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間物”的魯迅傳記寫作
摘要：魯迅傳記寫作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如今，魯迅傳總量已接近百部。每一個時期的魯迅傳寫作都各有特點。本文以對魯迅傳創(chuàng)作史的梳理為線索，以對歷史脈絡、作家構成、典型文本的解讀為重心，不僅從正、負兩方面全面總結魯迅傳創(chuàng)作中的經驗得失，并旁及考察內含于其中的文人精神變遷史，也從現代傳記學理論與實踐角度出發(fā)，深入研究各時期魯迅傳作者在文體上的實踐狀況，以為當代魯迅傳創(chuàng)作提供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魯迅；傳記寫作；“中間物”
在現代作家傳記史上，魯迅傳記的數量肯定位列榜首。據張夢陽統計：“魯迅的傳記到90年代末已達27種。其中，半部的4種，未完稿1種，全部的23種。計有5人寫過2種，2人合著1種，多人合作、1人執(zhí)筆2種，總計是23人寫出27種魯迅傳?！盵1]事實上，這種統計并不準確。再加上各種形態(tài)的回憶錄、印象記以及帶有傳記學性質的著作（比如，李長之的《魯迅批判》），特別是如果再將日俄等國外學者的魯迅傳統計在內[2]，其數量肯定會遠超27部。進入21世紀，學者們?yōu)轸斞缸鱾鞯臒崆槌掷m(xù)高漲，據筆者不完全統計，截止2019年4月，魯迅傳總量已接近百部（含譯著）。雖然魯迅傳數量已相當可觀，但與傳主本身地位、成就以及在國內外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相比，目前這些傳記的質量與水平尚不足以與之相匹配。魯迅傳寫作依然在路上，或者說，在魯迅傳記史上，已出版?zhèn)饔涬m都有各自優(yōu)長，但也有各種缺陷——要么史料誤用或錯用，相關內容經不住推敲；要么理念老舊，文筆枯索，可讀性差；要么遠離“魯迅本體”，“真實”被遮蔽或被改寫；要么篇幅雜長，缺乏裁剪，不經轉化，把魯迅傳搞成資料集，故與我們理想中的魯迅傳樣態(tài)尚有較大差距，它們只能作為“中間物”[3]而存在。
1949年以前：片段化、資料性，以及整體架構的初步嘗試
魯迅在生前曾婉拒過友人為己作傳的提議，理由是自己“不熱心”，且“一生太平凡”。“不熱心”或許是實情，但說自己“一生太平凡”，則純屬一句修辭大于實指的客套話。在君子看來，不加自估，便欣然應諾他人之“授”，則實在有失斯文。其實，論成就與地位，魯迅在當時即已獲公認，故魯迅之為傳主，已足堪當。魯迅傳能否有作之必要，已不是問題，問題是，怎么寫以及如何寫，或許魯迅所慮即在此。若非，在其生前，他為什么會那么熱心接受若干友人有關此話題的問詢，甚至過目人家寫的初稿呢？更有甚者，在1933年的一次與曹聚仁的對談中，直接問：“曹先生，你是不是準備材料替我寫傳記呢？”[4]事實上，能否作傳，已由不得他，他的地位、成就與威望決定了魯迅傳以及魯迅傳寫作，作為中國名人傳記寫作的熱門選題，已先在性地成為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史和“魯迅學”的標志性課題之一。
魯迅尚在世時，就有白羽、王森然、李長之等同時代作家、學者，以及H.E.Shapick（英國）、增田涉（日本）、埃德加·斯諾（美國）等外國友人或研究者，嘗試著為其作傳。由此看來，在新文學經典作家群體中，魯迅傳記寫作起步很早。這也與其文學地位以及對同時代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相匹配，同時代學者們爭相為之作傳，恰逢其時，意義重大。魯迅生前出現的傳記，其價值不容低估。一方面，這些傳記皆為短制，其中很多也經由魯迅閱讀、甚至親自參與修訂過。因為有魯迅的過目與參與，其中很多論述就有了可供后繼者參考的文獻價值。比如，增田涉有關魯迅與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關系，特別是有關青年人思想幼稚，陷入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泥淖中而不自知的記述，埃德加·斯諾有關魯迅“不是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家”的觀點，都為后人的魯迅傳寫作提供了嶄新的視點和第一手的材料。另一方面，這些傳記雖也傾向于整體性的把握（比如，王森然的《周作人先生評傳》），但這方面的努力以及由此而達到的效果顯然非常不理想，因為他們大都寫得相當簡略，且止于就事論事層面，少有也難有深入挖掘之作。反而，在某些局部或細部處理上——即側重擷取其某一生平片段，某一突出精神品質，或某一為人、為文特質，并予以描述或突出，試圖以崇敬之心、真實之筆為其畫像，既而呈現出一個與眾不同的傳主形象——顯示了該階段寫作的重要價值。比如：王森然在《周作人先生評傳》結尾處以不乏幽默之筆，對魯迅“事母至孝”、“鉛筆恒置于右耳上”、“有時暢談，一小時不動講義”、“與人力車夫，賣報童叟，共坐一凳，欣然大餐”、“口銜紙煙，囚發(fā)藍衫”等細節(jié)、場景或外貌的生動描述[5]，對其形象的刻畫就栩栩如生，讓人過目難忘。即使今天的魯迅傳寫作，這種“傳記+文學”的筆法也不多見。
魯迅生前出現過一部專門的“作家論”，即李長之的《魯迅批判》。李著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的經典之作，但李著并非沿襲常見的文學批評思路，而是融傳記學方法與學術研究理路于一體，而又盡顯現代傳記寫作樣式的綜合性實踐。也可以說，不同時代的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在閱讀李著時，都會獲得不一樣的知識體驗。其中根由似也不難理解：李著所展開的有關魯迅性格與思想、人生與精神歷程、創(chuàng)作得失、詩人與戰(zhàn)士形象等方面的分析與研判，無論研究方法，還是論析理路與觀點，都可謂新穎獨到、自成一家；其行文與研判，皆建立在西式文本細讀基礎上，且重主體的審美體驗，而輕外在的“作者要素”或意識形態(tài)依附。故他的那些依憑一己體驗所作出的獨立判斷尤為后人所稱道。無論他認為《頭發(fā)的故事》《一件小事》《端午節(jié)》等小說“寫得特別壞”，“故事太簡單”，“獨白而落于單調”，“沉悶而又平庸”，從而得出魯迅“不宜于寫都市”的結論[6]，還是對魯迅“粗疏、枯燥、荒涼、黑暗、脆弱、多疑、善怒”[7]性格的指認，并認為他在情感上是“病態(tài)的”，在理智上是“健康的”[8]；無論對魯迅貢獻所做的辯證分析：“因為魯迅在情感上的病態(tài)，使青年人以為社會、文化、國家過于壞，這當然是壞的，然而使青年敏銳，從而對社會、世事、人情，格外關切起來，這是他的貢獻”，[9]還是對魯迅多層面身份屬性的整體感知，對其精神演進過程的劃分與論析[10]，特別是對其所作帶有一定宿命式觀點的結論：“總令人很容易認為是他的休歇期，并且他的使命的結束，也好像將不在遠”[11]，李之研判都獨立發(fā)聲，常言人之未言，可謂發(fā)人深省，對讀者來說，讀之不能不深受啟迪。更重要的是，在此論析過程中，他始終將西方的精神分析理論、傳統的“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說，以及現代傳記學方法融為一體，既而論析魯迅思想、人格及創(chuàng)作得失的批評實踐，也堪稱方法論上的重大探索與實踐。這種批評方法自李之后，似只有瞿秋白、曹聚仁、錢理群、王富仁、汪暉、王曉明等少數學者型批評家，能繼承此種理路并在魯訊研究界產生重大影響。
