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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2020年第2期|祝勇:四合院記
來源:《江南》2020年第2期 | 祝勇  2020年04月27日07:26

從當年的北京特色符號,到日漸稀少的舊色建筑,拆除的說是胡同和四合院,勿寧說是消失了文化和記憶。作者從北京的象征性符號寫起,既磅礴大氣,又細小入微;同時援引多種觀點和理念,既點出了北京胡同在城市更新運動中無奈的殘破與守舊,又道出了沒有及時保護缺乏科學推進,落得胡同消亡、文化遠遁的痛感。

“四合院”又稱“四合房”,是中國的一種傳統(tǒng)合院式建筑,是一種四周是房屋,中間是院落的民居,看起來很像漢字的“口”字。院落里房屋四合,所以叫“四合院”。也有院落里三面是房屋的,看上去像“冂”,叫作“三合院”。四合院是依托于胡同建起來的民居,所以四合院和胡同是一體的。

元大都的城市規(guī)劃,放在今天也是可以傲視世界的。歐洲的城市以廣場為中心,向四周輻射,形成一種放射狀結(jié)構(gòu),這讓街邊的房屋七扭八歪,很難找到一座建筑是正南正北的,街道亦不規(guī)則,元大都則不然,元大都的道路系統(tǒng),參照《周禮·考工記》上的原則,為“九經(jīng)九緯”,自南至北謂之經(jīng),自東至西謂之緯,經(jīng)緯交織,橫平豎直,形成一種棋盤式或者說是九宮格式的結(jié)構(gòu)。沿街而建的民居(大部分是四合院,也有一部分是三合院),基本都是坐北朝南,互相垂直,既反映了中華正統(tǒng)儒家文化的思想,又適合北方自然環(huán)境特點,那就是北方冬季漫長寒冷,房屋需要充足的日照,房屋面向北回歸線,可以充分享用北方大地上的浩蕩陽光。

這些平直的街道,被分成不同的級別(大街、小街、胡同),把大都城有規(guī)則地分成了不同的區(qū)塊。因此,汪曾祺先生說:“北京城像一塊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東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識極強。過去拉洋車的,逢轉(zhuǎn)彎處都高叫一聲‘東去!’‘西去!’以防碰著行人。老兩口睡覺,老太太嫌老頭子擠著她了,說‘你往南邊去一點’?!?/p>

《析津志》對元大都“街制”的記載是:胡同六步闊,小街十二步闊,大街二十四步闊。換算成今天的尺度,大街寬度為37米,小街寬度為18米,火巷(胡同)寬度大約9米的樣子。這些道路把大都城分成五十坊 ,每坊皆有坊門,門上刻寫著坊名。

中國古代城市最輝煌的時代是宋代,那也是中國古代城市發(fā)生根本性轉(zhuǎn)折的時代,因為它摧毀了唐代那種封閉式的里坊制,不再設有坊墻,使街道敞開成一種全開放結(jié)構(gòu),街道兩旁,出現(xiàn)大量商鋪客棧、歌臺酒肆,千年之后,仍有人寫道:“我穿行在近千年前東京汴梁的大街小巷:宏偉的宮觀,鱗次櫛比的店鋪,燈紅酒綠的妓館。我苦苦尋找一個人,那個叫孟元老的人,那個無所事事的玩主。他必定從清晨到深夜都在東京城內(nèi)游蕩,他必定如蜂蝶般追逐每一處紅塵滾滾的熱鬧、每一處花團錦簇的繁華?!?/p>

對于北宋首都汴京的記憶,保留在北宋《清明上河圖》里,保留在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里,千年之后,仍吸引我們回望的目光。

金朝摧毀了北宋,卻全方位繼承了宋朝城市的里坊制。白紙坊,就是金中都的里坊之一。白紙坊這個名字,也因電視劇《新世界》而被更多人所知,在這部民國劇里,警察徐天供職的警署,就是白紙坊警署。

對于金中都的里坊制,元大都又照單全收,將大都城分成五十坊,“街道兩旁滿是各樣貨攤和商鋪,還有許多舒適的客?!?,使大都城不僅謹嚴有序,而且生動活潑。

白紙坊到元朝時還有,只不過被甩到了大都城的南城墻之外。

前面說過,元大都是一座帝王至上的城市,皇帝占據(jù)著這座城市的中心,皇宮(大內(nèi))代表著皇家建筑的壯麗與璀璨,胡同和胡同內(nèi)的民居(四合院)則代表著民間建筑的實用與舒適。王謝堂前燕,時常飛入尋常百姓家,在中心皇權(quán)之外的市井生活,依舊是安然的、生動的、熱絡的。胡同所代表的平易的、均等化的路網(wǎng),不僅使生活變得方便,而且體現(xiàn)了市民之間的平等關系。

我曾在一個春日,坐在四合院東廂房的房頂改造的平臺上,看黑瓦錯落的屋頂由遠及近,在夕陽中似波濤般涌動,一直鋪展到我的面前,那平常的景象,竟也成了風景。于是有一種說不出的情緒隨著杯子里的茗香圍攏著我,讓我心生溫暖。那情緒里,有懷古,也有對家的感動。我突然想,這座城的歷史,原竟是從這尋常巷陌產(chǎn)生的,在這里,帝王將相顯得那么遙遠,那么不重要。

讀到過這樣一段話,竟一直不忘:“王朝雖然赫赫,不過歷史表象,江山何其默默,實乃歷史本體。表象如波易逝,一代王朝,不過命運的一出戲,帝王將相跑龍?zhí)?,跑完了就要下臺去,天命如此,他們不過芻狗而已。改朝換代,但江山不改,家國興衰,還有文化主宰,文化的江山還在?!?/p>

