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fā)現(xiàn)的山東民間寶卷孤本
原標題：新發(fā)現(xiàn)的山東孤本
《草墩寶卷》《嫌貧愛富寶卷》是山東地區(qū)新發(fā)現(xiàn)的兩部孤本民間寶卷，尚未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恫荻諏毦怼肪砟╊}“宣統(tǒng)元年（1909）山東萊蕪黃家營劉明則抄”，《嫌貧愛富寶卷》卷末題“宣統(tǒng)二年（1910）菊月山東萊蕪黃家營劉明則新編寶卷一部”，可見兩部寶卷均出自劉明則之手?！恫荻諏毦怼分v述的是明洪武年間的一個家庭倫理、孝養(yǎng)老人的故事。寡婦趙氏將賣祖宅所得的銀兩藏在隨身所帶的草墩之中來考驗三個女兒是否孝順，結果三個女兒都將她掃地出門。李天良收留了趙氏并認趙氏為母，極盡孝道。李天良孝行感天，玉皇大天尊送元寶給他，洪武帝給他全家都賜了封號。不孝之人都受到上天的懲罰，女兒女婿都遭了報應?！断迂殣鄹粚毦怼分v述康煕年間安徽省徽州陳天保在父親死后，家業(yè)凋零。岳父黃大富嫌貧愛富欲要悔婚，但未婚妻黃秀英執(zhí)意嫁到陳家。在黃秀英的鼓勵下，天保發(fā)憤用功，考中進士當了官。最終天保一家富貴雙全，黃大富遭報應家產敗光。這兩部寶卷應是改編自民間故事而來，《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山東卷》所載的故事類型中有“枕頭計”和“三婿拜壽”，《草墩寶卷》與前者相似，《嫌貧愛富寶卷》類似后者。
與南北民間寶卷中常見的故事寶卷相比，《草墩寶卷》《嫌貧愛富寶卷》在形式上和內容上有明顯不同。從形式上來看，雖然正文都是散韻結合，且韻文為七字句、十字句唱詞，但二者都沒有普通民間寶卷必備的開卷偈、結卷偈?！断迂殣鄹粚毦怼芬云哐栽婇_卷，《草墩寶卷》直接以白文開卷，二者都以白文結卷。《草墩寶卷》的形式是民間唱本的常用形式?！断迂殣鄹粚毦怼返陌孜纳戏竭€有幾處殘留著“講”字，大多數(shù)“講”字都被挖去，痕跡相當明顯。在白文上方標出“講”字，在韻文上方標出“宣”字，這其實是民間宣講善書的文本形式。從內容上來看，它們比南北故事寶卷更重教化，不惜余力地宣揚善惡報應，說教意味非常濃厚。這種刻板說教的方式是善書宣講的標準模式。雖然普通民間寶卷也極重教化，也宣揚善惡報應，但相對要靈活得多，藝術得多。
為什么《草墩寶卷》《嫌貧愛富寶卷》與善書相似呢？顯然是在基層社會都極為流行的善書宣講與宣卷發(fā)生了密切的關系。隨著清代中晚期的社會變遷，宣講圣諭制度在基層社會執(zhí)行的過程中又生發(fā)出能被民眾接受的故事性較強的善書宣講。這種民間的善書宣講逐漸脫離官方色彩，以宣講通俗易懂的教化故事為主，滲透到基層社會的日常生活中。基層社會中的鄉(xiāng)紳、士人、工商富裕階層、教團人士和普通民眾都參與到善書的制作、宣講、印售、改編、聆聽等各個環(huán)節(jié)之中。清代中晚期，善書和寶卷同時流行于基層社會。二者能產生交集的根本原因是受了明清勸善運動的影響。明代開始大興的勸善運動席卷了社會各階層，建立起全社會對善惡報應的普遍認同。尤其到了清代，勸善運動更為成熟。官方的圣諭宣講趨于完善，由上而下的勸善制度更有秩序；基層社會的精英階層（鄉(xiāng)紳、士人及工商富裕階層）成為民間社會勸善的主導力量；嘉慶以后，許多民間教團隱沒了政治上的危險性，以溫和的勸善面貌公開出現(xiàn)，善惡報應成為教理、教義中的重要內容，行善是信仰踐履的主要方式；民眾的勸善活動則以宣卷等多元的、寓教于樂的方式自然生發(fā)。在基層社會中，大致存在著三種比較強大的勸善力量：第一種是由鄉(xiāng)紳、士人及工商富裕階層組成的勸善共同體；第二種則是民間自發(fā)自為的介于有無組織之間的普通民眾的集合體；第三種力量——民間教團——靈活地游走、滲透于兩種力量之中。三種力量在基層社會中交匯交融，相互影響。受善惡報應觀念影響，民眾在宣卷活動中自覺加入了更多教化、勸善的因素。而鄉(xiāng)紳、士人及工商富裕階層（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是教團中人）看到了寶卷在民間社會的強大作用，也想借寶卷來勸善，于是也編寫起寶卷來。他們編寫的寶卷以勸世為目的，可稱之為勸世文寶卷。勸世文寶卷中有《太上感應篇寶卷》這類改編自經典勸善文的，也有《孔圣寶卷》《潘公免災寶卷》《醒心寶卷》《針心寶卷》此種新編的。這些勸世文寶卷使用教派寶卷或民間寶卷的形式，內容上多是說教，即使有故事情節(jié)也極為薄弱，絕大多數(shù)沒有留下被宣演的記錄，它們主要是通過具有教團背景的善書房刊刻流通。在看到寶卷的強大作用的同時，他們也看到了民間宣講善書的強大作用，對民間宣講也進行了改造，并冠以寶卷之名來擴大影響。大致來說，有兩種改造方式，或是用善書形式編寫宗教祖師傳記名之為“寶傳”，或是改編善書故事或民間故事而名之為“寶卷”。這兩種改造方式有一個共同特點——在形式上或內容上乃至形式和內容上都模仿善書，而且都造成了寶卷與善書的混淆和合流。一些“寶傳”綜合使用了寶卷和善書的形式，既可稱為“寶傳”，又可稱為“寶卷”。更有甚者，僅僅是把寶傳改名為寶卷，例如《草墩寶卷》《嫌貧愛富寶卷》的抄寫人劉明則是教團中人，他抄寫的《馬玉祥成仙寶卷》實則是抄襲善書形式的《成立寶傳》而來，僅是將主角成立替換成了馬玉祥。改編善書故事或民間故事的除了《草墩寶卷》《嫌貧愛富寶卷》之外，還有改編自女善書《閨閣錄》的《稽山賞貧寶卷》，改編自著名善書《宣講拾遺》的《愛女嫌媳寶卷》，改編自“殺狗勸夫”故事的《佛說趙妻借端寶卷》等。它們的形式多是善書形式，但去掉“宣”“講”后就搖身變?yōu)閷毦?。正是民間社會中的精英階層——鄉(xiāng)紳、士人及工商富裕階層（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是教團中人），促成了善書和寶卷的合流。
宣卷的盛行是民間社會自為性發(fā)展的結果，善書侵入寶卷造成二者的合流則體現(xiàn)出民間社會中的精英階層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和引導。善書侵入寶卷后產生的一批善書型寶卷總體上內容單一，數(shù)量不多，藝術上比較粗糙?！恫荻諏毦怼贰断迂殣鄹粚毦怼分惥褪巧茣蛯毦碇凶钌鷦拥?，也是藝術成就最高的了。
（作者：車錫倫，系揚州大學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