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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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專題能夠做出來，是從孫頻中斷自己手上的一個中篇小說，支持我一個短篇開始的。然后，有了“在縣城”這個核心詞；然后，馬上想到張楚和阿乙的那些小說的縣城。關于張楚，雖然他后來寫了許多更好的小說，但我一直難以忘懷的還是他2003年的《曲別針》。冷冽。讀阿乙則是從他的《灰故事》，應該是上海三聯(lián)的那一版吧？孫頻的縣城是山西交城，她在縣城18年，直到去蘭州大學讀書。阿乙的縣城是江西瑞昌。據(jù)他自己說，他的離開是逃出小公務員無望的生活。張楚一直生活在河北的灤南。去年夏天去北戴河，高鐵停唐山，我知道離張楚不遠，下車拍了一張站臺的照片發(fā)給張楚。

張楚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天津作協(xié)作為人才引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還常住灤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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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中的這個專題由小說家的虛構文本和我對他們的縣城走訪記組成。平時只在他們的小說里讀到他們的縣城，我想去實地看看。朱燕玲主編竟然對這個走訪也有興趣。我們馬上分頭和他們確定走訪的時間。記得那天是元月十四日，南京評論家協(xié)會換屆，所以能夠記得確切時間。張楚一直在灤南。孫頻會回交城過年。阿乙去四川的夫人老家過春節(jié)。有意思的是，去到這三個縣城，都要先抵達它們最近的中心城市武漢、太原和唐山。在中國，交通不只是交通問題，交通往往決定著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等等的區(qū)位和層次。

按照計劃，我年前先去瑞昌，時間定在我回老家之后。元月十九日，我從老家回到南京。二十三日，武漢封城。經(jīng)由武漢去瑞昌的計劃落空。繼而，疫情形勢嚴重。禁足而不能出行。

因而，這個專題應該包括一篇未完成的走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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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縣城和整個中國的關系，我微信問詢過南京師范大學從事鄉(xiāng)村社會研究的鄒農(nóng)儉教授。鄒教授20世紀80年代參加過費孝通先生蘇南鄉(xiāng)村課題的研究，節(jié)錄他的微信如下：

中國的縣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有意義，它是中國行政建制資格最老的，從秦始皇郡縣制開始，很多建制府州地區(qū)早已消失，唯獨縣歷時兩千多年至今仍是非常重要的一級建制。文學家洞察到了歷史的深邃，于是有了很多文學作品，只是在現(xiàn)代化城市化的大潮中，縣慢慢不吃香了，開始衰落了，特別是我們的體制設定，將縣作為鄉(xiāng)村傳統(tǒng)來對待，同樣是正處級，縣長與市長不一樣，這是很可悲的。

社會學是研究現(xiàn)時代那些熱門的東西，社會上什么時髦什么熱門就去追什么，所以很少有經(jīng)典留下來，充其量是些所謂經(jīng)世致用的東西。我覺得文學家對此關注深刻，特別是那些寫鄉(xiāng)村的作家，描寫鄉(xiāng)村一定有縣城。尤其是這次疫情，要好好琢磨琢磨我們的發(fā)展模式，我們過度崇尚大都市，還要搞什么城市帶，看看武漢這個大都市，疫情為什么發(fā)生在這里？為何那么久扼不下去？

確實如鄒教授所說，文學的縣城很多，比如最有名的可能是路遙的《人生》——到縣城去，曾經(jīng)是多少鄉(xiāng)村青年的中國夢。鄒教授記憶的文學，大概是二十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但時至今日，文學的縣城也在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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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縣城記憶和海安、如皋相關。它們距離我出生的鄉(xiāng)村都是十幾里。初三之前在村小學念書。村小孤零零地在成片的莊稼地中間。初三到鄉(xiāng)里讀。這個叫丁家所的小鎮(zhèn)，應該曾經(jīng)比較重要，我在東京大學藤井省三研究室無意看到一本20世紀70年代日本出版的中國地圖集。海安一共有四個地名被標注出來，丁家所是其中之一。但撤鄉(xiāng)并鎮(zhèn)之后，丁家所這個小鎮(zhèn)的行政功能已經(jīng)變得微弱。丁家所，就有一條老街，有些老店鋪，像民國舊電影里的樣子。兩年前，我們回去看，已經(jīng)敗落成不成樣子。

