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江蘇興化作家群為代表的一大批生于里下河、長于里下河的作家，攜其“里下河式書寫”相繼登上文壇，其文學創(chuàng)作得到了文學界的廣泛認可，一個充分體現文學地理特點的文學流派——里下河文學流派逐漸形成。里下河文學流派深深根植于里下河地區(qū)深厚的文化土壤，是目前中國文學界最具活力、正在成長中的文學流派之一。從2013年起，泰州市連續(xù)舉辦六屆全國里下河文學流派研討會。6年來，一系列活動及成果讓里下河文學流派的發(fā)展脈絡愈發(fā)清晰而豐富。

11月23日至24日，第七屆全國里下河文學流派研討會拉開帷幕。來自全國各地的50多位作家、評論家、學者圍繞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作品、“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審美特質”、“里下河散文的傳統(tǒng)與新變”、“里下河文學高地建設中的新生長點”等話題展開熱烈討論。

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意義

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吉狄馬加在給研討會議召開的賀信中肯定了里下河文學近些年來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他說，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里下河文學流派不斷發(fā)展壯大，涌現出了以汪曾祺先生為代表的一大批足以載入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優(yōu)秀作家作品。這些作品跳動著時代的脈搏，展示了里下河地域獨特的人文風情，既呈現出里下河大地的原生狀態(tài)，又以自身的方式講述里下河故事，傳達里下河經驗，以獨有的姿態(tài)為當代中國文學的寫作注入了新鮮的血液。近年來，里下河文學流派研究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無論在流派研究的深度、廣度，還是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均取得了不俗成績，可謂創(chuàng)作與研究雙豐收。我們欣喜地看到，里下河文學流派已成為中國文學版圖上的重要板塊之一。

江蘇省作協(xié)主席范小青認為，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里下河文學流派根植于里下河深厚的文化土壤，它屬于里下河，屬于江蘇省，同時也是全國乃至全世界重要的文學財富。近年來，江蘇省作協(xié)與《文藝報》社、泰州市文聯、泰州學院等單位連續(xù)召開了六屆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聯合成立了中國里下河文學研究中心，在國內重要文學刊物推出學術研究文章和新聞報道100余篇，出版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叢書36冊800余萬字，編輯出版《里下河文學》年刊，推出學術研究文章240余篇。這些成果更為準確地透視里下河文學的內涵，引發(fā)人們對里下河作家作品的高度關注。不僅如此，近年來里下河文學流派在創(chuàng)作方面也是碩果累累，里下河文學流派長篇小說資助項目、“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星書系”、里下河生態(tài)寫作計劃等，每年都有新的優(yōu)秀作品問世。通過一系列扎實的工作，現在的里下河文學已成為中國文學中充滿活力和巨大潛力的一支重要力量，成為當下全國文學界的一道靚麗風景。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認為，里下河文學流派出現于蘇中，成長于江蘇，輻射向全國，是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文學的重要成果與突出現象。人們在里下河文學流派的研究中，已經注意到這一現象所蘊涵的文學與鄉(xiāng)土文脈，與平民美學、與人道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種種聯系，以及由此產生的廣博而豐厚的意蘊。這些人文蘊含與文學品質，是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主要特色之所在，也是它的藝術厚度與美學高度之所在，深入解讀這些文學與文化問題，挖掘和總結蘊藏其中的寶貴經驗，對于深入闡釋里下河文學流派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對于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的創(chuàng)作與研究也有積極意義。

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徐可談到，7年前，泰州文聯以極大的膽識、勇氣，提出了“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概念，也許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還有點忐忑，但是經過7年的不斷努力，通過創(chuàng)作和研究的雙重實踐，證明了“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經過里下河文學流派廣大作家以及廣大研究者的辛勤耕耘，里下河文學流派已經成為江蘇文學的重要板塊，成為中國文壇一道靚麗的風景線。需要特別重視的是，里下河文學流派是“活”的流派，不是文學史上固化的概念，因此，它具有廣闊的發(fā)展空間，可以說，不知道明天有什么驚喜等著我們，因此也更令人期待。

