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腳踩到地窩子上

我是1965 年秋季到小宛農場的，去時住的是地窩子，這個點上挖了二十多間。連隊的編制是農建十一師第六團四連，也叫小宛農場四連，編制好的連隊就像獵人捕鳥的網已經布好，只等著飛鳥進去。

連隊在安西縣（現在叫瓜州縣）城東三十多公里處的一片荒原綠洲上，綠洲西端靠近戈壁的邊緣有一片很大的胡楊林，四連就定點在胡楊林邊緣。

我們從蘭州坐火車到玉門后，農場來了四輛大卡車，把我們九十余人裝上，連夜走，凌晨4 點左右汽車從蘭新公路下了便道，涉過疏勒河，顛簸著駛過了彎彎曲曲的絲路古道，然后就駛入一片樹林。

我們在車上都憋了尿，下車以后趕快往離汽車遠的地方走，找地方尿尿。走了幾步感覺腳底下發(fā)軟，有人就說，這走到哪兒了？我說，農場嘛，這可能是新翻過的土地吧。又走了幾步遠，幾個人正在撒尿，眼前的腳底下竟然出現了一團亮光，亮光里一位女同志喊道：這是誰上房了？原來我們跑到住人的地窩子頂上了。

地窩子是平地上挖一個坑，有一個斜坡進去，上面拿椽子、葦席蓋了個頂，壓上土，為防止風把土和葦席刮跑，便糊上很薄的一層草泥，所以人走上去是軟的。從上面看下去，那女人是站在坑里的，嚇得那幾個撒尿的人趕緊往回跑。

撒完尿回到汽車旁邊，大家按照在火車上編好的班排站好隊，先我們到達四連的都是部隊轉業(yè)來的老兵和從其他農場調來的老知青，他們把我們分頭帶進地窩子，然后提來饅頭、稀飯、水煮白菜，吃了點就上大通鋪睡了。當時各自帶的行李還在火車站，給每人一張棉毯一床被，下邊鋪的是草席。一覺醒來，陽光已經從房頂的窗戶口照進來，可以看清一房子的人還在睡著。我突然聽見有人啜泣，看見隔著兩個人的地方，有個小青年在哭，下鋪走過去詢問，他一臉淚水，不說話，只是指了指兩張通鋪之間的過道。我彎腰一看，一只鞋殼里有一只正在蠕動的、垂死掙扎的蝎子。我問他蜇哪兒了，他是穿著運動褲衩從天津出發(fā)的，他摸著褲筒叫我看，蝎子從褲筒里爬進去，他摳、抓、捏，蝎子就蜇了一路，從另一褲筒逃出來，被他捏個半死扔在過道里了。我跑出去找人，問一個老兵，才找到了衛(wèi)生室，把衛(wèi)生員叫了來。衛(wèi)生員是早一年來四連的女支邊青年，見了被蜇的小伙子，不好意思看被蜇的地方，給了碘酒瓶叫他自己抹碘酒。也就是在找衛(wèi)生員的時候，我判斷出，昨晚就是在她房頂上撒的尿。真危險呀，我們要是再往前多走三兩步，就掉到她的地窩子里去了。

