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紹?。寒敶膶W的理想主義
當代文學是中國革命獲取勝利后的文學，革命者當年是懷著偉大的社會理想來進行革命的，革命獲取了勝利，建立起新中國，這既是理想主義的勝利，也是繼續(xù)實現(xiàn)偉大理想的起點。這就決定了，理想主義是當代文學的重要精神資源，也是奠定當代文學的一塊基石?；仡櫘敶膶W70年，可以看到其中貫穿著一條理想主義的紅線。
當代文學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延續(xù)和繼承，同時又意味著一種新文學的誕生。從延續(xù)和繼承的角度說，二者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chǎn)物，是以啟蒙精神為動力的。而從新文學誕生的角度說，當代文學是革命勝利的產(chǎn)物，是以理想主義精神為動力的。1949年7月2日，第一屆全國文學藝術(shù)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周揚在大會上做的主題報告就是以“新的人民的文藝”命名的，他宣告這是一個“偉大的開始”。而這“偉大的開始”正是由高昂的理想主義精神拉開序幕的。詩人何其芳寫了詩歌《我們偉大的節(jié)日》，發(fā)表在《人民文學》1949年10月的創(chuàng)刊號上，率先以高亢的曲調(diào)唱出了理想的頌歌。胡風的長詩《時間開始了》也寫于這一時期。長詩由“歡樂頌”“光榮頌”“青春曲”“安魂曲”“勝利頌”五個樂章組成，其主題就是贊頌人民共和國，贊頌共和國的領袖。這些頌歌無疑洋溢著理想主義的精神。它也意味著，剛剛誕生的當代文學就是以理想主義為主調(diào)的。70年來，理想主義精神時而高昂，時而低回；既有正聲，也有變奏。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們認真總結(jié)和討論的話題。
理想主義深化了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主題意識?，F(xiàn)實主義始終是當代文學的主潮，新中國成立后，正是在現(xiàn)實主義思潮的推動下，迎來了當代文學的第一個長篇小說豐收期。革命歷史小說有孫犁的《風云初記》、杜鵬程的《保衛(wèi)延安》、楊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紅旗譜》、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馮德英的《苦菜花》等，現(xiàn)實題材作品則有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周立波的《山鄉(xiāng)巨變》、草明的《乘風破浪》等。這些作品的普遍特點都是在主題上強調(diào)了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理想主義對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影響我們研究得還不夠，我們過多關注它帶來同質(zhì)化的負面影響，而沒有考慮到理想主義是如何影響到作家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在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眼里，理想主義不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而是一個真實的未來。柳青在這一點上表現(xiàn)得特別徹底。柳青就是一位理想主義精神特別突出的作家，他不僅要做理想主義的書寫者，而且要做理想主義的實踐者。實踐者對理想主義的書寫會更加地真實和深刻。他在皇甫生活了14年，這里既是他創(chuàng)作《創(chuàng)業(yè)史》的生活基地，同時也是他實踐理想的基地，皇甫的王家斌對于柳青來說，就不僅僅是《創(chuàng)業(yè)史》主人公梁生寶的生活原型，而且也是他以理想中的新農(nóng)民標準去培養(yǎng)的對象，當時的區(qū)委副書記董廷芝回憶柳青對他說過這樣的話：玉曲這么大一片就王家斌這一個社會主義苗苗，我們要拿出黨性來，把這個苗苗扶持成。