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審美特質

泰州市文聯黨組書記、主席劉仁前從水意與詩意、溫潤與溫暖、悲憫與叩問三個角度來闡釋里下河文學的審美特質：“水”孕育了里下河文明，在人們長期生產和交流中，里下河地區(qū)形成了與“水”難分難解的文化品格，它細膩、溫婉、節(jié)制、沖淡?！八笔抢锵潞游膶W流派作家作品重要的組成部分。“水”的色彩、水鄉(xiāng)風情，在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文本中幾乎是隨處可見的。水，不僅構成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作品的重要內容，亦成為影響其創(chuàng)作風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水也讓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在作品中營造出溫情、詩意的日常生活。里下河的諸多作家習慣于以回憶性的、詩意的敘述語調書寫自己熟悉的生活。畢飛宇的《地球上的王家莊》、曹文軒的《甜橙樹》、魯敏的《逝者的恩澤》、沙黑的《街民》、龐余亮的《出嫁時你哭不哭》、劉春龍的《垛上》、顧堅的《元紅》等作品注重表現里下河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注重書寫生活表象之下的溫情與詩意。這些都表明一種溫情、詩意的“日常生活”敘事法則，已經在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作品中發(fā)芽生長。受水文化的影響，溫潤構成了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底色。汪曾祺的代表作《大淖記事》《受戒》、畢飛宇的《平原》《玉米》、費振鐘、王干的里下河文化散文系列、曹文軒的《草房子》、朱輝的《白駒》、龐余亮的《薄荷》、顧堅的《元紅》、劉春龍《垛上》等，各種溫潤的水鄉(xiāng)情致，融化在人物的日常生活與靈魂背景里。這種溫潤尤其表現在女性形象的刻畫上。里下河質樸的鄉(xiāng)土特色表現在作家作品上，還體現出一種溫暖的鄉(xiāng)土精神。這種溫暖還表現為對日常生活的細致描寫，體現出平民主義生活美學。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對人物的塑造充滿了深厚的悲憫精神，他們的筆下沒有“至善”也沒有“至惡”，大多數是帶點瑕疵與個性的小人物。沒有十全十美，也沒有十惡不赦，即便是一個所謂的壞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許多不足之處。但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作家們的內心產生了許多的迷惑與憂慮，從前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經驗，在遭遇一種陌生的城鄉(xiāng)變革經驗的時候，難免產生不適感，甚至反感。比如，土地的流轉與流失，城市化與鄉(xiāng)村規(guī)?；洜I，鄉(xiāng)村道德倫理式微等迫切的現實問題與人性的掙扎、心靈創(chuàng)傷等內在的焦灼，依然糾結于當下的鄉(xiāng)村社會。面對鄉(xiāng)村新的躁動，傳統(tǒng)價值觀念遭遇新的挑戰(zhàn)。就今后的創(chuàng)作而言，里下河的作家們還需要深入了解、研究當下的社會現實，進而作出自己相對理性的價值判斷?！俺恰迸c“鄉(xiāng)”不應該完全對立起來，不應該一味表現孰優(yōu)孰劣、孰輕孰重，而是應該葆有小說家的責任與良知，不是在鄉(xiāng)村的表象上停留，而是有意識地向鄉(xiāng)村地域文化的延續(xù)與變遷、鄉(xiāng)村倫理的重建等縱深領域拓展，既有對傳統(tǒng)的追溯，自我的發(fā)掘，也在重估歷史、構建新的鄉(xiāng)村現實，這也是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們新的創(chuàng)作方向。

南京財經大學黨委副書記、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副主席溫潘亞用“清麗本真”來概括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創(chuàng)作品質。清麗是其故事、敘事、語言與日常生活一致，舒緩、清淡而亮麗；本真是指無理性雕琢、加工痕跡，直書生活原貌。“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主導下的里下河文學流派具有鮮明的“清麗本真”特征：一是里下河文學摒棄理性主義本質觀，書寫日常生活原生態(tài)，再現里下河人共同的生存結構。里下河文學以極其冷靜而細膩的筆觸把生活事實和盤托出，沒有任何宏大敘事的使命感，也不提供關于歷史規(guī)律的任何信息。在“原生態(tài)”描寫中，深刻揭示了人生內在真理與秩序。二是里下河文學并不追求純粹的“零度”寫作，它只是用來說明作家對生活事實的堅守以及客觀冷靜的敘事方式。里下河文學關注人性與人情，具有明確的價值追求，與新歷史主義的無序與非理性有著本質區(qū)別。三是“百姓日用即道”觀念的影響非常深刻。里下河人深信，人的情感、欲望具有天然合理性，但堅決反對貪欲、惡欲、不孝、不悌、縱欲等與自然、和諧對立的邪惡欲望，人生觀念清麗本真、性情開朗而明麗。歷代里下河人生活自足，生活內容素樸、單純。里下河水系通達，清澈激蕩，水草豐美；油菜花開，一片金黃；蘆葦茂盛，碧水連天；水上森林，清新優(yōu)雅；人物俊朗，習俗開明。四是里下河文學從作家到受眾，從作品內容到解讀均屬于樸素的大眾文學。她描述大眾人生，健康而質樸，再現自然本真人性；她關注大眾，積極樂觀；人物鮮活樸實，不庸俗亦無高大上的夸飾。

