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遣春溫上筆端——談談金克木的幾篇佚文
青年金克木
一
已經(jīng)快二十年了，寫畢業(yè)論文的時候，我偶然從一本書中讀到金克木的《為載道辯》。文章寫于1935年4月，跟當年錢鍾書《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和朱自清《詩言志辨》一樣，都是為了回應周作人名噪一時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不同于錢、朱以“詩”“文”分屬不同（“文以載道”“詩以言志”）反對籠統(tǒng)的言志、載道之分，金克木考察“言志”和“載道”的內(nèi)涵，并舉周作人及其弟子的文章來解析，認為不可能做到毫不“載道”的“言志”，推出極端“言志”可能的悖論，思路清晰而銳利。忍不住好奇，我查了一下金克木寫作此文的年齡，差不多只有二十三歲，便暗自感嘆了一番。
1930年代之前，周作人經(jīng)常提到“故鬼重來”，“我相信歷史上不曾有過的事中國此后也不會有，將來舞臺上所演的還是那幾出戲，不過換了腳色，衣服與看客”，“淺學者妄生分別，或以二十世紀，或以北伐成功，或以農(nóng)軍起事劃分時期，以為從此是另一世界，將大有改變，與以前絕對不同，仿佛是舊人霎時死絕，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涌出，或從空桑中跳出來，完全是兩種生物的樣子：此正是不學之過也”?！拔易钕矚g讀《舊約》里的《傳道書》……‘已有的后必再有，已行的后必再行。日光下并無新鮮事?！辈恢怪茏魅耍斞杆^“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種循環(huán)，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所謂“‘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鋵嵤窃S多年間，總是這一套，也總有人看，總有人Huazaa，不過其間必須經(jīng)過沉寂的幾日”，說得不也是相近的意思？
后來的研究者，往往稱這思路為“歷史循環(huán)論的虛無主義”，但我總覺得哪里不太準確，因其中雖有歷史循環(huán)的意味，但與相對主義導致的虛無卻有很大的差別。因這疑惑，看到金克木文章中的一段話，頓有豁然開朗之感：“周先生的思想是可以歸納成一以貫之的‘道’的。然而正因為它是那么單純，所以才那么圓融，那么觸類旁通無遠弗屆，因而便那么艱于了解。例如周先生的歷史觀便是只注意一方面，即所謂‘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的，但正因為不注意另一方面，所以才把這一方面看了個透徹，而要達到同樣的程度也就更不容易了?！薄白云洳蛔冋叨^之”出蘇軾《赤壁賦》，“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金克木取其文而遺其義，強調(diào)周作人自“不變”看待歷史與現(xiàn)實的眼光，與所謂的虛無主義根源不同。有了這觀察，幾乎可以勾勒出當時周作人的思想結(jié)構(gòu)，并由此看出他此后的種種變化，論文很順利地寫完了。
原本以為這事已經(jīng)過去，不料有天翻看金克木的集子，忽然在《改文舊話》中讀到一段話，心念一動：“抗日戰(zhàn)爭初期我在香港，傳言周作人投敵。我寫了一篇小文發(fā)表，說的是周作人的思想，意思是，如傳言屬實，周的思想中已有根苗。從他的文章看不出多少民族主義，倒能看出不少對日本的感情。不知怎么，文章寫得不好，惹出一篇批評，說我是有意為周辯護。恰好我正在登這篇文章的報館，便去排字房找出原稿看。使我吃驚的是文中有不少罵人的話。那文風和幾十年以后盛行的大字報類似。這些話都被編者用紅筆涂抹又用墨筆勾去了，不過還看得出來。很明顯，編者不贊成我沒罵周作人，也不贊成那一位因此便罵我。這位編者久已是文壇上未加冕的‘盟主’。我覺得他之所以成為‘盟主’并非偶然?！?/p>
