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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北京文學》2019年第3期|王蒙:郵事(節(jié)選)
來源:《北京文學》2019年第3期 | 王蒙  2019年03月11日07:45

作者簡介

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滄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共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委員,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中國當代作家、學者,文化部原部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名譽主席,任解放軍藝術學院、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教授、名譽教授、顧問,中國海洋大學文新學院院長。現(xiàn)居住在北京,著有長篇小說《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等近百部小說,其作品反映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的坎坷歷程。曾獲意大利蒙德羅文學獎、日本創(chuàng)價學會和平與文化獎、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與澳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約旦作家協(xié)會名譽會員等榮銜。作品翻譯為二十多種文字在各國發(fā)行。獲茅盾文學獎等眾多獎項。

往事如煙,郵事如梭,從簡便溫馨到煩瑣冷漠,人被信息操縱著,抑或是人來操縱信息,不得而知,著名作家王蒙在該紀實小說里敘述的郵事遭遇,經常處理作者稿費的編輯會否感同身受?

從前——裝腔作勢一點,可以說那工夫兒,我是多么年輕啊。我迷上了郵局,就像后來政治運動里落馬,迷上了火車乘務員。我的想法是:工作在一個瞬間百米迅跑之列車上,每分鐘的風景都是新的,給懷著激動的心情出遠門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添茶倒水,每一張面孔,都是新的。聆聽鋼鐵輪與鐵軌的清脆的撞擊與機車汽笛的自信的地動山搖,聲音與呼吸,黑暗與強光,嘈雜與絮語,一切都那么飽滿地誘人。特別是午夜里經過某個過去只在地圖上看過地名的車站,看到工匠敲著錘頭,舉著煤氣燈,檢查列車的機件,我相信火車里充滿了我還沒有完全把握的人生與文學,這種力量與熱度還需要我做許多努力才能達到。

“咱們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這是那時的我的信仰,我的沉醉。

此前,我的一篇習作中寫了“郵差”。按:1949年以前,送信人叫作郵差,環(huán)衛(wèi)工人叫作清道夫,派出所叫作“段”,民警叫作“巡警”。編輯老師告訴我,不能叫郵差,叫郵遞員。我臉紅了,大家都是員,元帥是指揮員,列兵是戰(zhàn)斗員,喂豬的是飼養(yǎng)員。我更愛郵政了。我愛他們的綠色著裝。我至今不明白為什么綠帽子成了一句罵人的話,用綠帽子一詞代表奇恥大辱的人,暴露無遺的,只能是他自己的野蠻、老土、無知、國民劣根性,多半還有性無能。歷史上對于女人的風流所以瘋狂地仇視,是因為那時的男性太弱勢,食物鏈中缺少動物蛋白與維生素E。沿用綠帽子一詞,才是真正的恥辱。

郵政郵件,比火車更能奔跑與拓新,不聲不響,它們永遠是激流,是風馳電掣,是與時間賽跑,是天下之政,是全覆蓋之政,是萬里江山一掌間。那時候許多美好都是通過郵政傳布的,比如《人民日報》與《北平解放報》,比如紀念郵票,比如文學刊物。比如北影廠創(chuàng)作人員潘叔叔的信,他讀了我的《青春萬歲》小說初稿,說“你有了不起的才華”,這幾個字讓我如醉如癡,一魂出竅,二魂升天,只想哭趴下,最好是就地實時三魂涅槃。

我也欽佩郵遞員的風度,他們的锃亮的自行車,掛靠在自行車大梁上的雙郵包,裝載著多少使得收件人望眼欲穿的我愛你、喜訊、錄取通知、匯票、書報、包裹、贈品,還有朝鮮前線的捷報與烈士犧牲通知。反正是好東西靚東西比晦暗壓抑的東西多五倍,偉大的強壯的信息比渺小的衰弱的消息至少多五十倍。我有一位親戚,在國民黨時期當過縣長,在1950年底開始的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中判了死刑,執(zhí)行前郵遞員送來了當年的有關方面寄來的起義證書,立即無罪釋放,并且被安撫酒肉松花蛋捏餃子散白酒過庚寅虎年。郵政幫助了黨的春風化雨,海納百川,老樹新枝,郵政使一個自己也承認死有余辜的人又為人民服務了十五年。