揚州市職業(yè)大學師范學院副院長孫生民從汪曾祺如何談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窺視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審美特質：一是描繪日常生活的詩意美，做到“人間送小溫”，體現泰州學派的“日用即道”的精神，呈現日常生活美學意蘊，著力表現一種有意味的充滿詩性的人生形式。二是從“小”處著手，“以小見大”，以日常生活及細節(jié)為特征的敘事美學，關注底層小人物的悲歡離合，更多的是少年成長小說，主人公身上有強烈的藝術氣質或者說文人氣質。三是回溯的敘述視角，悲天憫人的挽歌調子，沒有西方驚天動地的悲劇或者說沒有大喜大悲，卻有東方式地久天長的悲涼，形成了淡淡的喜悅與淡淡憂傷的美學風格和悲天憫人的情懷。四是注重童年經驗和地域特征，強調民俗風情的描寫，講究氛圍的創(chuàng)造，寫童年、故鄉(xiāng)，寫記憶里的人和事，力求淡泊，脫離外界的喧嘩和干擾，精心營構自己的藝術世界，在渾樸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現和諧的意趣，形成散文化小說或詩化小說風格，也可稱風俗畫小說。五是講究語言的經營。文章的敘述語言簡潔干凈，文白相間，節(jié)制而富有彈性。語言清清爽爽，干凈利索，一點不拖泥帶水，少用修飾詞而多用敘述性的白描，追求詩性的文體。

《大家》主編周明全從文學的發(fā)展角度看里下河文學流派建構的意義。他認為，從流派這一概念而言，與作家群不同的是，里下河文學流派其內涵和外延更為廣闊深遠，不僅體現在地域性這一方面，而且囊括了不同代際、不同文體、不同文學理念和創(chuàng)作方法等等。就其區(qū)域性而言，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成員大致包括三類：一是出生在里下河地區(qū)，在度過青少年時代以后，到其他區(qū)域工作并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作家；二是自出生以來，一直在里下河地區(qū)從事創(chuàng)作，從未離開過出生地的作家；三是出生在其他區(qū)域，后因某種個人或歷史的原因（如“文革”插隊）來到里下河地區(qū)，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作家。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家不論屬于哪種情況，均受到里下河地方文化和民情風俗的影響，他們植根于里下河文化，受里下河文化的熏染，作品呈現出文化的共同性和美學追求的共生性。

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張曉琴談到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小說特質時認為，里下河小說的心理性以及神采飛揚的講述語言，是里下河文學流派小說最突出的一個特色，這種特色可能與揚州一帶自古即蜚聲遠近的“評話”、以及蘇州的“評彈”文化有關系。里下河的小說家們顯示了在語言與敘述方面無與倫比的才華，這種才華使故事的戲劇性都內在化了。雖然有批評家也曾委婉地批評里下河小說戲劇性較弱的問題，但實際上，不是小說的戲劇性弱，而是小說家們的語言太突出了。后者掩蓋了前者的地位和作用，在畢飛宇的《推拿》《平原》、朱輝的《白駒》、劉仁前的《香河》、龐余亮的《有的人》、顧堅的《元紅》、劉春龍的《垛上》等長篇小說及畢飛宇的《玉米》等短篇小說中，不能簡單地看待戲劇性沖突的強弱。