魯迅去世后，各種帶有傳記色彩的回憶類文章明顯增多，但在前四年中，大部頭專著并未出現。這些作者大都為魯迅生前的門生、故交或親人，為文多以一抒情懷、以表奠念為旨歸，很多文章并不注意史料運用上的準確與否，所以，他們寫的這些類似記述性散文或隨筆體雜感的單篇文章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傳記或傳記文學。相比而言，周作人的《關于魯迅》和《關于魯迅之二》、景宋（許廣平）的《最后的一天》和《魯迅和青年們》、張定璜的《魯迅先生》、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黃源的《魯迅先生》、許壽裳的《魯迅的生活》、內山完造的《憶魯迅先生》等文章是該階段接近“傳記文學”特質的代表作。如果把這類文章綜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其價值和意義當不可小覷。正是這些層出不窮的散文隨筆體文章，為四年后大部頭魯迅傳寫作，提供了方法與史料上的重要支撐。
40年代，先后有平心的《人民文豪魯迅》、小田岳夫（日本）的《魯迅傳》、歐陽凡海的《魯迅的書》、鄭學稼的《魯迅正傳》、王冶秋的《民元前的魯迅先生》、王士菁的《魯迅傳》、許壽裳的《亡友魯迅印象記》、林辰的《魯迅傳》[12]等幾部初具整體架構形態(tài)的大部頭著作面世。這些專著的出現標志著魯迅傳寫作進入第一個高峰期和收獲期。從整體上看，這時期較完整的大部頭傳記大都從童年生活寫起，既而依次述及南京求學、留學日本、回紹興任職、北京十四年儉事任職生涯、在廈門與廣州的經歷、在上海等幾個“時間單元”內所發(fā)生的重要事件，同時也非常注意對魯迅所處時代歷史背景的交代（王士菁的《魯迅傳》尤其注重這方面的書寫），并從此出發(fā)試圖揭示出魯迅思想特質，且在重點作品的解讀方面比前一階段有了質的飛躍。以王士菁的《魯迅傳》為代表的這種書寫體例基本奠定了在此后幾十年間魯迅傳寫作的結構模式。這部曾得到許廣平盛贊（“比較客觀的一部魯迅傳”[13]）但在曹聚仁看來“那簡直是一團草，不成東西”[14]的著作，卻以其相對明晰的時間線索、切近時代與傳主生平關聯、初具整體性架構的文體實踐，以及在國內首開完整版本魯迅傳撰寫之先河，而一躍成為魯迅傳寫作史上的重大事件，并對此后魯迅傳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寫作，產生了不小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王著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眾多小冊子，在全國得到大量發(fā)行，其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一直到了“新時期”，以王著為代表的偏于“神化”魯迅的著作，才漸趨式微。
40年代，學者們撰寫魯迅傳的積極性較高，理念也相對開放、多元。以崇敬心態(tài)投入寫作，力求客觀，旨在真實，成為撰者們的首要追求，所以，他們基本能按照各自理解素描出各自心目中的“魯迅形象”。而且，其中很多觀點、方法、體例，也都具有首創(chuàng)之功或示范價值。無論小田岳夫有關魯迅是“制造新中國的實質而畢生受著苦痛的人”、“一個寂寞的孤獨的時代的受難者”[15]形象的指認，歐陽凡海以學術性思維對魯迅核心思想（“奴隸觀”）或個性意識（壓抑、苦悶，以及對這種壓抑與苦悶的反抗）的細致研究，王冶秋對少年魯迅心理樣態(tài)的考察以及成年后一系列游走經歷的梳理，還是王士菁從生活、思想、創(chuàng)作等方面對魯迅所作出的趨于整體視野、宏大架構的寫作實踐，在魯迅傳寫作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即使像鄭學稼這類以帶有嘲諷、挖苦心態(tài)投入寫作的作者，也會被傳主某方面的特質所深深吸引，因而在批評之余，又常不乏真知灼見的光彩。其中，《亡友魯迅印象記》（許壽裳）記述與老友魯迅的交往經歷，涉及與魯迅有關的眾多生活細節(jié)、文壇掌故，特別是交代魯迅整理古籍，抄古碑，研佛經的內容，從史料價值上來說，都彌足珍貴。
在40年代，鄭著是一部很特殊的魯迅傳。特殊之處就在于，它的作者是“反共”、反“魯迅熱”的，而他又力求從學術上投入對魯迅身份、思想和創(chuàng)作的整體把握和細致研究。然而在內地，如何評價鄭學稼及這部魯迅傳，一直以來是一個較為棘手的話題。實事求是地說，作為資產階級右翼學者的代表，鄭學稼在意識形態(tài)上對魯迅、魯迅熱以及“左翼文學”所持有的先入為主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偏見[16]，以及在該著在史料運用上的某些誤用、誤判和誤導，從而導致某些觀點的偏離或錯判，也都是顯而易見的。同時，鄭學稼對時人送予他的那些所謂“思想家”、“青年導師”、“無產階級革命家”等頭銜也深不以為然，在當時語境中，這種帶有意識形態(tài)論爭性質的見解必然引起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強烈不滿。故內地學界尤其馬克思主義學派對鄭學稼及其《魯迅正傳》的批判素來嚴厲、徹底。毫無疑問，內地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對于提高魯迅研究以及魯迅傳寫作的檔次和學術地位，可謂功勛卓著，但類似鄭學稼這種資產階級右翼學者的研究方法與成果，亦應辯證對待。其實，鄭著中個別觀點也同樣值得關注。比如，鄭對魯迅文學家身份的認知與評價——“魯迅真正的價值，就是他以文學家的身份，指摘中國舊社會的殘渣。他是這工作的優(yōu)秀者，他又是這工作在文藝上的唯一完成者?！盵17]也就是說，他致力于反映出魯迅作為常人特別是“文學家”的身份特征和精神特質，反對無端拔高魯迅形象。
該時期的魯迅傳寫作也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陷：一、引證過多、過頻，且時常有誤。過分依賴史料堆積，從而拉長傳記長度，素材不經篩選與轉化，便被機械地拉入文本，從而使得魯迅傳蛻變?yōu)橘Y料集，可讀性非常差；二、上述大部分專著只能是傳記或準傳記，而非“傳記文學”。史料匱乏，傳記寫作理論與經驗準備不足，都是根因所在；三、對魯迅本體的把握與闡釋還遠遠不夠。魯迅傳寫作剛剛起步，尚存在諸多未涉領域。魯迅與周作人失和經過與原因，魯迅與朱安的情感關系，魯迅在北京抄古碑、研究佛經時期的心理世界，魯迅與國際友人的關系，魯迅與后期“左聯”的關系，魯迅與“第三種人”、“現代評論派”等眾多文人的論戰(zhàn)實況，等等，都少有提及或即使提及也語焉不詳；四、在1949年以前的傳記寫作中，“神化”魯迅與“人化”魯迅的寫作范式也都初露端倪。前者以王士菁、平心為代表，后者以許壽裳、鄭學稼為代表。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前者成為主流，即所謂官方欽定的“正傳”，后者成為支流，遭到壓制，所發(fā)揮的空間極其有限。
