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的朱自清：一個特殊的讀者
原標題：“打開一條生路”的另外路徑——以朱自清對1940年代新文藝的接受為線索
抗戰(zhàn)勝利后，隨著西南聯(lián)大等內遷高校的“復員”，一批原“京派”或接近“京派”的知識分子重又會聚于平津地區(qū)，依托《大公報·星期文藝》《益世報·文學周刊》《文學雜志》《文藝復興》等報紙雜志，一種以“純正的文學趣味”完成新的文化建設，并由此推動國家重建的意識，似乎成為普遍的共識。1946年10月，楊振聲在復員后的《北大文藝》及《大公報·星期評論》上發(fā)表的《我們要打開一條生路》，被看作“戰(zhàn)后平津文學界建設新文化的第一 聲呼喊”1。這一“呼喊”也確實引起廣泛共鳴，廢名、沈從文、陳衡哲、朱自清、李廣田等紛紛撰文回應，就“一條生路”的可能方向、“打開”的方式等問題展開討論。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回應不只是籠統(tǒng)的表態(tài)，而是基于1940年代戰(zhàn)時文學與思想的不同脈絡，對于“生路”的構想同時也是各自思考的總結，內在分歧自然也是存在的。2在不同的路徑構想中，朱自清、李廣田的看法比較接近，特別強調“打開”生路的前提，是一種時代意識的獲得，即“這是平民世紀”。新文化雖然在時代的矛盾、沖突中展開，但“它的根基得打在平民身上” 3。李廣田更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與“民主”乃是今天的文學尺度，文學的“生路”應當打開在這上面，他還談及當時幾種新文藝的樣式，如朗誦詩、 漫畫、“馬凡陀山歌”、《李有才板話》《白毛女》，認為這些作品之所以引發(fā)爭議，因為這些作品恰好可以看作“打開一條生路”的最初成果。4
在1940年代后期所謂“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的對峙中，朱自清、 李廣田對“一條生路”的構想，顯然溢出了一般自由知識分子的文化邏輯，更 為趨近“人民的文學”的立場，代表了“天地玄黃”時刻北方教授群體之中的“進步”路向。但在朱自清這里，“進步”并不一定表現為時代意識的躍進，相比聞一多、吳晗、李廣田等友人，他的腳步略顯遲緩、沉重，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得慢慢來”5。對于這種“得慢慢來”的態(tài)度，馮雪峰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缺乏“革命的階級立場”是朱自清“前進途中感到困難的主要原因”。在歷史內部各種階級關系復雜糾葛、思想文化上又有重重牽絆的狀況下，這種前進恰恰由于極其艱苦，也才顯出“特別可貴的意義” 6。無論是 “慢慢來”，還是轉換之“艱苦”，自然與朱自清內斂、低調的個性相關，但從根本上說，意味了新的時代感受與認知翻轉，是交錯延伸于原有的文學及社會理解脈絡之中的。一方面，正如友人和學生反復討論到的，在歷史演變的縱深脈絡中，探討文學或批評“意念如何發(fā)生、如何演變——尋出他們的史跡” 7，這一方法貫穿了朱自清的學術及文藝批評實踐。他在1940年代后期討 論“文學標準與尺度”的變遷、強調“雅俗共賞”的立場，也都是著眼于中國詩文傳統(tǒng)、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的內部演進，一切“其來有自”又“自然順勢”。另一方面，置身于抗戰(zhàn)前后急驟變動的歷史狀況中，“一條生路”的浮現及不斷清晰化，離不開時代感知的激蕩，包括李廣田提及的“朗誦詩”、“山歌”、趙樹理的小說等新文藝作品，也構成了直接沖擊，催化了其文學認知的調整、深化。因而，如果將朱自清當成一個“讀者”，考察他對1940年代新文藝的閱讀、接受，或許能提供一個特別的視角，幫助我們進入1940年代后期的具體語境，更真切地把握“一條生路”構想背后的問題框架、所依托的個體感知狀況，以及其內在張力與尚未展開的面向。
一
自1946年10月“復員”北平到1948年8月去世，這不到兩年的短短時間，是朱自清文學批評（研究）的收獲期，相繼出版《詩言志辨》《新詩雜話》《標準與尺度》《語文拾零》《論雅俗共賞》多本著述。其中，出版于1947年12月的《新詩雜話》，實際于三年前就已編定8，集中主要收錄了朱自清抗戰(zhàn)時期寫下的批評文字，是他多年來有關新詩發(fā)展趨勢思考的一次總結。1944年10月所作序言中，他對這一組“詩話”的寫作緣起，有如下說明：
遠在民國二十五年，我曾經寫過兩篇《新詩雜話》，發(fā)表在二十六年一 月《文學》的《新詩專號》上。后來抗戰(zhàn)了，跟著學校到湖南，到云南，很少機會讀到新詩，也就沒什么可說的。三十年在成都遇見厲歌天先生，他搜集的現代文藝作品和雜志很多。那時我在休假，比較閑些，厲先生讓我讀到一些新詩，重新引起我的興味。秋天經過敘永到昆明，又遇見李廣田先生；他是一位研究現代文藝的作家，幾次談話給了我許多益處，特別是關于新詩。于是到昆明后就寫出了第三篇《新詩雜話》，本書中題為《抗戰(zhàn)與詩》。那時李先生也來了昆明，他鼓勵我多寫這種“雜話”。……感謝厲先生和李先生，不是他們的引導，我也不會寫出這書。9