柳青在皇甫更多的時間考慮的不是寫作，而是如何把皇甫村建設好，他為此付出了極大的心血。中國古代文人不僅看重著書立說，也很看重文化實踐，他們活躍在鄉(xiāng)村社會，讓文化普惠民眾，以文化構(gòu)建起一個良序的社會。人們稱這些文人為鄉(xiāng)紳或鄉(xiāng)賢。柳青在皇甫就是一名具有革命信仰和革命理想主義的新鄉(xiāng)賢。他在皇甫的14年大大拓寬了作家的意義，作家不僅通過筆，也能通過自己直接參與到社會實踐中來達到以文化人的目的。
理想主義也為浪漫主義文學開辟了表現(xiàn)的空間。浪漫主義在現(xiàn)代文學期間并沒有得到充分的發(fā)展，特別是在現(xiàn)代文學后期，它幾乎都處在茍延殘喘的處境了。但當代文學因為理想主義精神具有非現(xiàn)實的品質(zhì)，便為浪漫主義提供了表現(xiàn)的可能性。新中國成立后，新的政權(quán)、新的國體具有一股朝氣蓬勃的氣勢，自然與年輕人的青春氣息相呼應，一大批熱愛文學的青年在這種時代氛圍下激發(fā)起創(chuàng)作熱情，當他們拿起筆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時，內(nèi)在生命的青春力獲得最自然的表達。而他們的這種最自然的表達又恰如其分地印證了時代精神。王蒙、路翎、宗璞、鄧友梅、劉紹棠都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他們的創(chuàng)作因為這一特點便具有鮮明的浪漫色彩，比如他們不約而同地通過講述愛情故事來釋放他們浪漫的青春。但是他們又不是纏綿于個人化的愛情書寫，而是要將愛情納入更為遠大的理想之中。青春、愛情、理想必須諧調(diào)一致。如宗璞的《紅豆》敘述了女大學生江玫和學物理的男青年齊虹的愛情故事，但最終因為理想的差異而使綿綿的愛情成為追憶。茹志鵑的《百合花》抒發(fā)了同志間的真摯友誼和異性間朦朧的愛戀，給殘酷的戰(zhàn)爭和艱難的歲月留下了一縷浪漫的懷想。王蒙的《青春萬歲》將理想主義做了最青春的表達，將一個時代的風采定格在這部作品之中。
人類為什么創(chuàng)造了文學，是因為人類需要理想。與理想相對應的是現(xiàn)實，人類因為有理想，才會不滿足于現(xiàn)實，才會在理想的激勵下去改造世界，才會有了人類文明的生生不息。而人類理想經(jīng)過思想的整合便形成了理想主義，理想主義是高于現(xiàn)實并能調(diào)校現(xiàn)實的一種思想傾向。如果說思想性是文學的基本構(gòu)成的話，那么，理想主義就應該是文學思想性的母體。其實，這并非是我個人的一己之見。在漫長的文學史中，它仿佛就是一個不證自明的真理。魯迅曾經(jīng)說過：“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fā)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前途的燈火”。把文學比喻為火光和燈火，不正是因為理想精神能夠照亮人們前行的路程嗎？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宗旨也強調(diào)了要獎勵那些“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當然，人類社會的復雜性決定了人們對于理想的期盼以及賦予理想的內(nèi)涵都是具有無限的多樣性的，因此，人們會對理想主義做出不同的詮釋。另外，如果人們將錯誤的信息植入到理想之中的話，也可能對文學造成傷害。正是這一原因，中國的文學界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了一股否定理想主義的思潮，從此文學的理想色彩逐漸淡化。這股文學思潮所帶來的變化并非一無是處，它糾正了文學曾被一種虛幻、僵化的理想所束縛的困局，解放了作家的思想，使作家更加貼近現(xiàn)實，更加傾心于對現(xiàn)實生存狀態(tài)的精細描摹。