特殊的地理位置與風貌使這個地方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不偏不倚、中庸雅正的地方文化傳統(tǒng)。這種文化傳統(tǒng)作用于每一個成長于此地的作家，他們筆下的小說世界便形成了與此相呼應的精神質地，青年評論家黃玲把這種精神質地稱之為“溫情現實主義”。她認為，里下河一帶作家普遍受明代泰州學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影響，在小說中給了日常生活以鄭重的注視與書寫。在里下河小說里，汪曾祺可以用很多筆墨津津有味地談論一道菜的做法與吃法，畢飛宇對農村婦女家長里短懷有天生的描摹興趣，魯敏對鄉(xiāng)村倫理在日常生活中顯示出的神秘而駭人的力量敬畏又沉迷，朱輝的小說幾乎都是家庭故事，日常生活在里下河小說家筆下獲得了光明正大的地位。當然，里下河小說注重日常生活，這不僅是從小說的內容層面說的，更重要的是小說家的態(tài)度，他們不是為了寫日常而寫日常，而是他們真正的興趣就在日常，生命如何在具體的日子里展開，情感如何在一種生活里落實，這才是里下河小說家們真正關注的。他們的小說寫的都是每一個普通人在普通生活中觸手可及的現實，因此，他們的小說相比于一些宏大敘事更溫暖，也更柔軟。他們認為日常生活是歷史的血肉，也是可以穿越時代的、最為恒常的力量，因此日常生活最有真意，也最有深意。這是里下河小說家們的倫理觀和哲學觀。

揚州大學教授葉櫓關注里下河的詩歌創(chuàng)作，他分析了子川、龐余亮、布蘭臣、姜樺幾位詩人的創(chuàng)作，認為這些詩人對水網的生存環(huán)境有著深切體驗，所以在他們筆下，經常會出現以“水”為題材卻又意涵多重韻味的詩篇。里下河的水網地域特色，曾經是它滋潤這一方土地上人們生存的一大優(yōu)勢。所以在一些詩人的筆下，里下河的水域，不僅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同時也寄托著他們對未來的期待。里下河水域作為一種人類生存的局部生存環(huán)境，它之所以被詩人作為題材寫進詩中，必定是因為詩人從中感受和體驗到了對自身命運的思考。所以無論是有關它的滋潤、流動乃至暴虐，其實傳達的都是人類社會進程中對自身命運的表現。當人們從它的滋潤和流動中表現了一種對自身命運的感悟時，它是溫情和前行的，而當它以“洪水”的形態(tài)肆虐時，人們難免會對它心存畏懼。這種文學現象其實正是人類歷史進程和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

南京曉莊學院文學院教授楊學民認為，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崛起，改寫了江蘇當代文學地理版圖，甚至可以說改寫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學地理，同時也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里下河文學流派小說不同于宏大敘事，也區(qū)別于先鋒派小說、新寫實小說，雖然它與新寫實小說都歸屬于日常生活敘事。與宏大敘事相比，里下河文學流派關注的是民間而非廟堂，即使在作品中關涉重大政治題材、主題，它也將其置放到日常生活時空中來展開，以民間立場、態(tài)度來理解、評價和進行藝術處理。日常生活成為社會歷史的本體和小說的生活基礎。而與新寫實小說相比，里下河文學流派小說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主體性”的回歸和自覺。里下河文學流派小說同樣具有現實主義精神，但放棄了“零度情感”，轉而追求有滋有味地、有節(jié)制地敘事，尋求表現生活的詩意美，表現出對自由人性的熱切贊美。里下河文學流派小說與新寫實小說一樣，都與傳統(tǒng)現實主義小說拉開了距離，不再追求生活的傳奇，不再刻意書寫戲劇性矛盾沖突，而是自然地、本色地展現生活，但里下河文學流派小說沒有放棄對“生活”的選擇。在追求自然地展現鄉(xiāng)土時空體時，始終保持著對天空的仰望、對意義的捕捉、對悲天憫人境界的由衷贊美，超越原汁原味的現實生活的維度一直存在于小說的字里行間，表現出古典主義傾向。里下河文學流派小說不只是回歸到了日常生活領域，解放了作家把握生活的視角，而且進一步追求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審美地書寫日常生活，這是對宏大敘事、新寫實小說的反撥，也是對以京派小說為代表的日常生活敘事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展。除了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追求古典的傾向之外，里下河文學流派小說在文學史上的意義還表現在對小說文體的創(chuàng)新方面以及在敘事藝術層面的貢獻。

