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與中國作家協(xié)會
茅盾
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前身是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xié)會，成立于1949年7月24日，茅盾為主席。從那一刻起，至1981年3月27日逝世，茅盾的后半生是與中國作協(xié)風雨同舟、休戚與共的。如果說，中國作家協(xié)會在漫長的風雨歲月中真有什么文學之魂的話，茅盾就是當之無愧的魂靈式人物。
一
胡耀邦在茅盾追悼會上的悼詞中，對1949年后茅盾的文學貢獻有兩段評價：“新中國成立后，他長期從事文化事業(yè)和文學藝術的組織領導工作，寫了大量的文學評論，特別是一貫以極大的精力幫助青年文學工作者的成長，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yè)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薄叭珖夥徘跋?，他不顧艱險，間道來到北平，積極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和籌備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他當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副主席、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xié)會（作家協(xié)會的前身）主席。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了第一任文化部長，并當選為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歷屆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和政協(xié)第四屆、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幾十年來，他勤勤懇懇，殫思竭慮，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支援各國人民的進步文化事業(yè)和保衛(wèi)世界和平的斗爭，獻出了全部心血。晚年，他經受了十年浩劫的嚴重考驗，始終與黨和人民站在一起。粉碎‘四人幫’后，對黨的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他表示衷心的擁護。他在最后幾年里不顧衰病，努力寫作回憶錄，雖然沒有全部完成，仍然為現(xiàn)代我國文學史和政治社會文化史留下了十分寶貴的史料?？梢哉f，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始終沒有放下自己手中的筆為人民服務?！边@些評價涉及茅盾先生與中國作協(xié)工作相關的，至少有四方面內容：一是文學組織、領導工作，二是文學評論，三是扶持青年作家，四是文學回憶錄。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茅盾54歲。他擔任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xié)會主席，同時還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長（至1965年底）。盡管毛澤東、周恩來曾跟他談話，說只是掛掛名，在這兩個部門會給他配備得力的助手，可以讓他免于事務性工作之勞，但事實上很多重要的外事活動和國務活動，還得由茅盾親自出場。所以，公務接待和會議占據了茅盾的大量時間，加上體弱多病，讓他多次萌生要辭去文化部長等職務的念頭。
茅盾文集