1941年年底，在聯(lián)大敘永分校任教的李廣田遷往昆明總校，后來與朱自清一直來往密切。《新詩雜話》中的大部分文章，確實寫于1942年至1943年，僅有兩篇《新詩的進步》與《解詩》寫于戰(zhàn)前。其中，《解詩》一篇通過細讀林徽因、卞之琳的詩作，回應了1930年代中期新詩“看不懂”的爭議，開啟了他著名的“解詩學”實踐。10這一努力自然延續(xù)到了戰(zhàn)后，按照序言中的說法，十五篇“雜話”“多半在‘解詩’，因為作者相信意義的分析是欣賞的基礎”，較為著名的如《詩與感覺》《詩與哲理》兩篇對卞之琳《十年詩草》、 馮至《十四行集》等復雜精微之作的分析。但在“解詩”的努力之外，諸篇 “雜話”的另外一個問題線索，是探討抗戰(zhàn)前后新詩的整體性、結構性轉變， 如從“純詩化”走向“散文化”的趨勢、“大眾的發(fā)現”與“內地的發(fā)現”、 “現代史詩”的構想、“民族形式”采用的評價等。這些思考無不源自對抗戰(zhàn)時期新詩作品的有限閱讀。
事實上，在抗戰(zhàn)初期的遷徙、流轉中，置身西南聯(lián)大的學院空間，朱自清對最新的抗戰(zhàn)文藝一度并不十分了解，即如他自己所說：“很少機會讀到新詩，也就沒什么可說的?！?938年12月，途經昆明的茅盾在與西南聯(lián)大幾位老朋友（顧頡剛、朱自清、吳晗、聞一多）聚會時，也發(fā)現這些“外來戶”與當地文化界聯(lián)系不多，很少參加“文協(xié)”的活動，對于抗戰(zhàn)文藝運動中的問題，雖然也很關注，“只是自己沒有參加進去，取了旁觀的態(tài)度”11。朱自清在日記中一般會對自己平日的閱讀和寫作，有比較細致的記錄。查朱自清1938年至1941年的日記，確實能發(fā)現在此一階段，他對抗戰(zhàn)文藝作品的直接閱讀十分稀少，甚或全無，雖然一旦接觸到抗戰(zhàn)文藝的理論動態(tài)，他也有極強的認知 興趣，會詳細記錄下自己的心得。12在《新詩雜話·序》中，朱自清提到厲歌天、李廣田對他的引導作用，這與他1940—1941年在成都的休假經歷有關。
1940年下半年起，朱自清離開昆明赴成都休假，這期間與葉圣陶合作編寫 《精讀指導舉隅》等國文教學讀物。1941年8月，時任“文協(xié)”成都分會理事的 厲歌天，邀請朱自清為“文協(xié)”分會主持的暑期文學研究會演講，由此和朱自清相識。后來厲歌天回憶，當時到朱自清住所拜訪，原以為說幾句話就走：
可是朱先生很親熱地留住我，問問我這問問我那，問我最近都看了些什么新刊物新書籍，同我談了很久的時間?！ê髞恚┪以泻脦状稳グ菰L他，同時給他送去一些新出版的雜志、詩刊和詩集，并且常常請教他一些新詩方面的問題。13
從厲歌天這里，朱自清借得一批“新出版的雜志、詩刊和詩集”。在稍后寫給厲歌天的信中，他還具體談了讀后的觀感，以《詩創(chuàng)作》上鄭思的詩作、 臧克家的《淮上吟》、柯仲平的《平漢路上工人破壞大隊的產生》為例，就詩歌的比喻與組織、朗誦詩所需要的“音節(jié)”等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還感嘆說 “可惜艾青先生的作品還沒讀到，將來總要找一本看看，他的著名的作品是哪 一篇？”14應該在不久之后，朱自清便讀到了艾青的詩作。在從成都返回昆明的途中，朱自清與在敘永任教的李廣田曾多次討論“抗戰(zhàn)文藝，尤其是抗戰(zhàn)詩”，二人相談甚歡，這也直接“引起他寫《新詩雜話》的興致”15 ?；氐嚼ッ骱笸瓿傻牡谝黄靶略婋s話”，就專門談到艾青的《火把》《向太陽》，以及卞之琳的《慰勞信集》、老舍的《劍北篇》、柯仲平的《平漢路上工人破壞大隊的產生》、臧克家的《淮上吟》等。在后續(xù)的“雜話”中，他反復提到的戰(zhàn)時詩作， 不外上面提到的這幾首，其中大部分或許借閱自厲歌天、李廣田等友人。
朱自清對戰(zhàn)時新詩的接受，應該不十分全面，但就在有限的閱讀中，他 還是精準把握到抗戰(zhàn)時期新詩的演進趨勢，非常耐心地辨析朗誦詩、長篇敘事詩、新詩民間化在形式上的得失，態(tài)度開放又審慎。比如，對于新詩取法“歌 謠”的方案，他在戰(zhàn)前一直不怎么看好，認為歌謠作為“真詩”，即便有自 然、真切、流利的好處，但在他看來“真”不一定就是最高標準，“大約歌謠的‘風格與方法’不足以表現現代人的情思，所以新詩人并不去參考它們而創(chuàng) 作”16。大概是受了“民族形式”討論的影響，在“新詩雜話”中，這一態(tài)度有所調整。他開始思考新詩民間化的可能，提出歌謠及民間文藝的“復沓”與 “鋪敘”，會有助于詩的普及（《抗戰(zhàn)與詩》）。然而，這種接納不是籠統(tǒng)的、無條件的。一方面，他依舊強調新詩“歐化”或現代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提出“新詩雖不必取法于歌謠，卻也不妨取法于歌謠”17，非常具體地分析了“童謠”“山歌”“俗曲”的不同可能性，對于老舍、柯仲平取法唱本或俗曲的長篇敘事詩在音節(jié)、表現上的不足，也提出了批評。
有關歌謠的討論，在“新詩雜話”中不是孤例，其他大部分“雜話”，都會采用一種歷史回溯的策略，在新詩自身或他自己原本關注的問題脈絡之中， 來接納、消化戰(zhàn)時新詩的諸多新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新詩散文化方向的一貫強調。實際上，自文學批評的早期實踐開始，朱自清對于現代的“純文學”觀念，就一直持某種檢討、反省的態(tài)度，原因在于他認為“現代”是一個散文的時代，“詩”的散文化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他在課堂及研究中，對于“宋詩”或“以文為詩”這個脈絡的關注，就與這一歷史化的文學觀念內在相關。他在1940年年初翻譯的美國詩人阿奇保德·麥克里希的文章《詩與公眾世界》中提出的問題，即私人情感、經驗在現代歷史中不斷公共化、政治化的趨向，或許可以讀作是整本《新詩雜話》的核心議題。