但必須看到，這股思潮造成了長期對理想主義的拒斥和貶責，當時就有人宣稱，理想主義已經(jīng)終結(jié)。在有些人看來，告別了理想主義，文學將會獲得空前的發(fā)展。而事實是，在這種思潮影響下的當代文學由于缺乏理想的潤澤而變得干癟和扁平、低俗和猥瑣；文學成為了藏污納垢、群魔亂舞的場所。有的作家干脆把寫作當成了褻瀆理想的發(fā)泄。所幸的是，文學并沒有死去，這至少是因為眾多的作家并沒有放棄理想，并且為了捍衛(wèi)理想而努力與平庸、墮落的行為抗爭。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fā)生的。張承志、張煒、史鐵生等作家以重建理想主義和文學崇高感為目標，高高樹起理想主義的旗幟，對抗當下物質(zhì)與欲望極度膨脹的文壇?！叭宋木瘛贝笥懻摫M管沒有達成一致的結(jié)論，但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更加廓清了文學中的理想主義應該是什么。文學中的理想主義表現(xiàn)在對人生價值與意義的追問，表現(xiàn)為對平庸生活與平庸人生的永無止境的超越以及對生命極限的挑戰(zhàn)，這種理想主義主要不是以其道德倫理內(nèi)涵表現(xiàn)為“善”的特征，而是表現(xiàn)為求“真”、求恒的執(zhí)著與堅定，是對精神與哲學命題的形而上學思索，其極致狀態(tài)的美感特征是悲涼與悲壯。比如史鐵生就是這樣一位孜孜追求理想的作家。他的寫作不摻雜任何世俗功利目的，從而能夠真正進入到人的心靈和浩翰的宇宙進行搜索與詰問。他以慘痛的個人體驗與獨特的審美視角叩問個體生存的終極意義，尋求靈魂的超越之路，形成了有著哲理思辨與生命詩意的生存美學。在思想日益被矮化和鈍化的當下社會里，看看史鐵生在活著的時候是怎么思想的，是怎么寫作的，我們可能會驚出一身冷汗。史鐵生從他寫《我的遙遠的清平灣》起，雙腿就失去了行走的能力，但因為他始終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所以他可以用頭腦繼續(xù)行走，并走向了一個鳥語花香的精神圣地。
在70年的歲月里，理想主義走過了一段由高到低，再由低到高的U字形的曲折路線。1970年代，理想主義在極端政治化的詮釋下，幾乎失去了生命的癥候。1980年代在思想解放的激蕩下，理想主義不僅很快蘇醒，而且將80年代創(chuàng)造成一個理想精神高揚的時代。但是，1990年代理想主義遭遇經(jīng)濟大潮的激烈沖擊，它陷入“衰微”、“退潮”（均為當時評論家語）的尷尬處境中。但我以為，應該將這一切都視為對理想主義的鍛造，正是經(jīng)過歲月的千錘百煉，今天的理想主義才更加堅實有力。
今天的理想主義更加沉穩(wěn)。它不取張揚的姿態(tài)，而是緊貼著大地行走；它滲透在作家的骨子里，隱藏在寫實性的敘述背后。諾貝爾文學獎宣稱他們的宗旨是獎勵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優(yōu)秀作家。他們最終選擇了中國作家莫言。莫言的確是一位具有理想主義精神的作家，他的理想主義是建立在民間狂歡和生命自由基礎之上的，這種理想主義針對著死板、庸俗、空洞的中國文化現(xiàn)狀，是一種新的理想主義的表達方式。事實上，理想主義在作家們的筆下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姿態(tài)。莫言是一種表達方式，而史鐵生又是另一種表達方式。史鐵生以非常低調(diào)的姿態(tài)書寫理想主義，學者許紀霖敬稱其為“另一種理想主義”，認為這是“一種個人的、開放的、寬容的、注重過程的、充滿愛心的理想主義。”這是一個尊重個性的時代，我們應該讓豐富的個性融入到理想主義之中。個性化的理想主義也正是新世紀以來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趨勢。比如“70后”一代曾被認為是失落理想的一代，然而“70后”作家徐則臣則自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不過閱讀他的作品，就會發(fā)現(xiàn)他所表現(xiàn)的理想主義精神不同于80年代曾經(jīng)盛行的宏大敘事，他更愿意從一個流浪漢身上發(fā)現(xiàn)理想主義的火種。