鄉(xiāng)村少年，不看到縣城之大，就不懂得鄉(xiāng)鎮(zhèn)的小。而因為有了鄉(xiāng)鎮(zhèn)的小，縣城就是大的城。在縣城生活的人是真正的城里人。高加林是這么理解的，我也是這么理解的。所以，阿乙的《遇見未婚妻》，父親要到縣城買房，帶領一大家子人浩浩蕩蕩進城；張楚的《和解云錦一起的若干瞬間》，輟學的解云錦進城打工。

海安和如皋的縣城，在前者讀了三年的高中；在后者工作了十年。記得第一次去海安，是乘船從串場河進去的。串場河在海安出去的詩人小海的詩歌里寫到過。小海有首著名的詩歌《北凌河》。在海安，串場河和北凌河是齊名的。三年，熟悉了縣城網(wǎng)狀街巷編織的地景：新華書店、醫(yī)院、學校、澡堂子、飯館、百貨公司、理發(fā)店、縣政府、能買到文學雜志的郵局、放電影的劇場、工人文化館和放錄像、打桌球、跳舞的文化館等等，工廠和車站在城的最邊緣，像孫頻的《貓將軍》，最荒蕪和混亂的地方也在城的邊緣。也是這三年，寫詩折騰文學社，堪堪摸著文學的邊。至為憂傷的是，少年時代膜拜的縣城詩人和小說家最后也都止步于縣城。其實，可以做一個田野調(diào)查，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縣城有過多少文學青年？

第一次去如皋，是在去海安縣城讀書之前。我和一幫頑劣的小伙伴放火燒了生產(chǎn)隊的草垛。在當時，這是很大的為非作歹。不知出于何故，外婆反而騎車帶著我去了心向往而不達的如皋縣城。記憶中，我們是從北門穿過石板巷子。少年的感覺是如皋是一座繁華落敗的大城老城。也確乎如此，如皋和海安比較起來，有更古老的寺廟和園林。

縣城就是縣城，不是鄉(xiāng)村，也不是一般的小鎮(zhèn)。如皋早就是縣級市。海安，去年也是縣級市了。

確實，應該一直到新世紀前后，縣城一直為中國文學輸送著文學青年。他們里面八九十年代開始寫作的，大多數(shù)還剩余在縣城。這是那個時代文學繁榮的基座，即使他們不能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寫作者，至少是一個優(yōu)秀的讀者，他們是縣城的小職員、教師、工人，等等。

但是，時代的變化是劇烈的。我檢索了下《中國文學選刊》去年對117位“85后”作家的問卷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在縣城寫作的微乎其微，甚至從縣城出發(fā)的寫作者也很少見。但另一方面，據(jù)我所知，在縣城寫商業(yè)網(wǎng)文的還有不少。無論如何，寫所謂嚴肅文學的文學青年撤出縣城已經(jīng)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也許能部分解釋當下鄉(xiāng)村文學不振的現(xiàn)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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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縣城，不只是文學的私屬領地?！拔鍡l人”《縣城記》的海豐包括：《十年流水東十年流水西》《倒港紙》《樂樂哭哭》《踏架腳車牽條豬》（騎輛單車牽頭豬）《問題出現(xiàn)我再告訴大家》《綠蒼蒼》《夢想化工廠》《道山靚仔》《李阿伯》《童年往事》《阿炳耀》，其中《踏架腳車牽條豬》唱道：

唉，朋友 /你莫問我 /有沒搭過海豐的公共汽車 /我經(jīng)常看到它，載著空氣/從“聯(lián)安路口”至“云嶺”