但我還想說,這文化的江山,其實不只在高山流水、風花雪月中,也不只意味著文化人的琴棋書畫、筆墨紙硯,而就在世俗社會的鍋碗瓢盆交響之中,就在煎炒烹炸的煙熏火燎里。什么是永恒?家才是永恒。王朝可以消滅,家卻從來不曾消滅過。我們的文化倫理是與家緊緊扣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們的文化才那么親切、溫暖、永恒。

《析津志》記載,元大都建立時,只有二十九條胡同,以后幾百年中,北京胡同開枝散葉,越來越多。從元雜劇《沙門島張生煮?!防?,我們可以尋到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磚塔胡同。在這出劇里,張生的家童問龍女的侍女:“我到哪里尋你?”侍女云:“你去那羊市角頭磚塔胡同總鋪門前來尋我?!闭f明在元大都已有磚塔胡同,“羊市”,應該是指磚塔胡同旁邊的羊肉胡同。

魯迅與周作人反目后,1923年從八道灣搬來磚塔胡同61號(現(xiàn)84號)居住。8月2日,魯迅在日記中記載:“二日,雨,午后霽。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在這里,魯迅寫出了《祝福》《在酒樓上》《幸福的家庭》《肥皂》《中國小說史略》等作品。

在這條胡同里,還住著一位在當時享有盛名的作家,他就是鴛鴦蝴蝶派作家張恨水,居住在磚塔胡同43號(今95號)。有意思的是,魯迅的母親從來不看魯迅的作品,卻是張恨水的超級粉絲。

胡同的寬度是六步闊,相當于今天的9米左右,而胡同與胡同之間的距離,則被定為五十步,約合今天的79米。朝陽門內(nèi)大街和東四之間的一片胡同是歷史上最早的胡同,規(guī)劃相當整齊,胡同與胡同之間的距離大致相同。

在元大都,胡同與胡同之間的距離被定為五十步(約合79米),這個距離,剛好是一個三進四合院的南北長度,適合安置一個三進四合院。所以,五十步是元大都城市規(guī)劃的一個基本模數(shù)。而一些較大型的公共建筑,如壇廟、衙署等,占地的南北長度肯定會超過五十步,于是可以按照這個基本模數(shù)來放大,比如一百步、一百五十步,也就是將幾條胡同合并起來使用。所以,在元大都,不會“五十步笑百步”,因為五十步是家,一百步(或一百步以上)是公共建筑,按比例配置到居民區(qū)中,家與公共建筑,是一種互相依存的關系。

王軍先生在《采訪本上的城市》一書里說:“胡同是居住區(qū),兩側(cè)的街巷安排商業(yè);胡同幾百米長,相隔約70米一條,里面沒有商業(yè),幽靜宜人,而要買東西,走幾步就可到胡同口,正是‘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意境?!?/p>

院落與胡同,即是生活空間,也是公共活動空間——院落是一個家庭內(nèi)部的公共活動空間,胡同是不同家庭的公共活動空間。這種空間有分有合,既有利于家庭生活,同時有利于家庭之間的溝通,人們朝夕相處,街談巷議,這一點是今天的高樓大廈不能比擬的。

我的朋友鄂力住在朝內(nèi)小街的一個兩戶人家的小院里,朝內(nèi)小街是與朝內(nèi)大街垂直的一條胡同。朝內(nèi)大街166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青灰色大樓,對面是孚王府,雍正的十三弟胤祥曾住在這里,朝內(nèi)大街車水馬龍,朝內(nèi)小街卻十分僻靜,鄂力家旁邊,曾經(jīng)住過方毅、胡厥文、嚴濟慈等名人,旁邊的東四四條東口,住過楚圖南先生。20世紀80年代,王蒙先生任文化部長的時候,家住朝內(nèi)小街46號,跟鄂力是鄰居。在王蒙之前,那里是夏衍先生的住宅,他的回憶錄《懶尋舊夢錄》就是在這個小院里完成的。根據(jù)夏公的孫女沈蕓的回憶,那不是什么深宅大院,只是一個普通的平房小院而已。鄂力說他小的時候天天看見夏公的女兒沈?qū)幣闼鋈?。王蒙住進來后,聲稱要“全盤夏化”,第一個“行動”,就是像夏公那樣養(yǎng)了一只貓。

鄂力后來成長為一名篆刻家,與許多文化老人有交誼,我和鄂力相識,就是劉心武先生介紹的,說起來已是上世紀的事了。有一次吳祖光先生找鄂力,那時還沒有手機,祖光先生就把電話打到王蒙先生家里,王蒙就跑到鄂力的小院里叫他接電話,那時鄂力還是一個小青年。后來朋友們開玩笑:文化部長給你叫電話,你可真夠牛的!

其實,這樣的情景,在胡同里并不稀奇。我曾讀過夏公的孫女沈蕓的回憶文章,說夏公住朝內(nèi)小街時,常去鄰居家里“打百分”(撲克牌的一種玩法) 。作家黃宗英說:“胡同是和門口對門口,院挨院,窗戶望窗戶相聯(lián)系的,形成特有的人際關系和人文生態(tài)?!?胡同里的人,樸素而天真,人們在各自的院落里生活,又胡同里相遇,成就了彼此間家庭似的親情,一條一條的胡同,就把一個一個家庭串聯(lián)起來,放大成一個大家庭。鄂力對我說,任部長的王蒙,每天早上都自己去胡同里買早點,在家里吃過早點以后,才換上中山裝,坐上車子去文化部上班。

現(xiàn)在到處拓寬馬路,商業(yè)街也一律是通衢大道,看上去似乎更加現(xiàn)代化,實際上卻喪失了北京城特殊的生命記憶和歷史沉淀,人們?nèi)绻噲D過馬路進一家店鋪,還要走上半站地,過了過街天橋,再走回半站地,才算走到對面的街上,恐怕早無購物的心情。街巷的巨大尺度凸顯了人類自身的渺小和城市的冷漠。相反,道路不寬,商號貨物卻各色雜陳,沿街叫賣,人們相遇,互相問候。胡同的尺度,是人性的尺度,這樣的城市,是人的城市。

