅所呼吁的“救救孩子”其實拯救的是民族的未來，莫言其實是懷有和魯迅一樣的情懷。如果你理解了魯迅的文學世界，也就理解了莫言的小說創(chuàng)作意蘊。莫言是仁者也是智者，他的文學世界是需要人們去深深理解的。
與最初的想象不太一樣，莫言的獲獎除了贊譽之外更有批評。與此相關，對于諾獎的價值標準問題的一貫質疑也再次達到一個高潮。這些質疑和指責中包含有太多的文化和文學信息，有的是多年來無解的文化難題。例如，批評標準問題、文學的功能問題、文學的真實性問題、審美差異性問題等等。不可否認，諾貝爾文學獎包含有明顯的意識形態(tài)屬性，所以不是國際標準或者民族標準。而莫言的價值就是寫人寫人性的。
莫言的獲獎是中外批評家、翻譯家和讀者共同努力的結果，雖說莫言小說不是完美藝術，而任何獲獎小說都不是完美藝術。如果用后殖民主義理論來評價莫言的小說及其獲獎問題的話，我覺得對魯迅作品的評價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事實上，前些年已經(jīng)有人作出此類的評價了。在大凡所謂“丑化”的文學就常常被套上后殖民話語或者東方主義的標牌而遭到指責。這是一種文化沖突。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使用現(xiàn)代性話語對中國傳統(tǒng)封建文學進行批判，是中國文學現(xiàn)代轉型的必要環(huán)節(jié)，所以不能把西學東漸文化批判都視為是一種后殖民主義圈套。這種存在與批判不只是作家或者批評家闡釋出來的，而可能也是一種歷史和思想的現(xiàn)實。
我們在對于文學作品的跨文化傳播評價中，存在著一種過于強烈的二元對立的文化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歷史境遇的自然反應，也包含有我們不斷的闡釋和強化。這樣一種文學批評標準使用起來真的是輕車熟路，婦孺皆能。但是，我們過多地關注了兩種文化相遇時激烈沖突那一刻，而相對忽略了沖突之后漫長的接受和融合過程，人類文明就是這樣發(fā)展起來的。近年來，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習近平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這是一種極具建設性的世界構想，這不僅是外交思想，更為人類文明的和平發(fā)展指明了方向，也為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傳播和評價提供了價值引導。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世界的發(fā)展，這一理論的前瞻性意義和歷史性價值將會日益顯現(xiàn)出來。人類文明多元一體，中國文學的人類性意識與民族性意識一樣，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不可缺少的重要內涵。中國新文學百年波峰浪谷歷經(jīng)滄桑，莫言的小說不僅為中國當代文學帶來了榮譽，也成為當代中國綜合國力提升的有效證明。無論是批評界還是社會大眾，都應該珍視作者這種難得的深刻和世界的認同。
注釋：
①[意]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傅任敢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2 頁。
②[英]羅賓?喬治?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02-303 頁。
③④羅貫中、施耐庵：《水滸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34、435 頁。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