比如我,我給親朋好友寫信,我給小小年紀的老戰(zhàn)友寫信,我還響應號召給蘇聯(lián)青年寫信——用簡單的俄語寫在明信片上,給志愿軍戰(zhàn)士——最可愛的人寫信,給邊防軍人寫信,它們載著我的愛與祝福,它們代表著新生活新期待新風尚,郵政使相隔萬里的年輕人彼此不陌生?!拔覀凃湴恋姆Q呼是同志,他比一切尊稱都光榮?!边@是蘇聯(lián)歌曲《我們祖國多么遼闊廣大》的歌詞,列別杰夫-庫馬契作詞,杜那耶夫斯基作曲。幸福的希冀就盤旋在自行車大梁上,郵遞員的大口袋里。郵遞員的車有極好的銅鈴,清脆的聲音告訴你,叮叮叮,當當當。好消息來了,好消息來了!

有一點我弄不太清晰,想起那個時代的郵政,我往往會想起同時期廣播中的小喇叭節(jié)目,“小喇叭開始廣播啦!”小喇叭的“定場詩”中,是不是提到了模擬的郵遞了呢?哪位老小朋友告訴我,謝嘞!

后來呢,郵政帶來的是我的文學燃燒、夢想、感覺與命運,包括編輯部、早聞其名的作家、評論家與作家團體,后來還有愛你的讀者的信。還有,不好意思,我不能不談本身不無庸俗,但是獲得之道絕對不庸俗,不但不庸俗而且崇高偉大動人迷人,像歌聲、像“假如生活欺騙了你”、像梅里美也像鄧肯一樣地瀟灑翩翩,我說的是稿費郵匯通知單。當然,那是后來的事。

開始時期多是退稿,多數只寫給你“不擬用了”。個別人寫道:“你的文字很有感情,但是……”但是沒有寫好——沒寫成,不像樣子,當然嘍,王蒙明白。那篇被認為有感情而沒有寫成的稿子,開始寄到《新觀察》,得到退稿信后我用了45分鐘,一節(jié)課時間,加上了點情節(jié),加了點前后交代,沒費吹灰之力,再走到郵局大柜臺前,轉寄給了《文藝學習》雜志,一個月后就發(fā)表出來了,題名《春節(jié)》。那時寄稿件按印刷品收費,大概只用了兩分錢。

順便說一下,現(xiàn)在的大部分編輯部公示的約稿公約中都說明,“一般不退稿”了,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而到了1955年底,當我收到一封信,公用信箋上面是印刷體“中國作家協(xié)會”幾個字,到了此時,我真不知道應該到何方何處去叩頭感恩與三呼萬歲,去號啕大哭與渾身嘚瑟,有了這樣的郵件,夫復何求?

我懷著與郵政的親和溫馨感覺,還有在原單位的蛻變與脫皮,更正確地說是活活地揭皮的感覺,成了寫作人。按:“溫馨”是我最不喜歡的詞兒之一,此外還有“鱗次櫛比”與“天麻麻亮”。原因是,不知為什么,對于我,“溫馨”顯得假招子,溫馨的嫩稚與小微令我無法認真對待。喜歡說什么“溫馨”的人保證從沒有經風雨、見世面,他們脫離了時代,脫離了歷史的雷鳴電閃。我要的是高爾基的海燕,不是小男女小嬌包兒的“溫馨”。而“櫛”與“鱗”的形象都不可愛,櫛是梳子,帶有沒有條件經常洗頭更沒有聽說過也確實尚未存在的“香波”與護發(fā)素的男女的頭油、發(fā)屑、塵汗與哈喇氣息,再說我還常常將櫛錯讀為“節(jié)”。至于魚鱗的腥氣與排列的不舒服感,還有我絕對無法將朝日正在噴涌出現(xiàn)的遼闊天空與“麻麻”二字聯(lián)系起來,都是無法改變的條件反射。而且,麻怎么可能不讓我立即聯(lián)想到麻醉、麻煩、麻痹,尤其是臉上的麻子呢?