也就是說，《為載道辯》之后，金克木另有一篇文章談到周作人的思想，并由此推測他在抗戰(zhàn)開始不久后的表現(xiàn)。因為這一問題牽扯到周作人行事的依據(jù)，我一門心思找出這篇文章來。根據(jù)文中提示，“‘盟主’是‘左翼作家聯(lián)盟主席’的簡化。主席三人：魯迅、郭沫若、茅盾。文中說的是茅盾”，我查出茅盾曾于抗戰(zhàn)時期一度任《立報·言林》主編，而金克木曾在《立報》任國際新聞版編輯，則文中所說的“報館”為立報館無疑。不過，能找到的線索也就到此為止，因為金克木沒有提到那篇文章的名字，要調(diào)出當時的報紙一一翻檢推測，殆等于大海撈針，加之此后忙于生計，此事也就趁勢放下了。
這一放，就是十多年。去年，因為溫習金克木的部分文章，忽又看到《改文舊話》，就再次起意要找。幸得友人相助，并因香港文學網(wǎng)上數(shù)據(jù)庫的健全，不但找到了金克木提到的文章，還有對他文章的回應，以及他對回應的回應，三篇文章分別是《周作人的思想》（署名燕石），《“還不夠漢奸思想么？”》（署名黃繩），《舊恨？》（署名燕石）。意外的收獲是，線索牽連著線索，居然又找出了金克木這一時期的其他幾篇文章（除標明外，均署名金克木）——《圍棋戰(zhàn)術》、《忠奸之別》（署名燕石）、《讀〈魯迅全集〉初記》、《歸鴻》（署名燕石）、《讀史涉筆》、《秘書——地獄變相之一》（關于這批文章的發(fā)現(xiàn)過程及基本情況，請參祝淳翔《金克木香港佚文發(fā)現(xiàn)記》，刊2019年6月13日《澎湃·上海書評》，不再重復）。
二
八篇文章，除《秘書——地獄變相之一》發(fā)表于1948年8月30日的《星島日報·文藝》，其余均刊于1938年至1939年間的《星島日報·星座》?！靶亲庇纱魍鎰?chuàng)辦并主持，作為老朋友的金克木為之寫稿，是順理成章的事。除《周作人的思想》外，這批文章金克木后來絕少提及，卻因為暗含著他此后寫作的某些重要特征，顯得較為重要。
那段時間，金克木剛?cè)胄侣勵I域，還在不斷的學習過程中，抽空作文，實為不易?！墩勛x書和“格式塔”》中寫到的舊報館情形，應該就是他當時的體會：“從前報館里分工沒有現(xiàn)在這么細……那時的編輯‘管得寬’，又要搶時間，要和別的報紙競爭，所以到夜半，發(fā)稿截止時間將到而大量新聞稿件正在蜂擁而來之時，真是緊張萬分。必須迅速判斷而且要胸有全局……要搶時間，要自己動手。不大不小的報紙的編輯和記者，除社外特約的以外，都不能只顧自己，不管其他；既要記住以前，又要想到以后，還要了解別家報紙，更要時時注意辨識社會和本報的風向。這些都有時間系數(shù)，很難得從容考慮仔細推敲的工夫，不能慢慢熬時間，當學徒。這和飯碗有關，不能掉以輕心。許多人由此練出了所謂‘新聞眼’‘新聞嗅覺’‘編輯頭腦’?！惫Σ惶凭?，從這個經(jīng)驗里，金克木琢磨出一種“看相”“望氣”讀書法，提示讀書如何“但觀大略”——或許，在如今信息泛濫的情形下，如此讀書法更應重視？
扯得有點遠，回到那篇引起我尋找興趣的《周作人的思想》，果然提到了《為載道辯》，“我只要趁此時機，把三年（前）批評周作人及晚明言志風氣的論文中所沒有說的意思，補說出來”。其中，對“歷史循環(huán)”問題的補充是：“循環(huán)史觀是他的思想重心之一。從傳道書到尼采，都供給他這一方面的資源，因此他屢次聲稱自己思想黑暗，避不肯談。具著這樣歷史眼光的人，對眼前一切皆不滿，對眼前一切皆忍受，想會著‘古已有之’以自慰，存著‘反正好不了’的心以自安，這就是‘自甘沒落’的原因，也是‘烏鴉派’‘敗北主義’的一個動機。對人類的觀察，過重生物學方面，忽視社會學方面，再愛好民俗學的對退化及殘存的現(xiàn)象的紀錄，都使這種歷史觀蒙上極黑暗的悲觀厭世的外衣。厭世而不死，就必然會無所不至的?！?/p>
文章提到了“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的思想來源，并以此為重心，考察了周作人的知識構(gòu)成，即“對人類的觀察，過重生物學方面，忽視社會學方面，再愛好民俗學的對退化及殘存的現(xiàn)象的紀錄”，并由此推測其行為的必然方式，“對眼前一切皆不滿，對眼前一切皆忍受”，因而難免“無所不至”。與此相關，周作人另一個“很可注意而常被忽略的重要見解”，是民族平等：“愛鄉(xiāng)土的熱情與愛國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周作人是不愛國的，他不能愛一個國家，他甚至不能愛一個民族，尤其不能夸耀寶貴本國和本族?！茏魅怂?jīng)歷的辛亥革命中，種族國家主義曾占重要地位。有經(jīng)驗的反對意見是矯正不過來的，正像革命者反革命時就特別兇惡一樣……這一點發(fā)展起來，便有了嚴重的結(jié)果。既不歧視他族又加上痛感本族的劣點，還不夠‘漢奸思想’么？”何況，“周作人被人認做‘親日派’是很久的事了。他曾經(jīng)公開答覆過一次說他不配做，夠不上，可見他并不以‘親日派’為恥”。此外，金克木特別指出，周作人“‘親’的是‘古日’而非‘今日’”，而“這也是辛亥前志士的一般傾向”。