四合院在元朝就有,在明清之際走向定型。

總的說來,四合院就是在胡同的九宮格的每一“格”里建起來的封閉院子,按照南北縱軸線對稱地布置房屋和院落。在南北兩條胡同之間,可以并排建造多座四合院。四合院標準的宅門面南,開在四合院的東西角,它產(chǎn)生于傳統(tǒng)的中國相宅說中的方位法則。根據(jù)主人的地位,四合院的街門分為王府大門、廣亮大門、金柱大門、蠻子門、如意門、墻垣式門(門樓)等幾種形制,隨著西洋式建筑圓明園的修建,在民間也出現(xiàn)了大量的中西合璧式的門樓,百姓稱它為“圓明園式”門樓。

《二刻拍案驚奇》里寫道:“滿生與朱氏門當戶對,年貌相當,你敬我愛,如膠似漆?!?/p>

“門當”原本指大宅門前的一對石鼓,又叫抱鼓石,老百姓認為鼓聲能夠避邪,所以民間廣泛用石鼓代替“門當”。文官的家用圓形的“門當”,武官的家用方形的“門當”,所以只看“門當”,就可知道這家的主人是文官還是武官。

“戶對”是置于門楣上或門楣雙側(cè)的磚雕、木雕,比較典型的為短圓柱形,柱長一尺左右,與地面平行,與門楣垂直?!皯魧Α钡拇笮∨c官品職位的高低成正比。古時三品以下官宦人家的門上有兩個“戶對”,三品的有四個,二品的有六個,一品的是八個,只有皇帝的皇宮才能有九個,取九鼎之尊之意。

進了宅院大門,迎面可見一座影壁,以確保居住空間的私密性,讓人站在胡同里,看不到院子里的活動。由此左轉(zhuǎn),可見“二門”?!岸T”又叫“垂花門”,開在內(nèi)外院之間的隔墻上,位于院落的中軸線上。所以“二門”,就是四合院的第二道門,是門里的門。舊時閨秀,“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這“二門”,就是這道垂花門。

“二門”南側(cè)正對著一排倒座房。倒座房是整個四合院中最南端的一排房子,檐墻南臨胡同,所以一般不開窗,門窗都向北開,因此采光不好,一般為仆人居住。

走進“二門”,就進入正院了。內(nèi)宅的院落中有正南正北的十字形的甬道,老北京的住戶大多會在院子里栽上樹,除了松樹、柏樹和楊樹等因為多種在墳地而不能栽種外,其他各種樹木都有種植。過去北京有民諺:“桑松柏梨槐,不進府王宅。”說的就是在庭院種樹的禁忌。比較常見的樹木有棗樹、柿樹等,花木主要有牡丹、芍藥、玉蘭、丁香、海棠、紫藤、石榴等,在四合院內(nèi)種棗樹、石榴樹寓意早生貴子、多子多孫,種柿樹則表示事事如意。

1950年,老舍夫婦搬進東城乃茲府豐富胡同10號(今燈市口西街豐富胡同19號)時,就在院子里種下了兩棵柿子樹,后來胡絜青給這個小院起名為“丹柿小院”。

院北是正房,坐北朝南,是四合院中最適宜居住的房屋,俗稱“上房”,一般為三間,也有大四合院的正房達到五至七間,是一家之主的居所。正房的明間(即中間一間)稱為堂屋,也稱為中堂,三開間的正房堂屋兩側(cè)是臥室和書房,正房的特點是冬天太陽能夠照進屋里,冬暖夏涼。通常在明間正中擺放一張八仙桌,桌子兩旁設兩把椅子,在墻上掛著一幅畫和兩副條幅,或掛四幅中堂畫。

正房兩邊是東西廂房,是子孫們的住房,常常也是三間。東廂房為尊,一般住長子長媳,也比西廂房略高,但差別細微,很難用肉眼看出來。

正房兩側(cè)的兩間房間高度低于堂屋,布局頗似人的雙耳,所以被稱作耳房。如果院子狹長,廂房通常也會有耳房,通常是平頂?shù)?,因此廂房的耳房被稱為盝頂。

最里一進院子的房子是后罩房,那里是院落的邊界,通常給主人的女兒居住。后罩房和正房朝向一致,也是坐北朝南,間數(shù)一般和倒座房相同,以盡量填滿住宅基地的寬度。后罩房的等級低于正房和廂房,房屋尺度及質(zhì)量也稍遜于正房和廂房。

院子里所有的屋宇,都被檐廊和游廊聯(lián)系起來。檐廊是指正房和廂房前面有頂?shù)淖呃?,頂通常是屋檐延長出來的;后者是指沿墻的廊(抄手游廊)和連接正房與廂房的走廊(穿山游廊)。有的檐廊和抄手游廊用窗戶封起來,成為室內(nèi)環(huán)境,稱為暖廊。

《紅樓夢》第三回“林黛玉拋父進京都”,寫林黛玉初進榮國府,隨著林黛玉視線的游動,《紅樓夢》的生命舞臺在她的面前緩緩展開,對榮國府的中心建筑“榮禧堂”有這樣的描寫:

“一時黛玉進了榮府,下了車。眾嬤嬤引著,便往東轉(zhuǎn)彎,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后,儀門內(nèi)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鉆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經(jīng)正內(nèi)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中,抬頭迎面先看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著斗大的三個大字,是‘榮禧堂’?!?/p>

李孝聰先生在《中國城市的歷史空間》里說:“北京四合院的設計反映了強烈的封建家族宗法禮教的思想,長幼有序,主次有別,不得造次。也反映了中國人傳統(tǒng)心態(tài)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價值觀念,即身處世外桃源,與世隔絕。對于外部世界,只能從自家的房子里看到鄰居的樹梢,不能或者更確切地講是不肯也不愿意洞悉鄰人的驚變。而對于內(nèi)部來說,家庭成員每天都可以在庭院里相見,親親熱熱,那個四方院子頂上的天空,永遠只屬于這個家族的自我。另外,四合院的建筑設計充分照顧到環(huán)境與氣候的影響,高大的院墻擋住了街道上的喧囂,庭院內(nèi)栽種的花木帶來了無限的生機。”

