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研究的“觀念”“技術”和“路數(shù)”
《秋閨思》詩意圖，自《唐詩選畫本》
《畫秦少游桃源憶故人詞意》，自《宋詞畫譜》。
兩幅圖中的月亮都襯托了“閨思”的意象。唐、宋詩詞在意象、典故、句式、詩意上都存在緊密關聯(lián)。
研究總得有一定理論、觀念的指導，我們既然不甘于“為其他學科打工”——讓自己的成果成為里外不受待見的棄兒，又不甘于“以西釋中”——用中國文學史料印證西方文論的合法性，那么，只能向“古代文學的理論”及批評史研究求助。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呈現(xiàn)出立體、多元的蓬勃景象：從西方引進的諸多理論、方法都得到了嘗試，重要乃至二流、三流作家、作品、派別、文學現(xiàn)象等都受到了關注，探討的體裁、題材也很豐富，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外部研究和內(nèi)部研究基本上都涉及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們文學史認識的“像素”。然而，最近十多年來，人們普遍被一種“創(chuàng)新的焦慮”所籠罩。在此狀況下，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總結、反思既往成績與不足，敏銳感知、把握當下時代的新態(tài)勢和新語境，思考研究如何“再出發(fā)”的問題。在此，我想抱著獻芹獻曝之心，結合平日的積累、觀察和思考，將一些想法分享出來，供大家特別是年輕的同仁和在讀的研究生參考。因為“方向比努力更重要”，研究也需抓住時機。下面，我就重點從“觀念”“技術”和“路數(shù)”三個方面談談自己的感觸。
首先說“觀念”。
第一，應重視起“連續(xù)性”的研究。
20世紀初，在“救亡圖存”的時代旋律鼓動下，先賢提出“打倒孔家店”、引入西方文化以再造新文明的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魯迅即曾憤慨地說：“‘中國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國主義，無論念幾千萬遍‘不仁不義’或者金光明咒，也不會觸發(fā)日本地震，使它陸沉大海。”（《真假堂吉訶德》）足見其文化主張背后的現(xiàn)實關懷。這種不破不立、二元對立的文學、文化發(fā)展觀念，影響了百年來我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判斷和對文化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識：即我們將文化建設看作蓋房子，認為必須將老房子（傳統(tǒng)文化）拆掉，才能在其地基上建新房子（新文化），老房子拆掉后剩下幾片瓦、幾塊磚是完整的，扔掉可惜，蓋新房子時可變廢為寶、盡量利用。如此看來，傳統(tǒng)文化和新文化是兩個對立的有機體，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對新文化建設而言，只有“碎片化”的價值。
今天，我們已解決了“救亡圖存”問題，經(jīng)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軍事實力也不斷增強。倒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文化安全”“文化自覺”問題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為此，我們因時制宜地提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具有超越時空、跨越國度的永恒魅力，并從“文化基因”的高度審視傳統(tǒng)文化和新文化的關系。這種認識正在走出過去不破不立、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而將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看作一條不能也不應割斷的時間之流，某種意義上說是對中國傳統(tǒng)史學“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郭象語）的“通史”精神的繼承、發(fā)揚，無疑更為科學、客觀（參見蔣寅、陳斐《探尋現(xiàn)代漢詩書寫的另一種可能——關于近現(xiàn)代詩詞研究與創(chuàng)作的問答》，宋湘綺、莫真寶主編《當代詩詞研究》第2輯，中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在此嶄新的認識下，古代文學研究亦有必要發(fā)揚“通史”精神，重視起“連續(xù)性”的研究。