正因如此，金克木才在文章中說，“十八作家致周作人的公開信中，告訴他我們民族自抗戰(zhàn)以來已經(jīng)表現(xiàn)得偉大而且光榮了，這是了解他的思想根據(jù)的話”。文中提到的十八作家《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刊于1938年5月14日《抗戰(zhàn)文藝》，相關內(nèi)容如下：“我們覺得先生此種行動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來對中國民族的輕視與悲觀，實為棄此就彼，認敵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圖書，與世隔絕之人，每易患此精神異狀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態(tài)度之超然，深得無動于心之妙諦，但對素來愛讀先生文學之青年，遺害正不知將至若何之程度。假如先生肯略察事實，就知道十個月來我民族的英勇抗戰(zhàn)，已表現(xiàn)了可殺不可辱的偉大民族精神；同時，敵軍到處奸殺搶劫，已表現(xiàn)出島國文明是怎樣的膚淺脆弱；文明野蠻之際于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惡，殊欠明允。民族生死關頭，個人榮辱分際，有不可不詳察熟慮，為先生告者。”
十八位署名的作家中，頭一個就是茅盾，這也就怪不得他不贊成金克木“沒罵周作人”。金克木“覺得他之所以成為‘盟主’并非偶然”，顯然是因為即便如此，茅盾仍然不贊成黃繩斷章取義地罵金克木——能在（包括自身在內(nèi)的）復雜局面下把握取舍的分寸，確實難能可貴對吧？不過，或許是因為性格，或許是出于判斷，金克木當時雖跟茅盾近在咫尺，卻并沒有去“拜門”，此后也沒去“躬領教誨”，“盡管我很佩服他，從十來歲起就讀他的文章，得到不少益處，但自覺微末，不想有依附之嫌。到50年代我才見到他，都是在會上，沒有談話。我沒有改變過原先的看法，‘盟主’不愧為‘盟主’”。金克木寫完《周作人的思想》時，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他很快受到攻擊，主要不是因為沒罵周作人，而是文中提到了另一位“盟主”——魯迅。
三
《周作人的思想》要言不煩，頗能點出周作人思想的重心，可以提示我們不在周作人龐大的知識迷宮里走失。只是，大概因為文章重分析而不是表態(tài)，尤其是提到了魯迅卻沒有讓人感到足夠的敬意，便引起了有人的反感——對已成定論的“正面人物”不夠知己，恐怕原本就比不批評“反面人物”更加危險。文中，金克木緊接著“正像革命者反革命時就特別兇惡一樣”寫道：“和周作人思想行動同源異流的魯迅也是如此。在他們的全集中，‘黃帝子孫’‘四千年文明’等等找得到么？說這一類話時，他們用的什么口氣？”黃繩據(jù)此立論，先以魯迅有全集而周作人則無，推定“指摘原是針對著魯迅先生一人，周作人是‘陪葬’的”。接著話鋒一轉(zhuǎn)，不知從何處掘發(fā)出一段（或許是抽象意義上的）“舊恨”：“這位先生實在想把對于魯迅先生的攻擊，來洗刷周作人的罪惡；借‘周作人事件’，來發(fā)泄他對于魯迅先生的舊恨。”