在胡同的黃金時代,北京有六千多條胡同。明朝張爵在《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一書中記載,當時共有街巷胡同約1170條,其中直接稱為胡同的約有459條。據(jù)清朝朱一新在《京師坊巷志稿》一書中提到的當時胡同名字可以推出,清朝大約已有街巷胡同2077條,其中直接稱為胡同的約有978條。1944年,據(jù)日本人多田貞一在《北京地名志》一書中所記,當時北京共有3300條胡同。新中國成立后,據(jù)1982年中國展望出版社出版的《古今北京》一書說:“至今,北京城區(qū)的胡同約有4550多條。”而據(jù)1986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實用北京街巷指南》一書所記,四個城區(qū)有胡同3665條。

20世紀90年代以后,舊城改造運動如火如荼,胡同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亡,許多胡同除了它原有的名字,什么都沒有留下。

我在我的另一本書《十城記》(初版時名為《再見,老房子》)里寫道:“在北京坐車,常會看到有些車站是以胡同的名字命名的,比如辟才胡同、靈境胡同,人們都知道它們的名字,但是這些胡同已經(jīng)不存在了,或者說,它們僅以漢字的方式存在于站牌上,就像一個無足輕重的詞混跡于辭典里。與這些名字相對應的是一條條熙熙攘攘的大街,各種店鋪羅列在街邊。馬路很寬,中間有鐵柵欄相隔,街兩邊的住戶隔路相望,老死不相往來?!?/p>

北京到底拆了多少胡同,我從來沒有見到過官方統(tǒng)計。北京胡同研究專家、魯迅文學院原副院長王彬先生在他2007年出版的著作《胡同九章》里,收錄了一份《20世紀90年代以來北京消亡胡同目錄》,統(tǒng)計從20世紀90年代至2004年,北京共拆除胡同891條,其中東城區(qū)127條,西城區(qū)307條,崇文區(qū)209條,宣武區(qū)248條。問題是,自2004年,胡同拆除仍沒有結(jié)束,2005年我寫《十城記》時,探訪了許多正在拆除的胡同和四合院,也拍下了許多照片,見證了它們成片成片地被推平,有無數(shù)的高樓大廈,在它們的廢墟上拔地而出,茁壯成長,去成就令官員們驕傲的GDP。保守估計,已至少有千條胡同以上,從這個城市里徹底消失。

唐宋的坊巷,已沒有可供考察的實體,萬丈紅塵之中,已難探它們的遺容,我們只能借助文獻故紙里的只言片語,在想象里把它們重建起來。只有元明以來的胡同還活著,活在北京,活在我們周圍,對中國人來說,這是多么大的幸事!站在這些古老的胡同里看歷史,歷史是那么親切,仿佛就在眼前;站在這些古老的胡同里看現(xiàn)實,現(xiàn)實又被拉長了景深而顯得更加立體,更加豐滿,更加通透。這些胡同,歷經(jīng)八百年風雨,它們本身就是文物,是國寶,那些玻璃閃耀的現(xiàn)代建筑即使再過一千年也不可能成為國寶,甚或,它們根本活不過一千年,即使在現(xiàn)在看來,它們都是那么膚淺和丑陋。

四合院是和胡同一起消失的。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王彬先生說,以一個胡同有二十座四合院計算,北京城消失兩萬座四合院,是完全有可能的。

華新民有一張標準的西方人的臉,說話卻操著一口地道的京腔。這位法國人,祖父是華南圭先生,曾與梁思成先生共同完成對北海橋的改建設計,她的父親華攬洪,曾在梁思成先生的推薦下?lián)伪本┦卸际杏媱澪瘑T會第二總建筑師(第一總建筑師為梁思成)。華新民自己,就在胡同里出生——她的出生地是無量大人胡同(“文革”后改名為紅星胡同),隨著金寶街的興建,這條胡同也在2005年被拆除,如今只能看到東部的一小段,在珠光寶氣的時尚街景中,如一段可有可無的盲腸。在這條已經(jīng)消失的胡同里,曾經(jīng)住過黃華、喬冠華、章文晉等外交家,還有戲劇大師梅蘭芳。

華新民說:“這里是我的祖宅,是我父親的產(chǎn)權(quán),我們有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發(fā)的‘房地產(chǎn)所有證’?,F(xiàn)在此宅被毀成了廢墟,沒有人征求過我們的同意。”

華新民還說:“只要看到那些扛著鎬的民工,我心里就發(fā)抖。但他們走進了我的家園,他們爬上了我家的房頂。七年以來,我第一次以房主人的身份站在這種場合,我忽然之間比任何時候都更體會到了什么叫作‘拆’:當這宅子是家中老一輩的血汗筑成時,每砸碎一塊磚每揪斷一根木頭都像直接砸在心上,感到的是一種劇烈的痛楚和窒息?!?/p>

華新民氣憤地說:“他們連招呼也不打一聲就爬上去了動手就拆,這是什么強盜行徑呢?當我聞訊趕到我家的院子里,要求那尖利的鎬頭停下來,因為這是我家的私有財產(chǎn)時,一個高個子黑衣的人便沖進院子里來威脅我,并且竟還掏出手機說若我不離開他就要叫警察!我簡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到底是誰應該叫警察?我是站在自家的院子里,這是我的家,它現(xiàn)在屬于我父親的私人財產(chǎn),有民國時期的房契地契作為憑證,也有北京市人民政府換發(fā)的‘房地產(chǎn)所有證’作為憑證,雖然1955年之后租出去了,幾十年一直沒能收回使用權(quán),但這是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保護的私有財產(chǎn),無論是這座結(jié)實魁梧的八角洋房,還是整座院落所占有的土地?!?/p>

華新民的遭遇絕不是孤例,新華社記者王軍先生《采訪本上的城市》一書,提供了很多類似的案例。

胡同的拆除,因其對北京城固有的城市風貌和文化特色的消解而備受指責。有個意大利人把北京的胡同比作威尼斯的水街。他說:“拆胡同和填平威尼斯的水街一樣都會有理由,可誰會動腦筋去填平威尼斯的哪怕是一條水街?”