茅盾家人在紀念茅盾的文章中說，新中國成立后，茅盾希望能在杭州西湖邊清凈處購買住宅，以便安心寫作，這是他當時的想法。動蕩生活了半輩子，社會安定了，希望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是這一想法未免有點理想化了。像茅盾這樣享有巨大社會聲譽的知名人士，并且跟中共有長期淵源關系的文壇領袖，中央政府怎么會隨隨便便放置在一邊呢？像第一次文代會籌備之初，《文藝報》的試刊工作是茅盾親自負責進行的。當事人的回憶文章，都有明確的記錄。后來《文藝報》成為中國作協(xié)的機關報，從上世紀50年代《文藝報》發(fā)表的文章和座談會紀要情況看，茅盾始終是重要作者和重大活動的參與者。丁玲作為茅盾的學生，始終對茅盾懷有深厚的師生感情。在回憶文章中丁玲寫到：“我有幸曾是茅盾同志的學生，1922年在上海平民女校，1923年在上海大學，都是聽他講授文學課的。后來我從事文學事業(yè)，雖不是他的影響，但他卻在諄諄課讀之中培養(yǎng)了我對文學的興趣。1932年至1933年，我們在‘左聯(lián)’同事，我做過一個時期‘左聯(lián)’書記和‘左聯(lián)’黨團書記。1949年至1953年，我們又在新中國的作家協(xié)會共事，他是主席，我是副主席。但我一直把他當作老師，他的態(tài)度也始終是我的老師，我們相處非常融洽?！狈鬯椤八娜藥汀焙?，丁玲去看望茅盾，師生感情還是那么深厚，比較一下丁玲在書信和文章中對周揚的態(tài)度，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中國作協(xié)的很多茅盾的同事、朋友，對他的擁戴和理解。
作為新中國以來長期擔任文藝界領導的茅盾先生，承載著共和國文學的榮光，為繁榮文學傾盡心力。像《人民文學》創(chuàng)刊，他親自去找毛澤東主席，希望能夠題詞，毛澤東題詞“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并回函茅盾“寫了一句話，作為題詞，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寫，或請沫若兄寫，不宜要我寫”。毛澤東推薦郭沫若，認為郭沫若更為合適。
作為《人民文學》的第一任主編，茅盾積極團結老作家，使得刊物在短時間內成為國內文壇矚目的對象。刊物影響力上來了，但門檻并不人為地抬高，而是面向廣大的文學寫作者，尤其是對于基層的文學愛好者，茅盾積極扶植、認真培養(yǎng)?！度嗣裎膶W》來稿中，有一些基層文學愛好者的作品，非常稚嫩，但茅盾并不是拒之門外。只要作品有生活積累，有可取之處，茅盾就予以推薦發(fā)表。后來茅盾不擔任主編了，但一些重要的稿件，編輯部還是會找茅盾審稿，或征求他的意見。從《郭小川日記》《張?zhí)煲砣沼洝分?，我們可以看到茅盾多次參與稿件的討論，發(fā)表自己的意見。茅盾的意見具有說服力和權威性。比較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對楊沫《青春之歌》的評價。這部小說剛一出版，就招致讀者來信的嚴厲批評，《中國青年》《文藝報》等開辟專欄予以爭鳴，中國作協(xié)領導，包括何其芳等文藝界人士非常同情楊沫，不同意那些政治上上綱上線的批評，最后請出茅盾來評價楊沫的《青春之歌》。茅盾的肯定意見具有說服力，平息了這一風波。
二
1949年后，茅盾不再創(chuàng)作小說，主要興趣轉向文學批評。曾有研究者統(tǒng)計，1949年到“文革”之前，茅盾撰寫的評論和理論文章總數(shù)超過100萬字。他生前出版有《夜讀偶記》《鼓吹集》《鼓吹續(xù)集》《關于歷史和歷史劇》《讀書雜記》《茅盾評論文集》《茅盾近作》。這龐大的批評文字，相當一部分是研讀作家作品的心得。這些評論文字，體現(xiàn)了茅盾對于青年作家作品的關注和關心。像他的《怎樣評價〈青春之歌〉》，不僅維護了一個作家作品的文學生命，而且也給人們確立起一種文學批評的風范。他的《談最近的短篇小說》《1960年短篇小說漫評》，依稀可以見出茅盾早年那種文學批評的敏銳痕跡。
茅盾
主要表現(xiàn)為，對最新小說創(chuàng)作態(tài)勢的準確把握。茅盾早年對《小說月報》發(fā)表的小說創(chuàng)作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曾在文學史上產生過積極影響，這種評論習慣在他晚年的評論中依然存在，譬如《談最近的短篇小說》是對《人民文學》1958年6月號上的短篇小說的一個評論，通過對這些作家作品的評論，茅盾探討了當時小說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問題。茅盾自己的審美趣味偏向寫實性強的作品，這也是當時創(chuàng)作理論鼓勵的一種寫作方式。但在這一創(chuàng)作風氣之下，真正有文學意味的作品并不是特別多。所以，清理脈絡也就是確立一種文學審美標準。在對具體作品的評價中，茅盾善于發(fā)現(xiàn)一些文學新人，譬如對茹志鵑、陸文夫作品的評論，就是發(fā)現(xiàn)新作家的典型案例。他高度評價茹志鵑的《百合花》，認為“這是我最近讀過的幾十個短篇中間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感動的一篇。