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語中還鄉(xiāng)
也許是因為生于并長于少數(shù)民族眾多的省份，我很少主動意識到自己的“少數(shù)”身份。這是片一層山一層人的神秘土地，每一層山里的人幾乎都會擁有幾種不同的語言；當我們說話、歌唱，先天的高亢音色和多聲部的和音在這片土地上回響，就像西域大地上延綿不絕的山脈，高低起伏參差錯落。當我們用各自的母語親切熱烈地呼喊和應(yīng)答，就會知道對面的山巒、山坳全部都是本族的地界。
——這是很多很多年前的光景，是身處現(xiàn)代文明的我們關(guān)于農(nóng)耕時代鏡像的回望和想象。如今，我們熟練地使用漢語交談、交易，也用漢語思考、寫作。即使在以少數(shù)民族風情為噱頭的旅游城市里，我們無法通過人們的面容、衣著、神情將那些原生的“少數(shù)”從擁擠的人群中辨認而出?，F(xiàn)代生活以它千篇一律的節(jié)奏消磨和消弭著人們所剩無幾的鄉(xiāng)愁。鄉(xiāng)愁是不需要共同語言作為鋪墊的，這個時代，只要邊遠地域和異質(zhì)文化用自己的語言發(fā)聲，無孔不入的商業(yè)文明就會立刻將其裹挾成一種粗暴的鄉(xiāng)愁儀式，然后被消費。
很難說出“少數(shù)”的意義，對于一個不斷同化和擴張的世界來說，它是否是一種堅韌的抵抗和留守。它們在自己的“慢”里，沉淀自己的記憶、習俗、血統(tǒng)、魂魄、根系、故土。少數(shù)族裔的身份是毋須辨認的，只要我們扎根在古老民族的根系中，我們的骨血必然會被傳統(tǒng)所灌溉和滋養(yǎng)?，F(xiàn)代生活以其迅猛的速度進行著各種“移植”、“扦插”和“重栽”，我們生活的空間越來越相似，城市像一塊塊在世界漂浮不定的積木，人們乘坐高速的交通工具去往他鄉(xiāng)。只有那些根系還在土地上的人，甘于緩慢、用腳步丈量土地的，人群中的少數(shù)，他們才知道枝椏朝著向陽的方向生長，才能真正回到故鄉(xiāng)。
在這個意義上，我愿意確認自己的“少數(shù)”身份，如同詩人總是站在這個世界的邊地。
作為一個白族的后裔，我卻在藏族聚居地出生、度過童年；在納西族聚居地度過青少年時期；在粵語文化地區(qū)生活、寫作……這些生命印跡讓我感到巴別塔無法建成，它也不必建成。我們在塔底尋找到棲息地，在這里我們守護著各自蓬勃跳動的心。重要的是，無論是語言，還是其他形式，我們能夠體認同樣的悲傷和狂喜，同樣的苦難與榮耀，同樣的愛、信仰和美。
當蒙古長調(diào)傳來草原深處的哀傷；當鞏乃斯河畔的牧馬人唱出哈薩克人遠久的愛情；當漓江上傳來男女繾綣柔情的對歌；當楊麗萍的孔雀舞帶著山野的空靈寂靜……我們不僅感受到他們作為少數(shù)族裔的舞蹈歌吟，也在人類共通的生命體驗中返回我們各自的家鄉(xiāng)，那里有人類最基本的信念和文明支撐。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生活不是作為審美而存在，然而他們的天性似乎更多地保存了一種與自然萬物共通的原始力量。因為“少數(shù)”總是偏居一隅，自然的恩賜和施洗，讓我們更加珍視大地上發(fā)生的事情，敬畏那些我們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事物，也更加著迷于自然本身的更迭和運轉(zhuǎn)。
一個民族就是在這樣的生命體驗和積累中形成自己的心跳節(jié)律，它有可能被外界打亂，也有可能由于自身的生長、病變而更改。它對于族裔中個體生命的意義，也許就是賦予他們一種脈搏，哪怕我們?nèi)蓊佉迅摹⑧l(xiāng)音不存，我們還是能通過相似的頻率，精確地回到熟悉的呼吸吐納中，回到我們的故鄉(xiāng)。
詩人通過詩歌的方式與世界建立聯(lián)系，無論我們用什么方式成為島嶼，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無論民族、職業(yè)、生存狀況等等，用各種方式呈現(xiàn)的“少數(shù)”，我們都為世界提供著獨特的經(jīng)驗、記憶，甚至富有傳統(tǒng)和創(chuàng)造性的疆域。誰又能說“少數(shù)”不是“中心”呢？
不需要明辨“少數(shù)”，民族血液的根須會頑強地喚醒我們的知覺和鄉(xiāng)愁。也不需要刻意在“少數(shù)”中畫地為牢，我們的天性已然賦予我們旺盛的生命力，而我們的天職，作為少數(shù)中的少數(shù)，我們還鄉(xiāng)并守護。
如是，處在更廣闊的疆域里，作為少數(shù)民族詩人的我，不過是通過漢語，一次又一次還鄉(xiā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