連長是從北大荒生產建設兵團新調來的干部，也沒有來過甘肅。從東北過來的時候，十一師組織部門通知他順道在天津接一撥人，把他們帶到河西。接來后，他也就是這撥人的連長。

天津去農建十一師的有近二萬人。連長接的這一撥有八十幾人，車到蘭州又上了六個人，這九十來人都是這年夏季畢業(yè)的初高中生，也有還沒畢業(yè)的初中生。

我們是“文革”前去農場的，那時候我們不叫知青，叫支邊青年。農建十一師的職工總共大約五萬人，支邊青年近四萬，除了天津，還有西安和山東青島、濟南、淄博的支邊青年。

天津、北京、上海這幾個大城市，從解放初就存在學生畢業(yè)后就業(yè)難的問題，到六十年代，更是嚴重，政府想出的辦法是叫青年人去支援邊疆、開發(fā)西部。

1960 年以后，很多正在建設的高樓停下來了，建了半截的工廠停下來了……“文革”中，我和連隊的青年搭便車到嘉峪關去，看見一片廢棄的破磚爛瓦，空曠的廠房，已經煉過鐵但卻熄滅后冰冷的煉鐵爐，像巨大的陰影立在藍天下。還有空出來的宿舍樓。為什么宿舍樓都空下了？要壓縮城鎮(zhèn)人口呀。那時計劃失調，住在城市里的人馬上也要沒糧吃了，要下到農村去。

連長這個人

我們滿腔熱血來到了小宛農場的時間是1965年中秋節(jié)，坐在卡車上，天空的月亮很圓。如今我已經老了，記憶力很差，但那天汽車涉過疏勒河的情景卻歷歷在目，河面上泛著銀色的一片碎花。

下車以后，我們進行了兩個星期的政治學習，連長每天講屯墾戍邊的政治和經濟意義，講年輕人改造思想的重要性。我們每天進行討論，每個人都寫了決心書，要為建設邊疆獻出自己的青春和畢生精力，然后才開始墾荒。

連長也就是三十四五歲的樣子，長著一張很文靜的面孔，但他把每個人的政治熱情和勞動干勁都鼓得足足的。

連長叫李敏，南方人，出身商人家庭。高中畢業(yè)的時候——這是二十多年后我去他家，他對我講的——他的父母給他說了媳婦，他不同意，便逃婚離家，參加了共產黨的游擊隊。游擊隊很快壯大，全國解放后，改編為正規(guī)軍，他在連隊當文書。他進步很快，那時的高中畢業(yè)生也算是知識分子了，很快就調到了團機關，后又到了師機關，接著就送他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學習結束，留校當了教官。

1958 年部隊大裁軍，中央提出用十萬將士組建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開發(fā)北大荒。連長寫了報告要到黑龍江去，但當時部隊正在向蘇聯學習，要建設正規(guī)化的軍隊，他是年輕的教官，有文化又有軍事學院的學歷，所以他所在的系不同意他走。他就給當時的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寫了一封信，要求到北大荒去。寫給劉伯承的信轉回系里，系領導只好同意。

轉業(yè)到北大荒后，場領導任命他當一個連隊的指導員。當時正趕上1960 年的饑荒，連隊官兵吃糧緊張。為了大家多吃點糧，團部有一次通知他，造花名冊的時候可以多報十個八個人。在支部會上傳達完這個指示后，他說，領導知道大家吃不飽，直接分配點糧食來不就行了嗎？為什么要造假花名冊？這和國民黨部隊的吃空餉不是一樣了嗎？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支委中有人把這話向場部領導匯報了，場領導就派了工作組下來調查他，查還有什么反動言論。查來查去沒別的，就說了這么句牢騷話，但還是把他弄到完達山伐木去了。

伐木期間，一根木頭從雪地溜下來把他撞倒，砸傷了腳骨——他后來走路有點跛，慢慢走看不出來，一走快就看出來了——一個冬季過去，上級認為他已鍛煉好，就重新給他分配了工作，到另一個連隊去當連長。

再后來，他所在農場的地方政府跟他們團提出，希望要一批部隊的干部，加強地方政府的干部隊伍。那時候農場里的排長、連長扎了堆的——北大荒總共八萬多名職工，排級干部有六萬名，營級干部一千二百名。他那時候正因為自己的遭遇而內心不平，便主動報名到地方去工作，想改變一下自己的政治環(huán)境，結果到地方后才發(fā)現，地方干部對他們這批從兵團調過去的干部有很強的戒備心，處處設防，制造困難。原因是地方上同級別的干部很多，他們一去，這些干部都提拔不起來。