受過去不破不立、二元對立文學、文化發(fā)展觀念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學史研究特別強調“變革”“轉型”，對“變革”“轉型”發(fā)生的“時間節(jié)點”或者說歷史分期的研判，也基本遵循或受制于西方文學、文化史的發(fā)展邏輯與論述框架，而對中國文學、文化自身內(nèi)在的演變理路尤其是“連續(xù)性”有所忽視。
以唐宋文學研究為例。前不久，《文學遺產(chǎn)》編輯部和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共同主辦了“中國唐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近十幾年來罕見的將唐宋文學放在一起研討的學術會議，頗有意味。今年在復旦大學召開的中國宋代文學研究年會上，陳尚君先生致辭時也說“唐宋是一家”。歷史分期不是一個無關痛癢的問題，它往往蘊含著重要但又為人們習焉不察的史學觀念，特別是相關兩個朝代彼此關系的認識。在我們傳統(tǒng)的史學敘述和古代文學教學體系中，通常是將唐宋作為同一個階段看待的。但隨著“陳寅恪熱”的興起，陳先生所認同的“唐宋轉型說”“宋代近世說”，在學界受到廣泛認同，幾乎積淀為研究者的常識。受此影響，學界產(chǎn)出了一批杰出的研究成果，比如謝琰的《北宋前期詩歌轉型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但同時，我們對唐宋兩個朝代以及唐宋文學的“連續(xù)性”有所忽視。蘇州大學以研究唐詩名家的吳企明先生，也箋注過宋代劉辰翁、辛棄疾的詞，介紹經(jīng)驗時，他說，自己注宋詞，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熟悉唐詩的甜頭（參見戴一菲《文集校箋見篤實，詩畫融通出新裁——吳企明教授訪談錄》，《文藝研究》2020年第1期）。我從創(chuàng)作、批評互動的角度，對“宋人選唐詩”做過一些研究（參見陳斐《南宋唐詩選本與詩學考論》，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分析過這類選本的編選傾向及其與選家、詩壇的詩學觀念、詩歌風貌之間的聯(lián)系，也注過唐詩、宋詞，對此亦深有同感。唐、宋詩詞在意象、典故、句式、詩意上都存在緊密關聯(lián)，劉京臣《盛唐中唐詩對宋詞影響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對此作過比較系統(tǒng)、細密的開拓性研究。西方對于中世紀與文藝復興關系的研究，近幾十年來慢慢重視起兩者之間的“連續(xù)性”，王德威“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之主張，恐怕與此學術潮流不無關系?！袄^承”與“轉型”，實乃一體之兩面。在“轉型”受到三四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強調之后，我們有必要發(fā)揚傳統(tǒng)史學的“通史”精神，重視起中國古代文學自身內(nèi)在的演變理路特別是“連續(xù)性”，全面、辯證地看待“繼承”與“轉型”的關系，并嘗試在此前提下進行分期、研究。
第二，應重視起“古代文學的理論”研究。
近代以來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大致可用“西學東漸”四字概括。一方面，西方憑借其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方面的優(yōu)勢，大肆輸出其文化；另一方面，我們基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教訓，積極向西方學習，難免有些人激進地認為“現(xiàn)代化=西化”。兩方面的合力釀成了一個多世紀的歐風美雨，并形塑了現(xiàn)實的文化生態(tài)，距離我們懸為“應然”目標的打通古今、融匯中西——“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陳寅恪語）還有很大距離。而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人能夠反思，能夠在對歷史的反思中為當下和未來尋找更好的出路，所以我們應告別“歷史宿命論”。如果說近代以來，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中華文化正在遭遇一場 “轉型”，那么我們不應將這場“轉型”看作“完成時”，而應該看作“進行時”，應該在對以往“轉型”的總結、反思中為當下和未來的“轉型”尋找和設計更好的路向。