金克木當然不會認領不該自己接收的賬單，因此寫《“舊恨”？》一文回應，聲明自己“對于魯迅先生向來持尊敬態(tài)度，無論口頭筆下，我從來不曾對魯迅先生有過不敬的話。除了魯迅先生曾以文字啟發(fā)我的思想，致我到如今還自覺未能自外于他的影響，而且對他常感到肅然以外，我和他老人家毫無任何關系可言。其間絕沒有‘恨’，尤其沒有‘舊恨’”。隨后逐條駁斥對方的立論和論據(jù)，并表達了自己的不安：“我承認我的文章寫得不好，會使人看出我所沒有的意思；但我想還是那‘舊恨’在作怪。那位先生斷定我與魯迅先生有‘舊恨’，便是我對魯迅先生說話無往而不懷惡意……因為我有過批評周作人的文字，也有了敘述我對魯迅先生的了解的文字；在他帶著‘舊恨”的眼鏡看起來，豈不是要把批評解作辯護而稱贊當作譏諷么？”這里說的“批評周作人的文字”當指《為載道辯》，“敘述我對魯迅先生的了解的文字”，則應是其時剛剛刊出的《讀〈魯迅全集〉初記》。
《周作人的思想》發(fā)表于1938年8月11日，《“還不夠漢奸思想么？”》發(fā)表于同年8月16日，《讀〈魯迅全集〉初記》于同月17至19日發(fā)表（完成于8月1日），《“舊恨”？》則發(fā)表于21日。從時間線來看，金克木沒有看到黃繩文章后補寫關于魯迅的文章的可能。在金克木看來，大概先有了這篇關于魯迅的文章，只要不是刻意曲解，“把批評解作辯護而稱贊當作譏諷”，批評方的立論就應該站不住腳了吧？可在一個（或真或假而必定）狂熱的崇拜者面前，在一個確認“魯迅先生的生平功罪，已有定論，小丑的一槍，不會有作用的”人眼里，金克木這篇看起來飽含深情且獨具識見的文章，恐怕仍然是未盡人意甚至需要大張撻伐的。
《讀〈魯迅全集〉初記》共八節(jié)，分三次刊出，17日刊一、二、三節(jié)，18日刊第四節(jié)，19日刊五、六、七、八節(jié)?；蚴墙鹂四镜挠幸獠鸱?，或是編輯的精心安排，每次均有相對集中的主題。一、二、三節(jié)總論魯迅及全集的價值。第一節(jié)跳出單純的文學角度，確認《魯迅全集》“包攬了清末民初以來的思想以及五四五卅九一八時期的史實，我們可以把它看做當代的歷史的豐碑”。第二節(jié)贊賞《全集》體例一致，呈現(xiàn)出的“是講壇上的魯迅，是出現(xiàn)于群眾之前的魯迅”，“這是一個完整的活人，沒有殘廢，也沒有化裝，他不親切，只因為他并不是在內(nèi)室而是在講壇”，因而“說他冷酷，說他瘋狂，說他刻薄，說他褊狹，都是忘記了這一點，妄以演說家戰(zhàn)斗者的行為來武斷他的私人品性”。第三節(jié)說明魯迅行為一貫，“敢把自己整個顯現(xiàn)在人前”，“有站在街頭喊：‘誰能向我投石？’的資格與勇氣……因為他敢于剜出自己的惡瘡，有正視丑惡的膽量”。
第四節(jié)居三次發(fā)表之中，先肯定蔡元培所說，魯迅“為中國新文學的開山”，隨后宕開一筆，言“新文學是新文化運動的支流，新文化是以思想改造為主，他卻正好是在思想上貫通中外承先啟后，秉承中國的學術風氣，又接受了西洋的思想潮流”。魯迅秉承中國學術風氣，是謂內(nèi)啟，來于清末，“重公谷而抑左氏，主今文而斥‘新’學，尊八代而卑唐宋（文章），伸釋氏而薄時文；而地理音韻之學亦一躍而登寶座，蓋欲求中古文化交流之跡，不得不究西北邊藩輿地，而音韻之成為學，亦正茁生于六朝譯經(jīng)之時”。其接受西洋潮流，謂外鑠者，則源自法國大革命，并涉及俄國、日本和中國的社會與思想變革，因為潮流本身的新舊交替，接受者難免“一方面是信奉科學至上，卻又恐懼著機械毀滅了人性以及美知愛，一方面是堅持個人獨立自由，卻又意識到社會的羈絆與集體的未來。這種矛盾若伏在心中，表示出來的便是沉默的反抗與絕望的戰(zhàn)斗，為已經(jīng)失敗和不會實現(xiàn)的理想而努力”。
第五節(jié)從魯迅出生的地理環(huán)境，辨認出他具有“挾仇懷恨茹苦含辛至死不屈的反抗”的“越人的遺民氣質(zhì)”，進而指出“魯迅卻不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遺民，而是一個失敗了的理想與革命的遺民”，并言其“后來似乎由悲觀的‘遺民’轉(zhuǎn)為樂觀的‘先驅(qū)’，實由于他悟出了‘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突過了絕望自然又近于希望然而還是一條路線并沒有如無識之徒所謂‘轉(zhuǎn)向’，不足為朝秦暮楚缺乏羞恥的人的藉口而正可表現(xiàn)一貫到底誓不變節(jié)的遺民的偉大”。第六節(jié)回應魯迅多作雜感而沒有留下不朽大作的遺憾，認為如此認識“未為卓見，因為他的雜感的歷史的價值，實在還超過其文學的價值。雜感文章的準確鋒利固空前絕后，而當時中國的社會尤其是文壇上的種種相，藉魯迅而傳留下來，更是歷史的偉業(yè)”，正與第一節(jié)所謂留下史實照應。第七節(jié)談魯迅的文學技術，推測“思想的深邃，內(nèi)容的隱諱，典故的繁多，受西洋影響的句法的復雜周密，使魯迅的文章未必能不加注疏而為將來的青年看懂”。第八節(jié)是結(jié)語，并述作者與魯迅作品的因緣。