遇到這種情況，他就想，干脆離開北大荒吧。農建十一師后勤供應站的站長（團職干部）曾是他的戰(zhàn)友。他給這個人寫了一封信，說他想換個工作單位。而農建十一師1965 年正大力擴張，缺少干部，這個人跟師政治部一說，商調函就發(fā)過去了，那邊馬上就放了人。

連長是個有理想的人，有一股知識分子想要干一番事業(yè)的想法，要不然他不在南京軍事學院當教官，兩次打報告到北大荒種地，何苦呢？可他在北大荒碰了一鼻子灰，理想受挫，于是又換了一個地方，重打鑼鼓另開張，還是想干出一番成績來。

開墾荒原

李敏帶著我們這個連隊僅僅干了一個冬天，到十二月底，這個連隊就在小宛農場出了名，被評為四好連隊。當然，他也成了小宛農場的明星連長。

1966 年1 月，團部召開四好連隊、五好戰(zhàn)士代表大會時，四連雖然只有九十多名知青，但代表陣容比其他有二百名農工的連隊都要強大。

連隊沒有指導員，所以李敏既是連長，也是黨支部書記。他有很豐富的工作經驗，注重連隊建設，為了平整、開發(fā)出更多的土地，整個連隊像一部機器一樣開動起來，永不停歇。

面對一片蠻荒之地，生產股的技術員先進行測量和設計，根據面積大小，設計幾條農渠、幾條毛渠，然后分成多少塊澆水的田格。再看有幾塊洼地幾個沙包——沙包挖掉，沙土正好填滿那幾塊洼地。把這些數據寫在木頭橛子上插入土地中，農工就開始修渠，挖掉沙包，把土抬過去填在洼地上。沒有挖土機，沒有推土機，全靠肩膀抬。

土地平好之后，就要修渠、打埂、澆水，這些活兒都很繁重。河西走廊的土地都是河流沖刷出來的荒原，鹽堿很重，要壓堿后才能耕種。田埂要打四十厘米高，水要澆到三十厘米深，把鹽堿溶化，堿水從地下滲到排堿溝，再排到最低洼處。這樣要澆水三四遍，才符合要求。

這種壓堿洗堿的工作，是在入冬后進行，熱天蒸發(fā)量大，不能干，因為堿洗不掉，留在土壤里是不行的。初冬的天氣，在安西已是零下二十多攝氏度了，異常寒冷。最痛苦的是渠道田埂都是新修的，水一沖就垮塌。為了出活，男男女女都跳進決口堵漏，決口堵住了，衣裳卻凍冰了，一碰就發(fā)出咔啦咔啦的聲音。

有一天，一處大渠被水沖垮了，我抱著一個抬筐站在決口里，叫全班的人從遠處往筐里拋土。決口堵上了，但我凍僵了。找來蒿草點火烤都不行，只好趕快往連隊跑，走到半路，泡濕凍硬的大頭鞋又掉了，只得提著鞋往回走，回到地窩子，火一烤，凍僵的腳腿和胳膊骨頭疼得哭都哭不出來。

排堿溝要挖三到五米深，溝口五到八米寬，有些地方十米寬。挖溝都是在最寒冷的深冬進行，這時候因為疏勒河水一進入斗渠就凍上了，水引不到農渠、毛渠來，不能澆水了。

我們早晨八點就來到荒野上，一字排開，一人三米長，往下挖。每人不能小于三米，那樣互相之間距離太近，鐵锨甩不開，干擾旁邊的人干活。那時要求一個人要挖八立方土，但實際一天下來，都挖到十幾方，因為要一口氣挖到底，不挖到底，第二天再來就挖不動了，镢頭挖下去一個白印，要鋼釬才能撬開，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氣，一夜能凍上十幾厘米厚的硬殼。那千萬年沖積形成的土層里有礫石，挖起來非常吃力。

