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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西方人眼中的杜甫
來源:光明日報 | 張劍  2020年04月30日08:58

杜甫像

紀錄片中朗誦杜甫詩歌的伊恩·邁凱倫爵士

BBC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董其昌書杜甫詩歌《醉歌行》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這個問題可能會在讀者心里引起不小的震顫,因為它不在常規(guī)的思考范圍,很難簡單地做出判斷。BBC新近制作的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就把這個問題直接擺在我們面前,有點讓人措手不及。除了講述了唐代詩人杜甫的一生,紀錄片又一次把中國文學和文化帶到西方的聚光燈下,成為人們熱議的對象。

紀錄片由著名制片人邁克爾·伍德出品,由著名演員伊恩·邁凱倫爵士朗讀詩歌,由哈佛大學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曾祥波、牛津大學博士劉陶陶擔任評論嘉賓,由西方杜甫研究專家伯頓·瓦特森、阿爾伯特·戴維斯、洪業(yè)擔任顧問。制作陣容之強大,制作水準之高超,使紀錄片本身也成了一件藝術(shù)作品。對于我們中國讀者來說,紀錄片的意義絕不僅僅是宣傳了中國文化,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視角,由外及里,從外國人的視角觀察中國文學與文化,因此它對杜甫的理解非常值得中國讀者玩味,它的闡釋也似乎有了更多的新意,產(chǎn)生出意想不到的洞見。

“誰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這也許就是一個我們沒有意想到的問題。我們常常將李白和杜甫并列起來,稱為“李杜”。他們兩人一個是“詩仙”,一個是“詩圣”,到底哪一個更偉大,可能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在語言藝術(shù)上,李白可能更勝一籌,在思想內(nèi)容上,杜甫可能更勝一籌。提起李白,人們會想到他的浪漫和豪邁,想到“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fù)回”等充滿氣勢的千古絕句。而提起杜甫,人們會想到他的苦難書寫,對下層人民的同情,想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等充滿人性的千古絕唱。如果杜甫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那么可能有人會問,還有李白呢?王維呢?白居易呢?“最偉大的詩人”可能會讓國人浮想聯(lián)翩,甚至左右為難。這就是紀錄片打破我們的定勢思維,使我們不得不面對問題,陷入思考的例子。在《唐詩三百首》(清代孫洙編)中,李白被收錄了26首,王維被收錄了28首,杜甫被收錄了34首,然而在《全唐詩》(清代彭定求等編)中,杜甫一共19卷,李白一共25卷,白居易一共30卷。

除此以外,紀錄片將杜甫放在世界文學的視域中去評價他的價值和意義,大大地擴大了我們的視野,把我們引向了一個更加宏大的思考空間。紀錄片把杜甫與但丁和莎士比亞放在一起相提并論,認為他們是同樣偉大的世界級詩人。也就是說,杜甫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也是最偉大詩人之一,“他們?yōu)槲覀兘裉斓奈膶W判斷樹立了標桿”。這個判斷可能也會讓國人心里一震,不是因為杜甫不配,更不是因為我們有什么懷疑,而是因為人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去想過,也從來沒有聽到過有人做出這樣的論斷。有人在看了紀錄片之后,直接寫評論文章將題目定為“杜甫:中國的莎士比亞”。我們突然意識到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比較的,并且在比較中,我們的文學一點也不遜色,并非屈居在西方文學之下。可以說,這是該紀錄片打破我們的定勢思維,使我們不得不面對問題,陷入思考的又一個例子。

同樣,紀錄片把中國的歷史與西方的歷史平行起來,以便給西方人提供一種世界范圍的時間概念。它說中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度,其最早的詩歌甚至早于古希臘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另外,杜甫的時代與英國史詩《貝奧武甫》差不多同時。也就是說,在英國國家形成的源頭時代,中國已經(jīng)進入了一個國家繁榮的發(fā)展時代,引領(lǐng)著世界的文明。莎士比亞比杜甫晚了八百多年,但丁也比杜甫晚了五百多年。通過絲綢之路,唐朝的中國與印度、中亞、西亞和歐洲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交流和貿(mào)易,在杜甫居住和尋夢的長安城,可以看到各種地區(qū)的民族和宗教的大融合,能夠欣賞到西域和西方的物產(chǎn)、工藝品、紡織品、香料、植物、動物等等,紀錄片特別提到了波斯的開心果和撒馬爾汗的金桃,而西方的海外擴張和世界貿(mào)易也差不多比這晚了八百年。在世界范圍來理解中國,中華文明的悠久和傳統(tǒng)的深厚,被進一步突出出來。