當代文學70年，理想主義精神的內(nèi)涵處在不斷調(diào)整變化的動態(tài)之中?？偟膩碚f，有兩種趨勢值得引起人們重視。
其一，由政治的理想向人文的理想轉(zhuǎn)變。當代文學的理想主義不僅包含著政治內(nèi)涵，也包含著人文內(nèi)涵。新文學在誕生之際就埋下了思想啟蒙的種子，在以后的文學發(fā)展中，這顆種子長成了大樹，也賦予理想主義鮮明的政治理想成分。當代文學就是這株大樹結(jié)出的果子，政治理想也是它最初的乳汁。1950年代的理想主義是在政治理想的鍵盤上敲打出來的音符。1980年代，政治理想再一次讓當代文學迸發(fā)出火花。因為文學直接參與到“撥亂反正”的思想斗爭之中，從傷痕文學到改革文學，許多文學作品因其明確的政治訴求而在社會上引起熱烈的反響。張潔在《愛，是不能忘記的》中借鐘雨之口表白：“我只能是一個痛苦的理想主義者”。她的第一篇小說《從森林里來的孩子》就可以歸入到傷痕文學之列，充滿“救贖意識”和理想主義，是與整個社會的政治訴求相吻合的，體現(xiàn)出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情懷。以這樣的政治情懷她接著寫了呼應社會改革意愿的《沉重的翅膀》，在這部典型的改革文學中，我們也能感覺到張潔在努力掙脫政治意識動態(tài)的影響，因此她對改革的敘述相對來說比較純粹。張潔的變化不是孤立的。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文學界明顯出現(xiàn)“向內(nèi)轉(zhuǎn)”的趨勢，這表現(xiàn)在文學作品中，就是作家們的興奮點由外部社會轉(zhuǎn)向人的內(nèi)心，理想的內(nèi)涵也由偏重于社會性轉(zhuǎn)向偏重于人性和精神性。1990年代的社會轉(zhuǎn)型進一步刺激了當代文學，當經(jīng)濟大潮迎面撲來，人們久被壓抑的世俗欲望得到充分釋放時，也就將以往的精神追求當成一種羈絆，理想的圣殿也在一點點坍塌。人文精神大討論其實也是一次對理想主義精神內(nèi)涵的質(zhì)疑和詰問。盡管大討論最終不了了之，但它的一個后續(xù)行為便是，人們逐漸在置換理想主義的精神內(nèi)涵，置換的整體趨勢是增加了人文精神的分量。所謂人文精神，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是對人的尊嚴、價值和命運的維護和捍衛(wèi)。人文理想是人文精神最完美的體現(xiàn)和終極目標。
對于文學來說，應該感謝1990年代以來經(jīng)濟大潮的沖擊，它不僅大大松動了文學與政治的密切關系，而且也將文學逼至絕境。處于絕境的文學越來越意識到維護人性之善和心靈之美才是文學的根本，因此在理想主義的書寫越來越注重人文內(nèi)涵的分量。張潔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完成了《無字》的創(chuàng)作。這是一部對自我和歷史進行深刻反思的作品，她的反思其實也是對理想主義的清理和反思。小說通過吳為與胡秉宸的愛情歷程來表現(xiàn)這種反思。作為革命者的胡秉宸忠誠于革命事業(yè)，也必須服膺于革命原則；作為戀人的胡秉宸忠誠于自己的愛情，敢作敢為。作為戀人的胡秉宸可以為吳為獻出一顆熾熱的心；但作為革命者的胡秉宸又不得不違背自己的情感屢屢傷害了吳為。是社會歷史一步步鑄造了胡秉宸的雙重人格，胡秉宸的復雜性無不映照著社會歷史的復雜性。吳為最初是懷著火熱的激情參加革命的，她的成長和挫折都與革命歷史的軌跡相應合。吳為對胡秉宸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著變化，從崇拜和依戀，到質(zhì)疑和反叛，吳為的個人自主性也越來越明確。吳為對愛情的追求代表了文學對理想的追求。胡秉宸則是理想的承載體，吳為以為跟著胡秉宸的政治性就能夠解決一切問題。但胡秉宸的雙重人格說明了政治并不能解決自身的問題。張潔在后來的創(chuàng)作中越來越強調(diào)理想主義的人文內(nèi)涵，在她眼里，人文精神是高貴的，她要以高貴的姿態(tài)去抵抗世俗的欲望，她從此成為了一位理想追求的完美主義者。她在中篇《聽彗星無聲地滑行》中塑造了一個完美主義者艾瑪，艾瑪在熱戀中也會在意自己的行為方式是否合乎理想標準。在《靈魂是用來流浪的》中，張潔則虛構(gòu)了一個遠離現(xiàn)實的小島，墨非對現(xiàn)實的功利和物質(zhì)毫無興趣，他要到島上來破解一個古瑪雅人留下的數(shù)字之謎。盡管這樣的破解毫無實際用處，但張潔就是要告訴人們，墨非的行為就是讓靈魂去流浪，我們只有在流浪中擺脫俗世的困擾，才能獲得精神的自由。