我現在兩條腿疼，走路雙腿伸不直，腿上肌肉痛，醫(yī)生說是腰椎關節(jié)的問題。我的腰就是挖排堿溝受的傷。跟人說，人家都無法理解，我就是在用腳踩鐵锨時，锨頭正好對在了土中的一塊石頭上，锨頭一扭轉，把腰扭傷了。沒干過那種活的人，真不相信會出這樣的事，他們不知道，為了鐵锨能踩下去，干活時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到了那一只腳上，腰的力量也是對準了锨頭。锨頭一扭，就把腰椎扭傷了。那次我在地窩子躺了三天，又下地了。

挖排堿溝中午都在工地吃飯，炊事班趕著毛驢車把飯送到工地上。因為你要是撂下工具回連隊吃飯，需要兩個小時，挖了半截的地表就會凍成兩厘米厚的硬殼。為了中午能回連吃飯，在地窩子休息一個多小時，我們就把挖松了的土在地表鋪一層，下午刨開后就可以接著挖。有時候，一個排或者全連到收工也挖不到底，天黑了，便在未挖完的土臺子上鋪半尺厚的虛土，這樣第二天來挖時凍得淺一些，省點力。

大家勞動簡直就是比賽，因為挖得快的挖下去了，挖得慢的地方就形成了一個土臺子，難看，尷尬，讓旁人看來你在偷懶。其實，人的體力有大小，有人力大體壯，有人瘦小體弱，其實都在賣力地干。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fā)生，力大體壯的人在挖自己那塊地兒的時候，時不時地將對面和旁邊人的土挖幾锨甩到溝外邊去，基本上做到一個班的進度均勻。

說實在的，干活就像打仗，尤其是早晨，農工們挖的是千古荒原上表面松軟干燥的沙土，只見原野上塵土飛揚，像一條黃色蛟龍。

安西縣的小宛農場，位于新疆與甘肅交界的星星峽東近二百公里處，從新疆刮過來的風經過這里，安西處在風口上，天天刮風，早上西風晚上東風，拉鋸一樣地刮個不停。這時你若站在與大排渠垂直的位置看，只見兩三百米寬的一匹黃布在你面前展開，不停地飄動，如同大海上翻起的波濤，滾滾涌向遠方。

剛開工時，大家睡了一夜，剛吃過早飯，力氣足，土甩得遠——也必須甩遠一點兒，否則，下午挖下的土甩上來就沒處堆。這時候干活身上發(fā)熱，許多人脫了棉衣，穿著絨衣或毛衣挖土。記得有一天上午，大家正在挖溝，幾個人騎馬從遠方走了過來。是團長李學福來巡視工地了，于是二排的幾個小青年為了表現，把外衣脫了，只穿背心和褲衩挖土甩土。這情景把團長看得目瞪口呆。

挖了三四個月排堿溝，河西走廊上的春天到來了，去年九十月份平整出的九十四畝土地開始播種，整個連隊又開始開墾一片四百畝的荒原。為了加快墾荒速度，連長想出了好辦法：每天干活前，念幾段語錄，并在工地上插上一塊標語牌。連隊里的積極分子創(chuàng)造了新的勞動方式，兩個人同時抬兩筐土，一個筐裝滿了，再摞上一個筐裝滿土，奔跑著往洼地抬。其他人也向他們學習，所有的人都抬兩筐土。連隊里有幾個女知青，剛讀初一就報名來了農建十一師，才十五歲，她們也是兩個人抬兩筐土。那兩筐土有二百多斤重，我看著這些小姑娘踉踉蹌蹌抬著土奔跑，心想，看你們能堅持幾天！

當然，我那時也抬兩筐土，很沉重，肩膀壓腫了，抬杠一上肩就疼得撕裂了一樣，但我堅持下來了，過了近一個月，竟然適應了，肩膀不疼了。更奇葩的是，有人發(fā)明了一條龍?zhí)练?。七八個人，有時候二三十個人，左右肩都抬一筐土，前后的人結成一個鏈條。