華新民說:“胡同是古都的細胞,細胞一個個掐碎了,談何古都?”

我在華新民的博客上讀到這樣一段話:“十年以前,這里還是五條元代胡同,它們是:遂安伯胡同,無量大人胡同,東堂子胡同,東、西石槽胡同和干面胡同。十年以前,這里還是文化名人故居最集中的區(qū)域。十年以前,這里還曾有著無數(shù)座美麗的四合院。現(xiàn)在,它們大部分已經(jīng)被拆毀,變成了一片庸俗不堪的商業(yè)區(qū)?!?/p>

胡同消失了,比這更可怕的是,這個城市里所承載的那份恭而有禮、溫情脈脈也被一起“拆”掉了,變成赤裸裸的見利忘義。為了利,人們可以金剛怒目、你死我活。胡同消失了,這城市里的人,還是原來的人嗎?那些重規(guī)矩講老禮兒的胡同居民去哪了?那些長衫飄飄、骨氣傲然的學者去哪了?人們彼此的目光,從什么時候開始變得陌生、彼此提防,甚至相互敵意?或許,與胡同的消失比起來,這更令我們感到失望,感到茫然,感到感傷。

許多人不喜歡胡同,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傳統(tǒng)街巷內(nèi)部存在設施落后的問題。埃菲社在一份專電中說:“保留了清代風貌的北京胡同是迷宮一樣的小街道,現(xiàn)在它們面臨著兩難的抉擇:為現(xiàn)代化讓路,還是翻新改造成舊中國活的見證而加以保護。有些胡同建于二百多年前,沒有自來水,沒有下水道,衛(wèi)生條件差,是傳染病的滋生地。舊胡同與要舉辦奧運會的首都、與摩天大樓、與政府想要賦予的新形象,是那么的不協(xié)調(diào)?!?/p>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狹窄的胡同已不適應現(xiàn)代交通。在許多胡同里,現(xiàn)在還可以看見上馬石,也就是說,在一些古老的胡同內(nèi),古時是準許有馬和馬車通行的,但在馬車消失以后,作為現(xiàn)代化交通工具的汽車,卻絕難在胡同內(nèi)穿行,只有部分較寬的胡同準許單向通行,其結(jié)果就不難想見,在北京的舊城內(nèi),汽車被擠上幾橫幾縱的干道,而像毛細血管一樣縱橫交錯的支流,卻起不到泄洪的作用。

殘留的胡同內(nèi),從前精致的四合院也變成了今日的大雜院。

半畝園是清朝北京的著名宅邸,它的花園在清代被譽為京城六大花園之一,假山疊石更居京城之冠。半畝園共為三路五進四合院,共有房舍180余間,北抵亮果廠路南,南抵牛排子胡同路北,西臨東黃城根,名為半畝,實際十畝有余。

半畝園的主人叫完顏麟慶,是金世宗完顏雍的第二十四世孫,清代嘉慶十四年(1809)進士,授內(nèi)閣中書,遷兵部主事,道光年間又先后任安徽徽州知府、河南按察使、貴州布政使、湖北巡撫、江南河道總督等職,是嘉道兩朝的名臣。他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因河決而罷官,于是由李漁設計,在北京建起了這座私宅。

半畝園如意大門雕的是麒麟,寓意就是麟慶的名字,院過廳上雕有馬上封侯掛印,二進院正房檐雕有獅子滾繡球、梅花群鹿、三羊開泰圖案,梅花寓意主人的高潔品格,前程似錦,群鹿寓意百祿,三陽為春天開始,三羊昂首望日,神態(tài)生動,令人心動。

在自家的園里,麟慶“爽借清風明借月,動觀流水靜觀山”,或許,這才是一個應該安享的世界,完顏麟慶歷盡仕宦榮辱,閱盡人間疾苦,在自己的家里,他“以十余年兩河勞瘁,一旦卸肩,反覺優(yōu)游”。他一生藏書八萬五千余卷,于是以“嫏嬛妙境”作藏書樓,自稱“萬卷藏書宜子弟,一家終日在樓臺”。在這里,他泉閣揮毫,蕉窗潑墨,安心著述,把他一生的閱歷,寫進三卷《鴻雪因緣圖記》。

20世紀50年代,半畝園收歸國有,西邊花園部分建了大辦公樓,80年代以后,整座半畝園,只有殘跡可尋。

麟慶的后人搬到了東四十三條(明代稱汪家胡同),仿照半畝園建造了一座園,規(guī)模只有半畝園的十分之一,名曰“寸園”。20世紀50年代初,這里被劃歸海軍所有,1957年后,一部分成為中科院,一部分成為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職工宿舍。里面的老住戶都已經(jīng)居住了四十年以上。

北京市朝陽區(qū)文史委員會副主任王椿萬先生,是金世宗完顏雍的第二十四世孫完顏麟慶的五世孫。他從小在寸園出生、長大。幾十年后,當他返回寸園,看到的景象令人不禁感傷:

大門對外面的影壁,現(xiàn)已蓋成公廁,影壁成為后墻,大煞風景。(大門上原來的)二位門神秦瓊、敬德不見了,成為破舊不堪的大門。門上原有世京書香匾額,(也不見了)外院影壁,……砌入院內(nèi)廚房……(從)過廳到垂花門甬路,現(xiàn)在都成了小房子?!瓉恚ǖ模┧倪M三套四合院,(也不見了)……看不到院落,只見到一些人為堆砌的各種小屋、小棚子?!睒溆幸豢靡脖黄鋈胛輧?nèi)。