以上連篇累牘地引用，一是因為金克木這文章目前還很難讀到，一是文中對魯迅的幾點評價，即便放到現(xiàn)在也值得參考，甚至稱得上灼見。比如把魯迅的總體作品看做當代的歷史的豐碑，比如把魯迅放在新文化而不只是新文學的角度考察，比如把魯迅的雜感視為歷史的偉業(yè)，都頗能予人啟發(fā)。但或許正因為看得深，金克木并沒有把魯迅推舉為空前絕后，而是將其放在承前啟后的位置上來認識，謂其還稍稍缺乏一點建設性——“一個過渡時期的思想家，有兩副面孔：一、是表白將來的理想，作先驅(qū)者，畫烏托邦；一是批判現(xiàn)在的事實，當?shù)蹩?，撞喪鐘。法國大革命前，盧騷演前一類的生角，伏爾德扮后一類的丑角。魯迅似伏爾德。照前面所說的中外兩派思想主流在中國匯合時所挾帶的東西說，中國思想界不能有盧騷。雖然只是正反兩面，但事實上中國思想界還缺乏，具積極建設性的，《社會契約》與《愛彌兒》的作者。魯迅往矣！來者如何？”——這是否已經(jīng)足夠讓認魯迅為空前絕后者憤然了？
文章首尾，金克木各引了一句魯迅的詩，均出《辛亥殘秋偶作》。開頭用的是“曾經(jīng)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結(jié)尾用的是“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蛟S前者可以表現(xiàn)魯迅“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熱腸，后者可以視為“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的過渡特征。二者密不可分，沒有孰先孰后，而是這熱腸和過渡的特征一起，構(gòu)成了值得敬佩的整全的魯迅，正如金克木把他的想法交融在一起的這段話：“魯迅的思想未必有承繼者，魯迅的文章一定無傳人，魯迅的著作將有許多孩子們看不懂，只成為歷史的文獻，然而魯迅的精神愿能亙古常新，直到阿爾志跋綏夫與安特列夫的世界消滅，武者小路實篤與愛羅先珂的世界到來時，永遠給未老先衰的青年以警惕，給老而不死的朽骨以羞慚?！?/p>
四
從上面關于周作人和魯迅的文章來看，金克木不以自己的標準衡情量人，而是深入對象文字深處，掘發(fā)其思想核心，而出之以平常語言，沒有染上當時習見的術語，也沒有經(jīng)見的評價體系，因此過了近八十年再來看這些文章，仍然沒有過時之感。不過，說金克木不以自己的標準量度人，并不是說他知識沒有結(jié)構(gòu)，胸中沒有丘壑，相反，能深入不同對象的思想核心，或許正因為心中有一張足夠開闊的圖譜。《讀〈魯迅全集〉初記》和《讀史涉筆》，就頗能看出他已經(jīng)漸漸成形的知識系統(tǒng)。
《讀〈魯迅全集〉初記》中，金克木如此勾勒中國學術系統(tǒng)：“中國的思想史蒙儒家之假面，孕道家之內(nèi)容，釋氏初興，乃有大革命，其時在中古魏晉六朝之際?！性奈铩Ыy(tǒng)治之權(quán)，朔漠西陲來異族之禍。同時西行求法，東來翻經(jīng)，代有作者。經(jīng)一番攪和，遂開空前絕后之唐代奇葩。清末文士，以漢族陵夷，頗欲征文獻于明季。然而明人承元之敝，乍自拔于外族之奴，生活頗恭而思想空疏，略有一二可觀，不足以償大欲，而跡其繼往開來者，則以在清代。”而對于西方近代思想潮流，則認識如下：“西洋近代史可自法國大革命數(shù)起。一七八九年正是兩個世紀兩個時代交替的起點，由埋伏已久的理論與行動會合而生的果實……一八四八年蔓延全歐的革命，鞏固了布爾喬亞的統(tǒng)治，茁生了強化的近代國家；資本主義正式開花期，又藉海外貿(mào)易的急激進展而達到空前的茂盛；同時社會主義的種子，經(jīng)濟恐慌與大規(guī)模社會不安的根苗，也開始發(fā)榮滋長。十九世紀后半初期，達爾文與馬克思，使人類對于自身起了有意識的批判作用……隨著早熟的新革命的夭亡，世紀末的氣氛便侵入一般人的心。同時，前有憑藉佛理的叔本華，后有他的反面繼承者尼采，以詩人的氣質(zhì)抒哲人的沉思，反映而且領導著悲觀與絕望的人生戰(zhàn)斗的思想主流?！?/p>