1949年以前魯迅傳記代表作一欄表
從 “十七年”到“文革”：一元化、神化，以及并不意外的收獲
從50年代到70年代的魯迅傳寫作大體可分為以下幾種情況：一、新創(chuàng)作的帶有普及性質的通俗讀物。比如林維仁的《魯迅》、鐘子芒的《魯迅傳》、王士菁的《魯迅》[18]、連環(huán)畫版的《魯迅傳》[19]。這類傳記寫得簡明扼要、通俗易懂，且大都配有插圖，字數也不多（大都在五萬字以內）。這類小書的讀者主要定位于學生群體和會識字的普通大眾，屬于旨在普及文學知識的大眾讀本；二、為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而創(chuàng)作的大部頭傳記。比如，朱正的《魯迅傳略》。朱著以史料運用的精準、敘述的客觀真實，以及對阿Q人物形象的精辟解讀和對《野草》的創(chuàng)造性闡釋而著稱。該著共分十章，后又多次修訂，代表了“十七年”間魯迅傳寫作的最高水平；三、直接闡釋主流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傳記。比如姚文元的《魯迅——中國文化革命巨人》、石一歌的《魯迅傳》（上）。這類作品借魯迅來直接闡釋政治，書中的“魯迅”是一個沒有了七情六欲、只有革命和斗爭的像神一樣的存在物；四、按照新中國意識形態(tài)規(guī)范和要求而再版或新創(chuàng)作的傳記。比如王士菁的《魯迅傳》、陳白塵和葉以群等人集體創(chuàng)作的電影文學劇本《魯迅傳》。前者在初版本基礎上做了較大修改、補充，等同于再創(chuàng)作，強化或突出了配合主流政治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要求；后者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即他們首先嘗試以電影方式呈現魯迅形象，盡管不可避免地帶著那個時代的政治印痕，但其開創(chuàng)之力，功不可沒；五、魯迅親人創(chuàng)作的帶有回憶錄性質的傳記。比如，周啟明的《魯迅的青年時代》、許廣平的《關于魯迅的生活》。這類傳記在史料處理上較為可靠，但也存在出入（比如許廣平的一些回憶錄）?？傊?，第一類寫得較為浮淺，第三類和第四類類同政治讀本或準政治讀本，第二類和第五類最具價值，值得深入研究。而朱正的《魯迅傳略》和周啟明的《魯迅的青年時代》是其中最重要的兩部作品。
在“十七年”時期，文學制度與規(guī)范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是極其內在而深遠的。魯迅研究不單純是學術問題，也是政治問題。魯迅傳寫作當然也不例外。對于魯迅傳作者而言，并入主流政治軌道，并在寫作中融入對新中國主流意識形態(tài)，特別是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本是題中應有之義。毛澤東在各個時期評價魯迅的話語，即是魯迅傳寫作的總綱領。在毛澤東看來，魯迅是“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又因為“魯迅是新中國的圣人”，是“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因此“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學魯迅的榜樣”，那么，如何學呢？“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要“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綱領已頒布，方向已明確，剩下的就是不折不扣地貫徹執(zhí)行。對于魯迅傳作者來說，在魯迅傳中切實貫徹與闡釋這種綱領、思想，才是最根本之所在。具體到魯迅傳作者，早在1948年，王士菁的《魯迅傳》就已初露端倪，至1959年新創(chuàng)作的《魯迅傳》的出版，其模式化、公式化的傾向已清晰可見[20]。王著成為“十七年”間魯迅傳寫作緊貼主流政治的模范代表作。即便像朱正這種以追求“真實”為己任的作者，也必須在《魯迅傳》中大量引用毛澤東著作中的原文，以突出“綱領”的主導地位。而陳白塵、葉以群等人在合創(chuàng)電影文學劇本《魯迅傳》時，為迎合政治需要，突出政治的作用，甚至隨意虛構情節(jié)或細節(jié)，從而出現了違逆生活真實與歷史真實的內容[21]。
魯迅傳寫作在理念與實踐上被統一為“一元”，即基本是對上述話語的直接或間接闡釋。在這種情況下，除了那些眾所周知的基本事實外，可留待作者們發(fā)揮的空間就變得極其有限了。由于對資產階級思想甚至小資產階級意識的表達已不符合新中國文藝政策之要求，魯迅傳寫作中就必然存在不宜深入表現的領域。比如，對于魯迅潛意識心理特別是內心的矛盾、苦悶與虛無的表現，對其日常生活特別是私人情感的描述，就要有所淡化或回避。而在普及性更廣和傳播力更強的戲劇影視領域，這方面的規(guī)訓或要求，當然也就更嚴格。陳白塵、葉以群、唐弢等人合編的《魯迅傳》并未表現魯迅的舊式婚姻之苦（不提魯迅與朱安的關系），并未展現魯迅個性化的言行，并未聚焦魯迅復雜的內心世界，因為這類話語不符合當時的時代要求。時代需要革命的、斗爭的、頌歌的魯迅，以服務于新中國意識形態(tài)建設。但如此以來，傳記中的“魯迅”因缺乏作為個體的“人”之屬性，而逐漸遠離“魯迅本體”，而到“文革”時期，受極左思潮影響，傳記中的“魯迅”已完全蛻變?yōu)楦砂桶偷恼畏柫?。真實的魯迅有諸多面孔與形象：早期魯迅、中期魯迅、后期魯迅，其間差別太大了?！笆吣辍睍r期所建構的那種作為革命者、思想家的魯迅形象僅是其中一種，并不代表那就是魯迅的全部。
在“十七年”時期，周啟明的《魯迅的青年時代》是一部很具參考價值的小冊子。周啟明以回憶錄形式，以述而不議姿態(tài)，記述了魯迅在紹興、南京、東京、仙臺等地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多別人所不知道的細節(jié)，對于讀者認識真實的青年魯迅將大有助益。在“神化”魯迅的時代，周專述這些平淡無奇的小事實，似也開了在“十七年”間書寫“人化”魯迅傳的先河。
在港臺地區(qū)，該時期相繼有曹聚仁的《魯迅評傳》、蘇雪林的《魯迅傳論》、鄭學稼的《魯迅正傳》（增訂版）、一丁的《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四部（篇）傳記問世。