唉，朋友 /你莫問我 /有沒聽過，海豐汽車、摩托車的噪聲 /路口那個耳聾的，都被震怕了

我踏架腳車牽條豬 /（站在東門頭，暴力撒泡尿，買輛拖拉機） /我踏架腳車牽條豬 /（龍津溪是一條河.三十年前已經(jīng)殘廢了） /我踏架腳車牽條豬 /（農(nóng)村不像農(nóng)村.城市不像城市.海豐公園只建一個門） /我踏架腳車牽條豬 /（小的時候我跟阿公討兩毛錢，他說你拿把鐵錘和口盅來，我敲鼻血給你得了）

另一首《十年流水東十年流水西》：

他們都說我是在說夢話 /其實我說的還是海豐話 /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了/啦啦啦啦/今天全球化.明日耍自我

“五條人”說他們是“立足世界，放眼海豐”。《縣城記》獲頒《南方周末》2019年度音樂，他們的感言是：

《縣城記》是一張講故事的唱片——“倒港幣”的故事，農(nóng)民“李阿伯”的故事，單身佬“阿炳耀”的故事，“夢想化工廠”門衛(wèi)的故事……這些故事，平常得就像“平?！眱蓚€字，這些平常的故事，每個人的肚子里都藏有許多，而每一期的《南方周末》，藏的都是這樣有故事的人。那么好吧，我們把《南方周末》的這份“特別致敬”理解成：不是頒給《縣城記》這張專輯，而是指向活在大城市、小縣城里的每一個平常人。希望我們這樣說，不至于讓人感覺到矯情。……《縣城記》還是一張用你們的“外語”唱歌的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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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可能是最多以縣城為背景的中國導演，他的《小山回家》（1994）、《小武》（1998）、《站臺》（2000）、《任逍遙》（2002）、《山河故人》（2015）都發(fā)生在縣城汾陽。賈樟柯說：

縣城生活非常有誘惑力，讓人有充沛的時間去感受生活的樂趣。比如說，整條街的小店鋪小商販都是你的朋友。修鑰匙的，釘鞋的，裁縫，賣菜的賣豆腐的賣書報的，銀行里頭的職員，對面百貨公司里面的售貨員你都認識。中午吃晚飯睡個午覺，一直睡到自然醒，三四點騎個自行車去某個朋友那一坐，聊聊聊，然后聊到什么時候大家一起看電影去了，看完電影吃晚飯打麻將，一直到筋疲力盡睡覺。這種生活是有美感的，人處在熱烈的人際關系里面，特別舒服。但是如果每天都不離開這片土地，還是相當枯燥。早上起來躺在床上，縫隙之間會有一種厭倦感。

我對賈樟柯灰撲撲的縣城最有感覺。汾陽離孫頻的交城應該很近。離我家鄉(xiāng)的縣城很遠。但那無所事事的街角少年和桌球臺，和我記憶中八十年代末的縣城幾乎一樣。甚至在侯孝賢的電影里也看到這樣的小鎮(zhèn)和少年。其實，有很多地方離得很遠卻靠得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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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和阿乙的訪談有一段關于阿乙的縣城。

《單讀》：這些年你也不斷地回家，看到縣城的變化是什么樣的感覺？

阿乙：縣城現(xiàn)在從物質(zhì)上來說，比大城市甚至要好。它只有幾個指標不太好：一是煤氣，可能還在用煤氣罐，這是我比較討厭的一個地方；還有一個是采暖，像在南方，采暖不像北方這么方便。但剩下的生活條件簡直太好了：一是巨大的空間，你在北京住50平方米，在那兒200平方米都能搞得下來；還有一個是美好的天氣。但我現(xiàn)在仍然恐懼回到縣城。前兩年經(jīng)常做噩夢，夢見我父親拿著一個蛇皮袋，和家人一起又把我抓回去了，塞在某個單位上班。前些日子，有人建議我回老家，在當?shù)匚幕块T上個班，幫忙做推介，因為我現(xiàn)在寫作有點名聲。當時也沒拒絕，后來覺得這個事情挺荒謬的，真要去了，心里肯定很凄涼。