在麥克里?？磥?，在過去的年代，“詩”所代表的“強烈的私人生活”與 “政治改革”代表的“強烈的公眾生活”，維持了一種相互區(qū)隔的和平局勢， 但“一戰(zhàn)”以來急驟的社會變化，卻使得“我們同在的公眾世界已經‘變成’ 私有世界了，私有世界已經變成公眾的了”。18對于這一判斷，朱自清似乎有強烈的認同，多次在文章中引用其中的說法，在“抗戰(zhàn)”這一更大的散文化語境，他時刻留意的，也是“個人的心”與“群眾的心”激蕩中產生的新詩乃至 新文藝的可能。在《抗戰(zhàn)與詩》《愛國詩》《詩與建國》等“雜話”中，他討論“內地的發(fā)現”“大眾的發(fā)現”之意義，檢討新詩之中國家意識的缺失，構想一種歌詠大規(guī)?，F代化、工業(yè)化建設的“現代史詩”，都不外在于這一整體的問題框架。在同一時期的文章和演講中，他還不斷談及新聞、報紙、廣播等新的媒介，鼓勵有志從事文學的青年，從“純文學”走向更為寬廣的“雜文學”的路，投身于新興的報紙新聞寫作中。19他甚至提出“集納化”（新聞報紙事業(yè)），能打通層層壁壘、集中民眾的意志和力量，應該是建設“新中國” 不可或缺的一條路徑。20
簡言之，在抗戰(zhàn)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語境中，隨著文學生產、傳播方式的轉變，以及作家經驗空間的拓展，新文學如何在一個“公眾世界”中重構自身的功能和形式，這似乎是朱自清抗戰(zhàn)時期文學感知的一條主線。1946年12月，在回應“打開一條生路”的呼吁時，他再一次引述了麥克里希的文章，并列舉了“生路”顯現的跡象：“農業(yè)的內地”的發(fā)現、“小公務員”等群體的發(fā)現，以及文藝與報章文體的彼此交融。21不難看出，在剛剛復員北平、文化建設正在啟動的時刻，朱自清對“生路”的構想，仍立足于抗戰(zhàn)時期的文學感知，形成于“詩與公眾世界”這一問題意識的延長線上。
二
在《詩與公眾世界》中，談及“私人世界”與“公眾世界”的相互貫穿， 麥克里希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在這時代，公眾生活沖過了私有的生命的堤防，像春潮時海水沖進了淡水池塘將一切都弄咸了一樣?！苯柚彼簽E的形象，麥克里希渲染了“公眾世界”對個人身心感受的沖擊。同樣，朱自清對這 一問題的敏感，也并非抽象地生成于文學思考的內部，或者說，他對戰(zhàn)時新詩、新文藝的接受，不只發(fā)生在紙面上、封閉的室內，以及與友人的交談中。置身“民主運動”的現場、新文藝活動的現場，直接感受“公眾世界”之春潮激蕩，也是一種相當重要的接受方式。
自1944年起，大后方的“民主運動”蓬勃興起，被稱為“民主堡壘”的西南聯(lián)大以及復員后的平津高校，都是直接的策源地。自1944年“五四”紀念到 1945年的“一二·一運動”，持續(xù)不斷群體性活動，對聯(lián)大的整體氛圍及師生心理，形成一種強勁的擾動和組織。與“民主運動”相配合，還有頻繁舉辦的文藝晚會、討論會、朗誦會，這些“運動”“活動”自然也持續(xù)到復員北平之后。與許多聯(lián)大教授一樣，朱自清多次親身參與這些公共性的集會、晚會，也不時會在日記中記錄現場的感受：
1944年5月8日，參加國文學會主辦的“五四”文藝晚會。晚會在聯(lián) 大圖書館前的大草坪上舉行，“幾千人席地而坐”，聞一多、楊振聲、馮至、羅常培、朱自清、李廣田、沈從文等十位教授演講。22朱自清的講題為“新文藝中散文的收獲”，他在日記中寫道：“馮與李講得很好。我的講話一點也不全面。一多講文學遺產，語調激昂，但聽眾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熱烈。他的有些話似乎太過分?！?3
1945年5月2日，參加聯(lián)大新詩社舉辦的“詩歌朗誦晚會”，并與聞一多、光未然、何孝達、呂劍等一起登臺朗誦。聞一多朗誦的艾青《大堰 河》，給朱自清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后來在《論朗誦詩》一文中對此有專門的討論。24
1945年6月16日，赴五華中學參加詩歌朗誦會，“光未然讀其妹之詩作《我們是老百姓的女兒》。聞以為此乃聯(lián)大朗誦會中成功之作。我試讀了達文波特《我的故鄉(xiāng)》譯文。據說比上次好”。25
1946年5月3日，赴云南大學出席文協(xié)昆明分會和昆明學聯(lián)舉辦的文藝晚會，晚會的總題目為“人民文藝的道路”，楚圖南、李廣田、朱自清、 李何林、聞一多等發(fā)表演說，朱自清講的是“關于夏丏尊先生”。26
1947年4月9日，出席清華新詩分社的“詩與歌”晚會，并作“聞一多先生與詩”的講演。27
1947年5月1日，出席清華“五四”文藝晚會，作“五四時代的文藝”講演，并“聽《黃河大合唱》”。28
……
在這些此起彼伏、持續(xù)不斷的晚會、朗誦會上，朱自清不僅發(fā)表演講，現場感受朗誦詩、大合唱的沖擊力、感染力，有時也會登臺朗誦、參與表演，這本身就是一種“個人的心”和“群眾的心”的激蕩方式。
經常為人提及的，還有他多次在晚會上扭秧歌的經歷，如1947年10月24日日記所記：“晚參加中國文學會之迎新會，學扭秧歌。晚會甚有趣?！?91948 年1月1日，他出席中文系新年晚會，再一次加入學生的行列，扭起了秧歌。據學生回憶：“同學們給他化了裝，穿上一件紅紅綠綠的衣服，頭上戴了一朵大紅花。他愉快地興奮地和同學們扭在一個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認真。他這種精 神使許多師生受了感動。”30秧歌作為延安群眾文藝的代表性方式，在抗戰(zhàn)勝利前已傳到大后方，左翼文化人士在欣賞的同時，時常會上場參與，因為“扭 不扭秧歌、會不會扭秧歌不再僅僅是娛樂問題，也是一種政治態(tài)度”31。在學生及友人的回憶中，新年晚會上的“秧歌”事件，具有某種標志性的意義，如吳晗所言：“這一年他五十一歲了，一輩子嚴肅認真、不茍言笑的朱自清先生，到了生命結束的前夕，不但思想變了，感情也變了”，“他走在時代的前面，和青年人肩并肩，走得并不慢”。32