不止如此，在認識中西思想譜系的時候，金克木并沒有將其固定，而是根據(jù)自己身處的時代，不斷看取其間的變化：“清季避世者多去扶桑，而東洋生活習慣猶存唐代流風余韻。于是目擊心傷，欲自我光榮，則遙希漢唐，欲聲斥末世，則心儀魏晉，以今例古，風氣遂成。”“由西歐的進步國家的社會與思想的變革，影響到后進國家的追蹤，并不是一個劇本的復演。來得愈遲，變得越快，舊的殘余也愈多……這種由發(fā)展的不平衡性而生的罅隙，對于更為后進更為老大的中國的青年，更有絕大的力量來把他們的感覺修削得更為銳敏?！爆F(xiàn)在看，以上的結(jié)論或許還有不少可以商量的余地，但大體已具，且都融合著自己的心得，此后隨著讀書和閱歷的深入，金克木不斷調(diào)整著這一結(jié)構(gòu)。沿著這個方向觀察，晚于《讀〈魯迅全集〉初記》三個月發(fā)表的《讀史涉筆》，就不妨看成金克木知識結(jié)構(gòu)補充及調(diào)整的嘗試。
《讀史涉筆》共五節(jié)，每節(jié)集中談論一個問題。第一節(jié)類似總論，談論史料和史才。史料的擇取，“初期只是好奇的文學的敘述……新史學專以客觀研究構(gòu)擬過去（Reconstruction）為主，又正在初興，而且十九世紀以來的嚴格考證之學是否流入史料的瑣屑的考訂，真正客觀的如實構(gòu)擬往古的可能到什么程度，人類是否能夠撇棄自己的當時的成見，都還是問題”，因而“懷成見的讀史，也并不見得絕對有害：往往因為所見之狹，反而看得深而且精”。只是這成見仍需標準，“要以基本史學訓練的有無與好壞來測量”，否則，就難免“有的人不加鑒別的東抄西撮堆集古董以充文學史，有的人便拼命夸張新發(fā)見，以荒謬淺薄的見解對傳統(tǒng)大肆譏彈，信口雌黃，自命心得，有的人則處處看見水火刀兵，有的人則不惜吹求細故以單文孤證自矜創(chuàng)獲，尤有甚者，以洋公式套中國史，而對舊書毫無根柢，不知抉擇史料，以磚瓦充炮彈，互相攻擊，而旁邊的大火藥庫竟看不見，以致公式未明，史跡已混，終于是所謂‘攪亂一天星斗’，還有的假托考證之名，抄撮一方面的材料以為政爭工具”。
“較鑒別史料（分析）鳩集史料（綜合）更進一步”，則有所謂“史才”問題：“這‘才’有兩點較具體而可以養(yǎng)成的必要條件：其一是‘科學的想象’（Ｈ.Ｍaspero），其二是‘了解的同情’（陳寅?。腥缦缕?，有如用兵，以不充分的已獲得條件判斷全局，舍想象無由，以自己代人著想，設身處地以求敵人的判斷與決心，非同情不可……打仗必須料敵，偵探必須揣摩賊情，這些又都必須依據(jù)實況才不致落空，讀史作史正是如此如出一轍。”先不說這兩條是否算得上史才的完備條件，金克木在此處提到的“以不充分的已獲得條件判斷全局”，不妨看成前面提到的讀書“看相”“望氣”之法的預演；而“設身處地以求敵人的判斷與決心”，也正是他“福爾摩斯讀書法”的先聲，“和作者、譯者同步走，盡管路途坎坷，仍會發(fā)現(xiàn)其中隱隱有福爾摩斯在偵查什么”，這樣讀書，“便像和一個朋友聊天，仿佛進入柏拉圖的書中和蘇格拉底對話，其味無窮，有疙瘩也不在話下了”。大概正是讀書和寫作自覺遵守著以上兩條，讀金克木的文章，不會有凌空蹈虛之感，而每每能落實到具體的社會和人事，甚且能還原出歷史當事人生動的面影。
第二、第三節(jié)承接前面的思路，談中國、日本、西方和世界史的編撰。因為中國和日本通史體大，難以速成，金克木建議“編一本《通史問題》，不以敷陳事實為主，以各時代之大問題提綱挈領，于研究大綱下臚列事實……可以作一般人略具通史知識者進修用書，可以作職業(yè)的教歷史編歷史者的南針，使知問題所在，不致信口開河”。與此同時，在西方史和世界史的編撰上，有人認為“中國人學西洋史決無超過西洋人的希望，而且直接原始史料無法可得，所以無法研究”，金克木覺得大可不必跟人比較長短，當務之急“只在填塞我們自己的需要”，遠水難解近渴，“即是轉(zhuǎn)販也無妨”。這個讀書寫作的思路，一直貫穿到金克木后期的寫作中，比如1980年代談青少年讀古書的問題，他就說，“現(xiàn)在迫切需要的是生動活潑，篇幅不長，能讓孩子和青少年看懂并發(fā)生興趣的入門講話，加上原書的編、選、注。原書要標點，點不斷的存疑，別硬斷或去考證；不要句句譯成白話去代替；不要注得太多；不要求處處都懂……有問題更好，能啟發(fā)讀者，不必忙下結(jié)論”。暫且放下完美之念，以用為先，我很想稱為“劍宗”式讀書法，可以在特定（或者可能是每個）人生階段鼓勵人銳意進取，堪與“以不充分的已獲得條件判斷全局”的主張并傳。