而且我離開縣城有一個巨大的原因，就是我在那兒買不到什么書。買書只有兩個渠道：一個是報亭，報亭更新比較快，能買到的好東西就是《雜文選刊》《讀者》《涉世之初》這樣的雜志；二是新華書店，但也買不到文學書。我現(xiàn)在想，為什么縣城的人比較喜歡看《環(huán)球時報》？為什么他們關心軍事，關心劉少奇的冤案或是謝富治、羅瑞卿的紅墻秘史？為什么雜文在縣城知識分子里比較流行？柏楊、李敖、王小波他們寫的東西固然很有先見，但好多年重復講一個問題，停滯在某一個地方。我如果要獲取更多的東西，在縣城里肯定不行。中國有很多很好的知識分子，寫了很好的文章，辦了很好的雜志，寫了很好的書，但他們的東西進不了縣城。這種情況下，其實只有離開。后來到北京，才能接觸到這些多元化的東西。要是在縣城，你的精神生活不得不被鳳凰傳奇、汪峰所決定。我QQ、微信群里的高中同學，包括當時我認為思想上比我先進多了的人，現(xiàn)在跟他們聊天，非常詫異，他們轉(zhuǎn)發(fā)的消息，天天咋咋呼呼，嚇死人。人的意識其實是被縣城的大眾文化吞噬掉了。

和縣城格格不入的文藝青年，那些精神的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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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代作家中，以張楚的寫作成績和知名度，和縣城糾纏得這么深，依然在縣城安家的，可能絕無僅有了。他有兩篇常常被人引用的文字，一篇是《在縣城》：

1983年從大同遷徙到這個叫作“倴城”的縣城，已三十多年。三十多年里，除了在大連上大學的幾年，除了偶然的公差私差，我一直不舍晝夜地住在這里。

縣城發(fā)生變化是近十年的事。之所以變化，是因為這里開了幾家私營鋼廠。每個鋼廠都很大，都有很多工人，鬧哄哄的，熱騰騰的，空氣里的粉煤灰落在他們臉上，讓他們的神情顯得既驕傲又落寞。慢慢地高樓越來越多，而且前年，縣城終于出現(xiàn)了超過20層的高樓。這在以前是可不想象的，因為我們這里還經(jīng)常地震，人們都怕住高樓。而現(xiàn)在，人們似乎什么都不怕了，不但不怕了，有了點錢還專門買好車。我很多小時候的同學，現(xiàn)在都是這個公司的老板那個公司的董事，坐在幾百多萬的車里朝你親切地打招呼。就像《百年孤獨》的馬孔多小鎮(zhèn)一樣，這個縣城越來越光怪陸離越來越饕餮好食，空氣中的味道也發(fā)生了質(zhì)的變化：以前雖灰撲撲、干燥，但骨子里卻有種干凈的單調(diào)和明亮，我相信那不是氣候的緣由，而是人心的緣由。如今，小鎮(zhèn)上雖有了肯德基，有了各樣專賣店，有了各種轎車，可人卻越來越物質(zhì)化和機械化，談起話來，每個成年人的口頭都離不開房子、金錢、女人和權力，似乎只有談論這些，才能讓他們的身上的光芒更亮些。

我想，或許不單單是這個縣城如此，中國的每個縣城都如此吧？這個步履匆忙、滿面紅光的縣城，無非是當下中國最普通也最具有典型性的縣城。在這樣的縣城里，每個月都會出現(xiàn)一些新鮮事，當然，所謂新鮮事，總是和偷情、毒殺、政治陰謀、腐敗連接在一起，歸結到底，是和俗世的欲望連接在一起。可是由于這種欲望如此明目張膽又如此司空見慣，我總是忍不住去關注一下，于是，我發(fā)現(xiàn)了很多有趣而悲傷的故事。

縣城是熟人社會，熟可能更多是表象，相見不相識是本質(zhì)。就看這個專題的三個小說，每一個縣城故事都有獨屬的幽暗秘密，甚至是致命的秘密。所以，縣城的文學動力可能不只是獨異的空間和區(qū)位，而是社會樣本和人性。