曹聚仁與魯迅相識甚深，對魯迅思想、性格與精神體系的認識，就比他人更勝一籌。曹聚仁擅長隨筆體寫作，文學修為亦高，且與中共保持著密切關系，因而，由他作傳，并能寫出好傳，且能在內地廣為傳播，自是必然。首先，他把魯迅當作“大活人”來寫的意圖，以獨立品格、客觀立場，力在接近和把握“魯迅本體”的傳記學意識，以及以隨筆體寫傳記的文體實踐，堪稱創(chuàng)新的急先鋒。其次，他對與魯迅有交集的陳源、徐志摩、顧頡剛、梁實秋等現代文人的正面評價，對魯迅與“左聯”關系的細致論述（涉及“激進主義”、“革命”、“革命文學”的看法），對魯迅思想、性格和精神體系的系統論析，對魯迅文筆、文體，特別是后期雜文的獨到闡釋，都是難得一見的好識見?？傊苤隰斞競鲗懽魇飞鲜且粋€重要收獲。
在70年代末，另一香港學者一丁著有《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這部秉承“用魯迅自己的話來解釋魯迅”原則寫成的魯迅傳，也以對史料運用的嚴謹和對真實性的追求，成為繼曹聚仁《魯迅評傳》之后又一部產生一定影響力的著作。
與“捧魯派”針鋒相對，蘇雪林向以反魯著稱。在魯迅逝世三十周年（1966年）時，她在《傳記文學》（臺灣）發(fā)表長達2.7萬字的《魯迅傳論》更是將其“反魯事業(yè)”推向了一個新高潮。蘇之貶魯、批魯自成體系，其中有些觀點如認為魯迅有“矛盾人格”、“多疑性格”等等[22]，亦堪稱真知卓見，但其偏見、極端、不合情理與事理之處也異常明顯。以此心理與標準來從事魯迅傳寫作，其缺陷也不可避免，特別是其中帶有人身攻擊的惡毒話語，或者借魯迅傳寫作，起而挑撥“反共”情緒，都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有害的。總之，讀蘇著，當不可被其情緒化語調所誤導，而對其中觀點亦須仔細甄別、推敲，辯證看待。
與蘇相比，同為“諷魯派”的鄭學稼去臺灣后，對魯迅的評價就相對溫和了許多。在70年代，他出版了增訂版的《魯迅正傳》。在這個版本中，他刪除了初版本中那些諷刺魯迅的話語，調換了一些不合乎事實的資料，使相關論述盡量趨于客觀而真實；增訂版由原來的十章擴充為二十二章，并附多篇論文于書末，因而，許多章節(jié)的論述很具開拓意義。比如，其中有關魯迅與“民族主義文學”、“第三種人”論戰(zhàn)的細節(jié)，有關“浪子之王”的論述，就頗有新意。其實，如前所述，鄭著反對神化魯迅，尤其反對將之政治偶像化，其姿態(tài)并不過激，但鄭著在大陸的評價向來不高。比如，張夢陽就認為鄭著“代表了資產階級右翼政治派別的一種魯迅觀，即從政治上攻擊和否定魯迅的左翼傾向，又不得不承認魯迅的文學天才和文化修養(yǎng)”[23]。這種觀點當然也是一家之言。鄭著在港臺及海外學界頗有市場，常被指定為參考書，而在大陸，有關鄭著的客觀評價文字，也逐漸多起來。
總之，從“十七年”到“文革”，無論內地還是港臺，主流政治對魯迅傳寫作的影響是巨大的。內地魯迅傳寫作模式漸趨一元，所開拓的空間極其有限，臺灣亦未擺脫國民黨意識形態(tài)的操控，以蘇雪林、鄭學稼為代表的魯迅傳作者，也陷進了黨爭之泥淖。但是在如此嚴苛的語境中，依然有優(yōu)秀魯迅傳面世。在這個意義上，曹聚仁的《魯迅評傳》、朱正的《魯迅傳》、周作人的《魯迅的青年時代》依然是這個時期的重要收獲。但這收獲一點也不意外，原因很簡單，這些傳記家始終未泯滅內心對“真實”（歷史之真、生活之真、人性之真、藝術之真）的探求，并始終未離開“魯迅本體”而作凌空高蹈之態(tài)。他們作為優(yōu)秀學者的主體精神依然存在，在特殊時期，他們根據政治需要對“魯迅形象”盡管也有所修正甚至部分更改，但總體上并未遠離“魯迅本體”。他們傳記中的“魯迅”依然真實！這也再一次表明，除了充分占有材料外，擁有獨立的主體意識、探求真理的勇氣和健全的知識素養(yǎng)，是寫好魯迅傳的基本前提。
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間的魯迅傳記代表作一欄表
“新時期”：回歸本體、范式轉變，以及多元景觀
“文革”結束后，中國進入“新時期”。80年代的思想解放為“魯迅傳”寫作預設了較為自由、寬松的文化環(huán)境。在學術界，從回到“十七年”到“回到‘五四”等口號的提出，從“向內轉”到“性格組合論”等文學理念的深入人心，“新時期文學”逐漸成為較早介入時代主潮并對時代問題作出有效呼應的急先鋒。它不僅加入到了思想解放和文化創(chuàng)生的陣營，還以容納中西、除舊創(chuàng)新之勢，為現代中國的現代性訴求和發(fā)展藍圖注入了獨屬于現代中國文人的文化基因?！棒斞競鳌睂懽鳟斎灰彩窃谶@個大背景下有效、有序展開的。伴隨“新時期”的到來，魯迅研究也逐漸步入正軌。80年代也是魯迅研究的第二個高峰期，根據葛濤的統計，在整個80年代總共有373部魯迅研究專著面世。各年統計數據如下[24]：
從上表可知，八十年代初期形成了魯迅研究的熱潮，與“魯迅傳”密切關聯的“生平及史料研究”、“思想研究”亦達到有史以來創(chuàng)作高峰階段。它們作為重要依托，為大部頭“魯迅傳”寫作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1981年正值魯迅誕辰一百周年，魯迅研究特別是“魯迅傳”寫作也迎來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峰。本年度共有曾慶瑞的《魯迅評傳》、吳中杰的《魯迅傳略》、林志浩的《魯迅傳》、林非和劉再復的《魯迅傳》共四部魯傳出版。此后幾年內，又先后有彭定安的《魯迅評傳》、朱正的《魯迅傳略》（修訂版）、陳漱渝的《民族魂——魯迅的一生》等幾部重要魯傳問世，待1989年1月林賢治的《人間魯迅》（第一、二部）出版，“新時期”的大部頭“魯迅傳”寫作已經形成了相當可觀的局面。如果再將周作人的《周作人回憶錄》（1980年）、陳漱渝的《魯迅史實新探》（1980年）、陳涌的《魯迅論》（1984年）、周建人的《故家的敗落》（1984年）、林辰的《魯迅述林》（1986年）、錢理群的《心靈的探索》（1988年）、包忠文的《魯迅的思想和藝術》（1989年）等帶有傳記或準傳記特征的專著統計在內，那么，80年代的“魯迅傳”以年均出版2部的數量，顯示了其在“魯迅傳”寫作史上的不俗成就。
“新時期”的“魯迅傳”創(chuàng)作首先以幾部作品的再版而引人關注。先是王士菁的《魯迅傳》于1979年2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再版，繼是朱正的《魯迅傳》（修訂版）于1982年9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兩部傳記的再版標志著“魯迅傳”寫作已步入正軌。如果說，王著依然在舊有體例內修修補補，那么，朱著則在初版基礎上做了較大調整與補充，字數也由初版的10萬字增加到20多萬字。朱著修訂版除糾正原版史實上和提法上的一些錯誤和把許多轉述的史料改為直接引用外，還根據新材料，補寫魯迅在日本仙臺經歷，增加“南中國文學會”狀況、羅章龍與東方飯店會議以及與他人論戰(zhàn)經歷等其他重要內容，記述與朱安的婚姻、與許廣平的愛情、與二弟周作人失和、與高長虹決裂等重要生活事件，從而大大豐富了傳記中的“魯迅形象”。從朱著傳導出的重要信息即是，“魯迅傳”作者們可以大踏步向“魯迅本體”靠近了，可以深入魯迅的日常生活世界歷史事件了。