紀錄片之所以有這樣的判斷,可能跟世界格局的變化有關(guān),也跟世界的力量對比發(fā)生變化有關(guān)。在中國積貧積弱的年代,西方媒體可能不會有人注意到中國文學,更不可能將中國文學與世界最優(yōu)秀的文學相提并論。紀錄片講述杜甫的故事,我們說過,絕不僅僅是為了宣傳中國文化,它背后的目標要比這更加宏大,眼界也更加高遠。它的著眼點不是古代,不是歷史,而是現(xiàn)在和當下。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騰飛已經(jīng)引起了世界的關(guān)注,這個經(jīng)濟體已經(jīng)趕超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并且沒有停下來的跡象,非常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直逼世界第一的美國。這樣的經(jīng)濟奇跡必然有它背后的歷史文化緣由,挖掘這個歷史緣由才是紀錄片制作的根本原因。它是在為中國的現(xiàn)代性尋找它的歷史根源,為當代中國的繁榮現(xiàn)象尋根。在這個過程中,杜甫被凸顯出來,被視為中國人精神的代表,代表了古代中國的文化意義,代表了古典中國的現(xiàn)代傳承。紀錄片說,當代中國在飛速地變化,歷史也在飛速地離去,但是有一點沒有改變,那就是中國的文化精神,而這個精神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杜甫,他是中國人“真正情感和道德情操”的化身。不管讀者能否認同這一點,至少紀錄片給了我們一個新穎的視角,又一次把我們從陳規(guī)和窠臼中拉出,陷入無盡的沉思。

紀錄片對中國唐代的國家治理模式也進行了一種另類的解讀。在國人的印象中,唐玄宗時代總是與歌舞升平、昏庸誤國聯(lián)系在一起,但紀錄片讓我們意識到,唐玄宗也是一位詩人,酷愛音樂和舞蹈。他重視和支持藝術(shù),使藝術(shù)在他的時代得到了長足發(fā)展。唐朝的官僚群體與這位君主一樣,也與文學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他們通過科舉考試成長起來,擅長舞文弄墨。對于西方來說,這個文人治國的理念,即沒有文才就不能治國,是一個特別有趣的現(xiàn)象。在西方,很少有君主是文學家或藝術(shù)家,他們可能是文學和藝術(shù)愛好者和支持者,但一般不是詩人或文學家。在古希臘,柏拉圖在設(shè)計他的“理想國”時,甚至把詩人驅(qū)逐出去。他的理想君主不是詩人,而是哲學家。在中國,文學在國家治理中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是西方人感到好奇的現(xiàn)象。文學能力和文學想象參與治理國家,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紀錄片特別提到了孔子,儒家思想為讀書人參與國家治理提供了一套理據(jù)和準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學而優(yōu)則仕”。學習是為了服務(wù)國家,知書達理的最高目的也是為了輔佐君主。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中,紀錄片試圖去理解杜甫的政治生涯。杜甫曾經(jīng)熟讀儒家經(jīng)典,一度參加科舉考試,可以說是儒家思想的傳承者,具有通過輔佐明君,改變國家、造福百姓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作為詩人和文人,他應(yīng)該可以成為中國的治國傳統(tǒng)中的理想官員。但是紀錄片認為,雖然這是杜甫一生的追求,但也是他一生最大的失敗。他參加科舉考試并未及第,后來雖然進入官場,但屢次受到排擠,幾乎沒有機會實現(xiàn)他的政治理想。他見證了唐玄宗執(zhí)政的盛世,但也見證了唐玄宗晚期的動亂。在國家的動蕩中,他與家人顛沛流離,歷盡了人間疾苦。