網(wǎng)上流傳著張楚另外一篇關于縣城文藝青年的更有名的文字是《野草在歌唱——縣城里的寫作者》，這篇文字首發(fā)2014年第12期的《文學港》，后來收入他的小說集《中年婦女戀愛史》。

1999年的倴城像個哀傷簡約的符號——它是所有北方縣城的縮影。從1984年我們搬到這里，多年內(nèi)它沒有顯著變化：彎曲狹窄的主街每到下班時就堵車，而主街兩旁是低矮破舊的門市：開理發(fā)館的溫州人、開川菜館的成都人、賣板鴨的南京人、開性病門診的廣州人、售熟食的東北人……這些操著不同口音的外地人將門臉敞開，讓平鋪直敘的陽光打進，在他們或清爽或油膩的臉上投下或明亮或黯淡的影。在年復一年的買賣中，他們的腰佝僂了，皮膚泛著哀傷的牙黃色，指甲縫沾染著小城獨有的氣味：紙糨糊味、鋼廠的粉塵味、從遙遠海邊傳來的水底動物的腥味。有時我騎著自行車走在倴城，看著眾生萬象，瑣碎的幸福感會充盈滿我的內(nèi)心。我知道，早晚我會寫出他們的心靈史。猶如上帝造人。

這是縣城文藝青年的挽歌。類似顧長衛(wèi)的《立春》?！读⒋骸吩诮ㄖ粕峡赡苁潜瓤h城大的小城。但也是縣城故事。有時候，縣城故事可能是美學意義上的，而不一定是地理意義上的確切縣城。所以，把顏歌的《平樂鎮(zhèn)傷心故事集》、鄭在歡的《駐馬店傷心故事集》以及美學意義的小鎮(zhèn)青年寫作都放在一起，也許都是可以的。中國當代文學的縣城故事是獻給那些城鄉(xiāng)灰色地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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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度上同時輸入“孫頻”和“縣城”，會顯示出她的許多小說。是的，在早期寫作里，縣城是她小說人物要逃離的地方；而到了晚近，縣城往往是逃離者潰敗的歸處。這中間的變化不只是一種情節(jié)的翻轉(zhuǎn)，而是心境和審美意義的。她說過：

去年（摘錄者注：2018年）我回到老家的小縣城過中秋，閑來無事，一個人在老街上溜達。老街上有半截千年石獅子，風化不堪，它陪伴了我整個童年和少女時期，讀中學時我每天騎著自行車從它身邊掠過，不曾多看它一眼。可是那天，我在深秋金色的陽光里久久看著它，想起了過往那些剔透晶瑩的時光，懵懂無知，充滿幻想，忽然就覺出了到底什么是滄海桑田，什么是歲月。我忽然就從它身上感到了一種奇異的東西，一種類似于慈悲或恩典的東西，重重擊打著我。來來往往的人們都很普通，卻幾乎讓我落下淚來。從前我害怕扎進人堆，生怕自己變得瑣碎而平庸，從不肯輕易原諒與寬恕自己的過錯。可那個下午，我在最普通的人身上忽然看到了最璀璨的一面，不是魯迅那種對國民性的批判，不是偽知識分子居高臨下的俯視，也絕不是虛無的憐憫與哀嘆，真的就只是看到了每一個個體身上奇異的生命力，脆弱、絢爛、多姿，深陷泥淖又幾欲飛翔。小說的題目就是在那一瞬間出現(xiàn)的：獅子的恩典。對眾生的恩典。亦是對自己的一種恩典與赦免。是的，這么多年里我常有無力感與嫌惡感，時常無法原諒一個平庸與感性的自己，可是我終究還算是一個努力的人。

孫頻的縣城在她發(fā)給我的照片上看過，荒疏和頹敗。這樣的地方能夠成為歸鄉(xiāng)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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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子在豆瓣成名。2019年，他的《白日漫游》入圍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同年，辭去北京的工作，離開熟悉的文學圈子，回到家鄉(xiāng)湖北紅安的縣城和農(nóng)村生活，在年租金1800元的廉租房里繼續(xù)寫作。（《遠子的2019：北漂十年出了三本書，32歲回到縣城》，“GQ報道”微信公號）