工地上一片熱氣騰騰的樣子。那兩三個月真是累呀，太陽壓在地平線上了，值日排長吹哨喊收工，我已累得走不動了，跟不上大家的腳步。加之餓得渾身直冒冷汗。于是想了個辦法，每天連隊收工的時候，我叫上一個人抬上一只筐子，落到連隊后邊，去拾柴禾。連隊有一個開水房，燒的是柴禾，眾人拾柴火焰高，連隊領導號召大家拾柴放到那兒去，這樣做可以節(jié)約煤。拾的是拖拉機翻地翻出來的駱駝草根，長了許多年的駱駝草根像洗衣用的棒槌那么大。抬上一個筐子，揀幾根柴禾，就可以不排隊了，走慢走快就自由了。但就是這樣慢慢走也累，有時要在路上歇一會兒才能走回連隊。

有一次，我在路上坐著歇息，連隊新任命的秦連長走過來了。他是從濟南軍區(qū)轉業(yè)的。不知道為什么，四連當時有連長缺指導員，但是團黨委把他安排在四連當連長，卻沒有把李敏調走或是調整為指導員。他在連里待了幾個月就調走了，我連他的名字都沒記下。他從來沒在隊列前講過話，只是跟著全連職工參加勞動。他問我坐在這兒干什么。我實話實說：連長，我累了，走不動了。他聽了我的話沒批評我，在我身旁站住，看著我。我有點尷尬，就和那位抬筐的知青站起來往前走。他說，勞動量確實太大了，我在部隊上也沒看見過這樣長時間勞動的。我沒做聲，不知后邊應該說什么。走了幾步，他又說，伙食也太差了，突擊性地執(zhí)行任務，干幾天還行，長期這樣是不行的。

那時每人一月的口糧是四十五斤，每頓飯吃完兩塊玉米面發(fā)糕，肚子還空蕩蕩的。那時吃的是什么呢？因為師長和師部的大多數干部是從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調來的，所以他們支援農建十一師，運來玉米面、青稞和高粱面。運來什么吃什么，一吃就是一兩個月。青稞面炒熟拌上酥油好吃，可我們卻是蒸成窩頭吃，看著像狗屎一樣，黑黑的，不拌酥油的青稞面粘牙，我們一吃就是一兩個月。

“政治事件”

連隊的情況還真被秦連長不幸言中，大約是六月份前后——四連就顯露出一種敗相：各班的戰(zhàn)士中病號開始增多，工地上沒人喊口號了，“一條龍”也消失不見了。人們干活，上午還行，但下午快收工時就都杵著锨站著，等著收工回宿舍，小青年們和班排長吵架、頂撞的現象頻發(fā)，勞動效率明顯降低，人心開始渙散。

當然，這種現象的產生還有原因。這年一月，團部召開四好連隊五好戰(zhàn)士表彰大會之后，場領導把老三連拆散，人員分到其他各連，四連分來了四十多人。

老三連拆散的原因是那個連隊建立得比四連早半年，連隊人員構成是人們所說的社會青年，他們上完小學、中學之后，在社會上閑散了一兩年時間，已有自由散漫的習性，而三連連長工作方法又簡單粗暴，不是罵就是訓，個別逃跑要回天津的青年被他抓回來之后，捆綁批判，在全連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最后，他已經管不住這群人。這幾十個人分到四連后，對四連原有的生活秩序有所沖擊，再加上五月又從天津來了四五十名知青，連隊增加到兩百人了，人多了就事多。

連隊出現渙散現象，這是必然，也是一種常態(tài)?？蛇B長李敏很著急，覺得要出麻煩了，開連務會的時候就一再要求班排長要加強管理，要減少泡病號吃病號飯的人，要消除渙散現象。但是，班排長加強管理的結果是頂撞吵架的現象更加頻繁，打架斗毆現象也開始出現，勞動效率還是上不去。連長不知如何辦才好，他把自己的無能為力公開表現了出來。