由盛及衰,是杜甫時代唐王朝的歷史發(fā)展軌跡,同時也是杜甫許多詩歌作品的主題。紀錄片凸顯了杜甫的史詩詩人的特質(zhì),也凸顯了他的詩歌與歷史的關(guān)聯(lián),將杜甫的個人歷史與他的時代歷史聯(lián)系起來,把他的人生視為他的時代和歷史的折射。紀錄片特別提到了杜甫時代的兩大社會巨變:其一為安史之亂,其二為洪水肆虐,以及由此造成的流亡、饑荒、生靈涂炭。從這些苦難之中,杜甫創(chuàng)作了他的那些不朽詩篇。但即使在危難中,在顛沛流離之時,杜甫都未敢忘國憂,沒有拋棄對國家的責任和他的政治理想。公元756年,他得知馬嵬坡兵變,唐玄宗禪讓,其子唐肅宗在寧夏靈武繼位,他馬上趕往靈武,期望輔佐新君。但不幸的是,他在途中被叛軍俘獲,押解回長安,在那里度過了一年囚徒生涯。在長安,他創(chuàng)作了著名詩篇《春望》,哀嘆國家支離破碎:“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蹦莻€他曾經(jīng)熟悉的長安城、繁榮昌盛的都市,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得雜草叢生。

杜甫最偉大的詩篇都創(chuàng)作于逆境之中,創(chuàng)作于他落難之時。紀錄片跟隨杜甫的足跡,從陜西和甘肅,到四川、湖北和湖南。755年,杜甫赴奉先縣省親,見證了忍饑挨餓的百姓,以及餓殍遍野的慘狀。想到唐玄宗及其朝廷在驪山阿房宮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杜甫發(fā)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感慨。在華州、秦州、成都,他不再是朝廷的官員,而是加入了逃難民眾的行列,飽受戰(zhàn)亂和饑餓煎熬,也見證了安史之亂和吐蕃回紇的進犯給百姓帶來的苦難。在石壕村,一家人有三個兒子被強征當兵,兩個死在戰(zhàn)場,但是官吏仍然在抓壯丁、抓苦役,連這家的老翁也不放過。的確,杜甫最優(yōu)秀的詩歌不是反映盛世的輝煌,而是反映統(tǒng)治階級的衰落和人民的苦難。同時這些詩歌也是他自己貶謫或流浪的痛苦寫照,正如紀錄片所說,通過杜甫的人生,我們可以了解他的時代。國家的由盛及衰也反映了詩人本人的生活軌跡,他的人生就是時代的寫照,兩者形成了互補、互鑒的關(guān)系。

在杜甫的詩歌中,過去與現(xiàn)在常常形成悲哀的對比。他借他人詠自我,寫曹霸、韓注、房琯、嚴武、諸葛亮等,這些人的落難或者成功都會引發(fā)他對自己命運多舛的思考,對國家興衰的思考。這就是為什么他常常在詩歌中顧影自憐,提筆落淚。諸葛亮是他多次撰寫的英雄,在《蜀相》《古柏行》《八陣圖》等詩歌中,他憑吊諸葛亮的功績,同時也哀悼他的“出師未捷身先死”。諸葛亮成功運用自己的才華輔佐劉備,建立功業(yè),但最終仍然功虧一簣。杜甫感同身受,哀嘆“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曹霸為曹操后人,是唐朝開元和天寶年間的著名畫家,擅長畫馬,曾經(jīng)受玄宗之邀入宮作畫,盛極一時。杜甫在成都與之相見,詠詩贊揚曹霸的九馬圖。曹霸的一生與唐玄宗關(guān)系密切,他的藝術(shù)也是開元盛世和天寶初年國家昌盛的反映,因此他給了杜甫回顧的契機,同時也引發(fā)了杜甫的壯志未酬的感慨。

紀錄片對杜甫的詩歌生涯的理解,也可以說有獨到之處。它突出了杜甫的使命感,“天將降大任于斯人”,因此他注定要承擔重任。片中那個關(guān)于他童年的故事似乎在暗示我們,在二選一的情景中,在正常情況下是不可能的逆境中,他幸免于難,存活下來,這本身就可能是一個宏大的安排。用《孟子》的話來說,天之大任將“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在少年時代,杜甫已經(jīng)感到自己與他人的不同,他的稟賦使他出人頭地、鶴立雞群。在七歲時,他就已經(jīng)是非凡少年:“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痹谖鞣絺鹘y(tǒng)中,詩人也是一個特殊群體,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神的選民。他們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具有比常人更加犀利的目光,更加敏銳的感知力。有時他們也被稱為“先知”,能夠預(yù)知未來的災(zāi)難,知道避免災(zāi)難的秘密。在這樣的傳統(tǒng)中來理解杜甫,其“使命”或者“大任”更加凸顯出來。