當然，我完全不是否認中西文化有會通之處，不是否認借用西方理論從事中國古代學術研究的合理性（如果能夠豐富、深化我們對自身偉大傳統(tǒng)的認識，又何樂而不為呢），不是否認國際學術交流的必要性，只是在提醒、強調，人文學術的民族特性是不能像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那樣被通約、消解的，在“西學東漸”已經(jīng)發(fā)生了一百多年、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目前學術、文化生態(tài)中不無危機的情勢下，我們有必要著重考慮如何接續(xù)自己的文脈。這是我們中華學人義不容辭的責任，不能指望漢學家來擔當，或者我們也像漢學家那樣“以西釋中”。接續(xù)文脈、繼承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與回應西學、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華，并不矛盾，兩者實如鳥之雙翼，相輔相成。
我們現(xiàn)在學術研究的觀念、方法和格局，基本上是近代“整理國故”那一批學人奠定的。特別是西方現(xiàn)代文論影響下的“文學概論”，作為“前理解”，深刻影響了我們的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研究。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一提理論創(chuàng)新，便似乎只有向西方不斷取經(jīng)。今天，面對這樣一套研究體系，我們有必要思考兩個問題：一是它是否切合中國古代文學的發(fā)生語境，是否能夠觸碰并接續(xù)中國古代文學的精魂？二是它究竟還有多大開拓空間，是強弩之末還是前景廣闊？顯然，這套研究體系主要把“中國古代文學”當作西學視域下的普遍“文學”來審視，而忽視了其民族特色，捍格不小，而且，經(jīng)過前輩一個世紀的耕耘之后，我們再跟著開拓、創(chuàng)新，確非易事。職是之故，提升理論創(chuàng)新能力、重構本土學術話語，才會成為令我們普遍共鳴又非常糾結的心病。
從這樣的角度思考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再出發(fā)”，我們應重視起程千帆先生所倡導的“古代文學的理論”研究。具體來說，應秉持歷史意識和國際視野，在通觀古今、中西、新舊的視域中，帶著當下嶄新的生命體驗和問題意識細讀經(jīng)典文本，從對古代文學作品的深刻領悟、作家的深刻了解、現(xiàn)象的深刻體察和評論的深刻體味中，像劉勰撰《文心雕龍》那樣，梳理、提煉更加符合中國古代文學發(fā)生語境和演變特征的理論，并嘗試將之應用在文學史研究實踐中。據(jù)我觀察，西方學者亦是這樣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的。沈松勤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9期發(fā)表的《從詞的規(guī)范體系通觀詞史演進》一文，是不錯的嘗試。
不過現(xiàn)在，我們這代學者面臨的又一困境是：我們對文本的感悟力和解讀力普遍不高（參見陳斐《近年來詩歌注釋存在的問題》，《文藝研究》2018年第8期）。這與現(xiàn)代學術將“研究”和“創(chuàng)作”斷為二事密不可分。小說、散文研究相對好一些，詩詞研究領域，此類問題最大、最多。這是因為，小說、散文的表意相對直白、連貫，而詩詞的表意則具有含蓄性、暗示性和跳躍性。前者類似于楷書，一個人即使沒寫過毛筆字，也大致知道筆畫順序；而后者類似于行書、草書，如果沒有深切的書寫體驗，是難以弄明白筆意、筆勢的，更何談品評作品之高下。正是因為缺乏創(chuàng)作體驗，所以我們雖然身為中國人，但實際上很難體味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及古代相關評論的獨特魅力，而要提煉、構建本土理論，又必須以這種體味為前提和基礎。這是我們現(xiàn)在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重構本土學術話語，面臨的真正“癥結”和困難所在。因此，我在很多場合一再呼吁“提倡學詩，重構詩學”。