第四節(jié)轉(zhuǎn)而談佛教史和道教史，其目的在于把二者從“釋子學案”和“道人學案”中解放出來，讓其“不限于哲學史之邊界上”。那原因，是“我國之佛道二教于政治，社會，經(jīng)濟，文化各方面俱有深切關系，其興衰并非僅系其本教”。不過，雖言二教，重點卻在道，并比較儒釋總結(jié)其特點云：“一在其承認現(xiàn)世生命為美好，因此力求長生不老，用種種方法以求永壽，而尤其要緊的，即其永生而不舍人世快樂，且正因為人世快樂而羨求永生……其次，為求自己長生，于是不惜利用自己身外之一切以為手段，自煉丹服藥以至于房中術‘還精補腦’皆充分表現(xiàn)利己心理?！贝撕蟊鎰e道家跟道教，提問“道教之引附舊有道家思想，究竟是本有思想，因外來宗教影響而成形為教呢？抑是受外來宗教壓迫必須自成宗教，因而附會舊有思想藉以自重呢？”接著追溯道家及“黃老之言”的來處，“這一派在先漢一定已為‘顯學’，他們的師承由何而來？這中間轉(zhuǎn)變的樞紐當在有秦一代，而文獻湮沒無聞。秦新兩代實為歷史上重要轉(zhuǎn)捩期，以始皇王莽為儒家丑詆之故，竟致史跡泯沒，但道家溯源，如不明秦代史跡，恐在春秋戰(zhàn)國中兜圈子，未必能得定論”?？彀耸赀^去了，金克木這里提出的問題，不知道現(xiàn)在已經(jīng)解決了沒有？
此節(jié)結(jié)尾，金克木列出道教在不同時代及于社會層面的情形，要言不煩：“道家經(jīng)典托始于《老子》，而《老子》一書中即雜有陰陽術數(shù)成分。黃老信徒的漢初袞袞諸公，莫非擅長詐欺權(quán)術，而陰陽讖緯尚無所聞。權(quán)術一道，一直蒙儒家之外表，自董仲舒以至曾國藩，代有傳人。讖緯一道，盛于王莽而衰于東漢，魏晉以后遂為服食求仙之道教所替。再以后，遂分道教為正一全真南北二宗，一則注重修煉養(yǎng)性命，一則不廢作法術，有如喇嘛教之分黃教紅教。”金克木對道家和道教的關心貫穿一生，晚年寫了不少相關文章，基本思路似乎未出此大綱。魯迅曾謂“中國根柢全在道教”，周作人也言“真正的中國國民思想是道教的”，金克木關注道教，或許與此相關？
第五節(jié)談歷史人物，要點是“歷史人物與傳說人物本非一事，但歷史人物變化為傳說人物則數(shù)見不鮮”，如“關岳孔明楊家將之類”。這問題恐怕仍與道教有關——歷史人物變化為傳說人物，不正是社會道教化之一種？“這種變化，與其說是文人影響社會，不如說是民眾生產(chǎn)作者。所謂俗文學中的這一方面材料也很可加以整理，將凡非憑空想象的人物及史跡一一追溯其來源而加以區(qū)分，則俗文學本身以及其對一時代之社會人心交互影響之關系均將大為明顯?！笨疾爝@些變化，當然就來到了“文學史與社會史的邊界上”。這一問題，豈不就是金克木后來極為關注的“無文探隱”，方式是“從有文的文化考察無文的文化”？結(jié)合以上所言種種，是不是可以說，這篇《讀史涉筆》里，隱含著金克木一生寫作的大部分精神基因？
五
寫到這里，我忽然意識到，人有意無意的傾向，足以讓事物看起來不像是它本來的樣子。比如這次發(fā)現(xiàn)的八篇金克木佚文，臨近結(jié)尾了，我談論的不過四篇，不是跟周氏兄弟相關，就是牽扯到金克木的知識結(jié)構(gòu)，另外四篇文章似乎不曾存在。其實《圍棋戰(zhàn)術》開金克木寫圍棋并借圍棋談時事之先河；《忠奸之別》分析漢奸心態(tài)，鼓舞人們敢作敢為；《歸鴻》寫兩位愛好文學和鉆研古籍的朋友，本來文弱多感，卻義無反顧地投入抗日戰(zhàn)場；《秘書——地獄變相之一》大概可以稱為小說，或許因為寫于抗戰(zhàn)勝利之后，對性格浮夸（或許跟《歸鴻》中的兩位朋友原本是同類）、經(jīng)歷戰(zhàn)爭而毫無變化者投以諷刺，是金克木此后諸多半真半假的敘事作品的開端。