從個人氣質上看，朱自清屬于過度焦慮的類型，在繁重的學術及教學壓力下，加上胃病時時發(fā)作，常年處于精神緊張、疲憊的狀態(tài)。參加“秧歌舞”一類的文娛活動，既是一種“前進”的表態(tài)，也能帶來一時的身心敞開、放松，但這是否意味著朱自清就“走在時代前面”、完成思想與感情的重造，其實是可以討論的。實際上，面對不斷高漲的學生運動，在為年輕人的熱情所牽引的同時，習慣了“慢慢地走”的他，時常會感覺困惑、苦惱。包括“扭秧歌”的活動，偶一為之，頗感有趣，但太多了也會不堪其擾。33但“現場”的感受與參與，身心的貫通與諧振，無疑會為認知帶來新的層次。他對朗誦詩的評價與闡釋，就是可以討論的一例。
對于新詩的“朗誦”或“誦讀”問題，朱自清一直有持續(xù)的關注，1930年代中期也曾是朱光潛發(fā)起的“讀詩會”的常客。當時，眾多京派作家、教授 定期會聚于朱光潛北海后門的家中，“興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詩在誦讀上，有多少成功可能？”34抗戰(zhàn)時期，“朗誦詩”的興盛也帶動了他的進一步 思考，先后撰寫《談詩歌朗誦》（1939年）、《論朗讀》（1941年）、《朗讀 與詩》（1943年）、《美國的朗誦詩》（1945年）等文。其中《朗讀與詩》， 收入《新詩雜話》中，在動筆寫這篇文章之前，他還集中閱讀了徐遲的《詩歌朗誦手冊》《高蘭朗誦詩集》、何其芳《夜歌和白天的歌》、臧克家《泥土之歌》、洪深《戲的念詞和詩的朗誦》等與“朗誦詩”相關的作品和理論。35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朱自清似乎沒有機會親臨詩歌朗誦的現場，他更多通過紙 面的閱讀，或者說以“看”而非“聽”的方式，來接近“朗誦詩”的。在1942年8月的《論朗讀》中，就有這樣一段自述：
作者還沒有機會參加過這一類朗誦會，但曾請老舍先生讀過《劍北篇》的一段和《大地龍蛇》里那段押韻的對話。聽的所得比看的所得多而且好。特別是在看的時候總覺得那些韻腳太顯著，仿佛凸出紙面上似的刺眼，可是聽的時候只覺得和諧，韻腳都融化在句子里好像沒有了一般。36
所謂“聽的所得比看的所得多而且好”，朱自清似乎明了“聽”比起 “看”，是“朗誦詩”更為正確的打開方式，只是他一時還缺少這樣的機會。與此不無關聯(lián)，他這個階段對于“朗誦詩”的討論，大致還是延續(xù)了1930年代 京派圈子里有關新詩“誦讀”的理解思路，比如，區(qū)分“誦”與“讀”，強調在現代的散文時代，新詩應該基于一種口語的節(jié)奏，“新詩不要唱，不要吟，它的生命在朗讀”，要以“上口”為標準。從某個角度看，朱自清此一時期還未掙脫固有的邏輯，即在新詩自身音節(jié)、形式的問題脈絡中看待“朗誦詩”的可能。在他眼中，“朗誦詩”只是新詩之中一種特定類型，且不能將新詩一概朗誦化，因為在“文化的進展”中“還有些復雜精細的表現，原不是一聽就懂的。這種詩文也有它們存在的理由”。37他的這些看法，為“看”的詩、復雜精細乃至晦澀的詩留出了空間，但僅僅在新詩內部來理解“朗誦詩”，也會限制他對這一新文藝實踐功能、位置的理解。
在抗戰(zhàn)時期興起的“朗誦詩”，不同于戰(zhàn)前文人圈子里進行的新詩“誦讀”實驗，結合戲劇、表演、舞臺的因素，是一種全新的文化政治動員方式。正如上文所列舉的，配合“民主運動”的展開，1944年之后西南聯(lián)大校園里各種集會、晚會、文藝會連續(xù)不斷，在這些群體性的活動中，朗誦詩也是一個不 可或缺的“節(jié)目”。曾和朱自清一起登臺朗誦的光未然，當時在昆明經常參加此類民主集會，并為此創(chuàng)作了一批政治諷刺詩。朱自清后來回憶，“往往在 開會的前一天，聞先生（聞一多）寫封信來，或者親自來到我住的小樓上，笑著督促我：‘怎么樣？明天的會很重要??！來一段吧！’”38 在這樣的氛圍中，朱自清多次現場感受“朗誦詩”的沖擊力，還親自嘗試在大庭廣眾中“朗誦”。在1947年8月所作《論朗誦詩》中，他便講述了自己感知的變化，特別提 及1945年5月2日參加聯(lián)大新詩社舉辦的“詩歌朗誦晚會”的經驗：
筆者過去也懷疑朗誦詩，覺得看來不是詩，至少不像詩，不像我們讀 過的那些詩，……它看來往往只是一些抽象的道理，就是有些形象，也不 夠說是形象化；這只是宣傳的工具，而不是本身完整的藝術品。照傳統(tǒng)的看法，這的確不能算是詩。可是參加了幾回朗誦會，聽了許多朗誦，開始覺得聽來的詩歌跟看來的詩歌確有不同之處；……筆者這里想到的是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乳母的名字）；自己多年前看過這首詩，并沒有 注意它，可是在三十四年昆明西南聯(lián)大的五四周朗誦晚會上聽到聞一多先生朗誦這首詩，從他的抑揚頓挫里體會了那深刻的情調，一種對于母性的不幸的人的愛。會場里上千的聽眾也都體會到這種情調，從當場熱烈的掌聲以及筆者后來跟在場的人的討論可以證實。39