接著說“技術”。
科技對當今人文研究的影響，最大者無疑是各種五花八門數(shù)據(jù)庫的開發(fā)、升級和應用。這深刻影響了今日的學術生產(chǎn)，離開數(shù)據(jù)庫，我們都不知道如何撰寫論著。一股“數(shù)字人文”的研究浪潮正悄然興起，大有燎原之勢。我們應順勢而為，著重做好以下兩點：
一是充分利用大數(shù)據(jù)進行統(tǒng)計、分析，使我們的研究更加具體、細密，更有“實證性”。
“實證性”是現(xiàn)代學術的重要標志。古代對于文學、藝術的言說，通常追求縱情直觀、悠然會心的欣賞，帶有籠統(tǒng)性和隨意性。后來雖然發(fā)展出了乾嘉樸學，但主要波及經(jīng)、史領域。到了近代，我們從西方請來了“賽先生”，才使古代文學研究逐漸具備真正意義上的“實證性”。平時讀一些論文，深感有些學者為了論成其說，常?！澳弥糯箸R做學問”，無視反例，不見森林。比如，有人提出宋詩具有某個特征、創(chuàng)作傾向或中國詩學具有某個傳統(tǒng)，而不管他說的這些詩作在20多萬首宋詩以及數(shù)量更多的古典詩歌中究竟能扒拉到幾首，究竟占有多大比例。而有意識地利用大數(shù)據(jù)進行統(tǒng)計、分析，恰恰可以提升結論的可靠性。當然，此類研究應該“借器之勢（利），出道之新”[這是我編輯王兆鵬、鄭永曉、劉京臣的對話《“數(shù)字人文”浪潮下的古典文學研究三人談》（《文藝研究》2019年第9期）時擬的正標題]，應以“問題”為導向，以“創(chuàng)新”為旨歸，不能什么都拿來統(tǒng)計，用數(shù)據(jù)“包裝”常識。
二是大數(shù)據(jù)創(chuàng)造了 “重寫文學史”的契機，我們應緊緊抓住。
說到重寫文學史、重構文學史景觀，竊以為，除觀念變革外，最重要的就是“史料的占有與呈現(xiàn)、分析”。就后者而言，大數(shù)據(jù)正在孵化一場“革命”。過去，我們只能通過編纂年譜或編年文學史，對單個作家或少數(shù)作家的重要作品進行系地編年，比如于北山先生的《楊萬里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傅璇琮先生主編的《唐五代文學編年史》（遼海出版社1998年版）等。即使有了很多這樣的著作，我們?nèi)ラ喿x，囿于人腦局限，也很難在腦海中拼貼形成全面、立體、發(fā)展的文學史景觀。而王兆鵬、劉京臣等先生開發(fā)的“文學編年系地信息平臺”，則能竭澤而漁，而且，據(jù)說升級后，可以借助軟件、型模呈現(xiàn)任意時期、任意人群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主題、情感、觀念、意象、技法等方面的演化軌跡。這不僅會為傳統(tǒng)問題的解決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同時也會開拓很多新的問題域，從而使我們的文學史景觀更加清晰、豐富、客觀。
再來看“路數(shù)”。
我們應把文學史、學術史和批評史的研究結合起來，使之實現(xiàn)良好互動。研究不能憑空起高樓，學術史的梳理是一切研究的前提。通常學界比較重視“五四”以來現(xiàn)代學術史的總結，而對于古代學術史的關注遠遠不夠。其實，古人與言說對象同處于學術、文化沒有發(fā)生大的轉型的古典語境中，國學功底整體上比今人廣博深厚，且有豐富的創(chuàng)作體驗，他們的某些看法，看似隨意、零碎，但可能蘊含著洞見。讀本科時，教我古漢語的侯蘭生先生常常感慨地說，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書要好好讀，有時從只言片語獲得啟發(fā)，就能寫一篇很有分量的學術論文。目前，對古代學術史研究比較充分的是唐詩領域，陳伯海先生提倡的“唐詩學”研究、詹福瑞先生主持的唐詩選本整理，都取得了比較豐碩的成果，宋詩、明詩、清詩乃至歷朝詞、曲、小說、散文、駢文的學術史研究也應該跟上。當然，我們不能迷信古人，他們的看法亦可能有扭曲、變形的地方。“古史辨”已提醒我們，歷史是“層累地造成”的。我們應本著貼近歷史現(xiàn)場、還原歷史真相的初衷，“同情”地“了解”、揚棄古人的言說，包括客觀地審視自己沿襲前人或眾人的觀念，以之作為我們文學史研究的基礎。
