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盡管在貴粵桂等省也有少量黎族同胞居住，但絕大部分黎族人口都生活在海南島，因而黎族作家屬于一種“在島嶼寫作”，如同汪榮所指出的，這種地緣與地理因素對黎族文學的影響是內在而深遠的。黎族書面文學起步很晚，基本上在“新時期”才生發(fā)起來，所以回顧它的歷程其實也即管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多民族文學發(fā)展的過程。地方性與族群文化、語言的轉譯性、民族符號與民族志式書寫……這些話題既是黎族文學的，也是其他民族文學共有的，提醒著我們對于少數民族文學理論問題的提煉與萃取。

——劉大先

南方弦歌：黎族作家文學的回顧與前瞻

汪榮

黎族是中國南方的少數民族，從人口數量來說是中國第18大民族。黎族的世居地是海南島，除此之外，黎族還在貴州、廣東、廣西等省區(qū)有少量人口分布。海南島上有著近150萬的黎族同胞，這在900余萬的海南省人口中其實是較大的比例。黎族是海南的原住民，海南島的自然山水生養(yǎng)和哺育著黎族人民，形塑了他們的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和價值觀念。同時，作為地處祖國南方之南的島嶼，海南島是一個獨立的地理單元，也有著封閉、邊緣、自主的多重屬性。這種地緣和空間上的特殊性影響了黎族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更深刻地影響著黎族作家文學的發(fā)生和發(fā)展。

因為黎族是一個沒有書面文字的民族，所以黎族作家文學的起步較晚。和其他更加具有作家文學傳統(tǒng)的人口較多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滿族等相比，黎族作家文學可謂是一個蹣跚學步者。按照黎族文學研究者的普遍觀點，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有黎族書面文學作家龍敏所發(fā)表的少量作品，而第一代作家的出現則是新時期初期的事情。

雖然起步較晚，但是黎族作家文學的發(fā)展趨勢卻十分迅猛。短短四十余年時間，黎族作家文學和黎族文壇從弱到強，已經出現了好幾撥作家群體和好幾個浪潮。因此，我們可以把黎族作家文學的發(fā)展分成不同的階段。依據黎族作家文學研究學者王海的觀點，黎族作家文學的發(fā)展主要可以分為20世紀70年代—80年代、20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三個階段。如果按照發(fā)展狀態(tài)來劃分時代，我們姑且可以將黎族作家文學的發(fā)展脈絡命名為萌芽發(fā)軔期、沉寂滯漲期，到多元顯現期。

第一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80年代的萌芽發(fā)軔期。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和文學思潮激發(fā)了黎族作家，由此產生了第一代的黎族作家文學，龍敏、王海、董元培、符玉珍等都在此時登上當代民族文學的舞臺。龍敏創(chuàng)作了《年頭夜雨》（1983）和《同飲一江水》（1981）等作品，同時還出版黎族第一部中篇小說《黎鄉(xiāng)月》（1986）。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飲一江水》，該作品以黎族小伙子阿良和苗族姑娘阿迷的戀愛故事為主線，講述了黎苗兩族從互相對峙到互相和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黎苗兩族青年之間互相對話、互相砥礪，兩族之間形成了相互嵌入的社區(qū)結構和社會生態(tài)，體現了勞動之美和社區(qū)精神，可以說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中跨族群主題的代表作品。王海發(fā)表的黎族第一部短篇小說《采訪》（1979），是黎族作家文學的開端。王海在新世紀之后收集了他早期的作品結集為《吞挑峒首》，就該小說集的短篇小說作品而言，無疑體現了較高的文學創(chuàng)作水平，如《五指山上有顆紅荔枝》《芭英》《帕格和那魯》《彎彎月光路》《吞挑峒首》都善用民族風俗和民族符號，將民族志書寫編織在情節(jié)和結構中，體現了濃郁的熱帶風情和淳樸的人性人情之美，同時這些作品也帶有強烈的懷舊感和抒情性，書寫了被日益受到現代性侵襲的原初黎鄉(xiāng)逐漸變化的情狀。