“朗誦詩”看來不像詩，或者說不是一般的傳統(tǒng)的詩，它只有在朗誦中才能完整、在朗誦中才能實現，這種感知的轉變，自然也促生了新的問題視野?！皬蛦T”北平之后，朱自清有關詩歌朗誦的文字，也逐漸掙脫了1930年代新詩 “誦讀”討論的邏輯，嘗試在一個更開闊、也更具整體感的視野中，來把握 “朗誦詩”的功能、位置。如對抗戰(zhàn)前后詩歌朗誦的不同，他也有了更明確的說明：在戰(zhàn)前，“那時似乎是注意詩歌的音節(jié)的試驗”，“這種朗誦運動為的要給白話詩建立起新的格調”；而戰(zhàn)后的朗誦詩運動，“目的擴大得多”，可以起到宣傳、教育，尤其是團結的作用，“邊誦邊表情，邊動作，又是帶有戲劇性的”。40剛才提到的《論朗誦詩》一篇，更是1940年代“朗誦詩”運動的 一篇具有總結性質的文獻，在論述朗誦詩的群體性、戲劇性和政治功能之外， 此文還接續(xù)聞一多在《文學的歷史動向》中“要把詩做得不像詩”的思路，引述馬雅可夫斯基的主張，進一步將朗誦詩定義為“行動的詩”，一種“新詩中 的新詩”——“它活在行動里，在行動里完整，在行動里完成。這也是朗誦詩 之所以為新詩中的新詩”41。從“看”的詩、“讀”的詩，到“聽”的、在朗誦中完成的詩，再到“在行動里完成”的詩，朱自清對朗誦詩的關切看似連貫如一，其實包含了如此不同的階段和層次。在漸次展開的“民主運動”中， “個人的心”與“群眾的心”之間的真實激蕩，也讓他躍出以往的認知模式， 得以在一個更擴大的文化政治空間去想象新詩的未來。
三
抗戰(zhàn)勝利前后，延安及解放區(qū)的新文藝，如趙樹理的小說、《白毛女》、 《黃河大合唱》、“秧歌劇”等，通過不同的渠道傳播到了解放區(qū)以外，讓國統(tǒng)區(qū)的讀者、觀眾、知識分子有了接觸、體驗這些新文藝的機會。同時，國統(tǒng)區(qū)興起的一些新文藝，如風行一時的“馬凡陀山歌”，也引起極大的關注和爭議。這都為辨析文藝的歷史動向、抑或構想“一條生路”提供了契機。據朱自清的日記，他在1947年上半年，比較集中閱讀了這些最新的文藝：1947年2月2日，他在日記里寫道：“晚閱讀，深感落伍?！本烤棺x到了什么，讓他有此感慨，不得而知；但2月15日，他“讀完《板話》及《馬凡陀山歌》”；3月17 日，“讀《白毛女》（賀敬之、丁一、王斌）”；3月28日，“讀完趙樹理的 《李家莊的變遷》，這是一種新體裁的小說”。到了5月，他又在北大文藝晚 會上聽到了《黃河大合唱》，與他過從甚密的學生朱谷懷與何孝達，還“借給書籍多冊，多系胡風的評論”42。與上述閱讀交替相伴，在1947年連續(xù)寫出了 《文學的標準與尺度》《論通俗化》《論嚴肅》《論標語口號》等一系列重要 論文，有關“一條生路”的構想也似乎有了新的幅面。
如果說“復員”之初，朱自清對“打開一條生路”的回應，還是延續(xù)了抗戰(zhàn)時期有關“詩與公眾世界”之關系的考察，那么在生命的最后階段，結合對 新文藝的閱讀，他更明確表達了變動時代一種文化重造的自覺。在《文學的標準與尺度》中，從傳統(tǒng)的“儒雅風流”到五四時代的個人主義、人道主義，他 梳理了文學的“標準或尺度”演進的歷史，進而提出：在抗戰(zhàn)勝利之后的“動 亂時代”，民主運動在發(fā)展，由此“‘民主’成了廣大應用的尺度，文學也在其中。這時候知識階級漸漸走近了民眾?！说乐髁x’那個尺度變質為‘社會主義’的尺度”。43李廣田后來正是引述了這一判斷，將這種尺度的變更理解 為“打開一條生路”的前提。在這種全新的“民主”視野中，對于當時新的 文藝動向，他也保持了強烈的認知興趣。比如，在集體的行動與表現里，他將 “標語口號”作為一種特殊文體去分析，強調其現實性、迫切性，而大家之所 以會厭棄“標語口號”，恰恰是因為某些標語口號失去了“修辭立誠”的所謂 “標語口號性”44 。再比如，“百讀不厭”向來是文學評價的一個標準，他卻將此標準相對化了，認為當“意義和使命壓下了趣味，認識和行動壓下了快 感”，“百讀不厭”便不能成為主要的標準了。45 這些論述都體現了一種突破常識、通達自如的闡釋活力。與此相關的是，在“新詩雜話”等論述中，他不 斷重申的文學現代化立場，在這一階段也有所修正，指向了民主時代打破社會等級之后普遍的文化政治參與，即“所謂現代的立場，按我的了解，可以說就是 ‘雅俗共賞’的立場，也可以說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場，也可以說是近于人民 的立場”46 。
在這些新的論述形成過程中，他所閱讀、接觸的新文藝作品，起到了相當重要的參照和啟發(fā)作用。像對“標語口號”的分析，靈感很有可能就來自與學生有關此類作品的互動討論。47對趙樹理的小說，朱自清更為青睞，他對“百讀不厭”的重釋，就源自一次討論會上有位青年讀者對《李有才板話》的評價。在《論通俗化》中，他對《李有才板話》《李家莊變遷》，也有過簡短卻不失精當的評論，比如認為“板話”不簡單是舊的民間形式，舊瓶中已裝了新酒，趙樹理采用“改變中的農民的活的口語”，體現了人民的覺醒；而《李家莊的變遷》故事復雜，卻能靈活運用民族形式，文體和語言“莊重，簡明，不啰唆”，“的確是在結束通俗化而開始了大眾化”。48所謂“通俗化”與“大 眾化”，是朱自清一種特別的區(qū)分：“通俗化”還有雅俗之別，而“大眾化” 則指向一種全新的“民主文化”的創(chuàng)制。這不是單向的俯就、啟蒙、動員，而 是雙向的改造、新生；目標并非“二元”的溝通，更是知識分子與民眾“打一片”，構造“一元”的公共性，用他的話來說，“要達到那沒有雅俗之分， 只有‘共賞’的局面”49?？梢员容^的是，對于何達、朱谷懷極力推薦的胡風，朱自清卻有相當的距離感。雖然在日記和書信中也表示可以理解，但評價并不很高。50除了代際感受、個人性情方面的原因，大概在朱自清眼里，胡風 一系對主觀精神的強調，還是依托于“個人主義”“歐化”的尺度，而他所期 待的文學“生路”，需要在另外的“民主”方向上打開。
在1940年代后期的言論空間里，“民主”似乎是一個最大的“公約數”，不同黨派、群體的理解卻大相徑庭，其意涵也散播于經濟、政治、社會，以及 所謂“文化模式”“意識狀態(tài)”等諸多層面。在這里，袁可嘉有關“詩與民 主”的論述，或許可以作為某種參照引入討論。眾所周知，袁可嘉1940年代后 期的“新詩現代化”論述，被看作中國現代主義詩學的一次理論總結，而他更具原創(chuàng)性的做法，是將瑞恰慈“最大量意識狀態(tài)”之說，轉置于“民主文 化”的理解中：既然“人生價值的高低完全由它協(xié)調不同質量的沖動的能力而 決定”51，那么“民主文化”的真諦也就在于“從不同中求得和諧”。因而， “寫一首我所謂現代化的好詩不僅需植基于民主的習慣，民主的意識……而且本身創(chuàng)造了民主的價值”52 。這種以“文學”形塑“意識”并最終影響“政治”的思路，與沈從文等人提出的“文化建國”方案頗多呼應，其實也代表了后期京派知識分子對“一條生路”的主動構想。53