緊接著的問題是，雖然我早就注意到這批文章多寫于抗戰(zhàn)期間，或者跟抗戰(zhàn)有關，但還是會不經(jīng)意地忘記寫作當時的情形。等意識到這個問題，再回過頭來看各篇文章，發(fā)現(xiàn)抗戰(zhàn)幾乎是這些文章從未脫離的基本背景。除了直接相關的《歸鴻》和《秘書》，以及跟周作人相關的兩篇，看起來不相干的《讀〈魯迅全集〉初記》，也會提到，“魯迅所接受并發(fā)揚的這種思想，也有向下的危險的成分。它可以使人偏激奮發(fā)，也可以使人感慨玩世。明顯的例證是：魯迅與周作人先生的家教，學歷等等都一樣，而晚節(jié)卻那么不同。假如從北面南的是周作人先生而非魯迅，魯迅會不會在北平當教授玩碑帖而讓他的介弟在上海領導左翼青年？”或者離抗戰(zhàn)較遠的《讀史涉筆》，也不忘提醒，“（日人）那些對于中國古人尤其是中國民族性的一些荒謬絕倫的說法，直接給他們的教科書供材料，間接就為兵工廠制造炮手與炮灰”。
有意沒提《圍棋戰(zhàn)術》，是因為這文章的中心即分析對日戰(zhàn)術?；蛟S應該注意，這篇文章發(fā)表時，里面有諸多“×”，原因呢，當然是迫于當時的檢查制度，如戴望舒的回憶，“似乎《星座》是當時檢查的唯一的目標。在當時，報紙上是不準用‘敵’字的，‘日寇’更不用說了。在《星座》上，我雖則竭力避免，但總不能躲過檢查官的筆削……這種麻煩，一直維持到我編《星座》的最后一天”。有意味的是，進過有那么多“×”，金克木要表達的意思，仍然頑強地傳達了出來——“在×人所不著眼或不能致力的地方，廣布勢力，一旦主動便一鼓而殲×人。在這樣情形下才可以說×愈深入，對我愈有利，戰(zhàn)線愈長，罅隙愈多，勝利愈有把握?！薄拔覀冏鲬?zhàn)，不是一刀一槍對面相拼，而是自下而上地陷之以泥淖，噴之以火山?！薄拔覀冏鲬?zhàn)，不僅是一軍的戰(zhàn)爭，而且是政略的戰(zhàn)爭?！淋娂皞谓M織加速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崩潰，而不能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這樣雖欲運用以城市統(tǒng)制鄉(xiāng)村的進步的×國主義侵略的策略，也必然要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比绻慌掠腥苏f攀附，我們是不是能想到當時內(nèi)地的情形，從這些話里看出某種抗戰(zhàn)方針的必然性？
既然說到抗戰(zhàn)，就不得不提到漢奸問題。除了跟周作人相關的兩篇，佚文中的《忠奸之別》，也富有意味。文章對忠奸之別的描述，堪稱活畫，有意者不妨對照：“漢奸的手段之一便在找尋民眾的不滿現(xiàn)狀心理，趁虛而入，挑撥離間，使民眾不擁護抗戰(zhàn)領導機關。于是有許多話大家都不敢說，有許多事實大家都不敢暴露，為的是怕說了近似漢奸的話，分化減弱自己的力量，動搖民眾的信心，客觀上作了×人的工具。然而漢奸是無所顧忌的，他們反而盡量去說出對現(xiàn)狀的種種不滿，做了不滿現(xiàn)狀的傳聲筒?！泵鎸θ绱饲樾?，激昂慷慨固然無濟于事，束手以對似乎也不是妥當?shù)霓k法，金克木便在文章結(jié)尾提出了可能的判別標準：“我以為忠奸之分別……只看有無具體的事實與積極的明確的意見。若指摘弊端后即提出具體的改造意見（不是諉之名詞的空話），這是有利抗戰(zhàn)的。若說了一通壞話后便不聲不響，大有等‘皇軍’來超度的氣味，便是貨真價實的漢奸了。忠奸言論界限一判明，言論便更得自由了。否則，‘爭取’‘哀求’‘退讓’都無濟于事了。”
絆絆磕磕寫到這里，心情變得有些沉重，忽然想起《歸鴻》中一位朋友寫給金克木的信，因為有艱難時刻中的抒情，或許可以沖淡點兒壞情緒：“你能來也好，我當然希望你來，咱們大家在一起干；可是我不勸你來，因為怕你的身體受不了。我是發(fā)誓不過黃河了。也許三月五月，也許三年五年，咱們黃河北岸間。倘若見不到我的人，那么，別忘記臨風憑吊我一次。我是死也不會忘記我們在‘九一八’后的故鄉(xiāng)所共同經(jīng)歷的那些生活的。不過，我相信我不會看見你。那時，我一定向你報告我是怎樣從死中活過來的，可是你也得準備對我說，你在南方怎樣活著?！笔堑模蚰匣虮?，或出或處，或存或佚，若為有益之事，則不妨兩行，用不著提前你死我活一番不是嗎？話說到這里，不妨就引金克木翻譯的《奧義書》中句來結(jié)尾吧，雖然有點大而無當——
愿我倆同受庇佑。愿我倆同受保護。愿我倆共同努力。愿我倆的文化輝煌。永遠不要仇恨。唵！和平！和平！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