第二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的沉寂滯漲期。因為中國當代社會的轉型和市場化的沖擊，這個階段的黎族作家文學寫作環(huán)境并不好，原有的寫作隊伍逐漸星散，同時作品創(chuàng)作的熱情也變得衰退，黎族作家文學陷入低谷。不過黎族的第一批大學生成為這個時期的主要參與者。亞根是這個時期的出色寫作者，他在大學畢業(yè)回海南工作后在省內和國家級刊物上發(fā)表了不少的散文與詩歌，后續(xù)逐漸轉入小說創(chuàng)作和學術研究。作為在現代城市生活的知識分子，亞根關注城鄉(xiāng)之間的流動與變遷，他的小說帶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寫實傾向；作為一個學者，亞根還對黎族的傳統(tǒng)文化如歌舞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時，高照清在90年代登上文壇，他以散文作為主要寫作文體，他的目光始終凝視在黎鄉(xiāng)黎村中，將個體生命與地方歷史聯(lián)系起來，質樸清新的文字中蘊含了黎族民間生活和藝術之美。

第三階段是新世紀文學的多元顯現期。前輩作家如龍敏、亞根等人在這一階段持續(xù)發(fā)力，拿出了幾個非常有分量的長篇小說，而80后和90后的作家也逐漸登上舞臺，他們的創(chuàng)作能量主要集中在詩歌方面，這凸顯了黎族作家文學的抒情傳統(tǒng)與南方意識。龍敏的長篇小說《黎山魂》（2002）是此階段黎族作家文學的重要收獲，該作品篇幅宏大，具有史詩氣勢，描寫了黎族爭取翻身解放的經驗，也呈現了黎族同胞的強韌和勇敢的精神氣質，還對黎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熱帶風景進行了細膩的描繪。龍敏作為與黎族作家文學同行和成長的作家，在此時用這部史詩級的作品樹立了一塊里程碑。80后的李其文不僅創(chuàng)作了以底層書寫為主題的小說集《火中取炭》（2017），還組織編纂了詩歌集《出生地》，同時他還是陵水一系列文學與文藝活動的組織者。同為80后的瓊中詩人唐鴻南則將主要關注放在散文詩的文體上，他的寫作兼具敘事性和抒情性，而黎鄉(xiāng)是他抒寫的重要對象。

通過前述的概括，我們可以看出整個黎族作家文學的發(fā)展的基本輪廓，這個過程其實是與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同步的。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黃金時代，黎族作家文學領域誕生了大量的民族文學作家和作品，這無疑與當時鼓勵啟蒙、推崇文學的時代風氣有關。到了90年代，黎族作家文學出現了滑坡式的發(fā)展趨勢，甚至整個70年代生的作家群出現斷層，這與當時文學生態(tài)中市場化的生存環(huán)境有關。畢竟當作家們的心態(tài)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和普遍焦慮的時候，不可能產出重量級的作品。在新世紀以后，當社會的環(huán)境和生活的困境得以緩解時，黎族作家文學又從低谷中逐漸走出，走向了文學自覺和眾聲喧嘩的新局面。

隔了四十多年的時間往回看，黎族作家文學有著“從自在到自覺”的精神歷程和創(chuàng)作軌跡。不同時代的黎族作家?guī)е膶W的理想投入創(chuàng)作，也形成了一個不斷壯大的黎族作家群。按照代際劃分整個黎族作家群，我們可以看到：50后的有龍敏和王海；60后的有亞根、黃仁軻、高照清；80后的有李其文、唐鴻南、鄭朝能、王瑾宇；90后的有李枕威、李星青、劉圣賀、曾祥理。上面列舉出的只是一些代表性作家，但已經可以看出一個弦歌不輟、薪火相傳的黎族作家文學隊伍。黎族作家們用不同文體實踐著民族書寫和主體發(fā)聲。與此同時，他們雖然分享著同一族群身份，但是各自書寫策略并不相同，所在的具體地域也不同。因此，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黎族文學內部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當然，在四十余年的發(fā)展進程中，黎族作家文學逐漸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風格和特色。首先是執(zhí)拗的地方性。海南是中國少有的熱帶省份，有著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質。黎族作家作為島嶼的原住民，他們熱衷于書寫在地的風土人情，他們的作品具有鮮明的“地方性色彩”，也蘊藏了如同百科全書般的“地方性知識”。草木蟲魚和自然萬物都進入到了黎族作家的視野，這使得他們的作品既充滿了如同熱帶雨林的神秘氣氛，也帶有“萬物有靈”的天然的生態(tài)主義思維。黎族作家龍敏和王海的小說將自然風景與人物塑造相融合，將地景描寫編織在故事的推進之中，使小說充滿了濃郁的熱帶情調和文本感性。在詩人李其文、謝來龍和金戈的筆下，黎鄉(xiāng)的風物和風土構成了重要的意象來源，這使得他的詩歌帶有濃厚的南方氣質和抒情氛圍。