有意味的是，對于瑞恰慈的批評理論，朱自清并不陌生，多年來一直持續(xù)閱讀，甚至也有十分精深的體認。但在“民主文化”理解上，他的思路卻 與袁可嘉的迥異。簡言之，袁可嘉關注的重點，是現代社會內在差異性、矛盾性的包容協(xié)調，即“不同中求和諧”，其中不乏自由主義的精英色彩；而在朱自清這里，“民主文化”則指向固有文化體制的打破、普通民眾的文化政治參與，使文學獲得“生活的高度深度或廣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種全新的文化公共性。事實上，對于所謂“新詩中的新詩”，即1940年代后期新興的文藝形式，袁可嘉不是沒有感知。如《新詩戲劇化》一文在闡述“戲劇化”創(chuàng)作方法時，最后也談及朗誦詩、秧歌舞，認為“朗誦詩與秧歌舞應該是很好的詩戲劇化的開始；二者都很接近戲劇和舞蹈，都顯然注重動的戲劇的效果”。雖然從“反感傷”的角度，他還是批評這一類文藝“太迷信熱情的一覽無余”，但也意識到問題并不簡單——“這問題顯然不是單純的文學問題，我還得仔細想過，以后有機會再作討論”。顯然，如何擴充“民主詩學”，在更廣闊的社會空間和歷史行動中，去把握這些新的文藝、新的感知模式，這是袁可嘉當時尚未及思考的問題。54
當然，對于來自延安及解放區(qū)的新文藝，國統(tǒng)區(qū)的作家、批評家最初的反應，往往集中于“板話”“秧歌”自然質樸的活力，不一定能準確把握“講話”確立的延安文藝邏輯。55同樣，置身于北平的學院空間中，沒有具體的生產斗爭知識，朱自清自然也缺乏革命的、階級論的認識裝置，“他的長處或許 也就是他的短處”，正如馮雪峰指出的:“朱先生還只從時代推移的表面的征候去說明文藝的現象，而沒有從社會和社會思想于階級對立的根源去分別文藝派別和文藝現象的根本意義?！?6比如，在《論雅俗共賞》《論嚴肅》等文章中，他也提及的“人民性”問題，但他對“人民性”的理解，還是更多與雅俗共賞的文化理想相關，針對知識分子自身意識狀況的開放?！叭嗣瘛敝皇亲鳛槠胀ㄈ?、常人看待，沒有理解其內在的政治意涵。在“標準與尺度”的翻轉 中，他也試圖保持某種論述的彈性，維護“群眾的心”與“個人的心”之間的 平衡，這也招致了激進左翼批評家的責難。57 然而，換個角度看，或許正是因 為“執(zhí)滯”于自身的問題脈絡，滑行于激烈斗爭的現實之表面，對于“人民性”基于常識的理解，也包含了一份特殊的敏感。
在1947年8月的《論朗誦詩》一文結尾，朱自清提到“北大那回詩歌晚會散場之后”一位朋友和他的討論。那位朋友認為朗誦詩只是當前時代需要的詩，“不像別種詩可以永久存在下去”。借用郭沫若評價“講話”的措辭，在這位朋友看來，朗誦詩只是一種“權”，而非詩歌之“經”，這種理解方式在當時的自由知識分子中或許并不鮮見。1947年7月，袁可嘉在《大公報·星期文藝》上發(fā)表《“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從分析比較尋修正，求和諧》，就試圖將“人民的文學”理解為“人的文學”的一個階段、一個支流 （“終必在‘人的文學’的傳統(tǒng)里溶化消解”），以此求得和諧，回應1940年代新興的人民的文藝的挑戰(zhàn)。58朱自清不同意這個看法，他再一次援引了麥克里希有關“私有世界”與“公眾世界”的觀點，提出：
筆者卻以為配合著工業(yè)化，生活的集體化恐怕是自然的趨勢。……集體化似乎不會限于這個動亂的時代，這種趨勢將要延續(xù)下去，發(fā)展下去， 雖然在各時代各地域的方式也許不一樣。那么，朗誦詩也會跟著延續(xù)下去，發(fā)展下去，存在下去，——正和雜文一樣。59
顯然，在朱自清這里，“朗誦詩”不是一種特定時期的“權變”，而是現代社會工業(yè)化、組織化（集體化）之后的必然產物。他所關注的重點，也不僅是 “朗誦詩”的前途，更是揚棄“私人”與“公眾”之別后，某種整體性文化重造的前景。聯(lián)系這個階段的其他論述，如“正和雜文一樣”所暗示的，除了“雅俗 共賞”的局面，這種重造也涉及不同文藝形式、不同媒介的生成與碰撞，如朗誦詩、雜文、新聞、秧歌劇、山歌、“板話”等，都興起于抗戰(zhàn)動員、民主運動的浪潮中，它們彼此聯(lián)動又可保持獨立，無不具有一種全新的“公共性”特征。朱自清似乎熱烈關注著這些新文體、新形式的涌現，他的不斷論說，不過是反復表達對這一“歷史動向”的理解以及對未來“生路”的迫切想象。
從這個角度看，在1940年代后期所謂“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的對峙中，可能存在了更為豐富的光譜。不同于“五四”以來“個人之發(fā)現”的新文學，也有別于鄉(xiāng)村革命中產生的解放區(qū)文藝，朱自清、李廣田等基于“民主時代”文化公共性的構想，作為一條可能的“生路”，可否單獨成立，指 向“人民的文學”的另一種形態(tài)60，抑或只是“人的文學”向“人民的文學” 趨近的產物？其中尚有哪些可待展開的面向？這些問題大概都需要進一步的思考。
注釋
1段美喬：《投巖麝退香——論1946—1948年平津地區(qū)“新寫作”文學思潮》，秀威資 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74頁。
