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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醫(yī)學筆記”是“失而復得”嗎 ——對仙臺講義問題的考辨
來源:中華讀書報 | 谷興云  2020年07月27日07:30

魯迅在仙臺醫(yī)專學習時留存的筆記本。

魯迅在《藤野先生》中寫道:“他(藤野先生)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讀到這里,人們可能因講義的遺失,而深感惋惜。可事后證明,“這講義”還在北京魯迅博物館珍藏著。個中原委,知者、編者、研究者等,一直存在不同說法,撲朔迷離,令人莫衷一是。本文根據多年所見資料,對有關幾個問題試予考辨。

宜稱“仙臺講義”

對魯迅所說“這講義”,歷來叫法不同,如,解剖學筆記,醫(yī)學筆記,課堂筆記,大學筆記,等等。據所見,這些名稱出現于文章題目的實例,分別有——

解剖學筆記:《魯迅〈解剖學筆記〉與藤野先生》(《魯迅研究資料》第4輯,1980年1月)、《魯迅的解剖學筆記初探》(《魯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等。

醫(yī)學筆記:《關于魯迅的“醫(yī)學筆記”》(《魯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期)、《從魯迅醫(yī)學筆記看醫(yī)學專業(yè)學生魯迅》(《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1期)等。

課堂筆記:《解剖學研究者所看到的魯迅課堂筆記》(《魯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1期,第91頁,《“中日魯迅研究學術研討會”綜述》一文引列)、《日本作家井上廈及日本醫(yī)學專家眼中的魯迅課堂筆記》(《魯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0期)等。

大學筆記:《魯迅的大學筆記》(《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1期,第12頁,《從魯迅醫(yī)學筆記看醫(yī)學專業(yè)學生魯迅》注釋3),僅見1例。

見聞有限,姑舉此數例??捎懻撜撸?/p>

以“《解剖學筆記》”(或不加書名號,或冠以“魯迅”“魯迅的”字樣,下同)名之,影響廣泛,受眾多。原因是,初中語文教科書中《藤野先生》一課的注釋,采用此名(詳下),為時大約持續(xù)30年(1980年代至2010年代)。其不確在于,在魯迅博物館珍藏的“這講義”中,解剖學筆記僅為其一種,不是全部;以此名統(tǒng)稱,屬于以偏概全。

以“醫(yī)學筆記”為其名,見于國內專文的,可能始于1997年(見上引篇名),嗣后學界多采用。事實是,此名早已用于指稱仙臺講義,見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內部資料)》(打印本)的有關著錄(詳下),編印時間是1959年7月。此名之不確,一是,仙臺講義中,有非醫(yī)學學科(有機化學)的筆記;二是,醫(yī)學筆記系泛稱,可適用于不同時期,不同對象,不同情況,比如,有關于醫(yī)學的自學筆記,有醫(yī)學課的課堂筆記,等等,此稱具體所指不清楚;三是,不合魯迅本意,他沒有使用此名。

至于“課堂筆記”和“大學筆記”,因有限制語(“課堂”或“大學”),比上面兩名稱范圍雖已縮小,但亦非魯迅用名(稱大學不準確,魯迅讀的是專門學校)。

以上幾種叫法,雖各有道理,卻均有明顯不足,應考慮以“仙臺講義”為其名稱,作為專名專稱。依據是:

第一,“講義”是魯迅本人用語。細讀《藤野先生》可知,文中“講義”出現9次,含義有所不同:指課程(學科名稱),指講課內容的,各一例,指課堂筆記(聽課記錄)的,有7處。7處中,“這講義也遺失在內”的“講義”,指改正后已定型的課堂筆記。(參看拙文《魯迅用詞“講義”研究——兼評〈魯迅大辭典〉相關條目》,《紹興魯迅研究》2017年)因此,以“講義”名之,是對魯迅本意和原作的尊重。

第二,冠以“仙臺”二字,可體現其特殊性,即筆記的時空特點——魯迅求學于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時的課堂筆記。類似的,如現存第一封魯迅書信(《魯迅書信集》的首封書簡),1904年10月8日《致 蔣抑卮》,因其寫于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被稱為仙臺書簡。以“仙臺講義”為專名,既精準,又可顯示其獨特性。

如何給“這講義也遺失在內”的“講義”命名,應是值得研究的問題。這里陳述一愚之見,謹供參考。

“失而復得”說溯源

最早述說“這講義”遺失問題的,是上面提到的《魯迅〈解剖學筆記〉與魯迅藤野先生》,系1980年初出版的《魯迅研究資料》(第4輯)的一篇短文(補白),作者署名葉子。全文如下:

1926年魯迅在回憶性散文《藤野先生》中,懷著惋惜的心情講到藤野先生為他“改正的講義”——《解剖學筆記》遺失了。1951年紹興人民政府和當地人民在魯迅的家鄉(xiāng)發(fā)現了魯迅家藏的三箱書,從中找到了魯迅的《解剖學筆記》,一共6厚冊,計有解剖學、感覺生理學、組織學、病變學、血管學、有機化學。共1049頁,全都是用日文寫的。藍色和黑色的鋼筆字跡工整、秀麗。每冊中都有多幅用鋼筆和彩色鉛筆繪的圖,細致而清晰。上面確有藤野先生多用用(衍字?)紅鋼筆修改的字跡。這是一份非常珍貴的文物,現遵(珍?)藏在北京魯迅博物館。(葉子)(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 第157頁)(下稱“葉文”)

“葉文”的要點有四:1.首次提出,遺失的講義是1951年在紹興(魯迅家鄉(xiāng))發(fā)現的。2.發(fā)現者是紹興人民政府和當地人民。3.《解剖學筆記》共6厚冊,介紹了各冊名稱、總頁數和書寫、繪圖、修改等情狀。4.現在收藏處是北京魯迅博物館。

稍后,初中語文教科書的編者,即根據“葉文”內容和文字,對《藤野先生》課文中,“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一事,加上注釋。注文為:

那本《解剖學筆記》后在1951年從魯迅家藏三箱書中找到,現藏于魯迅紀念館。(據義務教育教科書《語文》八年級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第10頁)

按,在初中語文教科書《藤野先生》一課,編者為“這講義也遺失在內”加注釋,始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2年的版本,以后多有修訂。最新版本是,2017年該社出版的部編本義務教育教科書;此版《語文》八年級上冊第25頁,注文改為:“藤野先生‘所改正的講義’20世紀50年代從魯迅留在紹興的藏書中被找到,現收藏于北京魯迅博物館?!?/p>

教科書的注釋,文字較簡短,包含了“葉文”的三個要點,《解剖學筆記》找到的時間(1951年)、地點(魯迅家藏三箱書)和收藏處(先說是“魯迅紀念館”,后改為“北京魯迅博物館”)。

這兩份材料有一個共同點,都沒有使用“失而復得”,以說明講義的發(fā)現(找到)經過。

第一次用“失而復得”表述的,是上引《魯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期發(fā)表的《關于魯迅的“醫(yī)學筆記”》,作者署名楊燕麗(下稱“楊文”)。

“楊文”首句說:“魯迅的‘醫(yī)學筆記’,即魯迅在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讀書時的課堂筆記,無疑是有關魯迅學醫(yī)的重要史料。”這是開宗明義,說明“醫(yī)學筆記”的內涵,有正名之意(不再稱“《解剖學筆記》”)。

文列6個小標題(即6方面內容),第1個就是“‘醫(yī)學筆記’的‘失而復得’”。關于“失而復得”,相關文字是:

后來的事實說明,‘醫(yī)學筆記’遺失的說法,是魯迅的記憶有誤。

全國解放后,紹興因籌建魯迅紀念館而征集文物,發(fā)現在張梓生家中存有三箱魯迅藏書,其中就有魯迅的‘醫(yī)學筆記’。紹興的同志及時把‘醫(yī)學筆記’送交許廣平。1956年,許廣平把它捐贈給北京魯迅博物館,一直保存至今。

原來,1919年12月魯迅回紹興遷居時,曾將一部分不準備帶走的書籍、課本、墨跡等三大箱,寄存在鄉(xiāng)友張梓生家中。其他大部分書籍則委托運送局托運至北京。這些書籍運到北京時,因一口書箱毀壞,丟失了半箱書,于是魯迅從此誤認為‘醫(yī)學筆記’也在其中了。

“楊文”的重要性在于:第一,作者說及“由于工作關系”,對“一些情況有所了解”,即具有知者身份。第二,接續(xù)“葉文”,具體介紹魯迅博物館所存仙臺講義的來源、冊數、形式、內容、修改等情況。第三,第一次使用“醫(yī)學筆記”名稱撰文,且以“失而復得”表述講義遺失問題。

關于“失而復得”,其要點有:1.點明魯迅記憶有誤。2.關于經過,說發(fā)現時間是全國解放后,原因是因籌建紀念館而征集文物,地點是張梓生家,等等。3.收藏來源是,紹興同志把講義送交許廣平,許廣平再捐贈魯迅博物館。4.是魯迅回紹興遷居時,將三箱書寄存張梓生家。5.解釋魯迅記憶有誤的原因。