其二，由精英化的理想向平民化的理想偏移。這里使用的動詞不是轉(zhuǎn)變而是偏移，是想說明精英化與平民化并不構(gòu)成對立，只是二者在理想內(nèi)涵中所占的分量發(fā)生變化而已。
知青文學從整體上說具有理想主義特征。因為知青一代是在洋溢著理想主義的教育環(huán)境中完成自己的世界觀建構(gòu)的，理想主義已經(jīng)鑄進了他們的靈魂之中。他們的理想主義明顯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其主體是與當時的政治理想合拍的，但同時也要注意到，知青的理想主義還有另一個精神源頭，這就是文學經(jīng)典。當時能夠讀到的文學經(jīng)典盡管有限，但這些文學經(jīng)典成為他們建構(gòu)理想的重要藍本。文學經(jīng)典賦予了知青理想主義的精英化特征。比如梁曉聲理想主義的另一個重要的精神源頭就是俄蘇文學。俄蘇文學具有濃烈的社會憂患意識，傳遞出俄蘇作家強烈的人文理想。自現(xiàn)代文學以來，俄蘇文學對中國作家的影響一直很大，梁曉聲的少年時期能夠公開接觸到的外國文學作品幾乎只有俄蘇文學。梁曉聲對俄蘇文學則有一種偏愛。他曾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不少段落抄錄下來，奉為自己進行創(chuàng)作的范例。梁曉聲在北大荒當知青時曾仿俄羅斯風格寫過一篇小說，故事框架是中國古代著名短篇小說《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但他將背景換成了俄羅斯的村莊，小說人物的名字也用的是俄羅斯名字。在他早期的知青文學作品中，刻下了明顯的俄蘇文學印記。事實上，無論是知青作家，還是知青作家的前一代——1950年代進入文學創(chuàng)作、經(jīng)歷過反右派和“文革”等政治運動的“五七干?！弊骷遥麄兊奈膶W背景中都或多或少地有著俄蘇文學以及西方古典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影子，因此決定了他們在書寫理想主義時都具有精英化的共同特征。精英化特征從一定程度上沖淡了政治化帶來的局限性。比如柳青，他寫作《創(chuàng)業(yè)史》盡管表達政治路線的主觀意圖很明確，但正式進入文學敘述時，精英意識的作用，使他能夠調(diào)整自己對人物形象的塑造。
精英化的理想面對世俗化的現(xiàn)實時就顯得軟弱無力，因此在1980年代，盡管精英化的理想主義能夠幫助作家擺脫政治的約束，但由于缺乏現(xiàn)實的支持，這種精英化的理想主義也難以持久。梁曉聲應該也感受到了這一點，但他作為一名執(zhí)著的理想主義者，迫切希望在現(xiàn)實中尋找到理想的生長點?！堆┏恰肪褪窃谶@一背景下寫出來的?！堆┏恰返纳喜吭谡f，知青一代的理想終于隨著一個時代的過去而失落了，于是上部悲愴地結(jié)束在“返城待業(yè)知青們的旗幟倒了，被踏在他們自己的腳下”這句話上。但《雪城》的下部則是在說，知青一代要在新的時代尋回自己的理想，于是下部的結(jié)尾出現(xiàn)了大學生高呼“振興中華”的慷慨激昂的場景以及主人公之一姚守義的“倒退和前進都不那么容易”的壯語。那么他是否從現(xiàn)實中找到了理想的生長點呢？他找到了，這個生長點就是平民化。他將平民精神引入到理想之中，并且抨擊了精英、貴族對文化的壟斷。從《雪城》的人物設置就明顯體現(xiàn)出梁曉聲關于理想的重新思考。凡是被賦予理想色彩的人物基本上出身于平民，而出身于高貴家庭的子女則總有一個背叛高貴血統(tǒng)的悲劇經(jīng)歷。