對于近現(xiàn)代學術史的梳理，也不能僅僅關注那些采用了新觀念、新方法的論著。這又與第一點“觀念”的調整有關。我近年作為執(zhí)行主編，協(xié)助主編葉嘉瑩先生聯(lián)絡學界師友，一起整理了《民國詩學論著叢刊》（文化藝術出版社2018年版）。之所以發(fā)起整理這套書，即是深感作為轉型期的民國時期，學術、文化生態(tài)非常復雜、多元。不少學人既賡續(xù)著傳統(tǒng)的文脈，又接受了西學的熏沐。他們已嘗試著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立場，回應西學的沖擊和現(xiàn)代化的困境。其論著及探索，在構建中華自身學術體系成為時代命題的今天，恰好可以為我們帶來切實的啟示。當然，限于物質條件和學科發(fā)展水平，他們的做法難免簡單、粗糙，但他們相中并在其中刀耕火種耕耘了幾下的原始森林，可能是塊風水寶地，我們把拖拉機、收割機等現(xiàn)代機械開進去，或許會開辟出一個物產(chǎn)豐饒的大型農(nóng)場。
改革開放以來，古代文學的文化研究悄然興起，這極大地拓展、深化了我們對古代文學與其他學科或文化現(xiàn)象關系的認知，成績卓著。比如，王水照先生曾將科舉、地域、黨爭、傳播、家族與文學的研究，稱為宋代文學研究的“五朵金花”。經(jīng)過幾十年的耕耘，今天，很多同人感到文化研究又有難以為繼、歧路忘返的危險，于是呼吁應該使研究“回歸文學本位”，但具體如何操作、實踐，又都語焉不詳、茫然無措。這與“古代文學的理論”及批評史研究長期以來“積貧積弱”密不可分。研究總得有一定理論、觀念的指導，我們既然不甘于 “為其他學科打工”——讓自己的成果成為里外不受待見的棄兒，又不甘于“以西釋中”——用中國文學史料印證西方文論的合法性，那么，只能向“古代文學的理論”及批評史研究求助。張伯偉先生即將在 《文藝研究》2020年第1期發(fā)表的宏文《“去耕種自己的園地”——關于回歸文學本位和批評傳統(tǒng)的思考》指出，今日的古代文學研究，最迫切也最需要接續(xù)的是現(xiàn)代學術中由錢鍾書、程千帆為代表的學術傳統(tǒng)，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所延續(xù)的也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的一個傳統(tǒng)。只有加強“古代文學的理論”及批評史研究，才能使我們的文學研究真正“回歸文學本位”。
關于古代文學研究，還有其他一些需要注意的重要問題。比如“選題”，近十幾年來，呈現(xiàn)出“邊緣化”和“碎片化”的傾向，須引起一定警惕（參見陳斐《透視人文學術研究的“邊 緣 化”》，《中華讀書報》2016年11月23日）。我們應努力在重要作家、作品、流派和文學現(xiàn)象的研究上做出突破，勇于回應學科發(fā)展的核心問題和民眾精神文化生活中存在的重要問題，這樣的研究才稱得上“一代之學術”。再如“述學文體”，也應該多元多樣。現(xiàn)在考評系統(tǒng)認可的文體只有論文、專著，其他如札記、詩話、序跋、書信、日記、校箋、選注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輕視。據(jù)說，錢仲聯(lián)先生花了十多年心血精心撰著的《沈曾植集校注》，考評時還不如《文學評論》上發(fā)表的一篇小文章（參見馬亞中《序》，陳國安、孫建編著《范伯子研究資料集》，江蘇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頁）。殊不知“思”和“言”、思想內(nèi)容和表達文體是密切相關的，學者的個性、愛好、特長等也有差異，并非所有學者所有情況下的研究心得都適合或足以寫成論文、專著。惟論文、專著是“認”，不僅會扼殺創(chuàng)新苗頭，自掘建樹根基，也會使學術生態(tài)惡化，“彌望皆黃茅白葦”，制造很多學術“泡沫”（參見吳子林《“畢達哥拉斯文體”——維特根斯坦與錢鍾書的對話》，《清華大學學報》2017年第3期；陳斐《史家楊天石先生的為學之道》，《關東學刊》2018年第2期）?！俺劦?，夕死可也”，治學的目的首先是圖個自己明白，不一定要“作”，即使要“作”，文體也應該多樣。嘆嘆！
阮元云：“學術盛衰，當于百年前后論升降焉?！保ā妒{齋養(yǎng)新錄序》）現(xiàn)代學術發(fā)展至今，恰好百年，一個升降的契機正在到來。盡管學者也要吃飯，但利祿不應成為我們主要的或終極的追求。對于學者而言，學問是生命，論著是名片。這是我們區(qū)別于其他行業(yè)人員的標志。讓我們抓住時代和技術帶來的創(chuàng)新契機，做出無愧于我們這代人生命和才情的能夠載入史冊的“一代之學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