除了將“十七年”時期的“魯迅傳”加以修訂并出版外，進入80年代后，為適應新時期時代需要，創(chuàng)作新“魯迅傳”便成為當務之急。而且，新時期也的確為產生優(yōu)秀的大部頭“魯迅傳”提供了充分條件。這些條件至少有：魯迅研究作為一門顯學，已在魯迅生平、思想、作品的研究，特別是文獻史料整理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前三十年間“魯迅傳”寫作所取得的經驗和暴露出來的問題也為新時期作者所參照；較之前三十年，此時期學者在知識結構、精神素養(yǎng)、理論準備方面更趨于合理。曾著、吳著、林著、林劉合著、彭著、陳著六部“魯迅傳”，就是在具備這些主觀或客觀“條件”下誕生的。他們的寫作表現出了幾個明顯的共有傾向：其一，扭轉因受極“左”思想直接干預而致使“魯迅傳”寫作遠離“魯迅本體”的局面，從而從“教條式昏睡”中覺醒，并努力在具體的寫作實踐中追求客觀、真實，成為這一階段所有作者的第一訴求；其二，按照線性時間，盡量將魯迅每一階段的人生際遇敘述得周全、圓滿，追求傳主人生歷史脈絡的清晰，并且重視細部與細節(jié)的營構，嘗試揭示出魯迅作為個體的“人”的屬性；其三，都努力追求在體例、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雖結果大都不如所愿，但每一位作者在寫作中的具體實踐，都對此后的傳記寫作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經驗；其四，每一位作者都特別重視整體性視野，即把魯迅生平、思想研究、作品論析、時代背景融為一體，力圖揭示出各自理解中的“魯迅形象”。又由于各自知識背景和價值訴求的差異，每個人的“魯迅傳”寫作都不一樣，這就形成了風格與方法的多樣性；其五，客觀評價與魯迅有交集的歷史人物（比如章士釗、徐志摩、陳源、梁實秋、林語堂等）、具體的歷史事件（比如“女師大風潮”、二周失和等），有針對性地分析魯迅思想、創(chuàng)作與日俄等國外文藝思潮的內在關聯。上述五方面的“共性”，堪稱“魯迅傳”寫作領域內的“撥亂反正”。
如此以來，在中國內地，一種嶄新的“魯迅傳”寫作范式的轉變便悄然發(fā)生，即由“國家政治范式”向“文化啟蒙范式”的轉變。如果說以王士菁、林志浩、陳漱渝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派，依然延續(xù)自“十七年”以來的理路，并因這理路的部分修正，以及依托根深蒂固的學派傳統[25]，而在新時期有了自立于學界的充分合法性，那么，以王富仁、林非、劉再復為代表的偏于文化啟蒙的一派，以“回到魯迅”、“回到‘五四’”為旗幟，秉承文化啟蒙意識，在“魯迅傳”或準“魯迅傳”寫作中，強化對日常生活、人性人情、心理世界、精神樣態(tài)等在前三十年中被有意遮蔽或弱化領域的開掘與表達，以從中闡釋出嶄新的議題，也同樣因順應“新時期”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的時代潮流，而亦有了充分的合法性。事實上，早在1982年前后的“魯迅傳”中，兼具生活真實與歷史真實的魯迅形象已初步建構起來。不過，那時“魯迅傳”寫作依然以“向外拓展”為主，而“向內轉”的取向并不明顯。到1985年后，沿此理路，先是錢理群出版準傳記性質的《心靈的探索》，后到林賢治提出“民間魯迅”寫作理念，并以《人間魯迅》（第一、二部）的出版為標志，從而標志著80年代“魯迅傳”寫作在理念與方法上有了質的飛躍。
從整體上看，80年代“魯迅傳”寫作普遍追求“大而全”，幾乎每一部“魯迅傳”在某些領域都有所突破，這當然與魯迅史料的充足和研究的充分有關[26]。同時，作者們在方法與理念上也有了全新的面貌，盡管實踐效果尚不盡人意，但對真實的表現，特別是致力于建構一個“有血有肉的魯迅”形象的努力，至少在愿景上是相當一致的。而且，作者們也大都在寫作中融入一己情感，從而使得主客密切交融，從而出現了像林劉合著的《魯迅傳》、錢理群的《心靈的探索》、林賢治的《人間魯迅》這類優(yōu)秀之作。那種依靠堆積材料而拉長篇幅的現象，已經退出歷史舞臺。另一方面，以林志浩、陳漱渝為代表的馬克主義學派的傳記寫作也引人關注，但缺陷也明顯。他們的“魯迅傳”在表現“三家論”或建構“革命民主主義者”形象方面，特別是在處理魯迅與中共、魯迅與蘇俄關系方面，依然在視野、方法與行文方面放不開，難有大突破。而且，那種帶有先驗論色彩的似曾相識的理論話語，那種帶有概括性、提純性特點的行文方式，常常給人以千篇一律之感，從而讓筆下的“魯迅形象”失去生命力。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的“魯迅傳”反不如林非、劉再復、林賢治們的作品更接近“傳記+文學”的特質。這么說，不是要否定林志浩、陳漱渝們的“魯迅傳”寫作，而是說，他們在延續(xù)這一脈寫作理路時，有關“怎么寫”（不是“寫什么”）方面的探索幅度、力度，與前者尚有較大距離。任何寫作都忌教條化，“魯迅傳”寫作更是如此。傳記作家更應當充分吸收中外先進的創(chuàng)作理念，“……反而把魯迅寫成一個超階級、超黨派的虛無主義者，從總體上扭曲了魯迅和他所處的時代，所以，魯迅寫作的根本原則，實際上并在于是否寫出真的魯迅，而在于怎樣才能寫出真的魯迅?！盵27]張夢陽評價曹聚仁的《魯迅評傳》時說的這句話就頗有代表性。在80年代，怎么寫的確比寫什么更重要，但他的前半句中的觀點實難服人。從實際來看，用“超階級”、“超黨派”、“虛無主義者”來界定魯迅的主體形象，肯定是有失偏頗的，但用以指稱某段時期內的某種“魯迅形象”，則是合乎實際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文化啟蒙者”、“存在主義者”（“虛無主義者”）都是魯迅形象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魯迅形象并非某個單一指稱。曹聚仁以“虛無主義”指稱魯迅某個時期的思想傾向，正顯示了他在魯迅思想研究方面的真知灼見。在中國大陸“魯迅傳”寫作中，有關這一方面的探討與表現，直到90年代，才在王曉明、吳俊的寫作中大放異彩。張夢陽如此評價曹聚仁的寫作，正反映了在80年代前半期，一部分學者在理論與觀念上，與文學現代性理念有了某種深層隔閡。
90年代：“向內轉”，文體多樣，以及深度模式的初步嘗試
1990年5月，林賢治的《人間魯迅》（第三部）出版。這為90年代“魯迅傳”寫作開了一個好頭?！叭碎g魯迅”，即意味著不是“官方魯迅”。的確，魯迅是遠遠超越官方界定的。事實上，任何假定的闡釋或先驗的界定，都是對“魯迅形象”的遮蔽！他的多疑、虛無、孤獨、郁結、好斗，他的絕望與反抗絕望，他的永在“十字路”上的“荷戟獨彷徨”，他對青年人在信任與不信任之間的猶豫不決，等等，在90年代的“魯迅傳”寫作中，都得到充分展開。而類似王士菁、林志浩們的那種寫法，已經跟不上魯研界的發(fā)展大勢了，讀者對這一脈的寫作理路已心生厭倦[28]。