里下河散文的傳統(tǒng)與新變

作為從里下河地區(qū)成長起來的一名散文作家，江蘇省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吳光輝對里下河區(qū)域的民眾性格的個人感悟是悲情與悲壯。一方水土養(yǎng)育一方人。里下河的水土充滿了悲劇性質，養(yǎng)育出來的必然是充滿悲情性格的民眾。里下河的地勢如同鍋底洼，在歷史上長期飽受黃河奪淮的水災之苦，也正是南宋時期黃河奪淮的水患，使這片原本富庶的土地，一下子變成了充滿災難的貧困地區(qū)。貧困與災難使這里的民眾，在心理上產生一種特有的悲劇情結。所以吳光輝努力在里下河區(qū)域特色散文的創(chuàng)作中表達自己的悲劇審美，他特別關注這個區(qū)域悲情悲壯的性格，去進行散文審美與意象營造。

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葉煒認為，經過多年發(fā)展的里下河文學，因內在的文學共同性，它的流派特征已初步顯現——恬淡沖和，內斂中庸。從地理上看，“里下河地區(qū)水網密布，河湖眾多，素有‘無舟楫不行’‘自古昭陽好避兵’之稱。”這種獨特的地質地貌，反映到文學上就是“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作為蘇北水鄉(xiāng)的里下河，同時有著豐富的社會歷史文化積淀，綿延其中的便是這一地域文化本身所固有的文化精神：‘水’與‘土’的精神，在文字中則表現為一種剛柔并濟的文化品格，‘水’的品格釋放出細膩、自由、溫婉、靈動的精神姿態(tài)，而‘土’的品格卻又綻放出樸實、頑強、倔強、剛毅的生命風姿?！碑斶@種“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自然內化到該地域作家的作品當中，就會呈現出明顯的里下河特色。但這種特色歸根結底只是對其共同性的一種概括。而以共同性歸納起來的里下河文學也有它的差異性。就散文而言，這種差異性表現得尤為明顯。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奠基者、老一代作家的杰出代表汪曾祺的作品所呈現出來的興化更為豐富，他的散文始終沉靜于他的個人氣質——恬靜、散淡、安詳。因而，在現有的批評話語中，對其氣質的勾勒也多圍繞著名士風度、藹然仁者等角度來展開。他的散文作品多以寬闊渾厚的文人視角來表現和諧的、本真的、有滋味的生活面相。當然，這其中也蘊藉了諸多龐雜的人生況味。而文筆師從汪曾祺的劉仁前，他的選材、句式、筆法確有汪氏的影子，但與汪氏不同的是，他似乎更加看重情感的直接表達。這種直抒胸臆式的抒情方式，在《楚水風物》中多是敘述之外的“簡筆”。

常熟理工大學文學院教授周紅莉從中國散文傳統(tǒng)進入“里下河散文”研究，她認為，中國散文從先秦諸子到兩漢史傳到明清散文，一直沿著兩條路徑前進。一條是“文以載道”的散文傳統(tǒng)，這是中國古典散文的主流，“立意為宗”“憂患意識”“家國情懷”構成了散文傳統(tǒng)的要義，也確認了社會功用在中國傳統(tǒng)散文中的精神價值。另一條是追求個性和言志的抒情散文，強調散文的感情性和心靈性，指向中國散文內在的審美感知。而汪曾祺散文繼承的“舊傳統(tǒng)”高度吻合了中國散文傳統(tǒng)的抒情閑適與載道功用。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因為個體“人”的發(fā)現和“人”的本體矛盾，“五四散文”彰顯了多元復雜的審美形態(tài)，周作人散文既有沖淡平和的“隱士”閑話，也有浮躁凌厲的“叛徒”批判；魯迅散文既有《野草》的“獨語體”也有《朝花夕拾》的“閑話風”，更有雜文的“載道論”。汪曾祺說大概繼承了“五四散文”的傳統(tǒng)，我們可以理解為，他在理論上承繼了閑話風、獨語體、載道論這三種散文范式，但在散文創(chuàng)作的實踐現場，我們更多讀到的是士大夫文人抒情傳統(tǒng)的閑適，而這些士大夫文人的閑適風也成為“里下河散文”創(chuàng)作的主流形態(tài)與藝術范式。畢飛宇認為汪曾祺的腔調就是業(yè)已滅絕的文人氣和士大夫氣，毫無疑問也是里下河歷史形成的地域文化所擁有的；費振鐘、劉仁前、龐余亮、周衛(wèi)彬等“土生土長”的里下河人對里下河共生性體驗的表達，既包含著社會人文的地理，也是經驗的累積和感覺的留存。某種意義上，汪曾祺開創(chuàng)了“里下河散文”抒情傳統(tǒng)并由他自己走向了成熟，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范式幾乎投射在大部分“里下河散文”作家作品中，對此，我們可以列出一份長長的名單，如費振鐘、夏堅勇、王干、徐可、汪政、劉仁前、龐余亮、劉春龍、賈夢瑋、王堯、畢飛宇、李明官、陳社、姚正安、闕雅萍、何洪、周榮池、吳光輝、趙日超、蘇寧、徐霞、王三寶、楊守松、海馬等。