這種強烈的平民意識一方面是作者不滿于社會不公的主觀愿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那個時代的社會思潮變化。2018年梁曉聲寫出了更厚重的作品《人世間》，這部作品可以說是他的理想主義的全面表白，也是他對自己的理想主義追求進行全面的反省。反省首先從平民化的理想開始。他認為把理想完全寄托在平民身上也是不靠譜的，盡管這部小說是以平民為主角的。周家三兄妹中，老大周秉義成為高級領導干部，老二周蓉成為作家，只有老三周秉昆仍是普通工人。他們一個代表政治權(quán)力，一個代表知識分子，一個代表底層平民，但梁曉聲選擇了代表底層平民的周秉昆作為第一主人公，并以其作為敘述的主視角。雖然周秉昆沒有當領導干部的哥哥那樣有赫赫政績，也沒有當作家的姐姐周蓉那樣能以自己的作品影響廣大讀者，但他善良，講情義，踏實本分地做自己該做的事。梁曉聲在道德上美化周秉昆，但他同時也意識到，底層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存在。在一次兄妹與好友一起討論國家大事時，大家歷數(shù)貪官污吏給社會帶來的危害，卻是周秉昆愣愣地問了一句：“貪官污吏和刁民，哪種人對國家的危害更大？”底層既有好人，也有刁民，怎么解決刁民的問題呢？梁曉聲又回到了五四的啟蒙精神，回到啟蒙精神也就是回到文學，因為五四先驅(qū)們是以文學來進行啟蒙的。這也正是梁曉聲反思理想的又一成果，因為只有堅定地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我們的理想才會真正代表正義和未來。因而梁曉聲在《人世間》中突出了人道主義的主題，他面對人世間的普通百姓，看到了普通百姓的情和義。他反復書寫的也是情和義。人道主義也使梁曉聲對人民性有了更準確的理解。在人民性問題上，有的作家滑向民粹主義，有的作家則完全把人民性作為一個抽象的政治話語對待。但梁曉聲對這兩種觀念都保持了足夠的警惕，他的《人世間》可以說是一部形象闡釋人民性的作品。
理想主義給作家添加了一架時間的望遠鏡，能夠超越現(xiàn)實看到未來的圖景。這使我想起六年以前項小米的一部長篇小說《記憶洪荒》。這是一部反映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的精神成長史。項小米意識到，這一代人的最大特點便是理想精神特別強大。理想精神也是這一代人最寶貴的精神財富。當然，在荒誕的年代里理想也成為一種荒誕性的符號。項小米既寫出了在那個荒誕年代里理想主義的異化，同時也重點寫了許北北、陳海平們?nèi)绾卧谝粋€荒誕年代里有限地踐行著理想主義的。項小米的重點是寫理想主義在當下的處境。她通過陳海平、朱曉軍等人物的故事，表達了這樣一層意思，理想主義作為這一代人的精神內(nèi)涵，在當今這個越來越注重功利和實際的時代里變得格外的珍貴，而且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小說為此專門設計了一條研究中國芯片的情節(jié)線。中國芯片是朱曉軍一直在做的科研項目，他要做這個項目并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國家的安全和民族的未來。小說通過這條情節(jié)線提醒人們：芯片是計算機的核心部件，現(xiàn)在全世界的計算機系統(tǒng)都是使用美國的芯片，這就意味著，“美國人哪天一不高興，全世界便沒有秘密可言”。這對于一個國家和軍隊而言，是“最高級別的危險”。一位作家六年前在小說中對未來的預警，沒想到很快在今天就成為了現(xiàn)實！
今天，對于當代文學而言，理想主義不再是一種高調(diào)和夸飾，也不再是遠離現(xiàn)實的烏托邦。它可能化作了一股和煦的風，潛行在作品的字里行間。70年來理想主義的嬗變，似乎給當代文學帶來不少亮色。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缺乏科學精神和理性精神支撐的理想主義是如何導致人的癡迷和瘋狂。因此，理想主義作為重要的精神遺產(chǎn)，很有必要進行認真的整理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