但是青年時代的綠衣使者,扭轉了我對南國小資喜歡的“溫馨”云云的印象。何況,對不起,這是我首次曬自己的少年時代的浪漫,我花了不少郵費,給蘇聯(lián)中學生寫了不少半通不通的俄語信件,我得到了一個“捷烏什卡”(姑娘)的回信,內有她自制的一張賀年卡,她畫的是一棵樅樹。當時的蘇聯(lián)不喜歡東正教,不承認12月25日是圣誕或者耶誕節(jié)日,但是又無法消除是日前夕搞樹搞家人團聚晚餐搞長胡子老人送給兒童禮物的風俗習慣。便命是日之名為樅樹節(jié),命該長胡子老頭之名為樅樹老人,實現(xiàn)了耶穌與樅樹代碼的互換,互換其實就是共享,這其實很美好,很干凈爽利,樅樹本來就是世界、宇宙、溫馨與恒久的例證,而崇拜與向往,天堂之夢落實為一棵棵掛滿花花綠綠小禮物的樅樹,讓這樣的小樹遍布每家每戶,也令人覺得是神來之筆,是冬日蘇維埃時期的溫馨幻想曲。

然后,1958至1962,1964夏秋,1965到1966,1971到1973,在北京郊區(qū)、在新疆麥蓋提縣,在伊犁,在烏魯木齊西郊烏拉泊“五七”干校,在一些我成長的關鍵時刻,在生命的新鮮與酣暢,艱窘與奇葩化的時間點,在我半認真半瀟灑、半狼狽半隨遇而安地品味著人生的遠比“溫馨”更恢宏闊大剛毅凜冽一千倍的真味的時候,我數次都有與家人不在一起的經驗,那時最快樂的莫過于見到綠衣人,見到郵局、郵所,至少是郵筒與郵箱了。世界由于布滿郵政而……而什么呢,哈哈,只能說是世界因通郵而不再陌生,人生因郵務而不再寒冷,家人因郵驛而如聞聲在耳,愛情因書信而高貴動人,只能說郵事增加了人間的溫馨,親情友情人情因郵政而不再遙遠堅硬。但那時開始,郵遞員已經不怎么講究穿綠衣裝了。

分別兩地時,芳給我寫的信尤其多多,有時候到了我這里,是同時收到兩封,個別情況下甚至是三封信。我憾憾于親愛的命根子一樣的郵遞員投遞頻率趕不上寫信的熱情與思念的苦痛。我們的信寫得認真,當時我被封凍,寫作的情緒全部表現(xiàn)在家書上。除了芳,包括父母的信也充滿文采真情。真應該出版一部我與父母妻子的通信集啊,至少可以發(fā)行八十八萬冊。不巧的是,在1966年春天我把所有的信全焚燒掉了。同時丟掉了我的有點奢侈的英雄金筆。直到1973年開始寫《這邊風景》,我寫小說的時候更喜歡用蘸水鋼筆,蘸水鋼筆有點古典,令人想起鵝毛筆,它能控制我的寫作速度,增進我的推敲投入,強化每個字的筆畫感覺與形象結構。

與郵政朋友最熟悉最套瓷的時候是1965年春天在新疆伊犁伊寧縣巴彥岱,那時我的公干稱作“勞動鍛煉”,真棒!有一次王副大隊長(就是我,時任紅旗人民公社二大隊副大隊長),在公社黨委管委大院大門邊看到了郵政所的房間。屋里有好幾個多格柜子,里邊放著到來的各種信件與郵遞物品。我找到了我所屬的大隊生產隊郵件格子,里邊赫然放著芳給我寫的信,要是等著他們送,不知等到哪一天,于是我喝吼叫喚兩嗓子,快樂之極地自動取下了我的信。這時,恰恰是郵所中我比較不夠熟悉的一位回族人員來了,看到他我趕緊自報家門,如此這般,他的臉上半是不快,半是狐疑,向我盯視良久,批評了我的擅自取郵件,但最后還是勉強含笑地把我放走了。我出了公社大門,看到了伊犁白楊樹棵棵微醺搖曳多姿。我再一次咂摸思考白楊林與郵政以及家庭愛情帶來的幸福經歷。啊,我的太陽!噢,吽索羅蜜噢,我們走在大路上!并想有朝一日,我要寫一篇小說,歌唱一大二公的人民郵政。

我回想起來,快樂直至此日此時此分,是我登堂入室,從鄉(xiāng)鎮(zhèn)郵政所里自己找到來信,并徑直取出,并且向著伊犁的白楊林帶有所嘚瑟,“家書抵萬金”,天真美好奇異甚至于要說是凄美,那是一種舍我其誰的無雙幸福。