從表三可以看出，90年代的“魯迅傳”寫作顯得較為穩(wěn)?。昃?部），且以前四年和后三年為生產期。90年代是改革開放快速起步時期，發(fā)展是壓倒一切的主題，作為文化范疇內的“魯迅傳”寫作亦然。如果說，學者們在80年代提出“回到魯迅”，并能達成共識，且也展開了卓有成效的實踐，那么，在90年代，就不單單是共識和實踐層面探討，而是如何落實以及取得何種實效的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魯迅傳”作者們首先要在理念和方法上完成自我更新。如果再延續(xù)過去那種老舊的寫作套路，或者單純依靠資料堆積以拉長長度的做法，顯然是出力不討好了。而與那些貪大求全的“魯迅傳”相比，類似陳漱渝《魯迅》[29]這種經過精心裁剪、抓主放次、字數不超20萬字的“魯迅傳”更受讀者歡迎。當然，亦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彭定安的《走向魯迅世界》[30]采用復式結構，以無限接近魯迅本體為追求，繼續(xù)把魯迅當作“人”來寫， 從而在90年代的大部頭“魯迅傳”寫作中脫穎而出。
90年代的“魯迅傳”寫作非常明顯地顯示出了“向內轉”的態(tài)勢。不僅林賢治的《人間魯迅》、彭定安的《走向魯迅的世界》、吳俊的《魯迅評傳》等傳記在論及魯迅思想譜系時普遍重視對其心理與精神世界的把握與描述，而且還出現了吳俊的《魯迅個性心理研究》、王曉明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31]這類完全“內轉”——聚焦魯迅內在心理世界——的“魯迅傳”出現。吳著與王著的出現，標志著我國“魯迅傳”寫作在體例、理路、范式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無論吳著對魯迅人格與精神結構（多疑性格、自虐傾向、攻擊性心理、性心理）、虛無與反抗虛無的思想、暮年意識（疾病與死亡）的學理性探究與論說，還是王著對魯迅危機與痛苦、悲觀與虛無、吶喊與彷徨、“鬼氣”與大絕望、對青年人的戒心等內面心理結構和精神動態(tài)的研析，都顯示出了十足的原創(chuàng)性。在“魯迅傳”寫作史上，這種帶有難度與深度的“魯迅傳”寫作模式，當具有重大的開拓意義。
90年代的“魯迅傳”在文體探索與實踐方面也卓有成效。首先，文體樣式多樣。彭定安的《走向魯迅的世界》采用立體結構和復式筆法，使得這部長達66.8萬字的傳記，頗具“學術+史詩”的大格局氣度。唐弢的《魯迅傳》[32]采用書話體和筆記體，首先從文化和民俗角度切入魯迅世界， 既而以對魯迅的精神世界和氣質的精準把握，而在“魯迅傳”寫作中顯得卓然不群。朱文華的《魯迅、胡適、郭沫若連環(huán)比較評傳》采用連環(huán)比較體，對其生平、創(chuàng)作、思想等方面做了對比性分析、論說，文體形式頗為新穎。曾智中的《三人行》與黃喬生的《度盡劫波——周氏三兄弟》也與此類似，巧妙地截取魯迅與他人在時空中的交集經歷，從而切入對魯迅世界的發(fā)掘與描述。其次，普遍重視對文學性與可讀性的追求。上述吳俊、王曉明的“魯迅傳”自不必說，其他諸如彭定安富有詩意的擬題方式，林賢治的散文抒情筆調，唐弢的筆記體和書話體，陳平的小說式筆法，鈕岱峰的優(yōu)美文筆，等等，都可表明作者們在“怎么寫”方面的探索與實踐，也有了長足的進展。
新世紀以來：圖像化、比較體，以及大“魯迅傳”寫作的嘗試
新世紀以來，不僅舊作屢屢再版，新作也層出不窮，這當然與魯迅研究的持續(xù)繁榮密不可分。以下是筆者統計的各年“魯迅傳”出版數量分布情況（單位：部）：
據以上不完全統計，新世紀以來至少有52部“魯迅傳”問世，數量可謂驚人。在這52部“魯迅傳”中，前十年有16部，后九年為36部?？梢悦黠@看出，新世紀第二個十年間，“魯迅傳”寫作呈現“井噴”態(tài)勢——年均四部的生產量，這在過去任何時代，都是不可想象的。從整體上看，新世紀以來的“魯迅傳”寫作表現出了以下幾方面的突出特點：
其一，圖像化，即由單純文字版向著以文字為主的“文字+圖像”或以圖像（圖畫、照片）為主的“圖像+文字說明”方向發(fā)展，既而呈現出“魯迅傳”寫作的圖像化敘事的轉型趨向，是新世紀以來“魯迅傳”寫作所展現出的一個突出特征。圖傳或畫傳自有其適合閱讀與傳播，且能便捷表現和呈現魯迅形象的不可或缺的先天優(yōu)點。新世紀以來，中國進入“讀圖時代”，以圖像消費為主體的讀者群體快速崛起，為適應這種閱讀趨向的轉型，以圖傳和畫傳為載體的“魯迅傳”寫作，也在這十幾年間猛然劇增。在這52部“魯迅傳”中，以圖傳和畫傳形式出現的就多達十幾部。雖然自20世紀40年代就陸續(xù)有魯迅圖傳或畫傳出現[33]，但真正形成規(guī)模，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則發(fā)生于新世紀以來的十幾年間。余連祥、朱正、黃喬生等人的《魯迅圖傳》，王錫榮、吳中杰、林賢治、白帝、羅希賢、李文儒等人的《魯迅畫傳》，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顯然，“魯迅傳”寫作的圖像化，正適應了時代發(fā)展需要。
其二，比較體“魯迅傳”寫作模式，即以魯迅與同時代某位有過交集的名人合并一起，并予以作傳的方式，也成為新世紀以來“魯迅傳”寫作中一個突出現象。代表作有黃候興的《魯迅與郭沫若》、許京生的《魯迅與瞿秋白》、孫郁的《魯迅與陳獨秀》、陶方宣的《不是冤家不聚頭：魯迅與胡適》、袁權的《魯迅與蕭紅》、孫放的《魯迅與夏目漱石》、周海嬰的《直面與正視：魯迅與我七十年》。這種出現于90年代，繁榮于新世紀的比較體“魯迅傳”書寫模式，不僅進一步拓展了“魯迅傳”寫作的領域，也為“魯迅傳”寫作在文體上開啟了全新實踐模式。
其三，大“魯迅傳”，即在篇幅上追求長度，在格局上追求史詩規(guī)模，作為新世紀“魯迅傳”寫作中一個現象，也引人關注。這種模式早在林賢治的《人間魯迅》（共三部）、彭安定的《走向魯迅世界》、陳平的《魯迅》等“魯迅傳”中已初露端倪。進入新世紀后，又先后有倪墨炎的《大魯迅傳》（第一部）、胡高普和王小川合著的《魯迅全傳》、張夢陽的《魯迅全傳》問世。這都充分表明，創(chuàng)作一部大“魯迅傳”，一直就是作者們的一個偉大愿望。而張著的面世，則標志著我國“大魯迅傳”寫作取得了重大突破。這部“魯迅傳”有以下幾個突出特點：一、構架恢弘。副標題為《苦魂三部曲》，由《會稽恥》《野草夢》《懷霜夜》三部組成，總字數達116萬。這種意圖和架構從大處著眼，氣度不凡[34]。在以往的“魯迅傳”寫作中，極少見到；二、史、詩同構。張著以縝密考證的史實為基礎，以寫出一個近于真相的魯迅為目標，全面描寫魯迅的生活史、思想史和精神史，從而立體地呈現魯迅形象、性情和氣質。同時，也以魯迅為本位，力圖反映出魯迅與他的時代，魯迅與同時代人的整體風貌。最關鍵的是，作者在處理這些材料和人物時，始終從審美角度把握和使用之，從而表現出了在“史”的維度上，試圖以“詩化”方式激活材料和歷史場景的實踐向度；三、長篇傳記文學筆法。該著在主干事件上嚴格依據事實，而在細部或細節(jié)上適當展開虛構，同時始終以采用長篇小說方式，對這些基本事實和細節(jié)進行審美整合、加工與轉化，從而另辟蹊徑，更接近于“文學傳記”的本體特質；四、具有傳記學史意義。該著以其宏大規(guī)模、文學性筆法和史詩性追求，成為“魯迅傳”寫作史上的又一標志性的重大事件。
其四，常規(guī)“魯迅傳”創(chuàng)作也成果豐碩。辛曉征的《國民性的締造者——魯迅》、陳越的《魯迅傳論》、項義華的《人之子——魯迅傳》、高旭東和葛濤合著的《魯迅傳》、陳漱渝的《本色魯迅》等“魯迅傳”，以及（俄）波茲德涅耶娃著、彥雄譯的《魯迅評傳》、林辰的《魯迅傳》、曹聚仁的《魯迅評傳》、朱正的《魯迅傳》、許壽裳的《魯迅傳》等舊作再版或修訂后出版的“魯迅傳”，都是這個階段的重要收獲。而像王彬彬的《魯迅的晚年情懷》、林賢治的《魯迅的最后十年》這類專注某一階段或從某一側面表現魯迅形象的寫作，也別具特色，成果卓著。