宅內(nèi)原來的花園寸園,面積雖然不大,卻優(yōu)雅難得,現(xiàn)在已經(jīng)蕩然無存。假山幾十年前運走了兩卡車,剩下的埋在地下。山上的亭子改成兩家住房,池塘與橋梁均被填平,修建了密密麻麻的小房子。有些房子雖然還保存著,但是原來的雕梁畫棟早已變成“紅磚插砌、洋灰抹平、不中不洋的宿舍”。

劉心武先生曾寫過一篇《四合院與抽水馬桶》,對四合院里居民的生活狀況感到擔憂。他說:“如果站在居住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四季(包括北風呼嘯的嚴冬)都必須走出院子去胡同的公共廁所大小便的普通市民,他們的立場上,那么,就應該理解他們的那種迫切希望改進居住品質(zhì)的心情要求。”

元明清四合院,并沒有忽略水源問題?!胺灿芯幗阅芨枇~”,從南宋葉夢得這句評價柳永的話里,我們可以看到,在宋代都市里,水井就已是普遍存在。在元大都,居民們通常在兩排四合院之間的小巷里打眼水井,蒙語“胡同”(意為水井)一詞便成為這樣的小巷的代稱。從清代朱一新《順天府志》里可以看到,今天的東四頭條到十二條,歷史上曾有十二口水井,平均每個胡同一口井。三眼井胡同因為擁有一口三個泉眼的井而得名。

1908年3月,農(nóng)工商部兩奏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提議采用官督商辦形式建設“京師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獲得批準。1910年2月,東直門水廠完工投產(chǎn),水廠所用的蒸汽機、閘門和管材等均從德國進口。同年3月,東直門水廠正式向北京城區(qū)供水,北京百姓才第一次喝上自來水,但在當時,僅能服務3000多人。至今,很多院落里的飲用水依然依靠唯一的公用水龍頭維系。

了解四合院的人,知道找?guī)彩羌闊┦?,因為根?jù)八卦原理它有著固定的位置——通常建在四合院的西南角上(舊時人們認為那里是“五鬼之地”,在那里建廁所,可以用穢物將“左青龍,右白虎”中的白虎鎮(zhèn)住,免其進宅作亂)。掏大糞的人入院掏糞,再把糞背到胡同里,用糞車運往城外糞場。沒有抽水馬桶,廁所就很難完全進入房屋內(nèi)部。16世紀,也就是中國的明代,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1533—1603)的廷臣約翰·哈林頓爵士,為她設計的最早的帶閥門的沖水馬桶,法國國王路易十四(1638—1715)也曾在凡爾賽宮中裝了一個這樣的“英國式”便器。在很長的時間中,抽水馬桶是一種奢侈品,直到清末,中國人才見到抽水馬桶。張德彝在《航海述奇》中描述他在天津上海間行駛的“行如飛”號輪船上見到的沖水廁所。梁實秋是在1923年才住進有抽水馬桶的樓房。

但在四合院里安裝抽水馬桶始終是一個奢望。劉心武先生說:

北京城市地底下有這樣的排污系統(tǒng)嗎?如果沒有,那么,給少數(shù)的胡同四合院里修個有抽水馬桶的衛(wèi)生間,實在接不上大街底下的排污管道,單給修個化糞池,定期派取糞車用泵抽,還是可以做到的,但給每家每戶安抽水馬桶,那工程可就復雜而艱巨了!

這位朋友的分析,我不知道究竟是否算是內(nèi)行話?我知道,北京一些胡同雜院的居民,為了改善自己的居住條件,頑強地對既有的空間進行了改造,包括安抽水馬桶,但是往往只能把抽水馬桶的下部與排污水的細窄管道相接,這是違法的,也經(jīng)常會發(fā)生堵塞倒溢,還派生出鄰里間的糾紛,有的到頭來又不能不拆掉,重新忍受去院外公廁方便的生活方式。

20世紀70年代開始,胡同里陸續(xù)出現(xiàn)公廁,來滿足居民需要,但仍不實用。劉心武的小說《鐘鼓樓》里,曾經(jīng)描寫即將出國的局長張奇林,在去機場前突然內(nèi)急,又怕胡同里的公廁將他的穿戴弄臟,只好“脫下大衣,又進到里屋,套上一條平時穿的褲子,換上一雙平時穿的鞋” ,如廁之后,又原樣換回來,對四合院生存狀態(tài)的描摹入木三分。

作家李國文認為四合院這種建筑形式對居民的文化心態(tài)產(chǎn)生了相當?shù)南麡O影響。他在《超越四合院》一文中說:“中國人要不從心靈里走出這種緊閉著的四合院,要想有大發(fā)展,大成就,恐怕也難?!?/p>

華新民是胡同和四合院的堅決捍衛(wèi)者,她不認為代表落后,相反,它們堪稱中華“先進文化”的代表。她說:“北京的四合院其實是一個非常先進的建筑文化”,“把這些東西毀掉,別人會瞧不起我們的?!?/p>

其實,像劉心武先生這樣的“主拆派”,他們的“主張”也純屬無奈。在《四合院與抽水馬桶》一文里,劉心武先生說:“誰不知道北京胡同有特殊的情調(diào)?如果你把一個收拾好了的四合院,一個有著‘天棚石榴金魚缸’,特別是有衛(wèi)生設備的四合院交給一個北京市民去住,有誰會拒絕?”他還說:

2000年春夏在巴黎流連了兩個多月,巴黎老城確實保存得非常完整,像蓬皮杜文化中心、盧浮宮廣場里的金字塔等新建筑在老城里一是數(shù)量很少,二是一般也都不影響城市原有的天際輪廓線;改變原有城市天際輪廓線的建筑百多年來只一兩個,一是鐵塔,一是蒙巴斯大廈,前者被指認為巴黎標志并已具有文物價值,后者惡評如潮,公眾輿論一致認為“下不為例”;整個巴黎老城區(qū),那些從路易十三經(jīng)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一直到拿破侖稱帝期間陸續(xù)建成的街道房屋,外表一如既往,里面則都改造為了有現(xiàn)代化設施的使用空間。巴黎那保持舊建筑外表,而把里面現(xiàn)代化的經(jīng)驗,北京可否吸???能不能使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外表依舊,而使里面都能有現(xiàn)代化廚房和衛(wèi)生間?一位也是由中國去法國并在巴黎定居下來的朋友對我說:“把照明電線、電話線、看電視的電纜線,還有自來水管、煤氣管通進舊建筑,不算很難;把排臟水的管道普遍地接通到每一家比較困難,卻也還可以想辦法實現(xiàn)?!?可是,把抽水馬桶安到每一家,也就是把排尿糞的污物管通到每一家,這可就不是鬧著玩的了——你整個城市地面底下必須早有一個大型的排污系統(tǒng),才能方便地實現(xiàn)這一點。而巴黎地底下原來就有這樣一個系統(tǒng)。

雨果寫《悲慘世界》,最后的重要情節(jié)就在地下排污系統(tǒng)里展開,從拍成的電影上你可以看見,那地下系統(tǒng)四通八達,里面當中是污水穢物排泄道,兩邊是可以走人的通道,大部分地方比人高得多,人在里面可以直立行走甚至奔跑不成問題……

四合院的生活窘困,到底該怎么解決?

我在《三聯(lián)生活周刊》上讀到過一段華新民的觀點。她是這樣說的:

“我非常反對蓋低質(zhì)量的經(jīng)濟適用房,并強制現(xiàn)有的胡同居民購買他們所不能支付的回遷房與外遷房。有些住戶一家只有很小的面積,根本不夠補償一整套房子,他們只好去銀行貸款,最終導致了他們變得更加貧窮。我希望國家制定一定的福利政策,修建福利房,或者也可以通過自然調(diào)節(jié),讓胡同平房進入二手房市場,但一定不能以開發(fā)商為主導力量,法律上也要相應地制定一個比如《胡同法》,明確規(guī)定胡同的修繕應該遵循那些規(guī)則。比如不能隨便拆卸門窗,要注意原材料的利用等,我也反對現(xiàn)在的新富人在什剎海一帶胡亂修建的新四合院。在胡同問題上,不是有錢就可以想怎么樣就怎么樣,因為它在另一個意義上,是民族和全人類的財產(chǎn)?!?/p>

在我看來,北京四合院完全可以整體捆綁,申請聯(lián)合國世界文化遺產(chǎn),北京故宮是世界文化遺產(chǎn),四合院同樣可以成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北京的四合院,堪稱“民間的故宮”。它是元大都的一部分,是明代北京城的一部分,是活著的元大都、明北京,它和故宮是一體的。華新民說:“沒有胡同的故宮是荒唐的,就像沒有故宮的胡同一樣荒唐?!?/p>

我查了相關文件,得知申請列入聯(lián)合國《世界遺產(chǎn)名錄》的條件是:

1. 代表一種獨特的藝術成就,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天才杰作。

2. 能在一定時期內(nèi)或世界某一文化區(qū)域內(nèi),對建筑藝術、紀念物藝術、城鎮(zhèn)規(guī)劃或景觀設計方面的發(fā)展產(chǎn)生過大影響。

3. 能為一種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tǒng)提供一種獨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見證。

4. 可作為一種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觀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類歷史上一個(或幾個)重要階段。

5. 可作為傳統(tǒng)的人類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種(或幾種)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轉(zhuǎn)之變化的影響下變得易于損壞。

6. 與具特殊普遍意義的事件或現(xiàn)行傳統(tǒng)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學藝術作品有直接或?qū)嵸|(zhì)的聯(lián)系。

以上標準,只要具備一項就可以申請。而北京胡同和四合院,同時達到了以上六個標準。

說一句玩笑話,假如我們不趕快申請,韓國就要申請了。

北京的城墻大部分被拆除了,但胡同和四合院仍然被保存了一部分,即使依靠這些現(xiàn)存的部分,仍然可以笑傲世界的。中國“申遺”成功的類似古城與民居項目有:麗江古城、平遙古城、皖南古村落、開平碉樓與村落、福建土樓,等等。

申請列入聯(lián)合國《世界遺產(chǎn)名錄》,對我們民族來說,可以帶來全世界對胡同和四合院所代表的中華文化價值的肯定;對政府來說,可以提高城市及其建筑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刺激經(jīng)濟的增長,加速該地區(qū)的繁榮;對于華新民這樣熱愛古都保護者來說,可以形成一種法律化的、體制化的保護和監(jiān)督,而不再需要個人去單打獨斗、仗義行俠。

胡同和四合院的內(nèi)部生活環(huán)境,不是不能改變的,只不過花的力氣要大一些而已。我曾去過喀什老城,我任國務院新聞辦、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天山腳下》總導演的時候,曾經(jīng)不只一次地踏訪過這座具有濃厚伊斯蘭文化特色的古城,也是中國版圖上最西部的一座大城。我迷戀它像積木一樣堆積起來的房屋、充溢著奶茶與香料氣息的空氣,喜歡它迷宮式的街道,猶如萬花筒里的無限圖案,在我的面前展開。但這座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老城(漢代張騫曾經(jīng)記載過的古疏勒),同樣面臨沒有上下水、生活不便的尷尬,用當?shù)卦捳f,是“污水靠蒸發(fā),垃圾靠風刮,水管墻上掛,解手房上爬”。