它是結構嚴謹、沒有閑筆的短篇小說，但同時它又富于抒情詩的風味?！比阒均N后來在悼念茅盾的文章中說，“我從先生二千余字的評論上站立起來，勇氣百倍。站起來的還不僅是我一個人，還有我身邊的兒女?！睂τ陉懳姆虻男≌f，茅盾有過批評，但非常看重這位作家的才能。茅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日記中，記有“下午讀陸文夫小說至此共閱陸作品（小說）二十篇（最近發(fā)表于《雨花》之《棋高一著》，刊去年四月號），作札記數(shù)萬字，凡此皆為應《文藝報》之請，寫一篇論文也。”茅盾對于這兩位青年作家的評論，至今依然還被很多研究者所引用，顯示出評論的權威性和影響力。
上世紀60年代中國作協(xié)的諸多活動中，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座談會”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這是中國作協(xié)領導對一個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情況的意見交流和理論總結會議。茅盾在1979年8月30日給邵荃麟評論文集作序時，曾有一段文字涉及這次會議情況：“大連會議是邵荃麟同志知道我打算到大連度暑期，因而就我的方便，把會議地址決定在大連。我白天到會，聽大家發(fā)言，晚上我就沒事了，但是荃麟同志及其他同志晚上還有分組會，還要做總結，所以是日夜操勞?！薄耙灰鑼懼虚g人物？我與荃麟同志的意見是一樣。但我不知道他因此惹下了‘殺身大禍’。我不知道他曾因此與張春橋、姚文元發(fā)生爭論。怪不得文化大革命時一些紅衛(wèi)兵幾次向我探詢：中間人物論是誰提出來的？我答以‘記不起來了’。他們還要問我有沒有記錄（指開會時我自己作的記錄），意欲查看。我答以‘沒有’。這也是實情，我向來不會當場自作記錄，因為手慢，記了這句，就掉了那句，還不如不記?！泵┒茏约簺]有記錄（茅盾日記中，對1962年7-8月間的大連會議情況，還是有記錄），但中國作協(xié)還是有記錄，后來收入《邵荃麟評論選集》中的《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后面就注明是根據大會記錄整理的。大連會議應該是一次氣氛非常輕松和諧的會議，茅盾、周揚、邵荃麟、侯金鏡、周立波、趙樹理、康濯、馬加等十多位與會者發(fā)表自己對當前創(chuàng)作問題的看法，發(fā)言之間，茅盾、周揚等都有插話。
茅盾與周揚（左）、郭沫若（右）
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中國文聯(lián)和各個協(xié)會的恢復工作慢慢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林默涵是負責人。茅盾作為中國作協(xié)主席在這一過程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尤其是1979年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具有撥亂反正的標志性意義，茅盾為這次會議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曾在《文藝報》工作過的劉錫誠先生，在《在文壇邊緣上》（修訂本）中，有一段記錄茅盾與第四次文代會的材料。他指出，在籌備大會期間，鑒于一些文學界的知名人物還沒有徹底平反、代表資格受限的情況，茅盾致信負責文聯(lián)恢復籌備工作的林默涵，反映情況。茅盾在信中說：
默涵同志：
您好！近來我常想到：第四次文代會今春就要召開了，這次相隔廿年的會議，將是文藝界空前盛大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應是一次大團結的會議，一次心情舒暢的會議，一次非常生動活潑的會議，一次真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會議，一次文藝界向二十一世紀躍進的會議！
我認為代表的產生，可以采取選舉的辦法，但也應輔之以特邀，使所有的老作家、老藝術家、老藝人不漏掉一個，都能參加。這些同志中間，由于錯案、冤案、假案的桎捁，有的已經沉默了二十多年了！
由此我想到，應盡快為這些同志落實政策，使他們能以舒暢的心情來參加會議。但事實并非完全如此，有的省市為文藝工作者落實政策上，動作緩慢。就以我的家鄉(xiāng)浙江而言，像黃源、陳學昭這樣的同志，五七年的錯案至今尚未平反。因此，我建議是否可以向中組部反映，請他們催促各省市抓緊此事，能在文代會前解決；還可以文聯(lián)、作協(xié)的名義向各省市發(fā)出呼吁，請他們重視此事，早為這些老人落實政策！