甚至于大量信件化為火中蝴蝶,也不十分引起我的痛惜,為了平安與未來,當然要舍得。此后我與家人們基本上團聚在一起,一起生活一起吃飯、說話、打羽毛球與板羽球,一次比一次更好更大的家被我們搬進去,這比最好的家信情書還更幸福。

我想起了德國作家、《鐵皮鼓》的作者君特·格拉斯的名言,他回答法國《世界報》“你為什么寫作”的提問時,答道:“由于其他事情都沒有做成?!币恍┬「鐐儍簽槲业囊么苏Z而遺憾,他們以為是老王竟然出口成貶,貶了自命不凡牛氣多情的文學。他們也許一二十年后能體會到,把“未能”轉變成了某種寶貴的才能、功能,把“未成”轉變成了某種成品哪怕是半成品,變成了環(huán)繞地球歷經許多歲月猶存的作品,填補了人生的某些失落與失意,充實了那么多不夠充實的空蕩,使一切俗人們認為是白干了白費了白過了的經歷得到紀念與反芻,使一切的蹉跎與遺憾變成智慧與心得,使沃土與非沃土上都長成了奇葩,使你感動,使你趣味,使你興奮,使你飽嘗,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這不正是我們向往的、因了別事的未能做成做有,而終于做成與做有了的文學嗎?

我去各色各處郵局越來越多了,住南池子的時候去八面槽郵局,那里經常有新疆伊犁來的商販往家鄉(xiāng)寄服裝織品,我感到的是貨物與世俗生活的復蘇,掙錢與賺錢的道路開通,偉大的國家與辛苦的人民同心。而且我趁機過一過癮,講講代表北疆伊犁口音的維吾爾語,與他們寒暄幾句。至于附近的清華園浴池與利生體育用品商店,也給人幾多快意,幾多活潑。放眼全國全球小球,要洗浴干干凈凈,要健身與游戲,要跳躍與接住抽殺提拉,把攻過來的球反殺回去。

1979到1983年住前三門的時候是前門東大街6號樓郵局,東長安街郵局,我成為它們的???,我熟悉了營業(yè)員,營業(yè)員也熟悉了我的面孔。他們有一次在我外地出差時給我寄來了包裹通知單,我回來后去取包裹,他們說是因過期而要罰我的款,使我惱火,我干脆不要這個包裹了。我的表現(xiàn)不無浮躁。我應該怎樣反思這個舉動,怎樣三省吾身與加強修養(yǎng),歡迎讀者賜教。

前三門時期的一個重要收信經驗,是那個時期的大量讀者來信。一個作者會獲得許多讀者的愛、信、心,中國文學寫作人這方面的幸福,全世界無與倫比。這樣的幸福也是來自價廉方便的郵政服務。

1983至1987是住虎坊橋作協(xié)高知樓時去永安里的大郵局,然后至1999十余年是東四郵局。去郵局的主要任務由發(fā)信變?yōu)槿「遒M匯款。

那時的郵匯可能是民間匯款的主要形式,老百姓最多有個活期儲蓄折子,加幾張定期儲蓄存單,只能到開戶的人民銀行、后來的中國工商銀行儲蓄所去存款取款。每一步都離不開現(xiàn)金零整貨幣。而郵局的匯票,竟然能把新疆的或者上海的或者全國各地的文學報刊書籍出版機構的稿費,通過一張小小紙頭變成你的憑據,而后你帶上隨便什么證件,持此憑據,找到投送此小小紙頭到你家的郵政點窗口前排上隊,通過很簡單的手續(xù),張張化成了貨真價實的人民幣,買成四鮮烤麩、香腸臘味、花生瓜子,一直到天壇襯衫。

后來產生了一個逐漸復雜化的過程,中國好像越來越大了,人丁繁育,金錢往來倍增,經濟犯罪開始出現(xiàn),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壞事與好事競相爭先。出現(xiàn)了洗錢一詞,最初對這樣的經濟學兼法學名詞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洗?用肥皂還是洗衣粉?對證件與手續(xù)的要求越來越嚴格了,必須是護照或者身份證。身份證的號碼起初是15位、后來是18位數字(含最后符號),記下這18 位數字不簡單,好在中間是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而且我自以為是記憶力不賴的人,一看到這樣的數與號我的血壓也疑似升高。