其五，該階段的“魯迅傳”作者也進一步多元化，老中青三代同場競技，各有優(yōu)長。老一代作者延續(xù)已有理路，熱衷于建構深度模式，以表現各自心目中的“魯迅形象”，而對于一些中青年作者來說，視點進一步下沉，首先把魯迅當作一個常人來寫的觀念，更是得到不折不扣的實踐。像程爭鳴的《360度魯迅》、趙瑜的《小閑事：戀愛中的魯迅》、蕭無寄《在民國遇見魯迅》、李靜的《大先生》（劇本）這類“魯迅傳”中的魯迅就顯得更平凡、鮮活、有趣，特別是那些有關親情、愛情、友情，以及性感、言行、心理的講述，較之大部分“魯迅傳”，就更多了一點“人間煙火色”。這種不追求深度模式、面向大眾寫作的普及性文本，也代表了“魯迅傳”寫作的一個重要方向。
結語
自王士菁的大部頭“魯迅傳”問世以來，我國“魯迅傳”寫作也有七十多年的歷史了。七十多年來，據筆者不完全統計，總共有九十多部“魯迅傳”面世。然而，由于我國現代傳記學觀念與實踐起步較晚，盡管“魯迅傳”寫作已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且在觀念、理路上已有了重大突破，但誠如張夢陽在十九年前的認定——“又不能不承認至今仍然沒有出現一本與傳主魯迅相稱、達到世界傳記文學高水準的魯迅傳。”[35]——時至今日，我國的“魯迅傳”寫作依然沒有出現與司馬遷的《史記》、斯特雷奇的《維多利亞女王傳》、茨威格的《三大師》、羅曼?羅蘭的《名人傳》等世界經典相媲美的傳記作品。當前，有關“魯迅傳”寫作的基本材料已不是問題——經過幾代學者的共同努力，那一卷卷研究資料已足夠支撐傳記作家們寫出一部“大著”或“巨著”了——那么，什么樣的作者才能擔此重任呢？筆者認為至少以下幾條不可或缺：1.他必須是一個具備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2.他必須是一個人文素養(yǎng)極高，知識結構完備，對魯迅與“魯迅學”有精深研究的人[36]；3.他必須是一位學者型的作家，能以文學家的思維與能力，創(chuàng)造性地整合與轉換那些卷帙浩繁的材料，并做到化腐朽為神奇；4.他必須是一個在現代傳記學理論與實踐中有自己獨到認識或發(fā)現的人。第一項是基本前提；第二項是保證，如若不是“魯迅通”，即使寫出新“魯迅傳”，那也難有超越性；第三項是能力，如果不是“學者+文學家”型的作者，便無從處理那些客觀材料（所有魯迅有關研究資料，包括文字、照片、影像，等等），并從中獲得靈感，從而將傳主、作者、材料、時代等基本要素融合為一體，既而借助文學性的語言，寫活魯迅形象；第四項是必要條件，若沒有起碼的傳記學理論與實踐，“魯迅傳”寫作也難有新氣象。以前那種把“魯迅傳”寫成“資料長編”，或寫成“傳記”而非“傳記+文學”的實踐，早是前車之鑒了。在當代中國，同時具備上述四項的作者極其少見。后三項姑且不說，單第一項就已把大部分作者拒之門外了。退一步來看，從“魯迅傳”創(chuàng)作史來看，凡是在當時以及此后持續(xù)產生一定影響力的，基本具備前兩項標準[37]。再退一步來看，同時具備前三項的，不能說沒有，只能說，即使有[38]，其實踐也與理想狀態(tài)相差很大。[39]那么，偉大的“魯迅傳”作家的出現，也只能寄托于將來了。作為“中間物”的“魯迅傳”寫作，無論正面的還是反面的經驗，都值得細加考究，以警示未來“魯迅傳”寫作少走彎路；作為“大著”或“巨著”的“魯迅傳”寫作，我們只能寄托于未來。“魯迅傳”寫作依然在路上，依然任重而道遠！
注釋:
1張夢陽：《魯迅傳記寫作的歷史回顧（一）》 ，《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3期。
2根據日本汲古書院的統計，80年代以前，就有十幾部各種樣態(tài)的魯迅傳記問世。袁韶瑩：《戰(zhàn)后日本出版的魯迅傳記書目》， 《國外社會科學文摘》1983年第6期。
3魯迅在《寫在〈墳〉后面》中說：“大半也因為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薄爸虚g物”一詞屢屢出現于魯迅筆下，是一個帶有極強理論色彩和豐富涵義的關鍵詞。與之類似的概念還有“橋梁”，比如：“但祖父子孫，本來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橋梁的一級，決不是固定不易的?，F在的子，便是將來的父，也便是將來的祖?！保ā段覀儸F在怎樣做父親》）“只將所說所寫，作為改革道中的橋梁，或者竟并不想到作為改革道中的橋梁?！保ā豆艜c白話》）關于魯迅“中間物”思想，已有汪暉、王得后、郜元寶等眾多學者從魯迅世界觀、社會觀、人生觀、語言觀、文藝觀等多個角度予以深度研究、闡釋，此不贅述。
4曹聚仁：《魯迅評傳》，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61年版，第1頁。
5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北京）杏巖書屋1934年版，第288頁。
6這些引文見李長之：《魯迅批判》，北新書局1936年版，第116-119頁。
7李長之：《魯迅批判》，北新書局1936年版，第198頁。
8李長之：《魯迅批判》，北新書局1936年版，第200頁。
9李長之：《魯迅批判》，北新書局1936年版，第203-204頁。
10指出魯迅有“虛無主義”思想；“他不夠一個思想家，因為他不夠一個思想家所應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論上建設的能力”；他也不是雜感家，“因為對魯迅并不能以雜感家來概括”；將魯迅精神發(fā)展劃分為七個階段，并對每一階段特質做出論析。
11李長之：《魯迅批判》，北新書局1936年版，第55頁。
12發(fā)表于《民訊》第四、五期，僅發(fā)表了兩章：《家事及早年生活》、《無需學校的學費》。2004年5月，完整版的《魯迅傳》才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13景宋：《魯迅傳序》，見《魯迅傳》，王士菁著，新知書店1948年版。
14曹聚仁：《魯迅評傳》，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61年版，第3頁。
15小田岳夫著、范泉譯：《魯迅傳》，開明書店1946年版，第2頁。
16比如：曹聚仁認為鄭著是在侮辱魯迅，張夢陽認為鄭對某些史料的處理“孤陋寡聞，連最起碼的資料都沒有掌握，就竟然妄作什么傳記。然后又道聽途說，信口雌黃，謬以千里。”對魯迅作品的評述則“簡陋、浮淺”，在寫法上“也是非常簡陋，不入堂室的”。（《魯迅傳記寫作的歷史回顧（一）》，《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4期）
17鄭學稼：《魯迅正傳》，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4年版，第112頁。
18常見的版本主要有三聯書店版（1951年）、中國青年出版社版（1958年）、作家出版社版(1962年)。這三個版本在文字及體例方面都不一樣。