2008年至2017年,喀什市投資70.49億元進行老城改造工程,整個改造過程采取“一戶一設計”的改造方式,既完成了對古城的現(xiàn)代改造,將水電天然氣和排水管道等基礎設施完善,抗震級別達到了8級,又沒有破壞古城的肌理,保護了它歷史風貌和生活方式的原生態(tài)。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駐北京代表處文化遺產(chǎn)項目官員卡貝絲在赴老城考察后認為,“喀什老城改造項目中有很多值得推廣的經(jīng)驗,完全可以作為相關改造方面的國際慣例?!?/p>

在北京,也有過成功的范例,最經(jīng)典的改造案例,當屬建筑和規(guī)劃大師吳良鏞先生領銜的菊兒胡同改造工程。

菊兒胡同,這條位于北京市二環(huán)路以內(nèi)、南鑼鼓巷旁邊的胡同,改造前與改造后我都去過。改造前的胡同,像北京許多胡同一樣,是以破、舊、擠聞名的,胡同里有七處院落,居住居民44戶,人均面積約五平方米。吳良鏞先生從1987年開始帶領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的師生選擇這里開始了新四合院危房改造的試驗工程,“螺螄殼里做道場”,在精微的世界里閃展騰挪,讓氣息奄奄的胡同起死回生。

他們的做法是:保留了胡同內(nèi)質(zhì)量尚佳的四合院,而人口稠密的危房則被拆除,再按照“類四合院”的模式,建成圍合的二三層樓群,引入集中供暖、獨立衛(wèi)生間和良好的上下水系統(tǒng);維持了原有的胡同、院落體系,又兼收了單元樓和四合院的優(yōu)點,在建筑美學上,典雅而古相,精美而秀麗。

除了政府投入,民間資本也應當介入胡同和四合院保護。從元代至民國,在胡同院落之的空間內(nèi),形成了鮮活的市井生活區(qū)域,維系它的資本,本來就來自于民間。城市本來就是“城”與“市”的結(jié)合,有民間資本的介入,在“城”里面,才會有真正的“市”,市井才能成為生活的樂園。只要厘清華新民所關心的法律問題,也就是產(chǎn)權(quán)問題,讓四合院形成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形成新陳代謝,四合院這個生命肌體才能滿血復活。政府需要做的,是做好立法工作(比如《民居保護法》,對四合院建筑改建做出限制,比如不能建成與傳統(tǒng)民居相違合的現(xiàn)代建筑),做好基礎設施建設,四合院的保護,就可以成為源頭活水,而不是坐吃山空。

我想起建筑大師楊廷寶先生在回訪他所設計的北京金魚胡同和平賓館時,對著當時尚存的四合院說:“為什么不可以結(jié)合實際情況,修繕一批民居四合院作為旅游旅館呢?你看那陽光,透過四合院的花架、樹叢,顯得多么寧靜!住家的氣氛多濃!還是個作畫的好題材呢!”

十一

若干年前,我也曾鬧中取靜,在胡同深處賃院而居,作一爿工作室。我沒有麟慶的氣派,但在方寸之間,依然可以精心打造我心中的桃源。小室里,家具全用明式,墻上掛的是元代王冕的墨梅。我喜歡王冕甚于喜歡倪瓚,布置小院廳室,首先選了他的《墨梅圖》,當然不是真跡,是故宮高仿印制的,但印刷的墨梅,筆意簡逸,濃淡相宜,那干瘦的枝條所呈現(xiàn)的筆力,是時下畫家被金錢買斷的筆墨所不能比的。當年王冕老友、秘書卿泰不華欲推薦他當官,他力辭不就,南歸故里,隱居會稽九里山,種梅千枝,筑茅廬三間,題為“梅花屋”,自號“梅花屋主”,以賣畫為生,制小舟名曰“浮萍軒”,放于鑒湖之阿,花間一壺酒,足以慰風塵,滄海一聲笑,何愁負此身。王冕買舟,北上大都,就住在鼓樓邊的胡同里。他就走到了我的身邊,離我很近了,可惜,我們被時光隔開,無緣相識。我的小四合院,雖無顯赫資歷,只是尋常人家,家具不是古董,畫也是印刷的,但我覺得它們的內(nèi)涵,與這座城延續(xù)千年百年的氣息是通的。我在庭前種了一樹梅花,風、花、雪、月,真的就聚齊了。雪落花開,我就覺得王冕還活著,元大都還活著,小院里的雪是元朝的雪,小院里的梅是元朝的梅,我從小院里看見了元大都,那座華美燦爛、人流如海的大都,依然在春花秋月、星移斗轉(zhuǎn)中健康地活著,生生不息。

我在小院里迎來過許多友人,吟詠唱和,留下了許多美好的記憶。后來我因故搬離了院子,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但我身邊的文人朋友,也越來越多地在胡同里買院而居。除了那些深宅大院,許多占地面積兩三百平方米的小型院落市場價格在兩千萬上下,相當于北京市一套高級公寓的價格。他們把高樓大廈里的罐裝生活變成亭臺精舍的幽情雅韻,讓這座城市的精神血脈貫注到自己的生命里,在安頓自我的同時,也真正成為四合院的保護者。

但我最喜歡的,還是北京的四合院酒店。這些年,由四合院改造的酒店越來越多,尤其是在我所工作的故宮博物院的周邊,像演樂胡同的“壺廬”、前圓恩寺胡同的“杜革”等,都裝修雅典,清凈可人。我時常在休息之日,坐在這樣的酒店院落里曬太陽、喝咖啡、吃法餐,有時在故宮清早有事,我不愿也無力在堵得密不透風的大街上殺出一條血路,就干脆選一家品質(zhì)優(yōu)良的四合院酒店住下,早上在庭院里吃過早點(有時干脆去街邊小店吃),然后在晨光中步行走進故宮東華門。唯有如此,古都的早晨才成為一種享受而不是一場戰(zhàn)斗。酒店是大家的家,它讓那些各自為政的四合院打開了大門,擁抱來路各異的游子,而北京城,不就是一個打開了大門的超級四合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