請考慮是否有此必要？匆此即致
敬禮！
沈雁冰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
胡耀邦十分重視茅盾的建議，批示中組部和文化部把各省市自治區(qū)分管這方面工作的同志找來開會，解決問題。正是因為有茅盾這樣的積極推動，才保證第四次文代會真正開成一個心情舒暢、繼往開來的團結的大會，成為新時代文學的標志性會議。茅盾自己不顧年老體弱，親臨大會，致開幕詞，為廣大文學工作者鼓勁打氣，體現(xiàn)了一代文豪的文學情懷和理想抱負。
茅盾文學獎獎牌
四
作為作家，茅盾晚年文學寫作的重要工作是文學回憶錄的撰寫。據韋韜、陳小曼所著《父親茅盾的晚年》一書所記，茅盾回憶錄的準備工作，從1976年3月24日開始，采取口述錄音，再由家屬整理的辦法。但茅盾看完這些整理后不滿意。后來這項工作斷斷續(xù)續(xù)在進行。1978年春節(jié)前夕，茅盾在醫(yī)院正巧遇到胡喬木，胡喬木提到中央建議老同志撰寫革命回憶錄，在討論時，陳云特別提議請茅盾先生寫回憶錄。茅盾是參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活動的早期共產黨員。1921年中共成立時，茅盾和他弟弟沈澤民是成員之一。茅盾60年的文學生涯也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所以，胡喬木提議之后，林默涵也致函茅盾，催促他撰寫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韋君宜干脆帶著出版社編輯來茅盾家拜訪，希望茅盾給予即將創(chuàng)刊的《新文學史料》以支持。茅盾答應予以支持。茅盾的兒子、媳婦給他做助手，查詢資料，茅盾自己撰寫回憶錄，這樣慢慢寫出了40多萬字的回憶錄。但因為身體原因，整個回憶錄只寫到1934年，沒有寫完茅盾就病逝了。一部分口述內容，后來出版回憶錄時，韋韜、陳小曼將口述材料整理后，補充了進去。茅盾的文學回憶錄內容豐富，文筆精彩，是值得閱讀的歷史材料。尤其是關于早期在上海的文學活動和政治活動，為我們生動揭示了現(xiàn)代政治與現(xiàn)代文學相互驅動的密切關系。
茅盾是與魯迅、郭沫若齊名的現(xiàn)代文壇領袖，20世紀中國文學的坎坷經歷，遺留在他們身上，形成了獨特的性格特征和精神追求。茅盾在他生命的最后，還懷有濃厚的政治情結和文學情懷。在自知病將不起的情況下，1981年3月14日，他請兒子韋韜筆錄，口述了致黨中央的信件：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親愛的同志們，我自知病將不起，在這最后的時刻，我的心向著你們。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我追求和奮斗了一生，我請求中央在我死后，以黨員的標準嚴格審查我一生的所作所為，功過是非。如蒙追認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這將是我一生的最大榮耀。
他口述的第二封信，是給他自己創(chuàng)建的中國作協(xié)的同事們：
中國作家協(xié)會書記處：
親愛的同志們，為了繁榮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我將我的稿費二十五萬元捐獻給作協(xié)，作為設立一個長篇小說文藝獎金的基金，以獎勵每年最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我自知病將不起，我衷心的祝愿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yè)繁榮昌盛。
致
最崇高的敬禮！
茅盾先生的最后囑托，一是政治生命；二是文學事業(yè)。他留給中國作協(xié)的最重要遺產，是茅盾文學獎。從1982年第一屆茅盾文學獎評獎，到2019年即將開始的第十屆評獎，茅盾文學獎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最矚目的國家獎項，也是中國作協(xié)最重要的工作。可以想見，茅盾的名字將與中國作協(xié)的工作融匯在一起，每四年一次的茅盾文學獎的評選，隨著時間的積累，影響會越來越大，也會讓一代又一代文學家們緬懷茅盾的功德，追隨他的事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