“楊文”的發(fā)表,對學者的研究產生影響。關于《藤野先生》及仙臺講義的論著(所見均為日本醫(yī)學專業(yè)學者的撰述),多與“楊文”有關聯。

“楊文”的影響,還表現在:至今有的研究者還在敘說“失而復得”的經過,如《藤野先生與“失而復得”的醫(yī)學筆記》一文說:

但令先生(魯迅)想不到的是,在他逝世十幾年以后,這些醫(yī)學筆記又‘失而復得’了。原來當年魯迅回紹興遷居時,還將一部分不準備帶走的書籍和手稿寄存在朋友家里,醫(yī)學筆記其實誤放在里邊了,而帶回北京的書中根本就沒有醫(yī)學筆記,是他記錯了。解放后,紹興魯迅紀念館征集文物時,發(fā)現了這些筆記,許廣平就把他捐獻給了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博物館官網“創(chuàng)作園地”,署名劉晴,發(fā)布日期:2015年7月20日)

此文所述,明顯依據“楊文”的“失而復得”說,且直接判斷為:“帶回北京的書中根本就沒有醫(yī)學筆記”。

以上追述的,“失而復得”說的由來,以及遺失講義問題的不同解說版本,雖講法不一,卻均源于北京的知者。其說值得探究,主要問題是兩個:其一,仙臺講義是否真的從紹興發(fā)現(找到);其二,魯迅記憶有誤,誤在哪里。

應該聽聽紹興的當事者,是怎么說的。

當事者的記述和有關記載

關于在魯迅家鄉(xiāng)(張梓生家)發(fā)現三箱書,紹興的當事者說法不同。如,當年在魯迅家里做工友,三箱書發(fā)現者之一的王鶴照(“照”或作“招”),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文的《向故鄉(xiāng)告別的時候》一節(jié)說:

還有當年寄存在五云門外張梓生家里的三箱書,也是在解放后我陪紀念館同志去找回來的,這三箱書已在張先生家里放了30多年,從書箱里發(fā)現了不少非常珍貴的墨跡,其中有魯迅先生17歲時的手抄本《二樹山人寫梅歌》,有經魯迅先生親自批注過的三本《花鏡》,有魯迅先生在南京讀書時手抄本:《幾何學》《開方》《八線》《開方提要》。還有介孚公(魯迅祖父)手筆《漫游記略》、伯宜公(魯迅父親)手筆《禹貢》等等。(據魯迅博物館 魯迅研究室 《魯迅研究月刊》選編:《魯迅回憶錄》散篇,上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30頁)(下稱“王文”)

按,王鶴照的這篇回憶,最初刊發(fā)在《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1輯,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時間是1962年5月。(紹興魯學研究者周芾棠,在其所著《鄉(xiāng)土憶錄——魯迅親友憶魯迅》中,首篇收錄了《魯迅故家老工友憶魯迅》一文,此系王鶴照回憶文的另一版本,兩文內容相同而文字略異,可以參看。周著,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王文”是最早憶述在紹興家鄉(xiāng),發(fā)現魯迅珍貴文物一事的文章。

王鶴照既是到張梓生家里,發(fā)現魯迅家所藏三箱書的經手人(當事者)之一,他的回憶應是確切可信的。值得特別注意,也是其回憶重點之一的,在于:從三箱書中找到的,是“南京讀書時手抄本”,不是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的課堂筆記,即仙臺講義。

再看另一經手人,即“王文”所說的“(紹興魯迅)紀念館同志”(曾為紀念館負責人,已故紹興魯學研究者),張能耿的憶述:

這(指“葉文”)與事實是有出入的。因為我是當時找回這三箱書的經手人之一,所以完全了解這方面的情況。

紹興發(fā)現寄存在張梓生家里的三箱書,時間是1952年。那時張梓生不在家鄉(xiāng),我們是在許廣平同志寄贈給紹興魯迅紀念館的《紹興存件及付款簿》里看到記載。因為那是1919年魯迅搬家北上時,關于家具處理情況的一本記錄簿。其中記述說:‘張梓生兄處寄存:黃漆書箱兩只,內裝滿書籍,又書一板箱?!@就引起了當年在魯迅家里做工友,解放后到了紹興魯迅紀念館工作的王鶴招同志的回憶。于是我與王鶴招同志就到紹興鄉(xiāng)下去找張梓生同志的老家。張梓生出外多年,老家無人,但還有一些家具放在楊祊老家。在鄉(xiāng)人民政府一位副鄉(xiāng)長的協(xié)助下,我們看到了這些家具,順利地找到了魯迅在1919年寄存的三箱藏書。從中發(fā)現了魯迅少年時代手抄的《二樹山人寫梅歌》并經魯迅批注過的《花鏡》和他在南京讀書時的4本數學手抄本:幾何、開方、八線、開方提要。其中并無《解剖學筆記》,(“葉文”)說該《筆記》是在紹興發(fā)現,這是弄錯的。(張能耿:《魯迅與紹興有關人物·魯迅與張梓生》,見張梓生著《魯迅早期事跡別錄》,河北出人民版社,1981年11月,第206頁)(下稱“張文”)