2比如，廢名在1946年11月1日《大公報·星期文藝》發(fā)表《響應“打開一條生路”》， 提出“一條生路”要寄托在民族精神的發(fā)揚上，而孔子之道就是民族精神的代表，這顯然與他戰(zhàn)時在故鄉(xiāng)黃梅生活期間的思考相關。對于廢名的這個提法，李廣田提出了批評，認為今天要為新文學打開一條生路，“如果不能給以新的意義”，就不必借用古人的話，“以免給人以錯誤的觀念”。黎地（李廣田）：《論怎樣打開一條生 路》，1947年5月4日《大公報·星期文藝》。
3 21朱自清：《什么是文學的“生路”？》，《標準與尺度》，文光書店1948年版，第71、 72～75頁。
4黎地（李廣田）：《論怎樣打開一條生路》，《大公報·星期文藝》1947年5月4日。
51948年7月23日，朱自清參加《中建》雜志組織的“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座談會，在發(fā)言中談及知識分子改造的不容易，說道“所以我對學生說，要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本刊座談記錄）》，《中建》第3卷第5期，1948年8月5日。
6 56馮雪峰：《悼朱自清先生》，朱金順編《朱自清研究資料》，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第87～88、239頁及第238頁。
7王瑤：《紀念朱自清》，朱金順編《朱自清研究資料》，第33頁。
8依照李廣田的說法，此書編訂交給書店后，便如石沉大海，甚至一段傳說書稿已被遺失，朱自清為此頗為傷心，不料三年后此書竟然出版，這讓他喜出望外。（李廣田：《最完整的人格——哀念朱自清先生》，《觀察》第5卷第2期，1948年9月4日）
9朱自清：《新詩雜話·序》，《新詩雜話》，第3～4頁，作家書屋1947年版。
10這兩篇“新詩雜話”分別為《新詩的進步》《比喻與組織》，發(fā)表于《文學》第8卷第 1號，1937年1月1日。第二篇在收入《新詩雜話》時，標題改為“解詩”。
11茅盾：《我所走過的道路》（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87～88頁。
121939年1月2日，茅盾在文協(xié)云南分會發(fā)表演講，介紹抗戰(zhàn)文藝的基本脈絡，朱自清擔任主持，在當天日記中詳細記錄了演講設計的四方面問題，包括：1．戰(zhàn)時文學的質量 和數量。2．文學的大眾化。3．讀詩運動。4．活報劇。1940年2月8日，他在日記中記 下了讀《大公報》上《民族形式之討論》一文后的心得，分析了語言“歐化”與“通 俗化”的辯證關系。參見《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 82～83頁。
13牧野（厲歌天）：《朱自清先生談詩片段》，《文訊》第9卷第3期《朱自清先生追念 特輯》，1948年9月15日。
14朱自清：《關于詩的比喻和組織——致厲歌天》（1941年9月2日），《朱自清全集》 第11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217頁。
15李廣田：《朱自清先生》，《李廣田全集》第5卷，云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第177頁。
16朱自清：《歌謠與詩》，《歌謠》第3卷第1期，1937年4月3日。
17朱自清：《真詩》，《新詩雜話》，第126頁。
181940年1月12日，朱自清在日記里寫道：“讀幾種雜志的文章，《大西洋》月刊內《詩 與公眾世界》尤為有趣，打算把這篇翻譯出來?！边@篇文章譯出后發(fā)表于香港《大公 報·文藝》，作為附錄收入《新詩雜話》中，引文見第170頁。
19朱自清：《文學與新聞》，《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27頁。
20朱自清：《新中國在望中》，《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436頁。
22該晚會本由聯(lián)大《文藝》壁報社發(fā)起，在5月4日舉行，后因現場秩序混亂，延至8日改由國文學會主辦，參見張源潛《回憶聯(lián)大文藝社》，《笳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聯(lián)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371頁。
23 25 29 42《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90，351，476，442、444、448、449、452、456頁。
24聞黎明、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2～843頁。
26《聞一多年譜長編》，第1015頁；姜建、吳為公著：《朱自清年譜》，光明日報出版 社2012年版，第260頁。
27姜建、吳為公著：《朱自清年譜》，第276頁。
28《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453頁。朱自清將此事記入5月2日日記，應為誤記或補記， 參見《朱自清年譜》，第277頁。
30柏生：《紀念朱自清師逝世二周年》，《人民日報·人民文藝》1950年8月13日；引自 《朱自清年譜》，第293頁。
31參見劉奎《詩人革命家：抗戰(zhàn)時期的郭沫若》，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 368～372頁。
32吳晗：《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朱金順編《朱自清研究資料》，第59頁。