遠子是本專題邀約的作者之一。他的縣城紅安疫情嚴重，以至于無法完成構想好的小說。誰此時此刻在此地能夠從容地寫作？

此前，廣東小說家陳再見，好像也回縣城，寫縣城系列小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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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家黃孝陽去年的《人間值得》寫了一個縣城惡棍的簡史。更早一些，付秀瑩的《他鄉(xiāng)》，縣城也是主人公翟小梨生命遠行的一站。70后作家許多都是從寫鄉(xiāng)鎮(zhèn)開始，這也是他們的原生經(jīng)驗。這些原生經(jīng)驗并沒有枯竭。他們也遠遠沒有產(chǎn)生跟原生經(jīng)驗匹配的偉大作品。

以地標為中心觀察作家和作家的關系，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常用。也不盡然，比如最近兩年鐵西區(qū)就成為“東北文藝復興”的地標。從鐵西區(qū)放大到東北，做新東北作家群，甚至“東北學”，是大眾傳媒和大學正在努力的事情。能不能做成？做成了，這個筐可以裝進去什么東西？尚屬未知。

但縣城不一樣。不同的縣城，有時候卻共有同樣的文學底色，比如張楚、阿乙和孫頻小說的灰色和絕望?；蛘哒f，所有的中國縣城，它的形貌、肌理、腔調(diào)和骨子里的氣質(zhì)，是兄弟姐妹一樣的。

“縣城”（可能還應包括市郊和內(nèi)地比縣城更大的小城）作為一個文學空間，一個文學的“地方”，既不是鄉(xiāng)土寫作，也不是城市寫作，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注意力更多在城和鄉(xiāng)兩個極點上，除了這兩個極點可能還隱伏著第三種文學傳統(tǒng)譜系。我也就縣城問題咨詢做人類學的淡豹，她給我整理了近萬字的材料，提供了許多各學科有價值的觀點。從社會學的路徑進入，淡豹認為：

“縣城有可能代表著‘內(nèi)地’（middle countries）、‘腹地’、文化保守主義、頑固、閉塞等文化特點。對于一個農(nóng)村青年，縣城可能并不代表著‘城市化的第一步’，而是個令人沮喪的地方，它的諸種文化特點，和心目中進步的城市是截然相反的，又沒有鄉(xiāng)村的自然?？h城也許不是城鄉(xiāng)之間（鄉(xiāng)城之間）的停泊站，而是另一種迥異于北京、上海的知識/政治精英想象下的中國的樣貌。這樣看，如何把地理空間理解為文化空間，就并不是一條鄉(xiāng)村—縣城—城市的標準、線性、進步敘事。”

比如淡豹也提到的師陀的《果園城記》。師陀小說寫：“這個城叫‘果園城’，一個假想敵中亞細亞小城的名字，一切這種小城的代表?！辈恢皇恰豆麍@城記》，民國新文學里有大量的寫知識青年救世和啟蒙的小說，故事發(fā)生的“空間”和“地方”應該都是“縣城”（小城），這些小城也確實是“內(nèi)地”（middle countries）、‘腹地’、文化保守主義、頑固、閉塞的，但改革開放以來，“縣城”的文化構成變得復雜，比如改革文學里，縣城既是保守的，又是激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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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楚的《和解云錦一起的若干瞬間》、阿乙的《遇見未婚妻》和孫頻的《貓將軍》放在一起看，能夠看到中國城鄉(xiāng)地理。下鄉(xiāng)，到顧家莊、今一鄉(xiāng)，縣城是一座城；到北京、鄭州和杭州去，縣城又被無數(shù)的鄉(xiāng)拱擁著。這是中國縣城的空間現(xiàn)實——“亂”，也可以說是蓬勃著活力。而縣城的時間，在他們小說對應著小人物的生長史。各自的縣城都生活著自己的親人，面對自己和親人的縣城，小說家自然會收斂起居高臨下慈善主義的優(yōu)越感和同情心，而代以誠實的人道主義的共同命運感。這是他們小說的動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