我無話可說,但有微詞,有腹誹:既然只承認一兩樣證件,還要求在匯單上填寫“證件名稱”干什么呢?更要填寫“發(fā)證機關”做什么?身份證或護照難道是民間驗方,可以由多種多樣的人員、機構、傳銷團伙多渠道發(fā)售的嗎?郵局與非郵局人士,有誰當真不知道身份證是哪里發(fā)的嗎?填了那么長的證件號碼,而且格式固定,前面6位數字表示住地省份、城市、區(qū)縣代碼,然后是出生年月日,然后是同一轄區(qū)的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人氏順序碼,最后2位數字是性別碼與校驗符。這樣周密得風雨不透的碼號,一星半點不落地填寫上了,還需要說明是什么證件嗎?至今我國有這樣長長號碼嚴嚴規(guī)則的其他證件嗎?還需要查究竟是哪里發(fā)出的嗎?先進的現(xiàn)代化國際標準的郵政業(yè)務,給顧客找那么多互相重疊、唯恐不麻煩死你的手續(xù)究竟有什么必要呢?有時小小一張匯單,郵戳黑乎乎、臟乎乎蓋得干脆找不到寫字的地方。我隱隱感覺,我們的郵政的運數似乎碰到了什么掛礙了?是“夕惕若厲”,還是“潛龍勿用”,還是干脆到了此時,《易經》卦爻添上新口令:“脫褲子放屁”?

但是我仍然喜愛到東四郵局的狹窄而且常常顯得擁擠的營業(yè)點。那里人氣洋溢,那里有許多供顧客使用的物美價廉好使的圓珠筆,靠尼龍繩固定在柜臺上。東四是商業(yè)區(qū),那里似乎也洋溢著一些貨品、服裝、玩具、家電用品的氣味。那是生活、城市、經濟發(fā)展、日子紅火的氣味。那里還常常能聽到北京人的多禮的口語,“您啊您”的稱謂,“勞駕”與“謝謝”,“麻煩您啦”與“讓您費心啦”的感謝詞。啦啦啦,哈哈哈,嘞嘞嘞。那里充沛著樂趣。那里的業(yè)務員個個麻利快。那里的寄信寄包、買報訂報以及匯款取款的人都駕輕就熟,妥當準確,沒有一個人拖拖拉拉或者缺心眼子。

我干脆再多說幾句東四,我喜歡朝內大街上的永安堂中藥鋪,它的清談的草藥香味令人安寧和淡定。我喜歡東四東北角的食品店里賣的牛骨油茶、八寶飯和北京果脯。我喜歡來來往往的行人與車輛,它不像西單、王府井那邊的生猛與豪雄,也不那么闊綽與洋氣,當然,它又從來都不寒酸。1950~1956,我在東四區(qū)工作,住北新橋,常常到東四牌樓(后來拆了)吃一毛五一碗的大餛飩。1987~1999,又在朝內北小街一口氣住了十二年。對于東四郵局的感情與對于東四風情的認同,與對于改革開放的歡喜,它們是合而為一的幸福指數。

后來我住到了北四環(huán),我常去的是亞運村郵局,它地方寬大,柜臺線很長,經常是少半個柜臺營業(yè),其余的窗口上掛著“暫停”的招牌。

可以想象,可以回憶,1990年9月22 日,在北京舉行第11屆亞運會開幕式。那天我也在舉行這個開幕式的北京工人體育場,坐在場中的一個馬扎上,我歡呼拿著彩旗花環(huán)從低空跳傘而降的天兵天將們,我鼓掌歡呼各國運動員的方隊,我慶祝了亞運會火炬的點燃……我只是沒有想到那時的亞運村需要一個多么大的郵局,以及亞運會結束后,這個郵局的空間會不會一時派不足用場。更想不到2010年以后,1878年開始試辦起來的中國現(xiàn)代郵政事業(yè)會怎么樣發(fā)展變化。