六月中下旬的時候，他連著召開了六七次連務會。連務會一般是一禮拜開一次。我們到小宛農場后，農場就實行大禮拜（每十天為一個禮拜，逢十休息），大禮拜的目的是讓職工每月少休息一天。正常情況下，連務會逢十的晚上開，晚八點開到十點結束。班排長在連部開連務會，副班長在各班召集職工開生活會，各自檢討一禮拜以來的工作表現，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十點鐘結束后睡覺。

李敏接連召開了六七次連務會，都是和班排長們商討如何克服連隊渙散現象。每次會都開到十一二點，但總也研究不出一個好辦法來。

第七次連務會開到夜里十二點了，班排長中很多人都在打瞌睡，有的人干脆坐到墻根倚在墻上睡著了。李敏仍不宣布散會，過幾分鐘就催一次，大家不要睡覺了，注意力集中，再想想辦法。

我已經沒有耐心，便說了一句，連長，我說幾句話。連長大聲說好。于是我說，咱們已經連著開了幾天會了，每次都開到深夜，我提個建議，連領導不要光把眼睛盯在如何克服問題上，而應用一種逆向思維的方法想想連隊的問題。我說完，一個叫劉寶生的班長帶著譏笑的口氣說，老楊你有什么好辦法，你的逆向思維是怎么思維的，你說！我沒有看他，接著說，什么叫逆向思維呢？我上學時讀過一篇文章，說圓珠筆是美國人發(fā)明的，此前人們都使用鵝毛筆，還有鋼筆，寫字時要帶上墨水。有了圓珠筆就不用帶墨水了，但圓珠筆用久了會漏油墨，把衣服口袋弄臟。圓珠筆芯的墨汁是油性的，衣服搞臟了洗不掉。于是造筆的那些資本家就研究如何改進筆尖上的圓珠，可以不磨損筆頭。但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這影響了圓珠筆的生產和銷售。有個資本家不這樣考慮問題，他只把裝油墨的筆芯剪短了一截，書寫時不等圓珠把筆口磨大，筆芯里的油墨就用光了，該買新的筆了，于是他的產品大受歡迎，掙了不少錢。這就是逆向思維。

我說完后，有人說，老楊，你接著說。我便又說，連隊為什么渙散？就是因為建連這八九個月以來大家太累了，生活太緊張了，叫大家輕松一下，就不會渙散了。大家想想，咱們來河西為的是什么？不就是改造思想、不就是屯墾戌邊、不就是建設國家嗎？大家都是自愿來的，沒有一個人是被誰逼著來的；大家在勞動中都是百分之百賣力的，可是連里天天開會研究，叫大家怎么多干活。而我們現在該做的，是叫大家休養(yǎng)生息。我不知連長想過沒有，像我這樣大歲數的人都覺得累，像小班長、像那些才十五歲的小姑娘，一天抬兩筐土跑上八個小時，她們怎么受得了？她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十天一個禮拜，十天當中從1 號到10 號只有9 號這天晚上不學習，把這變一變，一禮拜就一兩天晚上開會學習，其他七八天晚上都不學習不開會，這樣不行嗎？每天收工回來后，大家洗洗臉，吃完飯，讓大家寫寫家信、洗洗衣服、聊聊天，或者讀讀書，這不好嗎？為什么非要開會兩個小時，到十點睡覺？

我是想到哪兒說到哪兒，我的話講完了，為了有條理一點兒，我又加了幾句：咱們連的問題，我認為不是鼓動大家怎么激情飽滿地干活的問題，而是勞動太累了，需要放松一下，讓大家生活得快樂一點的問題。生活快樂了，下地干活大家也就不覺得累了。語錄上有這樣的話，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使得勞動變成了一種快樂的行為?？晌椰F在一點也感覺不到快樂。