其次是語言的多重轉譯性?！稗D譯性”可謂是黎族作家文學最大的特殊之處。所謂“轉譯性”，主要指的是黎族作家在黎語與閩南話與漢語普通話之間的多重穿越、翻譯和轉換。對于亞根來說，寫作是多重語言壁壘的穿行。海南漢族作家孔見就在《一個人的背后》中指出亞根的寫作在語言上的艱難：“他首先要把自己的經驗轉換為本民族的語言，然后將其轉換為閩南語，最后再將閩南語轉換為普通話”。無獨有偶，在散文作家高照清看來，“用黎語思維，用漢語表達，而兩者的語序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在寫作時，確實會面臨一個‘思維轉換’的問題。”三級的語言轉換，必然使原初的本意在“翻譯”的過程中被消耗或者被增加。這種跨語際、跨族際、跨體系的多重轉化，展示了黎族作家在使用漢語這一寫作工具時的困境和突圍的努力，也為漢語書寫提供了新的邊緣的活力。

最后是民族文化的符號系統(tǒng)。黎族作家文學雖然誕生和發(fā)展的時間不長，但是黎族本身卻有著非常漫長的口傳文化和民間文化，這些歷史積淀和文化土壤構成了黎族作家文學的背景。當然，不同的黎族作家所使用的民族性和符號性的東西比重不同：有的作家熱衷民族歷史和民族符號的展演，有的作家卻對民族特質和族群身份進行淡化處理，但是不可回避的是，黎族作家的文字背后的確隱藏著一個民族文化的背景，這些民族根性的東西構成作家創(chuàng)作的潛意識。在研究者曲明鑫的《黎族作家文學研究》中，她就認為黎族作家文學的題材來源中包含了對黎族神話傳說的繼承、對黎族民間故事的借鑒、對黎族史詩和歌謠的吸取以及對黎族謎語和諺語的運用。可以說，黎族作家們的寫作雖然是個人性的，但是背后卻有著民族集體無意識和民族心理的支撐，無論他們在寫作中是否挪用和征用既有的民族文化符號系統(tǒng)，他們的寫作都帶有或隱或顯的“民族志書寫”的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黎族作家文學的回顧中，文學與傳媒、文學與社區(qū)的關系不得不提。例如，在早期黎族作家文學的發(fā)生和發(fā)展中，一個地方性的文學雜志起到了重要作用，那就是《五指山》。瓊中地區(qū)是海南黎族同胞的聚居地，而《五指山》雜志是黎族作家文學的搖籃。這個雜志雖然是地方性的小雜志，但是發(fā)揮了影響力和集聚效應，為早期黎族作家搭建了一個交流和對話的平臺，也為黎族作家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此外，當我們談及新世紀之后的黎族文壇，“陵水”也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地標和文學坐標。近年來，陵水縣既舉辦了“中國南方少數民族文學首屆陵水論壇”（2014），又成立了“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和《民族文學》雜志社陵水創(chuàng)作基地”（2014），還設立了“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文學獎”（2016）。就此而言，陵水可以說變成了一個立足于海南的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的中心，在文學生態(tài)建設方面發(fā)揮了強大的能動性。這種文學體制上的積極舉措無疑為黎族作家文學的發(fā)展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也為繁榮黎族作家文學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綜合而論，島嶼有著與大陸不同的生存環(huán)境和政治經濟生態(tài)。雖然地理決定論并不周延，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地理因素確實對作家的文學感性和情感結構有著巨大的影響。海南島獨特的地理空間是黎族作家文學發(fā)生和發(fā)展的前提，黎族作家用自己的筆記錄下自己生命的斑駁光影，也為海南島書寫著故事與傳奇。自前輩作家龍敏在七十年代發(fā)表作品以來，不同世代的黎族作家追尋著創(chuàng)作上的多樣性，也探索自我的民族身份的特殊性，同時還在不斷地與海南島這個地理空間進行對話。黎族作家文學，是黎族作家以文學之名，為自己、地方和民族所吟唱的南方弦歌。在黎族作家堅忍的追尋、探索和對話中，也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增添了一道別樣的熱帶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