亞運村的郵局尤其留下了溫馨與親和,我搬到那邊的時候四環(huán)路正在搶修,五環(huán)路也正在安排開工,每年節(jié)假日前后,郵局里大批的民工在那兒匯錢、寄包裹,熙熙攘攘。農民到城市打工,大大改善了農民現(xiàn)金收入的狀況,而看到他們擁擠地排著隊往老家家屬那邊寄錢物的時候,我確是感覺良好。我與農村來的家庭服務員也交談過,她們說,只要允許農民進城打工,農村就不會有人解決不了溫飽上的困難。

亞運村郵局里有一位我認定是首席的營業(yè)員,她30多歲,面容上透著文雅與和穆,若笑若顰,忽然在為我辦理郵匯取款的時候問我,“您,寫作?”她的聲音很低,像是在說什么悄悄話。我也悄悄點點頭,笑一笑,她一下子滿意地笑了,好像臉上出現(xiàn)了陽光和春天。她的笑容遠遠比在郵局、在公交車、在商店、甚至在餐館里看到的所有其他服務員更溫馨、單純、自然、大方,她顯然受過良好教育。我覺得慚愧,按習慣我自己說是“斬鬼”,當某種場合被認出是王某的時候,我的感覺并不太好,因為我厭惡的是招搖過市,我討厭那種說不定需要向人眾擺擺手的念頭。我不想被一個陌生的,尤其是文雅美貌的女生所辨認;我不是影星歌星,不是劉歡也不是韋唯,他們倆在亞運會開幕式上唱《亞洲雄風》,“我們亞洲,山是高昂的頭”;我也不是李寧那樣的獲得多枚金牌的奧運冠軍,哪怕是后來一次漢城奧運會上從木馬上跌落下來。請給我一次真正的輝煌,然后我可以下落到我所原本不希望下落的去處。

我從服務牌上看到可愛的營業(yè)員名叫蘇霞。以后的狀況發(fā)展到了,只要是我去,只要是我填寫了匯單背面的一些項目,我根本不需要拿出證件原件來。而且,我學著郵政工作人員的樣兒,證件名稱中填一個“身”字,發(fā)證單位最多填上“東城”,代表北京市東城區(qū)公安分局??傊徽撆龅绞裁磫栴},蘇霞同志都幫助我解決做好。去亞運村郵局辦事,愈加令我快樂溫暖,比溫馨又升高了攝氏8度,譬如溫馨時是17度,溫暖時是25度。

雖然對郵政服務的復雜化有些微詞,但是蘇霞的笑容令我溫暖。笑容?非常見人,見教育,見文明,見質素。過猶不及,笑大發(fā)了傻,愣愣磕磕。不及了,酸,裝貓兒。而蘇霞的笑容恰到好處,亞運村郵電局對于我,它正是北京市郵政的一個暖暖的笑容。

有一次蘇霞辦理業(yè)務時多找給我10塊錢,我當然實時退還給了她。笑容與親和感也有它們的問題,財務不需要微笑,財務需要的是冷冷的準確計算。天地不仁,圣人不仁,首席郵政員也未必需要那樣美好的笑顏,更重要的仍然是符合嚴格的要領的服務,服務需要人性化,也需要程序化規(guī)范化。她臉紅了,我也覺得活活斬了鬼。后來,說是她調動到東四郵局去了。這與多找10元無關,那是自然。我覺得不無悵惘。我一直決心去一趟我所熟悉的東四郵局,去看看她,然后八年過去了,我沒有再見過她。她已經退休了,我以為。順致我最誠摯的祝福。

亞運村郵電局對我還有一個不同之處,那時遇到所謂大額匯款,所謂包裹通知單,都需要先進入郵局內部,窗口后方,從嚴辦理預審手續(xù),領到正式文書以后,才能再出來,到柜臺窗口前排隊等候處理。我有多次進入此局后方辦公區(qū)的經驗,經驗可喜,感受欣然:集集散散,來來往往,撿起放下,裝載上車,停車卸貨,都動人。它很少說話,它做著一整套主與客、得與失、送與收、財與物、體力腦力、人腦電腦、彼此內外的運作,它似乎在體會著什么總結著什么蘊藏著什么深刻的道理。郵何言哉,郵豈有言?四方通焉,八面喜焉,親人親焉,友人友矣。

不管蘇霞在不在,亞運村郵局是我的一個郵局,我喜愛它更熟悉它,它是我的老朋友,是我的一個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