331948年4月8日晚，朱自清與馮友蘭等受邀參加學生集會，他在日記中寫下：“他們還請我們在臨時搭起的臺上扭秧歌。大眾的壓力確實不得了，使我整晚上感到不安?！?《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501頁。
34沈從文：《談朗誦詩》，《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頁。
35參見朱自清1943年11月2日、5日、12日日記，《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66～267頁。
36朱自清：《論朗誦詩》，《國文雜志》第1卷第3期，1942年11月15日。
37朱自清：《朗讀與詩》，《新詩雜話》，第133～137頁。
38光未然：《五月花·后記》，《五月花》，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178頁。
39 41 59朱自清：《論朗誦詩》，《論雅俗共賞》，上海觀察社1948年版，第34～35、37、 42～43頁。
40朱自清：《論朗誦詩》，《標準與尺度》，第97～98頁。43朱自清：《文學的標準與尺度》，《標準與尺度》，第31頁。
44朱自清：《論標語口號》，《標準與尺度》，第48頁。
45朱自清：《論百讀不厭》，《論雅俗共賞》，第13頁。
46朱自清：《論雅俗共賞·序》，《論雅俗共賞》，第2頁。
47在回顧與朱自清的交流時，何達就指出朱自清不會討好學生，不贊成的時候會明確表示，但對于好的意見會主動吸納，“你會看到一篇他寫的文章，采取了與你相同的觀點，只是比你原來的意見，豐富萬倍也結實萬倍”。他在選修的“現代文學討論及習作”課上，就提交一篇兩萬多字的論文《誰說標語口號不是詩？》，朱自清也認真評閱了此文。何達：《我的老師朱自清先生》，秀實編：《何達作品評論集》，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76～78頁。
48朱自清：《論通俗化》，《標準與尺度》，第42～43頁。
49朱自清：《論雅俗共賞》，《論雅俗共賞》，第7頁。
501947年5月17日，朱自清在日記中寫道：“他們喜歡胡風，遠過茅盾，頗喜路翎的現實主義作品。此來欲啟發(fā)我同意其觀點，然恐最后令其失望，因我畢竟是頭腦冷靜的人。我愿受啟發(fā)，因我要永遠保持寬闊的胸懷”（《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456 頁）。1947年8月1日在致黃今映信中，他又稱：“這里的青年人似乎還是相信胡風先生的多，但是像我這樣歲數大些的人，倒覺得荃麟先生等的話似乎更切實些。不過胡風先生和他賞識的作品確是熱情的，青年人的崇拜也是有理由的”（《朱自清全集》 第11卷，第222頁）。
51袁可嘉：《談戲劇主義——四論新詩現代化》，《大公報·星期文藝》1948年6月8日。
52袁可嘉：《詩與民主——五論新詩現代化》，《大公報·星期文藝》1948年10月3日。
53有關袁可嘉“新詩現代化”理論與沈從文、朱自清論述的比較，參見姜濤《“民主詩 學”的限度——比較視野中的“新詩現代化”》，《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2019年第4期。
54袁可嘉：《新詩戲劇化》，《詩創(chuàng)造》第12期，1948年6月。后來收入1988年版《論新詩現代化》時，這一段被整體刪掉了。事實上，這段文字實際相當重要，表明當時袁可嘉的閱讀并不封閉。參見邱雪松《呈現與建構：關于袁可嘉〈論新詩現代化〉的思考》，《文藝爭鳴》2017年第9期。
55參見郭文元《1946—1947年趙樹理小說在解放區(qū)外的傳播與回響》，《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11期。
56馮雪峰：《悼朱自清先生》，朱金順編《朱自清研究資料》，第238頁。
57在《論嚴肅》中，朱自清提出“人民性”的尺度不必過分緊縮，還可兼顧“藝術 性”。1948年2月，阿垅在《〈新詩雜話〉片論》中對此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強調“人 民性”不是概念、口號，而是與主觀的戰(zhàn)斗精神相溝通的。阿垅：《詩與現實》第三 分冊，第284～296頁，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版。
58袁可嘉：《“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從分析比較尋修正，求和諧》，《大 公報·星期文藝》1947年7月6日。
60在最近的文章中，羅崗指出“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的差異，蘊含了基于對 “中國國情”不同理解而產生的兩套“政治規(guī)劃”和“文學想象”，分歧之一就表現在“人的文學”對應的是文化上的“印刷資本主義”；而“人民文藝”對應的則是文化上的“印刷文化”與“口傳文化”雜糅的復合形態(tài)（羅崗：《“人民文藝”的歷史構成與現實境遇》，《文學評論》2018年第4期）。這一論述頗有啟發(fā)性，在1940年代國統(tǒng)區(qū)的抗戰(zhàn)動員、民主運動的浪潮中，新文藝形式的淬煉的確突破了印刷文字的限制，卻也并未限于民間“口頭”資源的利用，而是在一個公共性的空間中，朝向多種媒介的碰撞、融合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