里下河文學的新生長點

南通大學文學院副院長范欽林認為，“里下河文學”作為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成就的一個集居高地，成就于一種自然的文學生態(tài)環(huán)境與豐厚的歷史文化與地域文化縱橫經緯的淵源之中。這種文學地理版圖的集聚與成型還與里下河地域作家對于地域文化的堅守與對于地域之外文化的接受與吸納等交流是分不開的。地域的歷史文化形態(tài)與自然地理特征與樣態(tài)對于那些曾經生于斯長于斯的文學家們具有著本質意義，使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其他地域特征的文學與文學流派的區(qū)分具有了重要的地域識別度。不過由于時代發(fā)展與變化速度之快難以想象，而且此類發(fā)展與變化往往還帶有某種顛覆性，因此任何抱殘守缺的想法都是當下文學發(fā)展跟上時代發(fā)展的重大威脅。從里下河文學高地的現狀來看，作家的成長過程與作品創(chuàng)作過程也都還是一種自然進化的樣態(tài)。當然，從傳統(tǒng)意義上來說，此類成長與創(chuàng)作模式并沒有什么不對，但從當代文學發(fā)展的角度來看，這有點看天吃飯的特征，文學天才的產生往往不太確定，這會給文學高地的再生產與保鮮帶來困難。由于有此類憂慮才會有文學高地的新生長點問題的提出與討論。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可以考慮采取以下方法：一是項目制的預先創(chuàng)作管理，這個目前應該正在做；二是高地內區(qū)域之間作家與評論家的制度性合作與交流；三是引入“創(chuàng)意寫作”管理、培養(yǎng)與創(chuàng)作機制。落實好這三項舉措，應該會對于高地新的增長點的確立帶來新的視角。

武警廣州指揮學院副教授鄭潤良認為，自2013年以來，泰州文聯圍繞里下河文學流派組織的多種活動、多項舉措已經有效地使里下河文學流派研究越來越受到廣大學者、評論家的重視，成為近年來中國文學界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學現象。為了進一步擴大流派的影響，確保里下河文學流派得以茁壯成長，建設里下河文學的新高地，使里下河流派作家作品的影響進一步“走出去”，必須尋求一個突破口。簡單來說，就是要辦一個刊物——《里下河文學》，而后在該刊物的基礎上辦微信公眾號，甚至設立“里下河文學獎”。通過諸多種方式擴大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影響，鞏固和擴大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者隊伍，建立“里下河文學共同體”，建設里下河文學新高地。

青年評論家程遠圖認為，“尋找新的生長點”不單是里下河文學面臨的重要命題，恐怕也困擾著當下文學界，尤其困擾著在“影響的焦慮”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們?！敖ㄔO新的生長點”的問題實際上可以轉化為“里下河作家應以怎樣的姿態(tài)和方式介入新的時代”的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超越了地域文學的范疇，而成為作家普遍面臨的問題。尤其在這個媒介革命的時代，作家經驗、寫作方式、審美取向出現高度同質化的狀況，在這種境況下，如何處理日漸淡化的地域經驗，如何把地域經驗融入普遍性寫作中，應該成為里下河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需要特別思考的問題。此外，歷史感的匱乏似乎已經成為當下青年寫作的癥候，實際上，地域經驗和歷史是分不開的，缺乏歷史感的地域經驗恐怕只能成為浮表的審美對象。在扎實的歷史修養(yǎng)、豐富的地域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寫作，結合對時代及其變化的準確認知和敏銳把握，或許能使里下河文學走向更廣闊的未來。

（泰 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