相比于“王文”的內容,“張文”關于發(fā)現三箱書的憶述,更具體、更清楚,其重要性是:直接指明“葉文”(實際包括“楊文”)的說法,“這是弄錯的”,即,確指在紹興發(fā)現的并非仙臺講義。

在兩位經手人的個人追述之外,還可依據紹興魯迅紀念館(館方)的有關記載,進行比對和驗證。以下是紀念館有關記載的摘錄:

1953年 1月4日 收到許廣平贈寄的《紹興存件及付款簿》,此為當年魯迅舉家北遷時紹興家具寄存、出售的情況記錄,它為紀念館收集魯迅文物,提供了重要線索。

3月6日 根據《紹興存件及付款簿》中的線索,從紹興縣皋北鄉(xiāng)洋浜村張梓生家取回當年魯迅家寄存的三箱藏書。

13日 查閱三箱藏書,發(fā)現內有魯迅在南京求學時期手抄的《開方》、《開方提要》、《幾何學》、《八線》等極為珍貴的文物。

4月2日 整理三箱藏書,并初步鑒定、編目。

5月11日 周建人來信告知魯迅確實校閱過《花鏡》等書,但書上批注是否魯迅手跡有待查實(后經鑒定,《花鏡》等書批注確系魯迅手跡)。(《紹興魯迅紀念館大事記(1949-1988)》,紹興魯迅紀念館編印,1988年9月,第10-11頁)

《紹興魯迅紀念館大事記》載明,在三箱書中發(fā)現的,是南京求學時期的手抄件數種(不是仙臺講義)。(按,據此《大事記》,從張梓生家取回三箱藏書的確切時間,是1953年3月6日,“張文”誤為1952年,應是記憶不確所致。)

依據“王文”“張文”,以及紹興魯迅紀念館《大事記》的記載,回到上文提到的兩個主要問題。其一,仙臺講義是否真的從紹興發(fā)現(找到)?答案是,否。即,在紹興發(fā)現的是南京手抄本,不是仙臺講義。其二,魯迅記憶有誤,誤在哪里?答案是,誤在:仙臺講義沒有遺失,也沒有放在寄存的三箱書中,它原本就在運回北京的書箱里(并非“帶回北京的書中根本就沒有醫(yī)學筆記”),以后一直保存于魯迅家中;也就是說,沒有“失而復得”這回事。

就具體事項而言,比較“葉文”“楊文”等說法,和紹興兩經手人所說(包括紀念館《大事記》記載),京、紹兩地人士,對三箱書的發(fā)現時間、原因、發(fā)現者、經過等的敘述,多有不同,不必一一列舉。其中,“楊文”所說,“紹興的同志及時把‘醫(yī)學筆記’送交許廣平”,此事紀念館《大事記》無記載,不能證實。按情理,如上繳魯迅珍貴文物,應報送中央有關部門,如國務院文物局,或國家博物館等,不會送交個人,何況是不作記錄,亦無交接手續(xù)(文字憑據)的送交。

影響所及和其他問題

藤野先生改正的講義“失而復得”說,提出至今20余年,似已成為學界和社會共識。影響所及,此說被重要著作和辭書,作為撰述相關事項的依據。茲舉二例:

如,《魯迅年譜長編》第1卷(1881-1921)的相關記載:

1919年12月1日1 離京回紹。2日抵上海,3日抵杭州,4日抵故鄉(xiāng)紹興,在家停留至是本月24日。與同族10多戶人家共同賣掉新臺門宅。魯迅將家中什物‘可送的送,可賣的賣’,把三只書箱寄存在張梓生家中(箱中有魯迅手抄《二樹山人寫梅歌》,南京讀書時的《幾何》《開方》等筆記,以及在日本讀書時的醫(yī)學筆記等)。(魯迅博物館 魯迅研究室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2年11月,第351頁)(下稱“長編”)

再如,《魯迅大辭典》的“醫(yī)學筆記”條:

醫(yī)學筆記 魯迅在日本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學習時所記,合訂成6厚冊,共954頁。計有:解剖學(包括:骨學、韌帶學、筋學、內臟學、血管學、神經學、五官器學)、組織學、病理學、有機化學。筆記用日文書寫,藍色鋼筆字,整潔秀麗。每冊內均有用彩色筆精細繪制的醫(yī)學解剖圖。血管學筆記共334頁,其中310頁均經藤野先生詳細修改。在一些著重修改的地方,藤野先生還注有:‘注意:此圖中訂正……’的字樣。確如魯迅所說,他的講義‘從頭到末’都修改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都也都一一訂正?!斞甘终鋹圻@些筆記。他說:‘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919年舉家從紹興遷往北京時,不幸‘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ā短僖跋壬罚?949年后,從紹興農村發(fā)現了這批文物,其中就有這6冊醫(yī)學筆記。后由許廣平捐贈北京魯迅博物館。(人民文學出版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208頁)(下稱“大辭典”)

“長編”和“大辭典”二書,是魯迅研究的重要參考書和辭典,為研究者常備、常查。受“失而復得”說影響:二書均采用“醫(yī)學筆記”名稱;關于遺失講義的說明,或稱“(寄存在張梓生家的)箱中有魯迅……在日本讀書時的醫(yī)學筆記”,或說“1949年后,從紹興農村發(fā)現”;“大辭典”云,“后由許廣平捐贈北京魯迅博物館”。這些都來自“失而復得”說,不符實情。

在名稱和“失而復得”之外,二書還涉及別的有關問題,可一并在此討論。

“大辭典”的“醫(yī)學筆記”條目,另涉及仙臺講義幾個問題,各處表述不已,似仍有討論的必要:

如,仙臺講義6冊的頁數是多少?

“大辭典”的第1句說到:“合訂成6厚冊,共954頁”。此總頁數有待驗證。

據《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內部資料)》(打印本,第79頁)著錄:

醫(yī)學筆記 記于日本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 病變論 193頁 脈管學 334頁 解剖學 306頁 有機化學 296頁 五官器學 325頁 組織學 349頁(下稱“藏書目錄”)

由“藏書目錄”的記載,各冊頁數之和,為1803頁?!叭~文”提供的數字,是“共1049頁”?!皸钗摹蔽凑f及頁數。上文引列的《從魯迅醫(yī)學筆記看醫(yī)學專業(yè)學生魯迅》中,《表1 魯迅醫(yī)學筆記的內容》(下稱“表1”)統(tǒng)計的各冊頁數分別是:第1冊306頁 第2冊 328頁 第3冊 349頁 第4冊 323頁 第5冊193頁 第6冊279頁。6冊相加,總頁數是1778 頁;《表5 魯迅醫(yī)學筆記中的課堂筆記的特征》(下稱“表5”)細列有任課教師的講課記錄,在各冊的頁數,其和是1787頁。

另在上引《魯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0期所載,《日本作家井上廈及日本醫(yī)學專家眼中的魯迅課堂筆記》(署名張立波,下稱“課堂筆記”)一文中,披露兩個頁數,一個是954頁,一個是1806頁。原句分別是:“此次展示的是北京魯迅博物館所珍藏的魯迅留學仙臺期間的課堂筆記,共有6冊954頁?!薄?005年北京魯迅博物館把魯迅醫(yī)學筆記全部6冊1806頁的電子復制版贈給了東北大學。”

以上6個頁數:“藏書目錄”1803頁,“葉文”1049頁,“表1”1778頁,“表5”1787頁,“課堂筆記”(1)954頁,“課堂筆記”(2)1806頁,和“大辭典”的954頁核對,只有“課堂筆記”(1)的954頁與之相同(可能同一來源),其余均相差數頁,或幾十頁乃至數百頁。頁數之所以相異,可能因計數方法不同所致。比如,每頁有正反兩面,或者有的按一面算一頁,有的按正反兩面合為一頁,等等。

據此,仙臺講義的頁數(各冊確切頁數和6冊總頁數),似可再做核算統(tǒng)計,以求表述精準。

再如,仙臺講義6冊合訂本的各冊名稱和排序如何?以及仙臺講義的書寫情況(包括所用文字、用筆和顏色、繪圖等)是怎樣的?仙臺講義6冊合訂本中,藤野先生修改了多少?魯迅所說,“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應如何理解?等等。期待有更為謹嚴、準確的考辨、討論。

(本文寫作中,承紹興魯迅紀念館顧紅亞女史,惠示重要資料,謹此致謝?。?/span>