杜甫出生官宦世家,有飽讀詩書的傳統(tǒng)。他青年時代正值唐朝的盛世,在當時的詩歌和藝術(shù)的繁榮態(tài)勢中受到了熏陶。紀錄片凸顯了杜甫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一詩,將其中的舞蹈藝術(shù)化處理,并視其為少年杜甫的藝術(shù)啟迪。公孫大娘是唐玄宗開元時代的著名舞蹈家,舞姿精妙,冠絕一時,其表演給杜甫留下了深刻印象。紀錄片將梨園的繁榮視為藝術(shù)繁榮的寫照,視為國家昌盛的寫照。然而時過境遷,在該詩創(chuàng)作的大歷二年(公元767年),公孫大娘已經(jīng)作古,其弟子李十二娘在夔州(今奉節(jié))的表演,引發(fā)了杜甫“五十年間似反掌”的愁腸,而“梨園子弟散如煙”也成了盛世不再的表征。但是,紀錄片把這一層意思幾乎完全抹去,轉(zhuǎn)而凸顯劍舞的審美或詩學意義。片中的劍舞翩翩優(yōu)雅,如行云流水,柔里帶剛,反映了詩歌藝術(shù)的某些天然特質(zhì)。劍舞融形式與內(nèi)容為一體,舞者與舞蹈難舍難分,讓人想起英國著名詩人葉芝的詩句:“晃動的身體,明亮的眼神,怎么能把舞者和舞蹈分清?”可以說,《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反映了類似的審美,可以在西方人心中激起某種共鳴。

除了公孫大娘的劍舞對杜甫的啟迪外,紀錄片還凸顯了另一位藝術(shù)家、大詩人李白對杜甫詩歌發(fā)展的影響。李白比杜甫大十一歲,天寶三年他們在洛陽相遇。那時李白已經(jīng)是知名詩人,杜甫還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但他們一見如故,一起游覽名山大川,朝夕與共,結(jié)下了深厚情誼。一年以后,他們在山東兗州分別,再也未能相見,成為一種生離死別?!八绖e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杜甫牽掛李白的平安,牽掛他遭流放后的境況,“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雖然紀錄片并未對兩人的詩歌藝術(shù)進行深入的比較,但是杜甫對壯麗河山的書寫,其詩句的渾雄、想象的大膽,也能讓人看到李白的影子,“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在夔州(奉節(jié)),在長江三峽和巫山,杜甫見證了中國最壯麗的大好河山,寫下了許多氣勢宏偉的名句。“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奔o錄片對長江三峽地區(qū)的風景進行了實拍,其景致的壯美,讓今人都抑制不住內(nèi)心的激動。杜甫登高眺望,山川的崔嵬、大江的奔流,盡收眼底,一覽無余:“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贝藭r的杜甫已經(jīng)年邁多病、貧病交加,雖然他把目光聚焦于大自然,的確在壯麗河山中獲得了詩歌的靈感,但在詠贊山川的同時,他在內(nèi)心也不時感到有一絲凄涼。他看見了“不盡長江滾滾來”,但同時也看到了“無邊落木蕭蕭下”。他長期客居他鄉(xiāng),顛沛流離,恨時局多艱,但同時也感到自己功業(yè)無成,壯志未酬。最后,在顛沛流離中,在湘江的一條船上他抱憾離世。

杜甫是否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即使在西方,這也可能是第一次有人下這樣的結(jié)論。杜甫最早被英語讀者認知,可能是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翟理斯的《中國詩英譯》和亞瑟·威利的《中國詩歌170首》都收錄了杜甫的詩歌。美國詩人龐德的《華夏集》選譯了包括《長干行》在內(nèi)的李白詩歌十首,但沒有翻譯杜甫詩歌。羅伯特·勃萊在《想起杜甫的詩》一詩中向杜甫致敬,是因為在美國詩人在尋求“新的詩歌可能性”時,杜甫給他們提供一種啟發(fā)和范例。加里·斯奈德喜歡杜甫的《春望》,不是因為里邊的愛國情懷,而是因為“國破山河在”表達了他自己的生態(tài)思想。BBC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也許從杜甫的人生和詩歌中找到了它所需要的東西,因此對于二十一世紀的西方,也許杜甫有著特殊的重要性。

(作者:張劍,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英語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