連長聽我說完了，手指頭在桌子上摳著說，看大家還有別的意見沒有？大家還有發(fā)言的嗎？地窩子里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吭聲。連長接著說，今天晚上的會就開到這兒，大家回去休息。平時一說散會，大家都很開心，說說笑笑地走出連部。這天晚上散會，大家都默默地走，沒有一個人說話。我感覺到了氣氛不對頭，但也沒有多想。過了三四天后的一個晚上，約八點鐘的時候，連隊值日排長集合全連干部職工，到大禮堂去開大會。

所謂大禮堂，就是個大地窩子，挖得深一些、大一些，因為沒有那么長的房梁，里面排了兩行柱子。大地窩子能坐兩個連隊的人。那天，一進大禮堂就感覺到一種特殊的氣氛，幾根柱子上掛了六七盞風燈，照得禮堂燈火通明，農場張副政委站在前面的土臺子上，土臺子上還擺了一張桌子，桌子上也放了一盞風燈。大家看著氣氛不對頭，都不說笑了，各個班排自動歸位，就地坐在鋪著麥草的地上。

會場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說話，只有政委在發(fā)言。他講話的時候我已明白，我有錯話被他抓住了，我要倒霉了，我應該怎么辦？我的思想在急速轉動，考慮怎樣逃過這一劫難。我想，我必須辯駁，我要把我在連務會上的話公之于眾，大家會認為有道理的，我是為他們說話的，而張副政委的講話是歪曲的。但是他沒有點我的名字，我不好說什么，我該怎么辦？我想我不能示弱，我略一思索，站了起來。我說，張副政委講的這些話是誰說的，你把人名點出來，讓大家批判他，但又沒說這個人是誰，大家怎么批判？他似乎沒料到我會站出來這樣說話。他愣了一下，支吾著說，嗯……說這些話的人的名字我暫時先不點，大家先批判這些反動言論。我說，這個人的名字不點出來，大家不好批判，那是無的放矢，難道說出這個人的名字很難嗎？這時，令我驚訝的是，有人突然說話了，楊顯惠，誰叫你發(fā)言的？你站起來干什么？坐下，坐下！還有兩三個人也大聲喊，坐下！坐下！有一個人甚至說出了這樣的話，楊顯惠，政委說的誰，你還不知道嗎？你不要裝傻了！我當時怔住了，說話的幾個人都是男子排的小青年，有一個就是挖排堿溝時穿著背心褲衩干活的。近一年來，我與他們成天在一起勞動，都很熟悉，前幾天在連務會上的發(fā)言，我認為也代表著他們的心聲，現在他們竟然為副政委幫腔，要把我推下懸崖。我立即就明白了，張副政委不是今天才來四連的，他可能前兩三天就來了，他和連長已經召開過多次調查和動員會了，組織怎么批判我，積極分子們已經進行了批判的發(fā)言準備。帶頭喊我坐下，不許我說話的人，這都是布置好的積極分子。我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再說什么也沒用了，我的負隅頑抗是毫無意義的。一瞬間，腦子里閃過一些念頭，然后我乖乖地坐下了。

批判會開始了，但我根本就沒聽他們是怎么發(fā)言的，講了些什么，因為發(fā)言的人里根本就沒有我熟悉的那些班排長。那些班排長都是高中生，我們在一起很說得來，有的人還喜歡文學，在一起談讀過的書。我想，他們還不愿意當大批判的槍手，不好意思批判我吧。批判會時間不長就結束了，只有三四個人發(fā)言，都很簡短。最后連長說，今天的會就開到這兒，散會。全連的人按照以往的習慣，走出大禮堂。

……

作者簡介

楊顯惠，甘肅東鄉(xiāng)人，1946 年生于蘭州，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居天津；1988 年入天津作家協會專職寫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這一片大海灘》《夾邊溝記事》《告別夾邊溝》《甘南紀事》等書；小說曾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小說學會獎、《上海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