19廣州魯迅紀念館等單位合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77年1月版。
20其大眾普及版《魯迅》（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的副標題即為“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學家”。
21比如，1926年，魯迅離京南下的主因是尋求與許廣平的結合，而非劇中共產黨人李大釗的政治性動員；1927年，魯迅離粵赴滬的主因亦出于個人原因，而非劇中共產黨人的主使。這種改動顯然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22這方面的論述在李長之的《魯迅批判》中有所涉及，但并未充分展開。直到1993年1月王曉明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出版，才標志著這方面的探析有了實質性突破。
23張夢陽：《魯迅傳記歷史寫作的歷史回顧（一）》，《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3期。
24.葛濤：《魯迅研究著作出版狀況的調查與分析（1980—2010）》，《中華讀書報》2012年5月16日。特此說明：本文表格中部分數據均采自該文。
25.這一傳統上承瞿秋白論斷（最早提出魯迅由“進化論”向“階級論”轉換的思想），下接毛澤東思想（“魯迅方向”、“三家說”，等等），并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間，成為主導“魯傳”寫作的唯一合法范式?！拔母铩苯Y束后，該范式遭到質疑、批判，但其基礎依然堅實。在80年代，他們依然是“魯傳”寫作中一支不可忽視的主力軍。
26.比如：朱金順的《魯迅演講資料鉤沉》、北京圖書館編的《魯迅研究資料索引》、薛綏之主編的《魯迅生平資料匯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編的《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1913—1983）》、袁良駿編的《魯迅研究史》。另外，不少傳記作家還親自參與《魯迅全傳》點校工作，也掌握大量的一手資料。比如朱正。
27.張夢陽：《論七種新版魯迅傳的新進展》，《學習與研究》1984年第11期。
28.歷史早已明證，“把魯迅捧到神廟里去”，或者說，“神化”魯迅，等于害了魯迅。后來王朔、馮驥才分別寫《我看魯迅》《魯迅的功與“過”》，對他們賦予魯迅的某些“偉大”予以質疑、拆解。同時，一部分青年學者也隨之附和，借勢攻擊魯迅及那些“造神者”。其實，他們對魯迅的喜愛或敬佩是一以貫之的，他們質疑的是那個被無限歪曲了的或被符號化了的“魯迅形象”。
29.這部“魯傳”是在八十年代《民族魂》基礎上增刪、修訂而成，初版11.9萬字，修訂版13.8萬字，中國華僑出版社1997年版，為《名家簡傳書系》之一種。刪去“二十八 一份珍貴的情報”，新增第十章“阿Q的誕生”、第十一章“東有啟明 西有長庚”、第十九章“景云深處是吾家”、第二十章“妻子 秘書 學生”、第二十一章“兩人世界到三口之家”，同時，將“二十六共產黨人的朋友和同志 ”改為“第三十一章 共產黨人的諍友”，內容也有所變動。新增章節(jié)進一步豐富了生活細節(jié)，加強了作品分析，特別是對二周失和、魯迅與許廣平婚后生活等方面的考證與分析，頗顯功力。
30.這部“魯傳”是在1982年版《魯迅評傳》基礎上修訂而成，全書68.8萬字，1992年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該著新增內容約計50多萬字，僅保留初版本中的十幾萬字，近于再創(chuàng)作。主要變化有：注意對魯迅自身心態(tài)的描述；大大強化魯迅后期的生活、思想和作品（特別是雜文）的記述與評價；對魯迅的藝術思維和藝術世界做出了精到的分析；對魯迅和同時代人的關系作出了較為客觀的論析。
31.王曉明的《魯迅傳》是一部在中青年讀者中產生很大影響的著作。筆者認為，自80年代提出反對“神化”魯迅、“回到魯迅”以來，該著堪稱是實踐最徹底、效果最明顯、創(chuàng)新性最超前的一部經典之作。即便在資料使用上，王著也做出了開拓性的示范——不直接引述原文，而是采用整合或轉述，并注明出處。這是一種更切近傳記文體特質的資料使用方式。張夢陽認為該著“態(tài)度新”、“思維新”、“體式新”、“話語新”、“感悟新”。（見張夢陽：《魯迅傳記寫作的歷史回顧（五）》，《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
32.這部傳記為未完成稿，原作擬寫40—50萬字，但作者僅寫到第十一章，即從魯迅出生到從日本歸來這一階段的經歷。這十一章發(fā)表于《魯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5-10期。
33.比如，1981年，陳漱渝等人合編的《魯迅畫傳》就頗有代表性。但這類畫傳僅是個案，屬于個別現象。
34.作者在前言中說：“《魯迅全傳?苦魂三部曲》，選擇魯迅一生的早、中、晚三個點，分為《會稽恥》《野草夢》《懷霜夜》三部曲。是力圖全景式地再現魯迅和他那個時代的長篇文學傳記，旨在刻畫魯迅作為中國20世紀最痛苦的靈魂的心靈史，以及他周圍各色人物的社會眾生相，展現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p>
35.張夢陽：《魯迅傳記寫作的歷史回顧（六）》，《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8期。
36.我國大部分魯傳作者，也就僅具備這一條的標準，即由于精通“魯迅”，既而寫魯傳。但把這一條做到極致，也能成為優(yōu)秀傳記作家，也能寫出備受讀者喜愛的優(yōu)秀魯傳。朱正、陳漱渝、彭定安等可為代表。
37.比如，40年代的許壽裳、60年代的曹聚仁、80年代的林非與劉再復、新世紀以來的林賢治，基本合乎前兩項標準。
38.90年代的王曉明和吳俊似展現出了這方面的天賦與可能，只可惜，他們此后不再涉足魯迅傳記，非?？上?。
39.張夢陽的《苦魂三部曲》之所以取得不俗口碑，與對上述四項標準的躬身實踐密不可分，但對第四項的探索與實踐依然稍顯薄弱。另外，“三部曲”長達一百多萬字，此前也出現過七八十萬字以上的魯傳——比如林賢治的《人間魯迅》（再版本）86萬字、陳平的《魯迅》90萬字，彭定安的《走向魯迅的世界》近70萬字。而一些20萬字以內的魯傳——比如王曉明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僅17.4萬字，陳漱渝的《魯迅》13.8萬字——同樣備受讀者歡迎。看來，魯傳寫得如何，關鍵不在篇幅有多長，而在如何寫、怎么寫。當然，張著的確在這方面用力不少，比如采用文學筆法，對某些細節(jié)展開適當虛構，等等，但在文體上可探索的空間似乎還沒有完全打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